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战的作用，是“旨在去除传统社会秩序的锁链”，目的是“破坏国家客体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直到民族意识逐渐衰落，国家变得没有抵抗力”。美国军方指令《心理战须知》规定，“灰色宣传——这种宣传出自专门的无法确认的信息源”，“黑色宣传——这种宣传出自其他各种虚假的信息源”。针对苏联的心理战，是冷战的一个重要部分。灰色和黑色宣传的技巧，则成为大众传媒的日常手法。
美国《时代》、《生活》、《财富》等杂志的创办人，报业大亨路易斯，写给《时代》杂志职员的公开信宣称：“客观报道根本不存在，那种认为在提供事实时不会附加任何评价的看法是当代人的捏造，完全是一种欺骗。我对此不接受，并谴责这种说法。我们要说到是：让客观性见鬼去吧!”
西方的和接受西方意识操纵的新闻业，并不总是使用公开的谎言，而是捏造事实、筛选事实、隐瞒不需要的事实。
80年代，美国曾经通过官方声明和各大报，开展一场强劲的宣传行动，揭露和控诉苏联在阿富汗布设地雷。但是苏军撤出阿富汗时，曾把雷场地图交给纳吉布拉政府，纳吉布拉政府也把地图散发到全国各地，包括其敌人控制的地区。这个事实，使一些美国政治家提出，为避免苏联和纳吉布拉政府“在宣传上处于优势”，要抑制一下美国就此进行宣传战的热情。他们多虑了：无论西方还是苏联，没有一家报纸对苏联交出阿富汗雷场地图一事进行宣传，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事情不了了之。
1989年，一群美国步兵志愿军——海军陆战队员——良心发现，到越南帮助排除那些自己20年前埋下的地雷。回到美国，他们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说越南至今仍有许多人死于地雷爆炸，然而美国却拒绝提供雷场地图。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关于苏联在阿富汗布设地雷的宣传战停下来，原因就无需解释了。
1970年，美国CBS网播放一部澳大利亚记者、共产党员U·贝切特拍摄的影片，反映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但是仅仅靠电视播音员的画外解说词，就使影片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成为激进的反共产主义的东西。
西方按照自己的标准，从客观现实中选择事实和问题。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很少遭到破坏。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与当局利益和特权相矛盾的事实，就不存在。”
乔姆斯基列举相关的实例。1984年10月9日，东正教神甫波佩留什科在波兰被害，美国报界把谋害发生，宣传为政治原因。《纽约时报》就此刊发78篇文章，文字所占栏目长度1183英寸。美国主要电视公司进行46次报道。相比之下，受控于美国的拉美右翼组织和特务组织谋杀100名宗教活动家的事件轰动一时，报道的信息量却只有波兰神甫被杀事件的一半，或者说，这位波兰神甫被杀事件的“信息重要性”，高于100名宗教活动家140倍。还有，萨尔瓦多4名修女——她们是美国公民——被害，报界文章长度只占波兰神甫事件的17%。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在首都做祈祷时候被害，美国关于这次事件信息报道的覆盖面，仅为上述普通波兰神甫被害事件的1/5。
无论“仿效西方的发展”还是苏联改革中“回归文明社会的康庄大道”，都是虚伪的。
欧洲中心论宣传的一个主要神话就是，西方所以冲在前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其余的社会完全落后了，不得不紧追在后。但是西方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它用殖民地的材料制造了自己。据布罗代尔的资料，18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仅从印度，就榨取20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国内的全部投入也不过600万英镑。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包括教育、文化、科学、体育等等，都靠来自殖民地的庞大收入维持。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发生农业移民危机，它向马格里布国家移民，实行殖民化。在阿尔及利亚，一半熟耕地转入法国殖民者手中。当美国土地过剩而发生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时候，在非洲掠夺了上百万最强壮的青年男子成为奴隶(其数量估计为1亿，其中运抵美洲海岸的约900万)。今天的统计表明，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暗中攫取的财富价值，不包括可见的流通——外资利润的输出、外债利率、买办资产阶级资本的“外逃”，每年约4000亿美元。
世界不可能、也无法效仿西方道路。苏联改革中所谓“回归文明社会的康庄大道”的命题，是在把苏联变成“补充”经济作用的国家。
但是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关于第三世界的认真报道。只有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刺激性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
美国《民族地理》印数500万，是最意识形态化的刊物之一。它的曾经担任55年的主编提出的原则是：“杂志只是阐述某一国家或人民生活中宜人的一方面。”什么是“宜人的一面”呢?关于中国，只要读一读该刊的1948年就知道，那里根本没有中国的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进行了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大屠杀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但是西方媒体对这次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动讳莫如深，竟然隐瞒得如此彻底，以至世界上几乎没有谁知晓这件事。
隐瞒“不需要的”信息，筛选和创造“需要的”虚拟信息，用乱七八糟的无意义的空洞信息和无关紧要的根本没有希望弄懂的信息淹没无法避开的信息，用广告妨碍注意力的集中和使打断了的信息失去重要性，是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的现象。
电视破坏意识，作为美国向其他国家的信息媒介进行渗透、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它们社会意识的主要手段，尤其创造虚假的现实。美国著名政治性电视节目制片人D·休伊特说，“我不喜欢叙述新闻——我喜欢制造新闻。”类似的说法是，“这里说的不是‘预示真理’，而是‘创造真理’。”电视的技术条件，使它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客体的形象，甚至直播的时候也是一样。
电视业变成一个组织、一个特殊的特工机关，向社会行为中最消极的模式提供精神食粮，领导着针对地球居民的意识和思维的战争。
“电视屏幕能够‘消除掉’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差异。”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哪怕是最明显的谎言，电视观众也不会响起自动警报信号——观众的心理保护已经被切断了。在电视屏幕面前，人没有自卫能力。美国大众传媒研究者麦克尼尔1968年在《操纵人们的机器》中写道：“电视是使社会政治报道手段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自从我们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变化。在电视普及之前，没有什么会使说服大众的技术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改变。”电视成为复杂的意识操纵学说得以运用的技术基础。何况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电视政治广告的产业。这就使电视在政治上所起的非同寻常的灌输作用，比报刊和广播有效得多。
1996年，罗马出版《青年食人生番。极端恐怖大全》，为10位23-35岁的青年作家。该书挖空心思描写刑讯和凶杀，创新恐怖文学的新样式。这些作家只是通过电视屏幕了解世界。于是电视中的虚拟现实，成为艺术想象力的源泉。
电视从根本上排除了民主。西方报纸75%的收入来自广告，电视收入的100%来自广告。美国电视中广告占1/4的播出时间。80年代末，美国电视台晚间电视连续剧插播广告，30秒钟平均收费67000美元;体育比赛插播，收费150万美元。在电视上，政治演说和广告之间的差别已经模糊。法国电视一台的调查显示，一半观众把总理的演说看作信息，另一半观众看作广告。政治家在电视摄像机前的讲演没有任何内容，而是用评价代替价值，出售自己的形象。1960年，肯尼迪为竞选把整个广告代理处都租了下来。
电视破坏文化基础，教唆人道德败坏。一位西方电视制片人说：市场迫使我寻找和播放卑鄙的、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行善平庸无味。如果神甫强奸幼女，最好是鸡奸，强奸老太婆更好，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越是被视为文化禁忌，越是电视有利可图的商品，越是具有破坏性。这些形象的清单不断扩大。普通淫秽暴力已经不新鲜。英国电视剧《布鲁克萨伊德》，表现兄妹乱伦。导演说，他们在“向最后的禁忌进攻”。
媒体特别是电视，热衷于传播一般人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那些最深处的无意识的禁忌禁止人们看到的东西，那些导致内心卑鄙动机兴奋起来的东西。还有比如死亡。一家普通巴黎报纸《会战》，平均每天刊登87条有关死亡的报道。电视则展开活生生的现场。美国电视直播死刑，能带来6亿美元的赢利。索马里成为西方电视台灌输“无可救药的劣等人种”意识的实验场。儿童有的死亡，有的处于饥饿和濒死状态，有的死前还傻里傻气地微笑，整个民族在死亡线上挣扎。同时播放两颊红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或者来自联合国的迷人的姑娘，要么就是洗发香波广告。
西方电视业形成暴力文化，把暴力说成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手段，把暴徒塑造为英雄。生活中的暴力是个别的，电视却夸大暴力、有系统地创造暴力。心理学家罗姆认为：“感受到对描述犯罪、灾难、流血、残暴场面的被动的渴望——它们成了须臾不可离缺的东西，成了报刊和电视每天向观众灌输的食粮。人们贪婪地吞噬着这些形象，因为这是刺激人们的最快的方法，而且一点不用做出努力就可减轻寂寞。然而被动地欣赏暴力，与积极地兴奋起来从事疯狂的破坏性的暴力行动，二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一小步之遥。”
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没有能力区分表演和现实生活。美国70余项研究表明，150万“边缘”儿童被电视直接引向暴力。80年代初，63%的犯人由模仿电视英雄而犯罪，其中22%从电视转播中模仿犯罪技巧。72%的少年指控电视促使他们过早地发生性关系。
事情好像经过准备。苏联70年代出版的一套丛书——《制造虚假信息和欺骗的技术》、《心理战》、《意识操纵者》，前言称“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却并不讲述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操纵。这实质上属于意识操纵的教科书。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经过相当残酷的干部清洗，新闻工总的来说成了一个十分单一的集团，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改革持反对立场的被排挤出去，或者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
随着苏联改革方案的推进和社会的变化，意识操纵苏维埃人的手段系统的重点也有所改变。起初是书籍——地下出版物。“共产党总书记”的面具还戴在戈尔巴乔夫脸上，“公开性”来到的时候，正式出版物端上前沿，比如《生活和命运》、《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死硬派》。属于苏共的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当时仿佛“站在旁观的立场”。改革后期(1988年起)，出现一些厚厚的杂志。媒体瞬间转向马赛克文化。“不可逆转点”(1991年8月)之后，报刊等出版物数量以历史空前的速度下降。5年下降96%。从1985年到1997年，电影观众下降98%。接着，电视就成为主要渠道。
电视台得到机关枪的强大保护。1998年11月4日，俄罗斯共产党杜马代表A·A·库瓦耶夫对一系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提出批评。各电视台貌似公正，用只言片语进行介绍，接着就大谈“保护言论自由”、“保护新闻工人身安全”。电视大腕不肯坐下来对话，而是荒唐地给某一个政党扣上想要破坏电视的帽子。这是非常卑劣的概念偷换。
改革开始，电视已经把国产卡通换成美国卡通。苏联电视台的主要频道，播放反共演说和声明，“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新闻中，也公然播放明显的谎言——比如说苏联“数百万人被枪毙”。电视节目被插播广告撕裂得七零八落，充满迷信、占星术和预言家的声音。破坏和死亡成为主要题目。电视台不仅滥用广告割裂任何实质内容的信息，而且为具有极端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广告提供播映时间。总的来说，所有的改革，都富有攻击性地向大众意识灌输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
雅科夫列夫也是个有家室、有教养、喜欢孙子的人，当上苏共领导人，就赞同下流，允许播放色情影片和蒙昧无知的恐怖片。原因是“他受雇于人”，需要摧毁文化核心，使一半人尤其是青年陷入精神泥沼。雅科夫列夫和他的手下需要这样一种自由。国家杜马准备在电视台建立道德委员会的意图，当然会遭到回击。
改革后期，电视就开始“制造现实”。
1995-1996年，独立电视台记者连续5天，在车臣战争中一具俄罗斯士兵的尸体前摆出姿态，滔滔不绝而实际上是要观众看尸体。莫斯科的电视台配上伪善的说明词，近距离多角度拍摄在车臣牺牲的内务部上校的惨状。2000年1月24日，电视中心派人在罗斯托夫医院实验室报道，观众看到的镜头，是摆在架子上的年轻死者的头骨，显微镜旁边的肝，烧掉一半的尸体。2000年2月，《消息报》记者O·布洛茨基在车臣拍摄记述埋葬队工作的《来自停尸房的报道》——该片卖给德国电视台，观众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尸体。甚至“雇佣一组‘穆斯林’”，让他们“按教程进行‘表演’”，割下俄罗斯边防军人的头颅，卑鄙地糟蹋我们士兵的尸体，然后录像，在不同节目中连续播放和一天播放多次。
苏联改革后期和俄罗斯改革进程中，通过种种操纵意识的手段，人为地加深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分裂。站在反共立场的激进的电视工推波助澜。来自车臣的绝大多数录像镜头是爆炸、射击、破坏和死亡的场面。他们利用死亡挑唆各族人民相斗，把一个分裂的“罪恶帝国”搞得更加四分五裂，直接参与心理战。这被说成他们的“自由”。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不是一般的产品，不是皮鞋和小香肠，而是对俄罗斯进行信息战的武器。
俄罗斯杜马由于代表众多，很难完全控制。电视明确和强硬地站在反对议会的立场，带着敌意或者嘲笑的语气，歪曲问题的实质，播放来自杜马的报道。土地买卖这样重要的问题也是如此。政权机关和寡头控制电视，宣传土地私有化，抛弃所有维持体面的规矩。“自由买卖土地”——谁买?什么价格?在土地上种植了什么?收成如何?即使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也不能不公布这方面的消息。但是在俄罗斯的电视里，却没有任何这样的消息。
在丘拜斯私有化方案的准备阶段，曾经进行严格的信息封锁。不允许对这一方案毁灭性后果提出警告的专家上电视。也不允许持中间立场的人说话。电视成为给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带来巨大损害的行为的同谋者。
电视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机构。俄罗斯主要电视频道，为不诚信的银行建立金融金字塔的巨大骗局提供掩护，成为掠夺千百万公民财产行动的帮凶。误导观众的广告充斥荧屏，但是没有任何警示性评论。1997-1998年短期国债骗局具有国际规模，导致俄罗斯陷入危机。
电视报道某个职业乞丐高收入，轰动一时。但是不告诉观众，乞讨为生的人确实苦不堪言、危困万分。莫斯科10万多人无房。大部分无房户的居住面积，被罪恶阴谋夺走，或者被迫还债成为牺牲品。电视把住不上房的人说成是酒鬼，在社会意识中制造无房户的荒唐的形象，而不是悲惨的形象。
改革使劳动纠纷不可避免。1998年，主要电视台报道俄罗斯一场与矿工之间的大的纠纷，所持立场，甚至“无论在哪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被邀的所有“专家”都对矿工怀有敌意，谁也没有提出向雇主和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案，谁也没有对自杀矿工和他们的家庭表示一下常人的同情。知识分子在社会冲突中站在政权和资本一方。电视蓄意歪曲社会舆论，不让支持和赞同罢工的人发表意见。
白俄罗斯工业生产快速增长，预算没有赤字，没有不支付工资的现象。俄罗斯民众友善地看待卢卡申科领导的白俄罗斯所取的成就。但是俄罗斯的电视，却闭口不谈西方也承认的这些成就。充斥屏幕的是什么地方的丑闻和少数人示威游行的报道，对白俄罗斯人民拥护的卢卡申科进行诽谤。
在波黑战争和1999年北约侵略南斯拉夫期间，俄罗斯主要电视主持台全部站在北约一方反对塞尔维亚人。从1990年起，他们还露骨地站在反伊拉克的立场。
201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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