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父
当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在1941年过世时，19岁的西哈努克正在越南西贡上学。在那所法国人的学校里，他擅长的是古典文学、音乐和戏剧。王位的继承是王位委员会推选的结果，换句话说，这是法国的选择。那时，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已进入第78个年头。
根据法国官方的说法，西哈努克是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的后裔，立他为国王，有助于缓解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但外界相信，这一决定其实是基于一种判断：年轻的西哈努克是王室中最没有独立想法的人。他尊重法国文化，在法国学校里学习，写作都用法语;他是易于驯服的纨绔子弟：喜欢跑车、赛马，追逐女孩。
法国人并没有发现，西哈努克对掌握个人和国家命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在少年西哈努克的记忆里，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对处理行政事务毫无兴趣，他几乎从不阅读任何递交给他的文件，他只是签上名字，令它们生效。西哈努克曾尖刻地讽刺说，外祖父就像是法国人训练好的只会说“是”的鹦鹉。
“花花公子的名声模糊了西哈努克的真实政治能量。”历史学家大卫·钱德勒告诉本刊，“作为国王，西哈努克是柬埔寨人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民族的实体象征，也因为在这个佛教国度，他同时也是精神领袖。重要的是，西哈努克并没有忽视他的政治能力。他经常召开皇室见面会，听取民众的疾苦;他四处发表演说;他的个人魅力极富感染力，他也有足够的智慧和渴望去改变柬埔寨人的生活。”
1945年，日军占领造成的真空一度短暂中断了柬埔寨的殖民。西哈努克借此机会迅速终结了两项法律：一项强制将高棉文字改称罗马字母;另一项是撤换掉柬埔寨一直使用的佛教历法。在他看来：“我们柬埔寨人尊重古代传下来的旧法规和习俗，法国的法律是要剥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但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方式上，西哈努克和当时掌握政权的民主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民主党主张以激烈的方式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西哈努克则主张以较温和的方式，在不伤害与法国关系的前提下使柬埔寨获得完全独立。1947年时，他解释说：“没有人比我更渴望独立，但我们的国家如此贫穷，根本无力保卫自己。我们依赖一些大国为我们提供技术和军队，如果没有法国，还会有其他国家来取代法国。”
在柬埔寨内部，由于民主党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制，反对君主制，他们和西哈努克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对于西哈努克来说，这种和平独立的道路选择也为自己提供了政治回旋的空间：国王可以凭借宪法所赋予权力和法国的支持削弱民主党的势力。1949年11月和1953年1月，他两次解散民主党议会。
西哈努克向人民许诺，3年内实现柬埔寨的完全独立。“那时，他已经完成向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转变，他清楚地感觉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正在消失。”大卫·钱德勒这样认为。
1953年2月，西哈努克前往法国，他相信自己找到了法国的弱点。当时，柬埔寨全境有一半的国土被反殖民武装自由高棉阵线控制。“自由高棉阵线的宣传说我是独立的最大障碍。他们说我和我的政府都太法国化了。”西哈努克对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这样说，“那么，我现在问你，总统阁下，如果我不能捍卫民众的权利，我如何能够回击这种宣传?我认为，让柬埔寨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是法国的责任，也符合法国的利益。”
但是，举行了数次高层会议，并与法国总统进行了一次午餐会后，西哈努克最终被告知，其要求是“不合时宜”的。根据1949年的《法柬协议》，柬埔寨作为自治王国，其军队和外交都由法国控制。当时，法国对越南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八年，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他们对越战争的重要据点。一位法国外交官对美国大使形容说，西哈努克“杀气腾腾”，他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威胁赶走“友好的”法国。
被回绝后，西哈努克转而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西哈努克粗暴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必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此刻我们更需要团结，而不是喋喋不休去搞分裂。你与法国闹分歧只会让我们的共同敌人坐收渔利，你们国家要是没有法国军队的帮助，将很快被共产党征服，你们的独立也就报销了。”“深感失望。”西哈努克这样向《纽约时报》形容他的感受。但也许正是杜勒斯的反应启发了西哈努克：令法国和美国真正担忧的是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而非自由高棉阵线。越盟向柬埔寨的渗透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这次重要的采访中，西哈努克抛出这样的观点：如果柬埔寨不能独立，柬埔寨人就会拿起武器反对现政府，加入越盟。这次采访获得了西哈努克期盼已久的效果，很快，法国人说想和他谈谈。1953年4月，当他在日本访问时，杜勒斯也开始催促他和法国谈判。这年11月9日，法国就承认了柬埔寨的独立。
不要美元要尊严
兵不血刃地赢得独立让西哈努克的政治声望达到了顶点。但对他而言，身处作为“冷战”前沿的印度支那地区，美苏在邻国越南的争夺日益激烈，弱小的柬埔寨如何保持这得之不易的独立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10年后，西哈努克给出了他的最终答案。这年11月，柬埔寨王国政府通知美国政府，将不再继续接受“任何形式，哪怕数量很少的美国援助”。两年后，柬埔寨宣布与美国断交。
然而就在10年前，柬埔寨和美国的合作几乎是一拍即合的事。1954年，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大国博弈的结果是：承认柬埔寨、老挝以及越南独立，一切外国军队从三国领土上撤出;三国不参加军事同盟，不得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印支扩张”的政策破产。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越南北方的成立，被美国政府视为自“失去”中国后最大的失败。
在这一背景下，小国柬埔寨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突然变得重要起来。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还未结束，美国派驻日内瓦会议观察员、副国务卿史密斯就发回一封电报，建议在日内瓦会议的某个阶段宣布向柬埔寨派驻大使。美国驻金边的临时代办麦克林德克该年6月在向国务院发回的电文中说：“通过正确的处理和巧妙的外交谈判，柬埔寨的人力资源对美国的外交来说是一笔真正的财富。”而就在日内瓦停战协议签署的次日，柬埔寨首相宾努会晤美国驻金边临时代办古德曼，重申柬埔寨希望获得美国的直接援助。
但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柬埔寨并没有意愿加入美国1954年9月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拒绝成为反共军事屏障中的一环。用西哈努克的话说：“当大象在打架的时候，蚂蚁应当躲到一旁。”
在美国人看来，西哈努克善变而难以捉摸：他在国内严控共产主义运动，但却不拘于向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表示友好;他需要美国的援助，但却不肯给予任何防务承诺。《柬埔寨日报》的发行人、美国《新闻周刊》前任记者、与西哈努克有半个世纪交情的伯纳德·克里舍告诉本刊：“理解西哈努克的关键是：当你是一个没有防御能力、需要外国援助的小国时，当竞争中的大国只有在你加入他们的阵营才会帮助你时，唯一有效的战略就是变得不可捉摸——用一方去对抗另一方，保持所有人的猜想。这是一项精细的艺术，而西哈努克无疑是个大师。”
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柬埔寨公布了自己的“中立”原则：“皇家政府认为，‘自由世界’包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不仅仅指西方阵营。”柬埔寨“决不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军事同盟，决不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它将既不加入东方阵营，亦不加入西方阵营”。
“西哈努克从没有支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他所专注的只是什么对柬埔寨有利。”克里舍告诉本刊，在万隆会议上，印尼总统苏加诺曾经把西哈努克带到一边，告诉他，美国希望印尼和柬埔寨支持台湾而不是大陆政府，支持韩国而不是朝鲜，如果柬埔寨不这么做就会切断援助。苏加诺总结说：“让他们的援助见鬼去吧，我们是主权国家，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显然，“西哈努克赞同苏加诺的意见”。
但美国并没有意识到，西哈努克具有坚定的个人意志，绝不喜欢由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1956年1月，西哈努克应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菲律宾的邀请，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对这次访问寄予厚望。东道国菲律宾秉承美国的旨意，对西哈努克给予极隆重的接待。“一路上到处都是鲜花，街上站满了欢呼的人群和人数众多的乐队。”菲律宾报纸评价说，隆重礼遇目的在于“要把这个中立国家推进东西方斗争中来”。为配合菲律宾政府，东南亚条约组织还在西哈努克访问期间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
菲律宾的做法令西哈努克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被外国主宰的国家，这更加强了我誓死保卫柬埔寨独立的决心。”西哈努克在菲律宾国会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对菲律宾来说或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柬埔寨。”“我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民族彼此间有更好的了解，能够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而不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干扰。”
美国政府2007年解密的一份文件显示，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哈努克的政治转向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西哈努克个人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是柬埔寨外交转向的重要原因，这也许更甚于他对整个东南亚局势的判断所产生的影响。
“西哈努克头脑灵活，有极具天赋的口才，而且基于他在殖民时期在法国学校学习的经历，他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南亚与东南亚研究学院主席佩妮·爱德华兹告诉本刊，她与西哈努克本人有过两次工作上的接触，“他的老练和敏捷与西方人对柬埔寨的陈见大相径庭，西方总认为柬埔寨是个无精打采、易驯服的国家。西哈努克凭借他的外交技巧，将柬埔寨推向了世界舞台，并努力证明，在西方力量和地区力量面前，他是一个平等伙伴。”
但美国人没有给予西哈努克这种平等。1953年那次对美国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极不美好的印象。他觉得杜勒斯的政治说教令人不快，当他向杜勒斯递交独立文本，杜勒斯却说：“回去吧，感谢上帝你们还有美国人。”他惊讶于美国国务院居然建议他把访问中的空余时间消耗在马戏团里。艾森豪威尔没能安排一次国宴也让他颇为失望，他深感美国人并不尊重他和他的国家。一次，美国资金援助建造的妇科诊所在金边落成，时任美驻柬大使麦克林德克在交接仪式上居然对西哈努克说：“这肯定能特别让你感兴趣，因为你这人就是一个‘超棒的育婴工厂’。”
美国人是狗屎。”50年代末，西哈努克在一次国内的公共演讲中说，“但我将否认我曾这么说，如果他们来问我的话。”不幸的是，在他的听众里有一名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他的任务就是搜集西哈努克的讲话内容并把它发回华盛顿。
访问菲律宾的同一年，西哈努克第一次到访北京。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对和平外交政策的阐释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开启了他们之间数十年的友谊。克里舍告诉本刊，多年后，西哈努克主动要求和他共同撰写一本有关当代世界伟大领导人的书。西哈努克将戴高乐和周恩来列到了名单里，“那是他最为尊重的两位领导人”。
西哈努克认为，他在北京受到的礼遇比在马尼拉隆重得多，完全没有他在西方国家所遇到的那种怠慢与偏见。中国政府对柬埔寨中立外交立场的赞美也令他颇为振奋。“我们爱中国，因为他们不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西哈努克后来这样评价说。
“‘冷战’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美国在东南亚的暴力干预是如此激烈，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西哈努克和中国关系的亲近正反映了他在面对美国极富侵略性的政策时的困境。”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卡罗琳·休斯这样对本刊分析。
毫无疑问，北京之行坚定了西哈努克的想法，促使他在1958年7月19日正式与中国建交。在建交前一天，西哈努克与美国大使斯特罗姆谈到了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素。他重申，不管美国的观点如何，柬埔寨王国认为对柬埔寨构成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与柬埔寨有着共同边界、不仅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对柬埔寨的领土进行吞食的南越。西哈努克曾坦率承认，他的新的亲共策略有可能最终把柬埔寨推进共产主义阵营，但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也会存在下去，而他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一点。如果共产党的往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国内威胁时，金边总还可以回到亲西方的阵线上来。
1958年12月，美国驻南越使馆官员埃尔廷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谈到，南越无法接受柬埔寨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行为，认为这种举动“对南越的安全和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在1958到1963年，南越和泰国屡次进犯柬埔寨边界。1960年，南越宣称对靠近柬埔寨海岸线的几个小岛拥有主权。1961年，南越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并劫走了3名柬埔寨人。1962年，泰国武装力量侵入柬埔寨磅同省的柏威夏寺;两天后400名泰国士兵连同10名美国军事顾问侵入柬埔寨国公省的哈勒地区。
柬埔寨最初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西哈努克要求美国对柬埔寨现有边界提出明确的保证，但美国显然不愿意为了“中立”的柬埔寨得罪它在东南亚的忠实盟友们。
在南越入侵柬埔寨领土的问题上，美国几次都保持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这几乎触及了西哈努克的底线。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柬埔寨王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法国除外)的麻烦是由柬泰、柬越之间的边界划线问题引起的。这让西哈努克对美国对柬政策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美国对柬埔寨的真正政策是什么?是把我们自己的双手反绑起来，怂恿我们的传统敌人在他们所选择的时刻和地点，尽力狠揍我们。”
柬埔寨对中国的承认显然也让美国深为不满。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文件，1958年财政年度美国对柬埔寨王国的援助4790万美元，在印支地区仅次于越南。但次年，这一金额就降为2850万美元，甚至低于老挝。
更令西哈努克不满的是，柬中建交之后，美越逐渐出现了将西哈努克取而代之的想法。1958年11月，南越总统顾问吴庭儒就向美国大使德布罗力荐用莫尼勒亲王取代西哈努克。此后几年中，西哈努克的政敌发动了多次未遂政变。有迹象表明美国对某些政变是知情的，但并未向西哈努克通告。对此，西哈努克以多次拒绝会见美国驻柬大使表示不满。
1962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西哈努克说，他已告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柬埔寨宁可不要美元而要尊严和中立。“在减少给柬埔寨军援的同时，美国给南越的援助却随着南越对我们威胁的日益加剧而日益增长。”他感到，“美国只是在共产党人‘威胁’我们的自由时，才对维护我们的‘自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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