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我经常说到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今天终于又看到了一份，并在这儿上网，不过，我还得先说一些话。如大家不愿看可以跳过去，先看毛主席的文章。
我不过是说一下亲身经历的时代背景和感受到的真实性而已。
我生于1946年，大跃进开始时还不满十二周岁。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劳动，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种事情很多。宣传总路线、宣传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宣传除四害、讲卫生，参加打扫卫生、掏阴沟和除四害运动，打老鼠、打苍蝇，熏蚊子，打麻雀。我们复兴西路原来蚊子很多，在那时竟把蚊子打完了。二十几年没再见到蚊子。1981年回家探亲时才发现蚊子又回来了。
有人说那时上海打麻雀，虫子把复兴中路的梧桐树都吃完了，那是瞎说。我家就住在复兴西路三十弄，复兴中路一走就到，常去那儿，林荫道一直在。六十年代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就在那儿拍的。八七年我回上海，梧桐树已长得极粗大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麻雀看成害鸟，那时的唯一罪行是事情做多了。如不是那时大规模打麻雀，麻雀还翻不了案。也许注定麻雀要受一次大劫难才得平反。
炮轰金门马祖时，我们参加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在街头演出。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
鉴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体坛上搞两个中国，国家号召开展劳卫制运动(劳动卫国制)，对我来说爬竿是强项，按少年级手脚并用，我光用手就轻而易举地爬上了三米五。但四百米长跑对我就难了，我前后跑了四次，一次不成就坚持跑第二次，在第四次不顾疲劳终于达到了标准。但是短跑就不是靠吃苦就能达到的了。我跑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在那年龄段，班上的女同学在我们看来很大了。有个女同学体质好，体育运动很好，她也替我着急，陪着我一次次地练，但我终于还是没有通过。我这该死的记性已经把她的名字忘了，但是这一事情我永远不会忘。我的体质总的来说是弱的，劳卫制通过了四项，没能全部通过。
大炼钢铁时，我们年龄小就捡废铁，收集破碗和其他耐火材料。现在电视说到那时的高炉，都没有人高。这自然是那个时候拍下的。年轻人见了大概以为那时高炉都是如此。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没留下什么印象。要知道那时代表性的高炉，最好还是去看电影《五朵金花》。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小高炉，是用香烟罐头做的。炼出的铁只有一颗珠子大。那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杰作。见诸于少年报，表扬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知为什么，不用它作为那个时代代表性的高炉?
我也和那个孩子一样做过可以令高贵的先生发笑的事。原来我在校园的一角泥里埋下了几根废大头针，当听到大炼钢铁，叫我们收集废铁的号召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那些大头针刨出来，这是我捐献的第一批废铁。今天公布出来就让高贵的先生们去作为笑料吧!
办人民公社时，上海的学生发起了一个捐献拖拉机运动，大家收集各种废品，如废纸、废玻璃等，卖了的钱买拖拉机，又利用了废品，一举多得。这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前。即1964年。
办幼儿园时，大家制造玩具捐给幼儿园。
我们又宣传扫盲，而我妈则参加扫盲运动，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亲眼看到工人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人们大概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我做那个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我也搞过技术革新，可是一个也没成功，下面再说。
工人们都是没日没夜地干。那时候，有的人把铺盖抱到厂里来，困极了就找个地方卷着睡一会儿，饿极了就吃点东西。其他时候都是干活。以至于中央要下指示，提倡劳逸结合。这种由朝廷下诏，号召大家注意休息的事，是古今中外从未见到过的。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有的时候，书记给大家送茶、送毛巾。天热时，看到有的工人满头大汗地干，给大家一个个打扇。工人们废寝忘食，领导和炊事员一起送饭到车间，亲自递到工人手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整天敲锣打鼓报喜，许多人技术革新成功。诸如一个原来手工劳动的厂，一星期实现了机械化。十几天高楼平地而起。一百个小时建了一个车间。我们绝对相信。
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晚上又很晚回来。我父亲和我们一样，除了上班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下车间劳动。
他负责工具仓库管理。按当时要求，服务到车间。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尽管那个时代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我父亲对那个车间、那个小组、那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我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
除此以外，我父亲的厂——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他们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为此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竟然为此吃了冤枉官司。——这个不谈了。
那时工厂都在为提高质量而努力。上海量具刃具厂决心游标卡尺在质量上赶上英国。就把各国的游标卡尺拿来比较。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我们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努力，终于赶上了英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瑞士的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赶上。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学生们还下乡劳动，我们年纪小，没让去。后来大家坚决要求，就让我们参加了上海长风公园的劳动。那时叫做碧绿湖公园。预定一星期，后因寒潮降为三天。但是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我们参加开挖的。铁臂山有我们堆的土。广播里表扬了我，我那时候小小年纪，居然一顿要吃五两饭。
国家又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我们参加植树。还参加了“绿化近卫军”。保护树木。
由于加班加点的人很多，为了使他们家里能正常生活。我们还到陌生人家去帮他们打扫卫生。比给自己家里做得更有劲。
不过也有人到我家来给我们服务。那时上海统一电网用 220 V，工人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得又快又热心，走时收拾干净。另外房管所又派人到我家来给地板打腊，给墙壁粉刷。那时家中只有我妈在，他们帮我们搬家具，粉刷后打扫清洁并把家具搬回。他们是如此地热情，以至于不小心把一个小摆设，一只松鼠打落在地尾巴打断而未发觉时，我妈急忙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后就会提出赔偿，而我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他们赔偿。后来尾巴由我父亲粘起，在我家又摆了二十多年。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这到后来还是被人们说成是好事，不知为什么有人一口咬定是1957年并说1958年就业困难。
由于人人都在忙，所以办食堂时，我们在食堂里搭了伙。完全是自由的。公正而论，办得不错，但是与自己煮比还是稍逊一筹。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人说不准。当时中央有十四字方针“粮食分配到户，搭伙自愿，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上海是做到的。1960年下乡劳动，农村食堂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也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但是1970年我到了南充，厂里的食堂还是强迫的。谁不吃就把他的油和副食扣下了，还振振有词地说“你自己不来吃也”。现在食堂完全垮了。
上海还搞了无人售货商店。象现在超级市场那样，货放在那儿各人自己取，但一无保安、二无摄像机监视、三不在出口付款，而是放一个箱子各人自己凭觉悟往里面投币。如在现在只怕是一抢而空了，但当时90%以上货是付了款的。文革中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因为还有一些人拿了货不付钱，使商店办不下去了，因此也不算冤枉。但我觉得当时办这事的人并没有恶意。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人见人惯的。有了困难很多陌路人会来帮助。
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南充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厂里的工人说，每天上班时间没到，早已做了一大堆生活了。比其他时候一天做的还多。
那时候还举行万首诗运动，我做了一百首诗，数量上在班里不算第一，但是得了第一名。老师说我的想象力丰富。其实我不过是看过《西游记》，把《西游记》都写进了诗里。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标题为《熏蚊子》，如下：
悟空忽见火焰起，忙问罗刹借铁扇。铁扇公主摇手把话提。这且不是火焰山，而是人们熏蚊子。
后来看到一本大学教科书，反对那时的诗。但没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然后说那个时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这首诗历来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可是大评论家们没给我说出个之所以来。看来只有把这首诗改了。
天上有玉皇，地上有龙王。我是玉皇的仆人，我是龙王的奴隶。面对三山五岳挡道，我跪下了!
大概那个样子就好了。
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那是瞎说!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事实上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改进学习方法。学生们互相帮助，研究怎样学得更快更好。提倡自学，提倡预习。我代数的“分式”就是自学的，到老师教时已经会了。我们还搞了许多科技活动——简直成了风。事实上我初中的成绩比小学高得多。(我1958年下半年进入初中)我们上海还把初三学的化学，提前放到初二来学了。还有人在试验小学三年级学代数，虽然不妥，毕竟说明那时根本不存在不准读书的事。
除此以外，我们还学了许多乡土教材。比如沼气就是那时学的。书中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地下打天然沼气，另一个是搞沼气池，用粪便制造沼气。各地根据自己情况选学。我们上海主要是从地下打沼气，就学这个。可另一个我自学了。不过几年后，听说搞沼气池也是浮夸风，必须下马。上海打沼气也停了下来，但是六九年下乡时，有个生产队，使用沼气已有十一年了。
到了八十年代，忽然听说我国的沼气事业是由一个地主搞出来的，他用塑料袋收集沼气，真是感到莫名其妙!我自学沼气池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塑料袋。
我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原来我国大学用的都是苏联的课本，自己的课本就是在那个时候编的。原来学习苏联每天要上十几节课，完全是满堂灌，我们自己改为一星期二十几节，其余让学生自己学，成绩反而提高。
那时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无论做什么事都似乎有使不完的劲。那时做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当然，不做事的人最好，绝对不会犯错误。而站在一边指责别人的人更好，不但轻松，别人错了，还反衬出他正确了。
现在一提起那个时代，似乎就是浮夸风与共产风，有没有?——有!大家知道尤其在农业上更是突出。
我1958年 9月才满十二岁，那时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所以我们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是不久以后，就感到怪了，报上出现了十万斤、十几万斤，口气却和原来大不一样。原来是头版整版还配了宣传画，后来十万斤、十几万斤却放在其他版，只占一角落，而且只是表示有这样的消息，没有喜庆的样子。
——那个时代，使我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报纸的编排。就是从那时起，我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番议论。当时我还感到奇怪，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后来当我看到许多高中文化、大学文化几十岁的人，却不会读书看报，就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赞扬我了。
不久以后，听到大人们在说，原来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 斤，北方500 斤，而我们已达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
“谢天谢地”我绝对没记错。
不仅我父亲在这样说，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尤其使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
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这一消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做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我们无法接受。
但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彭德怀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但是答案很快就来了。
我们上海市黎明中学的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吴××(女)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
不但我们学校如此，我父亲单位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人也都说他们的领导是这样传达的。
更详细的说法是，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
但是都没有中央文件，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就好像1972年普遍传达说，林彪他们认为毛主席要选张春桥当接班人，但是我们知道，先是王洪文，后是华国锋当第二把手。
我还是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
其实对于浮夸风真正气愤的是我们。我们在辛辛苦苦干，他们却在吹牛。
那时工业中有没有浮夸风，没有农业严重但也不是没有。
我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
说到浮夸风，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牵连。我到工厂劳动，看到工人热情很高，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革新。可是老师心太急，因为要搞大跃进展览会，还没有成功，就拿去展出了。这原本与我无关，可有些人出于不同心态，就说我还没成功就先吹了。我还想把这事做到底，但是我们学校不再安排在那个工厂里劳动了，老师也不热心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学校养猪，我除了积极收集饲料外，还到养猪场去观察，想搞技术革新。在我想来，饲料必须用传送带送。然后用一个由很多刀组成的切饲料机来切。我画了图纸，送到养猪场去。那天正下着雨，我冒雨去又怕把图纸打湿了，就捂在衣服里。到了养猪场，我把图纸放到那儿，因为下雨就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想象中应该找我来商量，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养猪场搞了个切饲料机，我急忙去看，这时发现自己的设计有问题，饲料切了以后还留在那儿，以下就不能切了——于是我明白了，无怪乎他们不和我商量，原来他们搞的先进，而我的有毛病。
——十四岁的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可笑啊!不过那时技术革新的确还在大搞。那个切饲料机就是例子。
如果要举失败的例子真是成千上万。比如自动卖邮票机吧!有时丢进钱出不来，有时出两张。要人伺候着，比不用机器还费工。我们学校搞由电钟控制自动打铃，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又乱响，失败了，钟面子也弄坏了，只好用纸板画一个代替。所以如谁要嘲笑，有的是笑料。不过毕竟我国有那么多事业是在那时开创的。
如谁一定要搞个大跃进笑话集，我这儿就提供了好几个例子。
工业上软数字，如搞了多少技术革新，多少成功，是有夸大的。硬数字，如产量产值一般没法浮夸，因为毕竟是要你交出去的。
钢产量就是没有浮夸。八十年代的学生教课书说：“钢只生产了 800万吨，却说1100万吨。因此是浮夸。”这话才是夸大其词!什么叫浮夸?说假话才是浮夸。在钢产量上从没说过假话。当时是这么说的，钢产量是1108万吨，其中有 308万吨是土钢，洋钢 800万吨，比1957年 535万吨增长了49 %。哪一个字是假的?不考虑土钢，增长49 %已是超高速度了。后来土钢不再计入，1959年达1300多万吨。1960年达1800多万吨。
有人说那时谁如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至少我没遇到。五八年底，叫我们写思想小结，那是我第一次总结自己思想。我就在小结里说，炼的土钢没有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甚至没人跟我说，我这话是错误的。我这话本来就不错嘛。——你看我还敢于写进思想小结，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恐怖气氛。我不知道我这小结是否进入我的档案。否则说不定现在还在里面。我倒真想看看那时说过哪些可笑的话。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我看到了《党内通信》，而且有了一本。内容与我1959年听说的相同。可惜后来遗失了。不过与我今天公布的不一样——至少我的记忆里是如此。要短得多，而且据我记忆是1959年 5月写的，而这份是 4月29日。不知为什么，这儿也有“谢天谢地”，不是我记错了吧!
今天公布的那份我以前也看到过，内容大致记得。只是不知道名字也叫《党内通信》。不过我曾听说毛主席《党内通信》有三封，不知有没有搞错?如确实三封的话，希望有的同志能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见。
文革中，我见过毛选第六卷目录，别的都不记得了，但《党内通信》赫然在内却是牢记不忘的。不过目录中只有一个，不知是确实只有一个《党内通信》，还是三个编在一起，还是两个用的其他名字。
但不管我是不是记错，现在我公布的这份《党内通信》一样说明问题。
后来许多人都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我想每个经历过那一时期，不是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也不是得了健忘症的上海人都应该出来说公道话。但是不是每人都愿说公道话的。
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不过，作为共产党员，经过了文革，还是没听说过这事，实在是个耻辱。因为文革中南充造反派给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列的罪行里，多次说到他不执行《党内通信》。信不信是一回事，党员应该关心政治，没听说过实在不应该。可这《党内通信》实在是有的。我发现，有的人是确实不知道，有的人却是根本不愿听，就是知道也存心要说没听说过。
八十年代听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要旗帜鲜明地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会上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可不少人却说：“谁能把他开除党籍?”好像做了第一把手就不会被人开除党籍了。
可是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党内通信》，现在发表在这儿。那是在1967年 3月，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大红卫兵团，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可见在四川也不仅南充的造反派知道这件事。
文章发表在这儿，会不会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呢?会不会有人说，因为这是出于造反派手里，因此不足为据呢?也许有的。但是我想，从1959年过来的人还没死完，希望当时听过传达，甚至手里有这份文件的人出来证实。
话也说回来，证实了又如何呢?有的人，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他们还会宽容点，不过一笑了之，但正因为事实，他们只能更愤怒了。气，气得不得了，话却说不出来。我是准备帽子、棍子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的。
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出来后，南充人都以为上海“背米”是偷日本人的米，而且可以发大财。我很难过，写了篇文章投《南充报》可人微言轻，没有回音。毛主席 110周年诞生，我在南充网上发了纪念文章，很快就删了。这次我发的《党内通信》是毛主席写的，人不微，言不轻。但愿不要删了。不然人家会说， 1959年搞浮夸对群众封锁，现在不是大批浮夸风吗?为什么还要对群众封锁?你们对浮夸风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人，为什么与实际搞浮夸的人行为如此一致?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四川南充市延安路 372号(637000)
给基层干部的信
( 党 内 通 信 )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曹注：一)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曹注：二)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曹注：三)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曹注：四)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曹注：五)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曹注：六)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曹注：七)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曹注：八)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曹注：九)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曹注：十)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曹注：十一)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曹注：十二)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曹注：十三)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曹注：十四)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曹注：十五)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曹注：十六)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曹注：十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曹注：一)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是“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下面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身上。
(曹注：二)
那是反对浮夸风，当时不少干部吹出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不过一般是一分面积的试验地。大面积，则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的产量。这一罪名后来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实毛主席一贯地不相信，也反对这种浮夸的。
(曹注：三)
当时有人搞试验田，密植程度到了种子撒下去，田里黄澄澄的一片。并把反对这种做法的人说成“右倾”。看来毛主席是右倾定了。
(曹注：四)
这也是反对瞎指挥风
(曹注：五)
这是对干部的要求，要他们脚踏实地，不要瞎指挥。而且在毛主席看来，究竟密植多少，那时根本没发决定，谁也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几年试验才能了解。“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是说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实情，不能凭自己灵机一动。注意“比较科学”、“实际可行”八个字。
(曹注：六)
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而发。不料后来这一说法也说是毛主席提倡的。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柯老提出的。实际情况是，有人提出这一口号，柯老虽未加以彻底否定，也认为片面，又补了一句“鼓足干劲搞生产。”后来这笔烂账就扣在他的头上了。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们才是反对“放开肚皮吃饱饭。”的，自然只有罪过才需要推给别人。(柯老：柯庆施同志，当时为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与上海的书记，一九二零年受李大钊同志委托，组建CY，是党内最老资格的成员。不亚于一大代表。电影《开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写旅欧支部，对CY却一笔带过，只是让邓小平出来说了一句：“我算一个”他是一九二二年才参加CY的。电影《大浪淘沙》告诉我们，CY仅次于CP，和共产党是兄弟关系，而且这个老弟比大哥年龄还大。后来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毛主席也曾是成员之一。所以他算在1920年入的党。)
(曹注：七)
可见，毛主席并不认为当时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而在五八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于粮食大增产——他们认为已有一万多亿斤。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
(曹注：八)
明确地说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
(曹注：九)
我们中国1958年有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吃饭已经不是大问题的人，现在则有不吃饭的活神仙，嘲笑“土里刨食”。鄙人是个大俗人，不得不靠土里刨出的食来活命。不过那些不吃饭的活神仙，似乎消费的粮食和靠粮食喂大的畜产品比我多得多。
(曹注：十)
有人由于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提出以后要少种地，把大批的土地开辟为花园。我在那时就亲耳听到有人说过。当然，我听说的人都是小角色。就好像现在在我耳边发出“是毛搞浮夸”的噪音的都是小角色，但决不等于上面没有人带的头。
(曹注：十一)
从这儿看到，毛主席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当低。不知算是右倾还是算小生产方式?
注意：“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我国的插秧机研究就走过一段弯路。上海研究插秧机时，有人就是不支持。只有柯老支持。后来样机到广州去试验成功。这时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绩就谁都想要，当初反对的人听说成功了，马上下令生产五万台。可是生产出来的机器不能用，大多报废。那些人又缩回去了，这下罪过又必须推给别人，于是说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负责。”六一年就下马了。六二年，毛泽东提出了可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当初搞插秧机的人就要求平反。后来终于找出原因，当初的样机是用干木材造的。成批生产后，用的是湿木料，不久变了形。到了十年浩劫的极左时代，插秧机终于开始推广。不过据说已被小日本盗走了，并得到了专利权，我们中国生产反而侵了他们的权。
(曹注：十二)
再次反对说假话。
(曹注：十三)
指：水(水利)、肥(肥料)、土(改良土壤)、种(培育优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保)、工(农用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农
业产量的八个途径。
(曹注：十四)
“一吹、二压、三许愿”：一吹：指吹牛，造夸大的数字。二压：指逼迫下面夸大数字。三许愿：指以给好处诱使下面夸大数字。
(曹注：十五)
有人对毛主席的做法，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提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不料这在后来成了毛主席搞浮夸的“证据”。理由就是他说了“干劲一定要有”。不知是不是改为“干劲一定不能有，假话一定要讲。”就更好些?有人就是这么做的呢!
(曹注：十六)
当时那些搞浮夸风、瞎指挥风的人，似乎已经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唯有自己才最正确。可在毛主席看来，认识水平还很低，“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须再过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现在，事后诸葛亮们也许会在毛主席这篇《党内通信》中，用放大镜找出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等的“根据”来。有什么办法呢?在当时毛主席可是最最“右倾保守”的了。
人的认识不能没有个过程。毛主席意识到自己这一不足。可见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只是到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才跟外国领导人说，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因此目前还没有什么长期的设想。”不过到了三届人大后，毛主席已经有了规划了，那就是到2000年，分两步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其第一步七十年代已经在我国实现了。
(曹注：十七)
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坚决的促进派。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决心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了。后来忽然认为大跃进失败了，那就赶快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跃进不是他发动的吗?于是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这个屎盆子必须赶快扣在他的头上。不由分说。
这有人肯定存在，是谁，我可不能乱说。不过文化革命中说是刘少奇。当然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错案，决不可以相信。
至于柯老的对立面就不提也罢。谁有资格能与他抬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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