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几天就是中国人民的圣诞节了，每年的12月26日我都给亲友们发送短信：“今天是中国人的圣诞节，祝您圣诞节快乐!”今年还会一如既往地在这一天祝贺中国人的圣诞节。
“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出自于《汉书》。据说毛主席早年寓居岳麓书院时看到书院讲堂正檐牌匾上的“实事求是”几个字颇受启发，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其中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选。报告中，毛主席第一次在正式公文中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推陈出新，从而在哲学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科学的含义，“实事求是”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提倡者，也是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模范。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的引领下，中国革命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
几十年来，从学生时代起就被灌输一个概念：毛主席是有巨大错误的。这几个月，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著作，通过这几个月原原本本的学习，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太重要了。如果你从“二传手”处得来，往往是错误的，特别是人云亦云、积毁销骨的时候，危害更大。通过学习毛刘周陈邓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选》，我的体会是毛主席一生都在践行实事求是的路线，考虑问题、安排工作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这就是为什么党史上每一次左倾错误盛行时，毛主席都被做为右倾的典型批判，而当右倾错误泛滥时，毛主席又被指责为极左。实际上，毛主席终其一生既没有过极右，更没有过极左。
本文是一篇心得体会，是几个月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正面人物的历史评价中只有毛主席是“一分为二”，既有优点又有错误，其他人只有优点只干好事没有错误。这个问题很多网友也提出过，我有同感，算作引子;第二部分讨论官方认定的毛主席犯了哪些错误;第三部分讨论官方定论以外那些肆意泼污毛主席的怪事;第四部分讨论毛主席到底有没有过重大错误;第五部分回顾毛主席开创性的一生，实事求是的一生。除了第四部分是我学习毛著所得以外，其他部分没有新意。文章有点长，语言也不优美，但是却是我真实心声的反映，希望志同道合者耐着性子看完。
一、伟人中只有毛泽东有错误？
我这个岁数的人，学生时代的教科书几乎一直贯穿着对毛泽东的批判，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三年困难时期，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推入几乎崩溃的边缘。一直是这种教育，一直到现在，现在的学生们从教科书中得到的仍是这种教育。我们对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一般都是这么得来的。长久以来，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提起“毛泽东”三个字时马上想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整了多少人。
很多人注意到，在对正面人物的历史评价中，从中国的孙中山、孔夫子，到外国的华盛顿、丘吉尔，都是只讲其丰功伟绩而不涉及犯过的错误。这好理解，中国人向来为逝者讳。这种现象，从党的正式文件，到工具书、教科书，再到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如此。除了少数几人以外，党的老干部都是与“肃反”扩大化斗争、都是与“大跃进”错误斗争、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我们常看到的对周恩来的历史评价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文学作品的，几乎找不到一个贬义词，即便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时他是核心人物，如今也是讳莫如深，即便提到，也是如何与错误路线做斗争。“大跃进”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中坚决与左倾错误做斗争，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支撑大局，都是好词。当然，周总理人品确实高尚，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高风亮节、勤政爱民、严谨细致、人民公仆、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等等好词用在周总理身上都恰如其分，一点不为过，甚至都不能概括总理一生。但是，如果说周总理一生没有错误，那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的历史评价中也找不到他们一生都犯过什么错误，不仅官方评价，即便文学作品也鲜有表现他们错误的，都是在跟错误路线作斗争，都是遭受迫害的。比如当年在建军原则上，朱总与毛主席发生意见分歧，直到古田会议前，才认识到毛主席建军原则的正确性。现在提到当年这段历史时都说刘安恭如何如何，其他所有人朱德、陈毅、彭德怀、林彪等都在维护毛泽东，这肯定不是历史事实，一个刘安恭哪有那么大本事?在当时红四军的高级领导中，有史可查的，是林彪首先看到了毛泽东建军原则的正确性。第三次左倾路线犯错误的只有博古李德和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刘少奇、陈云等等都在与博李斗争，更不可能。就连胡耀邦、李先念、杨尚昆等人的历史评价中也都是丰功伟绩，总是在与错误路线做斗争。给人的印象，中共历史上这些正面人物没有犯过错误，都是在纠正毛的错误。
有网友说，他看过的“几乎所有版本的名人简介和名人快读，包括世界名人，甚至在其中有一本书中，前后2500多年的历史，介绍了309位中国名人，除了提到毛主席一个人犯过错误外，别的都是对错误只字不提的正面评价。”不仅名人传记是这样，其实党史教科书和工具书比如《辞海》等也是如此。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很奇怪，在出现错误时都是点名“毛泽东如何如何”，在纠正错误和工作向好时都是“党中央如何如何”或其他人如何如何。似乎毛泽东一人在屡次三番地犯错误，每次他的严重错误导致局面难以收拾时，总是他的战友们出来力挽狂澜纠正他的错误，然后他又犯错误，别人又纠正他。30年前上学时，政治老师给我们讲课时就是这么讲的。对此，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因为从逻辑上说不通，一帮一贯正确的人拥护一个一贯犯错误的人当头，说不通。还有，一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也受迫害、那个也受迫害，除了那几个人以外，几乎人人都受迫害，几乎人人都在与那几个人做斗争，这也说不通。
学生时代，凭着朴素的认知能力，感觉对毛主席的评价肯定有问题。但是，由于知识和信息的局限，始终找不到答案，于是常常把自己的疑问向政治老师提出来，结果被老师冠以“杠头”的名号，直到今年夏天，已经多年没见、已经高龄的老师还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说：“你很调皮，爱抬杠。”
二、官方认定的毛泽东的错误
这里回顾一下中国官方认定毛主席犯了哪些重大错误，为我们重新认识毛主席是不是犯了这些严重错误做个铺垫。
30余年来，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集中体现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学生时代我们曾反复学过这个决议，中学学，到了大学还学。那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新中国三十来年道路非常曲折，没有几天不曲折，毛主席有严重错误。但是，随着阅历、知识、信息的增加和思考能力的提高，今天重读这个决议，感觉大不一样。
《决议》有27处提到毛泽东思想，另有84处提到毛泽东。《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这样概括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就是说概括地讲，《决议》认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具体地讲，毛泽东犯了哪些方面的错误呢?
1956年至1966年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决议》认为毛泽东重大错误有三个：第一个，“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第二个，“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这两个错误的后果，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第三个，“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十年。《决议》认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毛泽东同志……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处不是错误。这样反而好算，就算一个错误。
由此可见，《决议》认定毛主席有四个严重错误：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及文化大革命。
《决议》认定的这四个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做为毛主席的严重错误灌输给人民群众，包括今天的70后、80后、90后都是接受的这种教育。
今天，胡德平们对这个决议越来越不满，几次开会研讨要推翻这个决议，只是，这丫的觉得乃父当年仍不够极端罢了。
三、野心家对毛泽东的栽赃
从前文所述我们看到，官方对于毛泽东是非功过的认定是两方面的，功劳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这些年，有些人的脑子里，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在越来越放大，他的丰功伟绩却在越来越淡化。今天，中国有一批人不顾客观事实、颠倒黑白、编造故事，居心叵测地以“还原历史”、“观点创新”为借口歪曲历史，以爆料、揭秘为幌子吸引人们眼球，扯着怀疑、理性和自由的“大旗”泼污毛主席，更有一些人采取污蔑、造谣、篡改历史、编造历史或历史数据、美化民国或国民党、无中生有制造话题等手段以达到他们丑化毛主席的目的。这些年，这类文章大行其道，《炎黄春秋》是这种污泥浊水汇聚地之一。
（一）近些年对毛主席泼污的话题
为了泼污毛主席，这些年，野心家们无中生有地制造了很多话题。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话题不停滴给人灌输，从而达到他们矮化、丑化毛主席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头脑风暴法。虽然他们也知道大多数人不信，但是时间长了，说不定就有铄金销骨的效果，没准真能糊弄一些人。不可否认，野心家们的目的达到了，因为确实有些人信了他们的谣言，即便不信的很多人对毛主席也产生了负面心理。
造谣者的目的就是造谣，他们并不指望有很多人相信，只要让极个别人心中打个问号他们就满足了。以下是一部分野心家们制造的话题：
1.亿元稿费说。有人编造毛主席有1亿元稿费，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确认是“1.3121亿元人民币”，胡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不让任何人拿稿费，就他一人拿稿费”!造谣者睁眼看看今天李敏、李讷的朴素生活，还那么忍心地胡说八道，不觉得自己心灵十分肮脏吗?
2.身高“拔高”说。说什么毛泽东是个矮子，身材被“拔高”，实际只有1.72米左右，人们通常所说的毛泽东1.83米的身高是被人为“拔高”和“造神”造出来的。
3.饿死X千万说。这些年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话题被不断翻炒，三千万、五千万、七千万，数字一再放大，老贼茅于轼甚至说饿死一亿。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没有一个拿出严肃的证据来证明。即便有人拿出似乎是证据的东西，但是禁不住推敲。比如前段时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个叫“八分斋”的小公知做了一期节目，题目居然叫做《不要放屁》，攻击那些质疑饿死X千万说法的人。在他们眼里，谁不同意他们的谣言谁就是“放屁”。节目里，八分斋讲到，他们那个村子饿死了好多人，隔壁村子12户人家饿死5户。说这话时这小子眼睛都不眨，言之凿凿，谁不信、谁不跟着他们瞎说饿死多少千万似乎都是在挖他家祖坟。但是，造谣者往往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八分斋这小子，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谎言，说别人家饿死多少多少人，却惟独不提自己家饿死了谁。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家当时一个也没有饿死，因为如果他们家当时有饿死的，比如他爹或他娘当时饿死了，肯定在节目中说这件事，他没有说则说明他们家当时没有饿死人。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粮食是统一按标准分配的，每个人分配到的粮食都是一样的，男人一个标准、女人一个标准、小孩子一个标准，别人家全家都饿死了，他们家一个没死，请问他们家是怎么过来的?别人死那么多，他们家一个没死，肯定是多吃多占，他们家的粮食哪来的?是不是他们家偷吃了别人家的粮食才顺利度过难关而别人家却饿死了?其实，八分斋先生既然想造谣，还不如干脆就说那时他爹也饿死了他娘也饿死了，全家都饿死了，就算是为公知事业的一点投资吧!
4.毛泽东的著作不是毛泽东所作。有人发文称《沁园春·雪》是胡乔木的原创，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刘少奇为了包装宣传毛泽东，让胡乔木把自己的《沁园春·雪》送给毛泽东，毛只修改“原弛蜡象”四个字，把创作日期倒添为1936年。谣言传起来后，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专门为此辟谣说这首词肯定不是自己父亲所作，她说父亲的文风根本不是那个文风。于是然后公知们转移目标，继续造谣说哪个文章或诗词不是毛泽东所作。比如《炎黄春秋》登载了庄重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庄重之作，却被毛泽东“抄袭”了去。后来有人拿出确凿证据驳斥庄重的谎言，也不见庄重和《炎黄春秋》承认错误。然后公知们继续转移目标。如果你细心统计一下，从《炎黄春秋》这种正规刊物，到网上的帖子，几乎把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毛泽东所作都热炒过。
5.湘江惨败与博古无关，中央纵队迟缓因毛泽东。6月23日，凤凰网转载了《党史文苑》2010年2月[上]黎辛文，文中暗示是毛泽东不允许扔掉辎重等造成的队伍迟缓。故此文声称：“湘江惨败与博古无关，中央纵队迟缓因毛泽东”。这些人胡说八道无耻到什么地步?
6.毛岸英上前线是为了镀金。近年有人热炒这个话题。我要反问这些人，你为什么不送自己孩子去镀金?有人说毛岸英不是去前线而是在志愿军司令部，很多糊涂群众也持此看法。我要正告这些人，在中朝方面没有海空军的情况下，整个朝鲜半岛乃至中国东北边境都是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多次遭到美机轰炸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以毛主席的聪明睿智、身经百战难道不清楚这点?实际上，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一直在寻找志司寻机轰炸，志司的处境实际上比二线部队都要凶险。
7.毛泽东在建党早期贡献很小。说什么毛泽东在建党早期的地位并不高云云，还说什么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直到1935年长征途中才进入领导核心。如果你驳斥他的观点他就说你贬低周恩来，多恶毒!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种：一是无知，对党史知之甚少便人云亦云，这种人数量可能还不少;另一种人是无耻，这种人有一定的社会知识、历史知识，故意贬低毛泽东。去年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叫柳建辉的教授到我单位辅导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上的讲话，姓柳的说：在上海一大会址有毛泽东站立讲话其他代表静听的画像，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当时毛的地位很低，不可能他讲别人听。当时如果不是党委书记在场，我会问问柳大教授，你姓柳的又没参加一大，怎么知道当时没有毛讲大家听的场景?一大在上海前后开了9天，十几个人开9天会，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毛泽东为什么不能讲话?他讲话别人为什么不能听?……。其实，说毛主席建党初期地位低是一种故意的矮化，仅举一例驳斥这种说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应孙中山之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个时候，还未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只有坐在台下认真听的份。
其他谣言，如毛泽东自我神化、“为人民服务”是蒋介石首先提出的、西安事变不除蒋是由张闻天首先提出的、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没有提出过“游击战十六字诀”、毛没有参加一大等等。尤为令人愤慨者，大肆炒作说毛岸英是为了煮面条才被炸死。如此侮辱一个共和国烈士，真是禽兽不如。总之，凡是好事都不是毛泽东的，所有坏事都是毛泽东干的。这帮反毛小丑真是无耻之极。
（二）公知、精英的反毛污毛行为
除了前述比较典型的话题被疯炒以外，很多公知还赤膊上阵，甚至一些名人或小有名气的人也以泼污毛泽东为乐，比如杨澜、任志强等，把泼污一个去世几十年的老人做为乐趣，其心灵是多么肮脏、人品多么下流。据著名学者王小东讲，有学者曾对他说，大家都在骂毛，你跟着骂一骂怎么了?王小东说，我不能骂。也许那位学者觉得骂毛就像喝杯酒、钓个鱼、插科打诨一样是件好玩的事，把骂一个逝去几十年的老人当成一种时尚，可见某些知识分子是多么肮脏。王小东比较斯文，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如果哪个人敢这么在我面前反毛，一定一个大耳丫子搧他娘的。
按照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对于一位逝去多年的老人，应当给予应有的尊重，即便涉及错误时也应当采用委婉一些的口吻，这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
即便如此，仍有觉得不过分者，比如老贼茅于轼、小丑袁腾飞更是置文人身份于不顾，以满嘴喷粪骂大街方式咒骂毛主席，从来没有听说有关部门请他们“喝茶”。当有爱国、爱毛人士义愤填膺时，有关部门反而为其提供保护。极不正常。
一个叫冯客的荷兰人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书中有大量饥民的照片，十分惨不忍睹。国内一些公知像得到宝贝一样大肆散播。但是，经过网友核对，这些照片全部是民国时代的照片，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在当时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其中很多是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拍摄的。还有那个李志绥，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谎言，胡说自己是毛泽东私人医生这种根本不存在的身份。
正当人民保钓游行怀念毛主席期间，郑州有4个人，经网友确认分别叫姬来松、蔺其磊、程帅帅、曹晓东，一人拿一张毛主席像撕毁。这是什么意思?当地应该怎么处理这几个人?
对于人民在保钓大游行中打出毛主席像，公知们也非常不舒服。一个网名“五岳散人”有67万粉丝的大V在9月19日下午发微博说：“毛粉们，你们成群结队、成砣结块的冲过来是没用的。中国无论怎么走，暴君也不会还魂、僵尸也不会再次走在这片大地上。汝等的召唤术不过是鬼画符、自慰术罢了。”
共青团十大中央委员贺延光也是一个积极的反毛者。一个叫王佩的网友发微博说2012年7月24日，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世纪广场树立了毛泽东雕像。贺延光跟帖评论说：“也连带着把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奥赛斯库、金日成的雕像一起弄去吧。有网友“英特那雄纳尔”看不过去，发微博指责贺延光不应该公开侮辱毛泽东，认为应当开除其党籍。贺延光回帖说：“操，要专政了。”一副流氓嘴脸。像贺延光这样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的人高居共产党的官位，让人实在无语。
以上只是从不同方面撷取了一些反毛污毛分子对毛主席泼污的典型事例，比他们实际上的泼污程度还差得很远。比如《炎黄春秋》，其反毛污毛文章比比皆是，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实在难以用很小篇幅道尽。
多年来，如此大规模地、长时期地造谣污蔑这个国家的开创者，居然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想请教当权者：如果毛泽东是他们污蔑的那个样子，你们算什么?要知道，他们污蔑一个逝去几十年的老人，其实是为了否定你们的合法性。
（三）正义人士对反毛污毛的评价
物极必反，对毛主席的污蔑，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这些年来反毛者有点错打了算盘，他们以为自己任意泼污毛主席，中国人民就会随着他们的指挥棒抛弃毛主席、抛弃毛泽东思想，他们错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开始反弹，自动加入到维护正义，维护毛主席尊严的行动之中。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反毛者的无耻行为引起了我探究真相的兴趣，使我自动站在维护毛主席、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与一切泼污毛主席的行为开展斗争。
除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反毛污毛行为越来越警醒以外，很多学者也加入到维护正义的行列中，比如出生在台湾、在美国上学并多年在美国工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郎咸平就公开批判一本反毛的书说：连你都明白的事，毛泽东能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李敖大师也讲：“中国的许多‘精英’成了西方列强的走卒和帮凶。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力量主要是精神的力量，丑化毛泽东就可以瓦解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仇恨，在客观上完成了西方列强一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很多不明真相却自以为是的人，事实都成了西方列强的走卒和帮凶。”
连许多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了，比如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托尼·赛奇说，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连天天围堵中国的美国人都这么气愤，可见反毛、污毛多么严重。
一个把自己和全家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一个带领中国人民再次站立起来的人、一个连西方列强都觉得精神和思想都值得尊敬的人，难道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给以更多的尊重吗?这样的人，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有几人?当然，如果贺延光、任志强、杨澜、茅于轼、袁腾飞、李锐、杜导正等等不是中国人则另当别论。
（四）反毛污毛形成原因分析
还是那位网友讲：“为什么对所有人的错误，任何人的失误，官僚和文人都能谅解和宽容，甚至对罪恶滔天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汉奸，他们都开始挖掘他们的优点和闪光点，让当代都市白领丽人都爱上汉奸、崇拜汉奸，却唯独对毛主席的‘错误和失误’，他们却永远的揪住不放，永远的不依不饶，永远的血泪控诉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确实应该问问为什么。当今世界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一方面是外国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毛主席的崇敬，另一方面是国内大规模、长时期地反毛污毛，从各个方面、各个时期没完没了地泼污毛主席，这是为什么?而且，所有反毛污毛行为都从来没有受到过处理，我怀疑中国国内的反毛污毛一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定有野心家在捣鬼。
国内反毛、污毛的气氛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跟当权者的纵容甚至说支持有极大关系。我这么说，拿不出什么直接证据，比如哪个大人物安排茅于轼公开辱骂毛主席，哪个大老爷许诺只要小丑袁腾飞辱骂毛主席就捧红他，哪个高层人物支持笑蜀等给恶霸地主翻案，哪个大领导欣赏李锐的造谣文章，等等，拿不出这样的直接证据，因为我们普通百姓没有获得资讯的渠道。但是，我们几乎天天接触主流媒体，从主流媒体的态度可以做出我们的判断。本人对八卦小报向来不感兴趣，曾经一直相信官方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但是从这些媒体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看，我怀疑它们已经全部被掌握在了华尔街手里。
1.《中国青年报》的立场
先说团中央旗下的《中国青年报》。9月18日，在抗日保钓游行时，一个老头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混在队伍里辱骂毛泽东、歌颂汪精卫、攻击保钓。韩德强教授与其理论，双方发生冲突。对此，《中国青年报》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中国青年报》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应该支持韩德强;如果《中国青年报》站在反毛对立面，应该支持韩德强;如果《中国青年报》站在支持保钓立场上，应该支持韩德强。但是，我们看到《中国青年报》居然两次发文攻击韩德强。难道那老家伙是《中国青年报》派去的?要么是共青团中央派去的?
《中国青年报》除了在反毛污毛问题上支持、纵容乃至赤膊上阵以外，还对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都看不顺眼，只要有碍于全盘西化的都反对，也许他们最难过的事是生在中国，痛恨亲生父母的是给了他们一双黑眼珠。《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5日发表文章《民粹主义已成当今中国一害》，开宗明义就说：“民粹主义亦称平民主义，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即民粹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看到没有，多么赤裸裸，在他们眼里“维护平民”利益也错了，“到民间去”也错了，“推翻沙皇制度”也错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还需要别人回答吗?他们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
顺便说说团中央，团中央到底混进了多少贺延光这样的中央委员，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多说，但是我对他们有怀疑，这种怀疑还来自于其旗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个学院本来是培养党的干部的，起码政治教育应当比普通院校强得多。但是，似乎情况正好相反。2011年11月19日，司马南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化强则中国强》的演讲报告。司马南被公知们称为“大五毛”，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捍卫者，自然大力宣扬毛泽东思想。但是，一些学生在提问环节不仅按照网上公知们贬损毛泽东的谣言贬低毛泽东，还几乎形成围攻司马南之势。11月21日，美国之音还对青年学生们进行了声援。由此可知，青年政治学院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维护毛泽东方面做得及其不够，不然学生们怎么会用道听途说的谣言来质问司马南，攻击毛主席呢?
从团中央旗下成员的做为来看，我觉得不应该称为“共青团中央”而是叫“三青团中央”或“反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比较确切。
2.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立场
我几乎天天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但是这几年越来越觉得味道不对。央视很多节目明显是维护美帝国主义的，明显是与中国利益相背离的。在手法上，有时央视明目张胆，有时却又比较讲究策略。于是，我在去年开始总结央视祸国殃民的手法，原来打算总结个七法八法的，结果后来一直总结出18种手法，于是取名叫《CCTV祸国殃民十八法》，陆续发表在新浪博客，包括欧米立场法、附和造谣法、看人点菜法、含沙射影法、胡说白咧法、无耻之极法、嗲声嗲气法、暗渡陈仓法、捧红瘪三法、仇视国企法、八卦狗仔法、自愿带路法、坑蒙拐骗法、粗制滥造法、伪造民意法、义务广告法、如丧考妣法、装聋作哑法等。义务广告法不是为中国人民义务广告，而是为西方敌对势力义务广告，如丧考妣法也不是真的他爹娘死了，而是把米欧日的丧事当成他自己的丧事。
在反毛污毛方面，央视大概碍于自己的身份不敢太过分，但是却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边缘化毛泽东，试举几例：
其一，《远方的家——边疆行》第54集《七彩风情——聂拉木》说到国旗老阿妈次仁曲珍，记者问老阿妈为何几十年坚持升国旗，老阿妈说是毛主席派解放军救了农奴，她们才翻身解放。这时，做为共产党的电视台本应把这做为一个宣传的好素材。但是，接下来对画面和声音的处理明显是想尽力回避毛主席解救农奴这个话题。
其二，4月19日，走基层栏目，《我在基层当干部——一个村子的“南水北调”》报道河南省巩义市北庄村的村支书杨小周带领全村百姓开山取水的故事。记者随杨小周等进入一个房间，一群人研究工作。电视画面上的时间是4月19日星期四09：44，记者随杨小周进入房间时墙上挂着一本毛主席画像的挂历，等镜头再次摇过来的时候，这本毛主席画像的挂历被摘走了。央视编导和记者看来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不难猜度。也许支书杨小周正是在毛主席自力更生精神的感召下为了村民喝上自来水才“南水北调”的，但是，央视却觉得别扭。我们看到身边很多人对毛主席是充满深厚情感的，但是这些年我们从央视的报道中很少看到，这一次北庄村的这个报道，可能是央视没有处理干净。
其三，11月29日新闻联播报道十八大中央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谁都知道，是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复兴之路怎么可能绕开“毛泽东”这三个字，应该是大书特书最重头的一部分。但是电视画面上其他人物的画面不断出现，只是在报道临结束时毛主席的画面迅速闪了一下不到1秒钟。
其四，天津京剧演员刘桂娟不断发表侮辱毛主席、讽刺挖苦雷锋的微博，最近听说央视邀请刘桂娟加盟春晚跳骑马舞。如果央视真的支持刘桂娟这样的演员，说明这是它捧红袁腾飞等人的延续，即祸国殃民十八法中的第九法“捧红瘪三法”。
央视如此边缘化毛泽东，说明它有一条反党反中国人民的路线。这里捎带说说《CCTV祸国殃民十八法》，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仅举两例。第一例，伪造民意法。“九一八”大游行中，那个老头破坏纪念“九一八事变”和保卫钓鱼岛活动，这肯定是一种汉奸行为，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这个老头时，但是白岩松坐不住了，9月26日晚“新闻1+1”专门做了一期节目“犯罪：别披着‘爱国’的外衣”。白岩松说“因为只有强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按这丫的说法中国从1840年起到1949年没有一个爱国者。白岩松还说：“汉奸这个词，满天飞，似乎成了想要拿出来攻击别人的时候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谁是汉奸呢?你的行为，当你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去打80多岁的老人两记耳光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种汉奸，因为你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到蒙羞，你也让很多的教授感到蒙羞。”满嘴胡说八道。明明对韩德强的支持率在90%以上，明明是90%以上的中国人为韩德强叫好，白岩松凭什么说韩德强“让所有的中国人”如何如何?这就是“伪造民意法”。满嘴胡说八道，这么容易验证的数据都敢作假，你还能相信CCTV吗?白岩松占据中国最高话语权天天向国民灌输普世价值，动不动就是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天天忽悠中国人民。对于正义人士对反毛污毛的谴责，白岩松们动不动就给你扣上大帽子，为反毛污毛行为护航。什么样的单位用什么样的人。央视重用白岩松这样的人，说明什么?第二例，如丧考妣法。日本“311”地震一周年，美国“911”纪念日，央视如丧考妣一般高调纪念，连底色都变成了暗色调，估计央视编辑爹妈忌日他家里也不会这样。普世价值派总是辩解说，这是人类的灾难，如此纪念是有普世情怀、是与国际接轨。可是，“911”之前两天是毛主席逝世纪念日，央视却从来连个消息也不发，更不要说纪念了;“911”一周后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央视在做什么?央视什么都没做，似乎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日寇蹂躏中国14年这事似的，普世情怀呢?国际接轨呢?普世价值派就是一帮见了美日欧比见了亲爹还亲的不孝之子，普世价值就是认贼作父的代名词。
3.《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立场
限于篇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不多说了，仅说说对待“骂街”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2010年春，小丑袁腾飞利用自己被央视捧红的人气，在多个场合公开辱骂毛主席，甚至骂毛主席是“人渣”，感谢美军把毛岸英炸成挂炉烤鸭，其丧心病狂无与伦比，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纷纷要求惩办袁腾飞。但是人民不仅没有等来对袁贼的惩办，相反却等来了5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能否包容不同意见检验社会的开明与自信》。把袁贼的辱骂称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把人民群众的声讨称为“相互对骂、攻讦”，要求“各级领导尤其需要包容不同意见”，冠冕堂皇地说什么“你可以不同意他人的观点，但你应该尊重他人表达的权利和自由。缺乏这种胸襟和气度，只能‘顺毛摸’，不能触‘逆鳞’，这实际上是狭隘、虚弱的表现”等等。如果抛开特定对象，但看这篇文章多么冠冕堂皇!只是，在后来数十家媒体因鸡毛蒜皮小事围攻孔庆东教授时，再也见不到《人民日报》出面呼吁包容。
2011年4月，老贼茅于轼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样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全国各地自发掀起了声讨茅于轼的运动。但是4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把茅于轼的谩骂称之为多元表达产生的“异质思维”，称人民群众“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污蔑人民对茅于轼的声讨是“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等等。也是冠冕堂皇，每当反毛污毛者犯下累累罪行，中国人民要求惩办时，《人民日报》都这么冠冕堂皇，出来打圆场。
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眼里，谩骂、侮辱毛主席只是不同意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谁认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待“骂”的态度一贯如此，你就大错特错了。
2011年11月7日，北大教授孔庆东不堪南方系一个小记者的打扰，骂了他几句。这下不得了，捅了马蜂窝，一时之间新华社、新华网、《法制日报》、《新京报》、凤凰网、《解放日报》、《齐鲁晚报》、《东方早报》几十家媒体开始围剿孔和尚，无限上纲上线，似乎孔庆东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如果不严办孔庆东，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似的。人们再也看不到主流媒体对辱骂毛主席、歪曲党的历史的包容，而且一丝一毫的包容心态都没有。比如，11月10日，新华网发表新华时评《“教授骂人”岂能把粗鲁当个性》，“缺乏对公德的基本尊重，缺乏学者基本的表达理性，不仅有辱作为教授的节操和尊严，而且缺失起码的公民素质，令人汗颜”，并造谣说“北大宣传部回应称已经找孔庆东了解情况，事件正在调查中。”“顶着教授的光环，孔庆东借骂人挑起舆论事件，已经不止一次。”“作为教授，理应‘为人师表’，传播先进文化;作为公众人物，也有责任遵守公德，维护公序良俗;作为媒体，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否则，刻意炒作将有悖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得跟个人似的，骂个小屁记者几句有这么严重吗?对待袁腾飞、茅于轼，你们怎么做到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原来你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新华社11月11日发表《孔庆东爆粗口犯众怒，北大正调查》，也加入了围剿的行列。新华社这篇讨伐孔庆东的文章虽然不长，但用词炼句是非常考究的，显然是出自老手。除了重弹其他媒体的老调、参与造谣以外，威胁说“北大即便能够包容‘骂人教授’，也决不应纵容无视公德的‘教授骂人’现象。”仍是冠冕堂皇，总是冠冕堂皇，只不过在冠冕堂皇之下，这些主流媒体支持什么，打击什么是如此地鲜明。当袁腾飞在讲台上口沫飞扬，用肮脏下流的语言咒骂毛泽东，咒骂共产党，咒骂中华民族，咒骂社会主义，怎么从来没看见身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社“作为媒体，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
去年“九一八”纪念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在微博上赤裸裸地侮辱中华民族，一时间中国社会群情激奋，数不清的网友在网上愤怒讨伐这位“西门不暗”。这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又一次没看见。曾几何时，南方周末替自己人用脏话骂人的行为自辩，“骂也是一种表达”，这分明已经承认，假如说脏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说脏话就是合理的行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完全变了，这种表达权力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属于社会大众。《人民日报》呢，似乎没有加入围剿孔庆东行列，但是它的“包容”社论呢?有选择的支持和旁观也是一种鲜明的态度。
袁腾飞、茅于轼的骂，不但用尽了世间最恶毒的言词，而且还捏造“事实”造谣诽谤。面对着这两人对共和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破口烂腮痛骂，《人民日报》却充当了大肚弥勒佛的角色，将他们的骂声和谣言诽语，美化成“不同意见”、“异质思维”，一会儿喊着要“包容不同意见”、一会儿又喊着要“包容异质思维”。不但自己包容了他们的骂詈与祸心，而且还振振有词的要求全国人民包容他们的骂詈与祸心!好像这两个还没骂够似的，全国人民都必须为他们大开绿灯，让他们骂个“尽兴而休”才行!
孔庆东骂的只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位普通记者，但是却捅了新华社的马蜂窝，把几句骂语当成一件捅破天的大事，竟然纠集数十家媒体，万炮齐轰，对孔庆东展开了一次大围剿!在新华社的讨孔“檄文”中，不但把两个人的私事升格成了“公共舆论事件”，而且把孔庆东的几句骂语上纲到违背道德和触犯法律的高度，并“引法据律”地提出应该对孔庆东进行惩处，非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人民日报》呢?哑吧了，“包容不同意见”没有了，“包容异质思维”也没有了!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哥俩分工明确，一个负责保护袁茅二贼以便他们放开手脚辱骂毛主席，一个恶毒攻击孔庆东不堪小记者骚扰的骂。多么巧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全明白了!原来，在今日的中国，骂共产党、骂毛主席，只管骂，怎么骂都行;但是，骂记者、骂汉奸、骂卖国贼，那就不行了。
这就是官方媒体!
4.官方对歪曲党史、污毛反毛是怎么处理的
没见任何处理！！！
野心家们反毛污毛越来越猖狂，变本加厉，这还不够，十八大前有一种论调甚嚣尘上：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我等普通党员对此十分担心，有人说如果党章取消毛泽东思想就退党，对这个问题我也动过心思。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党章取消毛泽东思想，美国对中国的最后一击也为时不远了。在王府井打酱油的事将很快到来。
现在，矮化共产党历史、拔高国民党抗日、努力塑造日寇光辉形象，极力把旧中国塑造成自由、民主、繁荣的乐园，把新中国前三十年塑造成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这样的作品充斥着主流媒体。比如在央视反反复复播放了无数遍的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就是一部树立鬼子仁爱形象的电视剧，这样的影视作品有很多，与其说在表现嘎子的机智勇敢还不如说是歌颂鬼子的心慈手软。
这些年，主流媒体弘扬了什么?鼓吹奢侈享乐，引导腐化堕落意识，这就是主流媒体。
小悦悦身边走过18名冷漠的路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直到拾荒者陈贤妹出现。为什么陈贤妹出手援救小悦悦?因为她是一个捡破烂的，生活在最底层，为了讨生活，她没有多少时间接触电视、报纸，没受污染，所以保留了朴素的道德观念。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挖这根源、挖那根源，就是不挖自己承担什么责任。朋友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些年的道德模范，比如合肥市新店区磨店乡沿河村送不出去的赔偿款、山东烟台招远市贫穷老人刘盛兰等等。为什么这些道德模范都来自社会最底层?就是因为他们未被主流媒体污染，还保留着朴素的道德观念。
主流媒体在宣扬奢侈腐化方面，那是相当地卖力。仅举一例，2011年春，两个英国小青年结婚，CCTV兴奋了，终于又找到一个大肆宣扬奢侈腐化的机会。4月中下旬，CCTV连续多天大幅报道英国王子结婚的事，前后大概连续报道了半个月。在报道中，播音员说用了很多感染力很强词词语，比如“大家关注的xxxx大婚……”，似乎大家都在关注，这样容易使没有关注的可能随大流。其实只是它关注英国小爹，硬是伪造民意说“大家关注”。4月29日中午，CCTV4的中国新闻继续长篇报道这场婚礼，时长约15分钟，从两个人的求爱到蛋糕的样式、新娘礼服裙摆的长度等等诸多细节不厌其烦，最后播音员说：要想知道新娘礼服裙摆的长度案今晚XX点揭晓。标准的狗仔队“CCTV祸国殃民十八法”之“八卦狗仔法”。那么多中国人民的苦难，它不去关注，对它的英国小爹结婚却这么热衷。
孔和尚有句话说得对：“中国的主流媒体已经全面沦陷。”
5.有人还嫌对毛泽东的否定不够
就像托尼·赛奇教授所讲，中国的反毛污毛程度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的底线。但是，有人嫌反毛污毛力度还不够、还不彻底，还必须从所有方面彻底否定毛主席才满意。
2011年8月27日，胡德平等召开研讨会，“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胡德平说：今天看来《决议》只有说的不够的地方，没有说过头的地方。沈宝祥说：《决议》中有些话，就说的不够充分，“宜粗不宜细”嘛。有些话，也不是那么很符合实际，如对华国锋的评价。《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蔡霞说：尽管《决议》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悲剧缺乏理论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检讨与剖析。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还没能够解决。丁东说：对毛泽东过于维护，对华国锋又过于苛刻，尺度不一。张曙光说：但是决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否则，我们今天的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总之一句话，《决议》对毛泽东的贬低还不够，所在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上的严重问题。在他们看来，农民工讨不到工资、富士康十三跳、黑煤窑、转基因食品、豆腐渣工程、黑社会拆迁、五名流浪儿被闷死、18名路人冷漠地走过小悦悦身边、遍地贪官、老无所养、幼无所教、病无所医、孩子没钱交学费父亲被逼自杀，以及卖淫、吸毒泛滥都是因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贬低不够。他们想突破局限性，怎么突破?恢复历史原貌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绝对不是，他们的所谓突破局限性实际是不满足于对毛泽东的造谣诬陷，要求官方彻底否定毛泽东，这样达到了他们这些年造势的目的。这次会议的一个基调就是认为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谁不“彻底”也不行。胡德平、高尚全、周为民、王长江、于建嵘、张曙光、张维迎、陈有西、章立凡、何兵、吴稼祥、张鸣、胡舒立这些人天天民主自由喊的震天响，然而此时他们嘴上常说的“言论自由”、“尊重不同观点”、“包容异质思维”哪去了?这些人骨子里其实是一帮极端专制独裁分子，你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什么民主自由都给你，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甚至对他们附和的不“彻底”都不行，赤裸裸的独裁嘴脸暴露无遗。
最近，胡德平又跳了出来，11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的座谈会，表面上是为李庄站桩助威，实际上剑有所指。重庆有什么教训?我们从中央文件中看不到。经济发展速度多项指标全国第一、老百姓安居乐业、黑社会销声匿迹，这难道是重庆教训?如果这是教训的话，这只是黑恶势力的教训，只是权贵阶层的教训，却是人民的福音。无论李庄是否很冤，就凭李庄醉心于为黑社会和贪官洗脱罪行的行为看，他肯定不是什么好鸟。这段时间，主流媒体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声援李庄的浪潮，这也说明这些主流媒体已经成为黑社会和贪官的保护伞。
6.反毛污毛不会得逞
有网友讲，反毛者对毛泽东越来越疯狂的污蔑使我更加坚定了对毛主席的热爱。这话也是我的心声。我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像我一样关心时事政治，也并不像我一样常年胸带毛主席像章、每逢诞辰和忌辰都要纪念一番。但是，绝大多数人却有相同或相似的心路历程，前些年很多人对那些还原历史、观点创新、爆料、揭秘还不怎么怀疑，但是随着这些年反毛污毛的程度加深，人们开始觉悟了，这些年毛泽东热的程度有增无减。尤其是最广大的普通群众，对毛主席的崇拜越来越强。这是阴谋家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原以为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人民就会随声附和，就会达到他们变天的目的。可是，情况正好相反，阶级敌人教育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反毛污毛力度越大，人民群众越热爱、崇拜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始终是与人民大众心连心的，毛主席一生都是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与一切压迫人民的行为作斗争。谁想让人民忘记毛主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更加关心人民群众。否则，人民永远热爱毛主席，少数精英的反毛污毛阴谋不会得逞，也必将被人民抛弃。
可以这样说，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是衡量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否走群众路线的一把现成的尺子，是衡量干部是否为人民服务的尺子。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必然是热爱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泼污毛主席的肯定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谁热爱毛主席我就拥护谁，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它。
除了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有增无减以外，在国外也是这样，老人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巨大。两个卡斯特罗和查韦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病房里举着毛主席像，似乎告诉世界他们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正宗传人。今年7月6日，劳尔·卡斯特罗访华时当着中国的总书记用中文深情地唱起《东方红》，我们的总书记只是站在旁边没有什么表情地听。美国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行动中，很多人高举毛主席像或在文化衫中印上毛主席像。不仅社会主义同路人崇拜毛主席，连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市树立了十尊名为“20世纪伟人”的雕像，其中之一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谈到为毛泽东立像的原因时，城市官员乔治·弗雷切表示，这是因为“毛泽东为中国重树了尊严”。11月20日，温家宝在金边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杰拉德送了一张1973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的照片当礼物。可见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觉得见到毛泽东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尽管中国总理的笑容很尴尬。
我们热爱毛主席，有责任把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拿掉。
四、毛主席有没有重大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这是个常识，不必争论，毛主席也有过错误，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公开罗列自己的错误，比如在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到中央委员会选举时，为了保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这些错误在我们今天看来都不是什么重大错误，几十年中经历大小千百次战役战斗，出现个把微不足道的小败仗在所难免。事实上，连那些反毛污毛者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严重错误，否则早就放大若干倍作为话题炒起来了。
我们讨论毛主席一生中有没有重大错误，不能循着李锐、杜导正、茅于轼、袁腾飞、胡德平、章立凡、李志绥们的思路走，更不能顺着他们的话题来讨论，因为他们造谣污蔑的目的就是“让谣言飞”。茅于轼、袁腾飞、章立凡、贺延光那些谩骂用在他们祖宗身上较为合适。
我们看毛主席有没有重大错误，应该根据官方的定论来讨论。前文说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进行了清楚的阐述，对他的错误进行了认定，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文化大革命四项。毛主席到底是不是犯过这四项所谓“严重错误”，不能凭人信口一说，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不是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没有办法查阅有关档案，也没有很多的精力翻阅公开的、浩如烟海的报纸、回忆录等。而且，所有回忆录都是二手材料，都掺杂着个人感情和认识在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既省事又权威的办法帮助我们还原那段历史，这就是当时中央领导们的著作。以下就是本人学习伟人著作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大跃进”期间哪个主要领导人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不是错误，或者说是错误为主还是成绩为主，近年有不同观点，本人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期间的成绩和问题，而不是一概否定。不过我们暂且按照《决议》的说法认定为错误，即“‘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那么，是谁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不是《决议》说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我们来翻一翻1958年——1960年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时期的著作看看他们说了什么来判断判断。
1.刘少奇说了什么
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是中央一线工作第一位的领导人。《刘少奇选集》两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上卷收录1926年5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1985年12月出版，收录1950年——1965年6月重要文章，其中大跃进期间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篇文章。
结论：从《刘少奇选集》中我们无法判断刘少奇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但是，从1985年这个出版年份，我们就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刘少奇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刘选》;而如果此一时期刘少奇的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则不一定入选。
2.周恩来说了什么
《周恩来选集》两卷，上卷收录了1926年12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1984年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收录了从1949年12月——1975年的重要文章。《周选》收录了“大跃进”期间的文章三篇，《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
结论：从《周选》中也看不出周恩来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也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但是，从1984年这个出版年份，我们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周总理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选集;而如果此一时期周总理的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则不一定入选。
3.邓小平说了什么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央一线第二位的领导人，后来实际上也是“刘邓”并列的。邓小平没有选集，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邓选》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1993年11月在全国公开发行。第一卷收录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录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录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邓选》在“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两篇，《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
结论：从《邓选》中同样看不出邓小平来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同样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但是，从1993年这个出版年份，我们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小平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而如果此一时期的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则不一定入选。
4.陈云说了什么
陈云建国前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是中共“五大书记”之外的第六大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国后陈云一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高层最有经济才干的领导人。陈云一生重要文献收录在《陈云文选》中，《陈选》共三卷，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1926-1985年的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跃进”时期的重要文章六篇：《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1958年12月23日)、《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1958年12月26日)、《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1959年4月)、《落实钢铁指标问题》(1959年5月11日)、《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1959年5月15日)。前三篇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什么关系，主要看看后三篇说了些什么。
（1）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
195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
“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再说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讲了两个方法，即编制计划时谁加上谁等于谁，别忘了还要考虑什么什么因素。从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绪，但也没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话。
（2）落实钢铁指标问题
人们在批判“大跃进”时，一般都揪住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说事。很多人说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如何如何，我们看看陈云在1959年怎么说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云在会上就钢铁指标问题做了长篇发言。
“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陈云认为1959年钢材指标900万吨、钢产量1300万吨是比较可靠的，全年钢产量1500万吨也是可能的。
在生产组织上，陈云对土法上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问题。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一千九百五十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两项合计是二千五百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二千万吨。”洋法土法几乎各占一半。“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自然，洗过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炼成好焦，但是还要掌握好技术。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关于耐火材料。……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陈云并要求，“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钢材产量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产量初步定为一千三百万吨，也请政治局再给财经小组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的意见。”
今天人们对1958年土法大炼钢铁颇多微词，但是当年人们并不那样看，起码陈云到1959年5月对土法大炼钢铁还很支持，这其实也说明当年土法大炼钢铁确实解决了不小的问题，远远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说土法就全是缺点，谁主张土法谁就是极左，完全不是这样。
1959年中国实际完成钢产量1122万吨，没有完成陈云主张的争取指标1500万吨，也没有完成可靠指标1300万吨，这说明1959年的钢铁指标确实定高了。
但是从整篇讲话看，陈云对于1300万吨的钢产量是经过全面考虑、认真计算的，听取了冶金部六次汇报，还综合了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国家经委冶金局的意见，财经小组经过了研究，“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也都意见一致，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也开会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应该说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绝对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样某人拍拍脑袋就定了的。
（3）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1959年5月15日的这封信，基本内容是坚持前文的观点，大意是钢材指标900万吨、钢指标1300万吨，冶金部认为指标太低了，有分歧。于是陈云给毛写信“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结论：陈云对1959年于钢铁指标估计有点高，但不能因此断言说陈云“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承担什么责任，当然也无法证明陈云没有责任，起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从《陈选》的出版年份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如果陈云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而如果此一时期的文章显示有比高估钢铁指标的错误更大的话，则不一定入选。
不过，八、九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否定甚嚣尘上，对“大跃进”全盘否定之时，陈云还同意把前面两篇钢铁指标的文章收入文选，可见陈云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让我感到，陈云的这种错误可能在当时与他人相比可能是十分轻微的。
综前所述，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除了陈云有关于钢铁指标文章以外，其他人在这期间关于经济建设说了什么，我们从他们的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凭他们的著作集来断定他们是不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是。同样，也绝对不能排除他们“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5.毛泽东说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1958年——1960年这几年是中国发生大事比较多的年份。这一时期美蒋勾结演出一幕幕阴谋剧，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阻止台湾独立阴谋;西藏发生叛乱;中印战争;与苏联决裂等等。经济建设仅仅是毛泽东考虑的一部分工作。那么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翻一番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选集》曾经公开发行过五卷，前四卷收录了从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其已经不再发行的第五卷也只收录到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节录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毛选》中我们看不到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但是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毛泽东文集》填补了这个空白，其第七卷、第八卷时间跨度为1956年1月至1975年7月。这两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讲话、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或涉及经济工作的29篇。如果按照《决议》的基调，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毛主席此时期明显“左倾”的文章，肯定会入选，不然怎么呼应《决议》呢?
通过反复学习《毛泽东文集》在“大跃进”期间的著作，我从其中没有发现一个字能显示出来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是“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满了理性，都是在怀疑高指标，从1958年起就开始纠正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而其他主要领导到1959年甚至到1960年末还在刮浮夸风和“共产风”。
1958年1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在这个草案的第六十条要求“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他希望自己少做点实际工作，多做点理论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当时是有一些乐观情绪的。但是这种乐观绝对不是骄傲自满、急于求成，而是对战友们的信任。也许，在大好经济形势面前，老人家觉得可以静下心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考察黄河、研究哲学等。随着他退居二线不久，今人所说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在经济领域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泛滥开来”。从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到1958年冬，毛主席发现了经济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问题，开始纠正这些左倾错误。以下摘录了这期间的部分文章：
(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收入文集。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反对急于求成。例如，“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这多年来，有人说毛主席只提倡粮食生产，反对商品生产，纯粹胡说八道。其实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谭震林等人的报告中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就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2)记者头脑要冷静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与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瞒产和虚报都是错误，但性质有不同，瞒产是为了多照顾农民利益，虚报是急于求成，在这两者之间，毛主席旗帜鲜明反对急于求成，连着说了三个“危险性”或“危险”。对于瞒产，毛主席却给予了同情，说明他是站在农民角度考虑的。其他领导人对瞒产和虚报的态度，我们从他们的著作里找不到，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还是今天有什么不方便?
(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写报告要有依据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今天一个科长拿着没有依据的报告给处长看，处长肯定扔出去。但是，当年党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个部的十二个报告却连基本的依据都没有。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接着，老人家对扫盲、绿化、除四害三个方面的急于求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信。“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对这一段笔者有三点说明：一是从下到上造假很严重;二是对于下面的造假，中央有人信，谁信不知道，反正毛主席不信;三是1958年钢产量1100吨，老人家不信。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从这一段看，毛主席的心与群众是连在一起的，对于群众抵制上级乱下命令的“造假”是支持的，但是官僚阶层却是他们对立的，这对于王明理解老人家发动文革也许有帮助。
(4)一个教训
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的检查报告上长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显是反对省委给县乡下达的指标太高，提醒他们下任务不要超过群众的承担能力，同时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评他们把指标定得太高，“千钧重担压下去”。
(5)1959年3月15日《党内通信》
这期间毛主席有三篇《党内通信》，越过中央办事机构越级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这么做?搞不懂。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针对当时把公社甚至县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共产风”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队做为基本核算单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不同意见，可能别人嫌他进入共产主义的脚步太慢，他只好要求听听群众的意见。“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对于已经做了决定的河南“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结尾处是“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6)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
这一篇也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讨论“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结尾处是“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
以上这两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讨的语气，没有哪一句有丝毫的骄傲、武断。在讨论具体工作方法时就像一个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写字那样耐心，甚至叮嘱“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由此可推断当时的“热度”有多高，这位党的主席不得不泼泼冷水降降温。
(7)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
这第三篇《党内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直接写给小队级干部是不是反应了他对纠正左倾错误的无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一共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政治老师讲大跃进时亩产多少万斤如何如何，说毛主席出身农民居然还信亩产万斤。当时我虽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现在明白了，老人家连亩产八百斤都不信，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如果全党，甚至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像他老人家一样这么冷静，后来的饥荒可能要好很多。在这里，毛主席允许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也许，高指标从中央到省、县一路压下去，毛主席很无奈，只得号召基层群众对抗高指标。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人“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记得曾看过批判“大跃进”期间无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见，密植错误不能按在毛主席头上。毛主席反对的态度多么坚决：“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哪些人主张“愈密愈好”?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层领导，而且不在少数。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年年储一点”，“经过十年八年奋斗”，能说这是急于求成吗?如果这能形成党内共识，后来饿死人的事会少很多。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讲真话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从党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强调讲真话来推断，当时“浮夸风”是多么严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如果我错了那是最好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无奈和焦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证明了老人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证明了老人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传朱总说的那样，“每次大家反对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证明大家是错的，他是对的”。革命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是如此。是谁在一直唱高调，导致后来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绝对不是那个唱高调的人。
(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著作)
(8)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一再强调人民公社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可以消灭生产队所有制，批评了“共产风”。与他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反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是一脉相承的。随后，他还亲自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今天全国2000多个县长不知有哪个还亲自起草会议纪要。
(9)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批评“共产风”是“劫财”。把“共产风”说成是“劫财”，意思是谁刮“共产风”谁就是劫匪。可见老人家对“共产风”是多么痛恨。
(10)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道：“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见，毛主席压根就没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11)粮食问题
1959年7月5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了长篇批语。其中一句：“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以前总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边。
(12)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谈话。文集里收录的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谈话的一部分，这些谈话中，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指导意义。文章很长，建议朋友们读一读。比如其中说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耳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比如“‘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这不就是特色理论吗?
(13)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看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后，针对当时重新刮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写了长篇批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党中央主席五次三番都制止不了“共产风”、浮夸风。对比毛主席1958年起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语气，起先是商量的口气，后来越来越严厉，到1960年春开始比较严厉了。其实毛主席是一贯民主的，不愿意采取家长制作风武断命令，从这几年纠风态度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至于到1960年春开始有些“不处理不行”的语气，绝对不是武断。
(14)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当时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一个退居二线的党中央主席，亲自起草这样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中央”对几年前要求“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显示出毛主席对于“中央”克服“五多五少”不力的官僚主义不满。
(15)彻底纠正“五风”
1960年11月15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批示，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到1960年底，“五风”还是很严重。毛主席关于纠风的语气也越来越严厉，但这不是野心家们说的“武断”，而是一种“焦急”。
这个批示中有这样一段：“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这里说的中央指示是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这个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指示信可能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我的依据是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但肯定不是刘周陈邓主持起草的，否则肯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我估计应该是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因为不仅他在督促十二条的落实，这十二条与他这几年对“五风”的态度也是一脉相承。
接着，在11月28日，他又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出指示信《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可见老人家纠正“五风”之迫切。
(16)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很长的插话，其中一部分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为题收入文集。指出“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一定要坚决退赔”。称公社从农民手里拿来很多东西是“‘黑手’起家”。指出“‘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从1958年起，毛主席一直在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的错误。可是，到1960年底“五风”仍然很严重。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到底是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重复1958年的错误?如果按《决议》的说法，到底是谁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呢?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毛主席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我们看到，到1960年底，毛主席纠风的语气，已经十分严厉了。这难道叫武断?
(17)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对于中央工作中的错误，他总是勇于承担责任，包括很多他一直在纠正的中央的工作错误他也承担下来，从来不推诿。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十年总结》，其中的一部分《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收入文集。“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本文按：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本文按：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本文按：1959年4月2日至5日）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对于经过那么多部门研究、那么多决策机构讨论确定的1959年完成1650万吨钢的责任，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如果说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最多是承担一点领导责任，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或者直接拟定经济计划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些年，“大跃进”式思维充斥各个领域，比如 中央电视台大肆宣扬奢侈腐化思想、为美欧欺压第三世界人民鼓与呼，国家统计系统一级一级虚报数字，黑矿山和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中国人民被当成小白鼠做转基因实验，两房债券3760亿美元打水漂连个声响都没有，凡此种种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也没见哪个领导人承认错误。难道现在的领导同意胡德平的观点，也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决议》对毛的否定不彻底?
据《环球时报》披露，“两房”破产，中国就损失了376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四五年的军费开支。2011年，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760亿美元的国家也只有20来个个，象南非、阿根廷这样的G20国家都没有达到3760亿美元。有谁向中国人民做个解释?去年夏天，外管局居然声称，这些外汇储备跟中国老百姓没有关系，绕口令似的说什么借方、贷方、资产、负债，再他娘的哪一方也是损失了，怎么跟中国老百姓没有关系?大领导怎么看，不知道，大概也是这个态度，要不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吭都不吭一生呢!真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另外，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要求储备一点粮食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果各级干部真按毛主席的要求储备一点粮食，后来的饥荒可能要轻得多，甚至不至于饿死人。还有一些与经济问题无关的文章也可以证明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根本没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如1959年2月21日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时，谆谆告诫：“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如果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毛主席此时已经狂热了，应该向非洲人民提出赶快建设共产主义才对呀，怎么会叮嘱他们“要准备长期斗争”呢?
从以上这些文章来判断，“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头脑一直是非常冷静的，根本没有因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而忘乎所以。毛主席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根本没有重大错误，绝对不是《决议》上说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相反，是他在一直纠正别人的错误。正像他自己在1959年4月说的那样，“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事实证明，毛主席不是什么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实事求是的。
就连《决议》也不能否认毛主席纠风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只不过《决议》随后很巧妙地把其他领导人也拉了进来，“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好事大家都有份，可是我们从这些人的著作里找不到他们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说了这些话，对纠正“五风”有什么意义。即便如此，对照《决议》所谓毛刘周陈邓朱邓纠正错误的说法，我们看到毛主席是全面的、系统的，而其他人则是局部一点或几点，不可同日而语。
学习了这些毛主席著作，还有一个感觉，老人家一直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与整个官僚集团做斗争。这对于我们理解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有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权贵阶层害怕“文革”的原因，谁不顺着这些官僚阶层谁就是“文革余孽”。
除了找不到刘周陈邓等人反“左倾”的言论外，本来也想找一找胡德平的老子胡耀邦的著作看看当时是什么观点，但是走了几家书店都说没有，在网上搜也搜不到。最近，胡德平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很多纪念“耀邦”的帖子，一口一个“耀邦”这样，一口一个“耀邦”那样，就像老子称呼儿子似的，让人搞不清谁是爹、谁是儿。请胡德平晒晒耀邦在“大跃进”期间的作为让我们看看。
（二）回头再看看《决议》是怎么说的
学习了毛刘周陈邓在1958年至1960年期间的著作，我们再对照看一看《决议》对这一时期的描述：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错误是毛泽东的，其他人只是“不少领导同志”有错误。“不少领导同志”这个词很绝妙，给人的感觉是“少数同志”，“更由于毛泽东同志”放在“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前面的搭配更绝妙，很容易给人只有“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其他人没错误的感觉。
出现困难怎么办?需要克服，需要纠正错误。接下来的一段更妙。“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刘周陈邓主持下收拾残局，纠正错误，又好起来了。我就纳闷，“大跃进”期间谁主持的?
接下来，按照决议的说法，由于刘周陈邓等人正确和果断，刚刚好起来的形势又让毛给整坏了。“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给人印象，毛一人错误，刘周陈邓净干好事，没犯错误。决议实际上也是这么说的：1956年至1966年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功劳是集体的，错误是个人的。“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的成绩都是虚的，错误都是具体的。其他人的错误都是捎带脚的，成绩都是具体的，都是一直在同毛的错误作斗争的。历史真的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说：“谁活到最后谁就是艺术家。四个说相声的，你把那三个熬死，你就是艺术家。”诚哉斯言!
其实，我觉得毛主席的“个人专断作风”不是来早了，而是来晚了，如果早一些专断、早一些“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可能早就纠正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状况可能好得多。
（三）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按照《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今天看来，当年毛主席看得多准。如果拿这些观点对照今天的中国，预见性多强。正像王震将军临终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决议说这些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今天看来，这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第一个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难道今天不是这样吗，我们且不说谁用转基因食品拿全国人民做实验，也不说中央党校教授反党，更不说那些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如何为美日摇旗呐喊、天天谴责“爱国贼”保护卖国贼，单说那遍地的贪官难道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难道他们代表人民群众吗?难道不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吗?堂堂中国中央电视台，拥有中国最大的话语权，却把爱国者称为“贼”，古今中外未之闻也。这与冈村宁次、汪精卫、还乡团用“贼”“匪”之类的词污蔑八路军，如出一辙，央视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
第二个论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助欧洲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以改革名义瓜分国有企业挖空社会主义基础、主动让外资控制我们各个要害领域，难道不能说明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吗?佐利克的世界银行出台的《2030年的中国》开出的药方明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坏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坑害了拉美、坑害了东欧、坑害看苏联、坑害了东南亚，甚至连美国人民也坑害了，现在又原封不动地用到中国。连外行人都明白的事情，可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却视若珍宝，说明什么?
第三个论点，“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么做肯定是权贵阶层最害怕的，老百姓在公园里唱一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他们就说是“文革余孽”在搞“文革复辟”。因此，指望权贵阶层反腐、揭露阴暗面，把权力主动交给人民群众，主动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难道不应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吗?
第四论点，“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大家说呢，对不对?毛主席这么伟大的人，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绝对是有道理的。
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拿今天的实践来检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主要论点全部是正确的。
这些年，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怀念越来越热烈，他们每逢和忌辰都自发地举办各式各样纪念活动，在今年保钓大游行中，各地还旗帜鲜明地打出毛主席的旗号，这点令那些反毛污毛者十分想不通：我们都已经把毛妖魔化到无以复加了，怎么老百姓反而更热爱他了?于是，他们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你在公园里唱一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就说你搞文革。今年3月份居然有很高的领导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这么认为，这才使我进一步看清看他们。本人在《我不是文革余孽》一文中曾经论述过，今日中国14亿人，88%在文革期间年岁尚幼或者根本没有出生，对文革没有一点感性认识，怎么可能是文革余孽?哪里有那么多文革余孽?如果这些没有经历文革、从小一直接受否定文革教育的老百姓都是文革余孽，大领导们，你们还不应该反思一下吗?难道反思的结果就是胡耀邦的儿子所认为的对毛泽东的否定不彻底吗?还要怎么彻底?如果再彻底，老百姓可就忍不住了，官老爷们!不要以为中国人民始终是待宰的羔羊。
（四）毛主席一生没有犯过任何严重错误
通过学习毛刘周陈邓等人在“大跃进”期间的著作和对文化大革命论点的检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决议》认定的毛主席的严重错误都不符合事实，毛主席一生从来没有过重大错误。
五、一生中一直在创造奇迹的毛泽东
有人说毛泽东不是神，我们承认，但是如果你不带任何色彩地审视毛主席一生的丰功伟绩，你会发现任何神也比不了毛泽东，你不信，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神与毛主席来对比。
(一)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继承和创造的巅峰
毛主席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诗词大气磅礴，历史上只有苏辛或可比肩但是毛主席诗词很强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这点苏辛却无法比拟。他的书法潇洒奔放，自成一家，大开大合，无拘无束，书法作品浑然天成，显示了他的坦荡胸怀。毛泽东的一生是开创性的一生，是为99%探索的一生，他始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最实事求是的，因此才创造了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古今中外无人能比。对老人家丰功伟绩进行全面评价，绝对不是我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墨水的平头百姓能够做到的，这里仅就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认识。
1.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
中共历史上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邓中夏、林伟民、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祥谦等。但是，很多人对于毛主席也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袖可能认识不深。其实，毛主席早年在长沙就领导过多次工人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领导的第一次有全国影响的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是毛主席酝酿、发动和领导的。中共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虽然早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那时林伟民和苏兆征都还不是中共党员，这次大罢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稍晚一些的“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同样影响很大，但都失败了。在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期间，虽然发生过百余次罢工，但是影响力都比不上这几次。更重要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中共领导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还为中国革命锻炼了一大批干部。
1921年秋，毛主席亲自到安源路矿工人中开展工作，他开办工人夜校教育工人，深入矿井与工人谈心，为后来的大罢工奠定了群众基础。之后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肖劲光、林育英、陈潭秋、滕代远以及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杰的蒋先云等去安源工作，从而在组织上形成了坚强的领导。1922年9月，毛主席再次来到安源，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于是决定组织路矿工人进行罢工。他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为大罢工确立了思想路线。
这次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锻炼了一批领导干部。中国革命史上很多响当当的人物都参加过这次罢工，除了前面提到的诸位以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上将杨得志，中将丁秋生、刘先胜、晏福生、唐延杰、韩伟，少将王耀南、吴烈、罗华生、罗桂华、幸元林、熊飞，以及独臂将军蔡树藩，“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等或参加过这次大罢工，或受这次大罢工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2.最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
中共农运史上，最杰出的两个领袖人物非毛泽东和澎湃莫属。澎湃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但是，他的影响仅限于海陆丰，与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相比，无论规模和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甚至很多地主、富农也想方设法加入农会，农会还要看看他的表现才决定是否吸收入会，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未曾有过的。湖南农民运动为大革命高潮、为北伐军打败吴佩孚贡献极大。更重要的是，湖南农民运动为推翻封建主义这座大山贡献极大，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个大事件。正像毛主席所说这场运动“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这座大山。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政权既被打翻”。“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族权也被打倒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连小孩子的口头语都是“打倒帝国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
多么壮观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教育运动和农民翻身运动啊!这场运动发展下去，“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多么大的力量。
这场湖南农民运动，为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农村教育和组织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为党制定正确的农村工作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瓜熟蒂落，迅速荡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之所以发动全面内战，以为自己必赢无疑，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农民打倒老蒋的积极性。等常公看清的时候，已经不得不落荒而逃了。到了台湾后，常公照搬中共的土地改革，立马站稳了脚跟。
3.开创了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开辟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他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他参与创建的党说他是要做山大王把他开除出党(后来才知道是讹传，而是开除出政治局)，几次前往井冈山批判他的人都曾是他的老部下;当他打出一片广阔天地时，第三次左倾路线把他赶出领导岗位，断送了他开创的根据地，他亲手培养出来的红军干部眼睁睁地看着牺牲或者被杀;他的妻子、堂妹和许多乡亲被杀，儿子成为流浪儿沿街乞讨，甚至祖坟都被国民党挖掘……
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军事路线，以及正确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他的一篇篇光辉著作是一盏盏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给了你清楚的答案;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打败日本鬼子?照着《论持久战》去做;怎样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认真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怎样认识世界，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论》《矛盾论》;……按照他的指引去做，革命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否则就会遭受惨重失败。这一点，他同时代的领袖们早已经是共识，无论今天的反毛污毛者如何造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4.建立了新型的革命军队
一介书生，而且始终是拿笔杆子的，在大革命遭受失败后，清清楚楚地告诉全党“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不等八七会议开完，毅然投身武装斗争。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克服了单纯军事思想、克服了绝对平均主义、克服了旧军队不良习气，明确了红军三大任务，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而建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这些原则八十多年后仍是人民军队的灵魂。为了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他的态度是坚决的，意志是坚定的，思想是明确的，在大家不理解、反对他、剥夺他的领导岗位后，他仍是坚决的、坚定的、明确的，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家不得不请他回来继续领导。没有他的坚决、坚定、明确，人民军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苏联红军、南斯拉夫人民军，以及东欧诸国军队没有这样的灵魂，所以没有肩负起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使命。古田会议后，朱德等一大批优秀将领，坚定了跟随毛主席的信念，直到终生。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共第一代的领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走过反对毛主席到跟定毛主席的历程，毛主席确实高出同代人一大截。
5.最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
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人否认。
有的人一谈论将军就是巴顿如何如何，其实巴顿这样的将领在人民解放军中数不胜数。巴顿打仗，一般先是利用空中优势狂轰滥炸、再利用优势炮火猛烈轰击、最后用优势兵力开着坦克冲过去。如果少一样，巴顿们就玩不转了。阿登反击战中，几辆德军坦克就把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如果德军有足够的油料，几百万盟军真有可能到英吉利海峡洗海水澡。美军这一套战法，到朝鲜战场就不好使了。还是有制空权、还是有优势炮火、还是有制海权，但是在小米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几次战役就被打退数百公里，从鸭绿江边一路狂退到三八线。美军中被誉为“攻势权威”和“守势权威”的第八集团军司令“虎头狗”沃尔顿·沃克中将，本来杜鲁门已向国会提名他晋升上将，结果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打击下车毁人亡。这是美国建军史上牺牲的最高军阶将领。如果志愿军的弹药能够运得上去，十几国联军早就到日本海喂王八了。为什么是这样?原因有很多，但是与人民军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关系极大。而这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1956年授衔的将帅几乎各个都是毛主席的优秀学生。
在军事上，我最佩服毛主席的就是转战陕北。身边只有四个警卫连，就敢于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转圈圈，古今中外还有谁人有此胆魄?有人说毛主席敢于转战陕北是因为有熊向晖的情报，此话大谬矣!不可否认，熊向晖的情报对于西北野战军战胜胡宗南、掩护党中央转战陕北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情报工作仅仅是胜利的保证之一。现在果粉们把军统局吹得神乎其神，怎么常公没有胆量去跟日本鬼子转圈圈?况且，熊向晖早在1947年7月就赴美留学，且在这之后不久胡宗南就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而党中央转战陕北直到1948年3月达到牵制和消灭胡宗南有生力量的目的后才东渡黄河。情报是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超人的胆略和过人的能力。
毛主席之所以成为古今中外第一军事大家，与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战法是有很大关系的。面对不同敌人采用不同战法，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古今中外无人可比。这都源于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战略上，毛主席的地位是公认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是在战略层面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在战略层面指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指导，现在影视剧很是津津乐道。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思想更加光芒四射。比如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几百年来弱肉强食的国际法则，成为中国团结被欺压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再比如三个世界的划分，寥寥数语就把两个超级大国置于孤立地位，第三世界人民像过节日一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这才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种一出手就能拨动地球的力量，谁人能有?
6.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现在有人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无限夸大国军抗战，这些都不值一驳。还有一些人觉得，蒋介石是二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是常公领导了抗日战争。这种认识是一种官本位思想，谁官大谁就是领导。如果从行政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是思想、路线角度，往往并不是这样。什么叫领导?谁来领、谁在导?所谓领导不是比谁官大，官再大，跟着别人走，也是被领被导。邓小平在第二代集体中排名从来不是第一位，经常是第三位，这就是一个旁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是中国共产党提倡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并推行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毫不动摇地抗击日寇，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指明了中国抗战的道路，是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创造性地在大而弱的情况下把游击战史无前例地提升为战略层面从而死死拖住并消灭了大批日寇有生力量，是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一会儿亡国论，一会儿速胜论，摇摇摆摆，没个准主意;既无明确的战略思想也无明确的组织路线，既不相信人民更不敢发动人民抗战;八年抗战，国军损失很大，但却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战绩，屡战屡败，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要么就是偷袭抗日军民，搞反共摩擦。即便常公自己也始终没断与鬼子勾勾搭搭，武汉会战后常公开始动摇，到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各级干部和军队投敌如潮。要不是鬼子开价太高，常公就与汪精卫合流了。汪精卫1938年底叛逃，到1940年3月才成立伪国民政府，就是等蒋介石呢。因此，1946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上，陈璧君讲，汪精卫与蒋介石是一样的，她没有罪，“蒋介石明里言战，暗里也在乞和，同意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一事，足可佐证。”“蒋介石屈从英美压力，又害怕打不过日本，出尔反尔，时而言战，时而谋和，汪先生认为不足与谋。”连汪精卫这样的头号汉奸都因蒋介石时战时和难以共事，蒋介石这样的人能是中国抗战的领导者吗?
果粉们常常大肆吹嘘国军N次会战，其实除了个别战例取得了些战绩外，几乎所有会战都是一败涂地，丧师失地。公平地说，全面抗战伊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还是很卖力的，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忻口战役等牺牲巨大，也杀伤了一些日寇。但是抗战初期国军牺牲巨大，蒋介石的决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决策者高明，本来不至于牺牲这么巨大。比如淞沪会战，他把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派到海边任由日军航空母舰战机轰炸，绝对是愚蠢之极。
远征军。中国那么多的国土尚在日寇手中，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跑到缅甸去干什么?救英国人。有人说是为了打通滇缅公路，其实第一次远征时滇缅公路并未失守。如果远征军是为了滇缅公路，应该是防守态势，以远征军的优势兵力和以逸待劳，防守滇缅公路绰绰有余。但是远征军为了拯救英国人，采取了进攻态势。此其决策错误一。错误二：当时远征军十数万部队，装备并不差，鬼子两个师团区区3万人，装备也并不比远征军强，远征军仍然因指挥失误导致局部失利。错误三：局部失利后仓皇撤退，人说败仗撤退能检验将军是否高明，这次撤退说明杜聿明并不怎么样。错误四：撤退时选择了野人山这种最糟糕的路线，致使数万中华好男儿包括戴安澜这样优秀的将领葬身原始森林。即便用最笨的方法与鬼子傻拼，也不见得牺牲这么多人。战役结果，滇缅公路被彻底截断，与其他历次会战一样丧师失地。
昆仑关战役。当时国军兵力人数多于日军，第五军装备已经远远强过日军，国军还有陈纳德的空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击退了日寇进攻，站在领导者、指挥者的角度，实在乏善可陈。
常德会战。这次会战余程万的57师打得异常惨烈，57师因此获得虎贲军的称号，作家张恨水因此创作了小说《虎贲万岁》。这次战役是国军整个抗战期间在劣势情况下打得最好的一次(台儿庄会战国军兵力10倍于日军)。但是，常公不这么想，战役结束后马上命令枪毙余程万，在常德数万民众签保情况下，余程万才免一死。余程万在香港晚景凄凉，女儿不得不出演三级片谋生。这就是蒋介石对待坚决抗战的态度。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1944年，日军海上交通线被盟军切断后，组织了从华北到华南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此时日军早已不像抗战初期那么精锐。此时，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都在反攻，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开始了局部反攻收复大量失地，我家乡有一首民谣：“1943年唉，全民大改编，白洋淀的炮楼端了大半边。”我们村老人很多都会唱。但是，在十几万强弩之末的鬼子面前，拥有空中绝对优势(果粉赞扬陈纳德语)与绝对优势美械装备(果粉赞扬美国帮助语)、兵力十倍于鬼子的国军仍被鬼子打得望风披靡，“帮助”皇军顺利完成了战役意图，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如果中国抗战是在这样的人领导之下，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受降。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十分傲慢，派参谋长递交投降书，何应钦毕恭毕敬地从鬼子手里双手接过投降书。每次看到何应钦向投降的鬼子们鞠躬的照片，我就增加一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屑。这样的国民党能是抗战的领导者吗?
当然，对于那些流血牺牲的国军将士，我们必须给予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的崇敬，因为他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为抗击日寇而流血、流汗、牺牲。但是，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错误的抗日路线和无能的指挥，才导致了那么多的国军将士流血牺牲。
今天，粉饰国民党，矮化共产党甚嚣尘上，如果你敢质疑对国民党抗战的无限拔高，有人就说你是侮辱牺牲的国军将士;如果你歌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就有人嘲笑你，这些人中不乏在中共身居要职者;如果你说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战，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有时，真搞不懂，自己身在红区还是白区。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有实事求是精神的中国人不要畏惧，要勇敢地告诉大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侮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而已。
毛主席的一生，始终致力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劳动人民是幸福而奋斗。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应该怀念他、拥护他。站在权贵立场上，你可以批判他，但是希望你们这些批判者尊重事实，也来实事求是地评判，一味地泼污是适得其反的。
（二）毛主席创造的N个第一
毛主席在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造了无数个第一，这些第一在别人身上有一个、两个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毛主席却创造了N个。
1.建立了中共第一个省级组织和农村基层组织
中共一大后，毛主席回到湖南，于1921年10月10日筹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自任书记，这是中共第一个省级党组织。
1924年12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冲，先是创办夜校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1925年6月，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中国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
2.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底，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省新县三湾时，通过“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事实证明，肖克的连队和罗荣桓的连队由于很好地落实了“连有支部，班有小组”，在撤退途中做到了一个士兵也不损失，而其他没有很好落实这一做法的连队，往往很容易溃散。正像毛主席《井冈山的斗争》所讲：“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1927年他在汉口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4.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位于湘南、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了工农政府，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5.第一个系统提出游击战争战术原则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最早最完整地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其中就包括十六字诀。按照毛主席的阐述，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一共五句话：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
人们熟知的十六字诀仅仅是游击战术原则的一部分，是专指作战的。而这五句话，包括了发动群众、根据地建设、作战指挥等等，是系统的。“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今天有些人总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说“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不是毛主席的创造，没有意义。
6.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道路
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他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等著作，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文采飞扬!
7.最早提出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明确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另外，毛主席有很多个第一，比如在1927年末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培养红军基层干部的训练机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领导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党员登记，1928年的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开展的党员登记工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起草了我党第一个土地法，1928年12月主持起草了由湘赣前委发布的井冈山土地法;第一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的思想，1929年12月，他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提出了提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确保了人民军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提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在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主席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等等。
（三）毛泽东的路线是实事求是的路线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都知道，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遇到过无数挫折，每当生死存亡关头，总是毛主席在大家还处于迷茫时找到一条坦途，把中国革命带出困境;每当中国革命顺利发展时，总是毛主席顺势而为英明果断地带领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什么这样?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经历了数不清的困难，应对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老问题。事实证明，毛主席有着极其准确的预判力。今天有些人拿这些精准的预言来神话毛主席，其实神话也是一种亵渎，没必要。毛主席的预言，决不是臆测，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
毛主席一生都是深入实际的模范，不坐大机关，不做大官，专注于做大事，因此才能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大截。当年无数以救国图存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或东渡扶桑，或西赴欧美，或求学苏俄，而毛主席却认为自己对中国还不够了解，解决中国的事情还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于是他深入土木工人中间、深入煤矿工人中间、深入农村走到农民中间，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当很多人留在中央工作时，他却以一介书生深入军事斗争一线，党的缔造者之一却接受湘赣区委的领导，从而开创了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源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像老人家《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通观毛主席一生，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态度和力度都是最好的，他的一生都是实事求是的，他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从来都没有脱离过群众，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实践。站在中华民族的的角度，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乃至站在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角度，他从始至终从来都没有过什么严重错误。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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