红军改编八路军的艰难历程

　　红军改编八路军的艰难历程

　　张家康

　　1936年1月，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受蒋介石指派，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国共恢复合作、共同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就主要包括有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内容。这种谈判后来又艰难地进行了多次。直至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蒋介石的策略是最后瓦解红军

　　1935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本年驱逐毛泽东主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德)、徐(向前)残匪虽未肃清，然已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窜扰宁远，而鄂西肖(克)、贺(龙)亦不能负隅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之特点也。至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东北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

　　这个“七分成功”的“剿共”战果，在蒋介石看来，已基本达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效果，1936年就要“以抗倭为中心”。中日两国相比，国力悬殊，要以弱国战胜强国，必须求得国际援助。蒋介石最先想到英、美西方大国，可是，英、美大国却隔岸观火，采取所谓中立策略。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苏联，况且，苏联当时也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想借助苏联影响中共。

　　1936年1月17日，邓文仪与王明会谈。邓文仪给王明开出了国共合作的路线图，那就是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其领导及工作人员可参加国民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必须要有统一的军事领导;国共两党可以恢复到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邓文仪承诺，国民政府可以在经济上帮助红军度过目前的困难，但是，红军改编后应即赴内蒙古，以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邓文仪还希望中共能够促使苏联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此时，远在陕北的红军正在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与处在“剿共”前线的东北军达成相互理解的互不侵犯条约。

　　早在1935年夏，中共执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抗日反蒋，主张成立各党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无疑，这与蒋介石要将苏维埃政府、红军纳入国民政府体制的改制、改编相距甚远。王明不在国内，中共和红军的情况，他亦不甚了了，所以，没有贸然应允邓文仪，而是让他去国内谈，并说凡涉及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红军改编，共同抗日，本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可是，蒋介石却借改编的大旗，兜售其收编的私货，这在他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暴露无遗。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应施加这样的影响力，就是促使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又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

　　中共当然清楚蒋介石的真正动机和用心，“改制”也罢，“改编”也罢，在蒋介石都是巧言如簧，意在欺骗，真实的目的是以招安的方式将共产党及其武装完全地融入到他的体制之中。这一点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名义，在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说：“蒋介石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陕北红军在与东北军秘密达成谅解后，胜利地完成东征，横扫山西十多个县，兵逼河北和绥远，这使蒋介石更加担惊受怕。他调集中央军进行追剿，红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又于5月初退回陕北。这时，蒋介石又让国民党谈判代表曾养甫给中共传递四项具体条件：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编，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党的领袖来南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这四项具体条件不乏积极的态度，但问题症结在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在解释这四项条件时，明确表示“势难赞同”中共所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至于谈到中共与改编后的红军的关系，这位代表尽管闪烁其词地以“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惟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相搪塞，其实质内容却是要中共放弃对改编后红军的领导。至于红军的出路则“最好另辟新土”，这个“新土”就是外蒙边境。此时，外蒙已成日苏的军事关注点。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俄之战争，以理测之当在眉睫矣。”把红军发配到“当在眉睫”的火场外蒙，其用心已是不言而喻。

　　蒋介石：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

　　毛泽东在给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刚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且仍在被国民党追剿的红军，不愿向国民党兴问罪之师，只得巧与周旋。针对国民党的四项条件，中共北方局也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应对的方案，在国民党没有“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下，中共“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

　　话是说绝了，但是这里有个前置词“在今天”，换句话说，一旦明天国民党放弃剿灭红军的军事行动，真正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和红军有了公正的定位，那么，中共也定会服从全民抗日的全局，同意放弃苏维埃和红军的名称和形式。

　　其实，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也不再进行策动反蒋的事变。中共中央还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以期“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国共两党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之。”表示愿意外出商谈两党两军相关问题，并希望陈氏兄弟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两广事变后，对红军的态度又强硬了起来。在他看来长期以来威胁南京政府的两广势力，现在都已被他摧毁得土崩瓦解，收拾偏处陕北弹丸之地的疲惫之师红军，更是不在话下。曾养甫十分明确地告诉中共代表张子华，国共两党达成妥协的基础是陈立夫所提的四项条件，而这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中共“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已根本不是原先意义上的改编，而是货真价实的收编。

　　民族危机，大敌当前。中共惟一的选择只能是妥协和让步。毛泽东说：“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只调个别人(如白崇禧等)去南京做官。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不同，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现实。”毛泽东所说的“现实”，就是敌强我弱。照“广西的办法”解决，虽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相去甚远，但是，毕竟我们还可以争取一个“实际”，即“红军基本不动”。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为了求得苏联的援助，红军发动了宁夏战役。在国民党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红军连连受挫。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共二万一千二百人虽成功地西渡黄河，控制了一条山地区，但是，这一带的自然环境极不利于大部队的长期停留和生存。徐向前、陈昌浩在致中央的电文中说：“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这便是西路军。红军的两支部队被阻隔在黄河两岸，互相不得照应驰援，军事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红军为了生存和发展，再次作出让步。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表示可以接受陈立夫所提四条，即共产党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同时委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重开谈判。没想到陈立夫在会谈时，竟然以发通牒的口气，要求立即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潘汉年当即予以拒绝，并拿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要求以此为基础谈判。

　　这个草案就国共合作有着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就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停止取消根据地，红军参加全国抗战时，服从“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但“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国共代表会谈已接近核心的问题：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后两个问题都可以具体磋商，惟独红军问题最为棘手。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蒋介石旧话重提，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仍要将红军发配到外蒙边境，让其自生自灭。

　　潘汉年曾当面揭穿：这怕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有如此想法，是不应该的。这样磋商合作，恐怕不太合适。陈立夫也承认，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谈判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国共就军队问题，谈了那么久，根子仍在红军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蒋介石费尽心机，就是要将这支军队从共产党那里剥离出来。这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况且，共产国际也给中共明确指示：谈判的结果必须是“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让其转告陈立夫，这种条件，使我们“无法接受”。

　　周恩来：我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什么

　　红军发动的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一个多旅。蒋介石从胡部的失利中改变了态度，又伸出了橄榄枝，指示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原¬先只允红军三千人，现在可以保留到三万人，不是编遣，而是改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亲率众多军政要员飞赴西安，要倾其全力把红军赶到外蒙边境。他在日记中写道：“欲使匪渡河北窜，则非余进驻西安不可!盖形成紧张，增进局势，匪自不敢久踞矣。”这样，“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

　　蒋介石虽将红军人数扩大了十倍，可却附加了苛刻的约束条件，苏区和红军必须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更否认中共与其谈判的平等，仍然摆出一副招安的态势。中共中央在接受潘汉年的来电后，立即回电：谈判显然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注)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此时距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就两天的时间。西安事变的爆发，突然中止了蒋介石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他所希望的把红军赶往外蒙边境的设想，再也不能实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公开结盟，使原¬本处于逆势的红军有了明显的转机。气势汹汹的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了阶下囚。一切都来得那么的突然，那么的出乎意料。几乎是在事变的第一时间，张学良给中共中央拍去电报，要求参与事变的善后，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等来西安协商。

　　蒋介石被扣，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帮人，别有用心地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兴兵讨伐，西安和南京一时形成军事对峙。更令中共中央感到为难的是，苏共和共产国际都公开指责张学良，而且措词极不恰当。中共中央这时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事变后六日，延安还是一片“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的声音，这时就不得不放弃这种宣传，公开以第三者的身份，尽力做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工作。周恩来于事变后的第五天到达西安。蒋介石的姻弟宋子文也来西安善后。

　　经¬张学良安排，宋子文与周恩来于23日会谈，没想到会谈取得意料不到的结果。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条件，其中首要的是：“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关于红军，则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据张学良转告，蒋介石同意停战，“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联红容共，蒋主张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周恩来与宋子文的会谈，引起蒋介石的兴趣，25日上午，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蒋、周会晤的当事人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当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西安飞往洛阳再到南京。国民党代表张冲代表蒋介石对中共作了三点确认，其中就有：红军驻地“延川、延长、肤施、?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回应，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告之需向蒋介石表明：“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反对之。”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让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这样的意愿：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再“剿共”，并保证红军的最低限度之供养等。蒋介石倒也同意了上述的意愿，于1937年1月31日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年给20万至30万的经¬费。两党联合抗日，红军可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朱德、彭德怀：立即自动改编向全国公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为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明确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此政治保证的前提下，周恩来向张冲就红军改编，正式提出意见，红军应改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以组成一路军，照中央军待遇，如果迟缓改编，每月对红军的接济至少百万。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了东北军、十七路军问题后，以为红军问题已有章可循¬。他仍不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位置，甚至认为红军不是改编而是投降。至于红军改编为一路军的意见，断然被他拒绝。他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今则时移情迁，……中央准编其为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

　　蒋介石料到中共不会接受这个数字，2月27日，张冲又带来蒋介石的新意见，红军可改编为三师九团。此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大概有六七万之数，除却失利的西路军，也有四万多人，如果接近这个数字，多少还是可以接受。3月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指出：“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周恩来与张冲交涉谈判，并达成这样的协议：“(一)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并设某路军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为统帅四个师的某路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五)原有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结束;(六)原¬有红军的医院、学校保留;(七)编余老弱病残由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八)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

　　红军改编后的建制和人数，双方一直在磋商谈判之中，很难最后决定，而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蒋介石所孜孜以求的是要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这在他的日记中暴露无遗，“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深得其要领的贺衷寒，竟然对会谈形成的、并将送达蒋介石最后决定的草案，擅自作了重大改动。

　　这些改动是：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改编后的红军定员，被裁减为三个师，二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这些改动不仅使周恩来深感不满，就是张冲也觉得这个草案对中共太苛刻。

　　中共对此迅速作出反应，3月1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指示避开顾、贺，直接去南京或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就此定出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军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人，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并且声明：“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蒋介石此时也急于要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所以立即电约周恩来面谈。3月和6月，周恩来在杭州和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对周恩来交谈所坚持的中共几项原¬则，其中尤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等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十分爽快地说：这些小节不成问题。他所反复向周恩来讲的是“要求共党改正组织，决定政策，并承认谁¬为领导者”。6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与周恩来会谈后，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帅，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民抗战的兴起，蒋介石本应顺应抗战大局，降低与中共的谈判条件，以便红军早早完成改编，奔赴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就是不让设立总指挥部，以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对此表示出最为坚决的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他们主张，不论蒋介石同意与否，我们“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

　　战事的发展已由不得蒋介石，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根据国共谈判协¬议，发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根据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将近五万人。10月，中共领导的南方8省11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自2012第2期《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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