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向东，不到1000公里，便可到达琉球列岛，如今，它以冲绳这个名字为人所知。从琉球到冲绳，名称的变化是这个群岛几百年来命运波折的一个缩影。
琉球有以海洋贸易为主轴的悠久文明传统，有和平友善的民族性格，但自1609年开始，琉球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侵入者，忍受了帝国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各种苦难。这样一片丰饶之海，在二战结束时沦为人间地狱，后来又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至今，琉球的身上仍刻着冷战的伤痕，1/5的土地被美国的军事基地所盘踞，岛上的每一处地方都能听得到天空中战机盘旋的轰鸣。
琉球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命运，始终受制于大国国力的消长。在400年左右的时间里，琉球处在东亚政治秩序变化的风口浪尖，东亚地区的历史变迁在琉球得到了最直观的反应。
日本的武力侵入
1609年，幼年继位的万历皇帝已经在紫禁城里坐了37载的龙椅，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打下的一统江山表面上看着还算太平，但内里已危机四伏，快撑不下去了。而在北京几千里外的东海海域，刚从战国之乱中缓过劲来的日本萨摩藩派桦山久高为大将于这一年的3月入侵了隔海相望的琉球国。4月5日，萨摩军队占领琉球都城首里，大肆劫掠了10几天，琉球立国几百年以来所积攒的奇珍异宝被一抢而光。5月17日，萨摩军俘虏琉球王尚宁和包括王子官员在内的100余人撤兵回国。
按世界史的惯常逻辑，比如参照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与印加的过程，琉球亡国的命运本不可避免。但在东亚，历史却有另一种写法。1610年5月，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受命与被俘的琉球君臣踏上了去江户的旅程。8月16日，琉球君王身着明朝藩王的冕服在骏府城“晋见”了德川家康。9月3日，幕府将军设宴款待琉球国王和岛津家久，席间表示，琉球今后虽要进贡于萨摩，但琉球国王宜早乘归帆，奉祈祖先。
琉球为何如此幸运?缘由就在于，大明王朝不久前为了保护关系最为紧密的藩属国朝鲜，派遣几十万大军把丰臣秀吉的部队赶出了朝鲜国境，取得了“万历三大征”中最后一次征伐的胜利，日本举国对于明军的战斗力还记忆犹新。而琉球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就已称臣纳贡，接受册封，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与大明的紧密程度仅次于朝鲜。如果贸然吞并琉球，明军会否再来一次“抗日援琉”?德川幕府上下对此并无把握。
而在日本国内，尽管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但以大阪为中心的丰臣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对于德川幕府而言才是根本威胁，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当然不愿冒腹背受敌这个危险。于是，历经千难万险，1611年9月琉球君臣回到了故国。琉球此后虽备受日本盘剥，但国柞历经明清易代而不倒，又延续了近300年。
从更深层次来看日本行为的动机，对于萨摩藩乃至德川幕府而言，在当时，通过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日本所能获得的长期、大量、潜在的利益远比直接占领琉球大得多。一个颇为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当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进攻朝鲜节节取胜之时，在他设想的“征唐大业”蓝图中，北京的皇城留给天皇享用，他自己则准备驻扎到明州(今宁波)当大将军，掌控中、日、韩以及东南亚的国际贸易，独享其间的利益。丰臣秀吉的奇思妙想没能实现，反而被明朝打得大败，他本人随后也含恨离世，但东亚朝贡体之间的贸易规模之巨，利润之丰厚，由此可见一斑。
1654年，琉球国王遣使臣到清朝请求册封，琉球又成为清王朝的藩属。实际上，琉球与清朝的朝贡贸易收入要被萨摩藩剥削一次，萨摩藩也由此成为德川幕府宣布锁国以后唯一能从国际贸易收入的私藩。200年后，萨摩藩能在幕末时代有足够的财力成为尊王攘夷的主力，与此不无关联。
中国的无奈告别
徐珂的《清稗类钞》是治清史者必备工具书，书中收录有一则“沈文肃纵琉球狱囚”的史料，颇为重要，大意如下：日本单方面“废琉置县”前后，3个琉球人为求援潜入南京，却被清政府以“与日本有盟约之故”逮捕。不久，两人越狱逃跑，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指示释放了另一名琉球人，并将越狱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过后，沈向幕僚袒露心意说，琉球是清朝的藩属国，被日本所灭，琉球人请求救援，我们不但不能施以援手，反而要将琉球人引渡给日本人，真是于心不忍。
这不过是发生在1879年南京城的一桩小案，但折射的历史转变却不可谓不大。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变乱之后，清朝的衰落之势日趋明显，因此琉球遭遇“废琉置县”大变之时，清朝即便想施以援手，也有心无力了。
日本明治政府所实施“将改琉球为冲绳，废藩国为郡县”的“琉球处分”计划，将持续了数百年的东亚朝贡体系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虽然这一体系全面瓦解还要等到10几年后的甲午之战。清朝的对手又多了明治维新后刚刚“脱亚入欧”的日本，不久前还“同文同种”、相敬如宾的邻邦，瞬间成了最残暴凶狠的敌国。
日本为何变得急不可耐?大概与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急剧变化有直接关系。源于欧洲国家之间战争的国际法体系，是不能认同琉球这样异质的国际主体的存在的——既向中国、日本同时纳贡，又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主权。因此鸦片战争前后，英、法、美等国的舰船不断进入琉球，试图确认其归属，以便进一步要求通商、停靠等权利。这一状况之下，日本唯恐欧美各国觊觎琉球的主权，同时也害怕清朝政府抢先下手，因此匆忙吞并了琉球。
著名的琉球史专家西里喜行指出，只要宗主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能够抵御来自体系之外的压力，朝贡体系就能够继续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石。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除经济、文化之外，政治上的功能主要分为三种：首先，宗主国册封藩属国的国王，授予官号、爵位，藩属国贡献土特产给宗主国，遵守政治附属仪式，从而形成一种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君臣关系;其次，如果藩属国遵守这一规定，则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最后，如果藩属国陷入危机或困境，请求宗主国予以援手，宗主国有义务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内的各种行动。
从“琉球处分”的整个过程来看，琉球遵守了对清朝的各项义务，但清廷已经不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护。即使当年的舆论界对琉球的命运颇为关注，并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清政府因财政与军事能力双重衰落，再加上当时西北、西南接连发生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琉球已经无力履行宗主国义务。
中国几百年的影响就此烟消云散，逸出琉球的土地。
美国的军事存在
日本吞并琉球之后，食髓知味，领土扩张的野心一发不可收，朝鲜、台湾、东北、华北均接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猎物。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局直转急下，日军节节败退。1945年初，日本几乎丧失了曾经夺取的所有太平洋岛屿，日美决战地被定在了琉球。
《冲绳现代史》的新崎盛晖将琉球地区进入现代的时间定为1945年3月26日。这一天，美军的攻击造成大批居民伤亡，而日本军队强迫琉球人跳崖自杀，或干脆打死以减轻缺少食物的压力。琉球列岛成为人间地狱，琉球人口减少1/4，无辜平民死伤10万人以上。
日本军方事先所宣称的在本土实施所谓与美军“1亿玉碎”的壮烈情景并未出现。相反，在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投降后，日本的战争机器涣然冰解，举国上下迅速“拥抱失败”。但日本的官僚体系因为美国占领当局的放纵，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在战后迅速投入运作。这一官僚机器在战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将整个琉球作为替罪羊换取日本本岛的领土保全，于是，战争中最为无辜、受伤害最大的琉球人民，在战后接受了最为严厉的惩罚——美军的直接统治。
在二战结束前的波茨坦会议与开罗会议上，都有关于战后琉球问题的讨论，但当时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蒋介石因过于小心谨慎或缺乏心理准备，再加上战后国内局势的急速变化，使得中国基本失去了在战后琉球问题发言的权利。日本投降后，和其它殖民地相继取得解放不同，琉球虽脱离了日本，却被私相授受，落入美国手中。1946年2月，美军以北纬30°为界，分为“日本区域”与“琉球区域”，不但独占琉球还切断了琉球与日本本土的一切联系。
1952年，美国对日占领结束。日美安保体系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要件，在这一体系下，日本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而美国得到继续在日本境内驻军和保留、建设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军基地也迅速集中到了冲绳岛，琉球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抗争运动，要求脱离美国，“复归日本”。
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琉球都是美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后来，美国在印度支那遭遇溃败和全球反战运动的风起云涌的条件下，不得不在全世界收缩其军事存在。1972年5月15日，冲绳的治理权名义上从美军手上移交日本，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在东京所举行的演讲中称赞这一行为：“在和平时期，通过外交谈判而收复战争中领土，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让我深深地感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日美友好的强韧的感情纽带。”
而以后历史发展表明，这样的复归实际没有解决多少实质问题，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对于冲绳人民而言，“复归”之后抗争的复杂性在于要同时面临日本与美国的双重压力，这使得抗争的诉求是多层次的，既针对日本政府的推诿与不作为，更指向美军的暴力行为。
琉球：重新想象的契机
早在若干年前，《读书》、《开放时代》等思想类杂志就开展过关于琉球问题的深入探讨，《冲绳现代史》、《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等相关学术研究著作也已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和媒体界对琉球(冲绳)这一非常重要的区域问题的重视程度一直不够，不久前《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提及琉球主权归属，这一问题才引起大规模的关注。
乐观而言，这些浮出水面的讨论或许有望召唤出对于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东亚地区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的记忆，以及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所包含的国际主义视野的再理解，为重新思考国际秩序问题提供更丰富的思想资源。在那种只把琉球问题视为领土争端或是主权问题的思维模式背后，是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秩序的盲目接受，以及对近代以来东亚区域秩序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缺乏认识的表现。
长远来看，琉球地区的政治选择有着开放性与多样性，这种开放性与多样性正是重新认识历史多样性的契机，也是激活有关历史与政治的理论讨论的契机。学者汪晖在《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一文中指出：在当代琉球的社会斗争与20世纪帝国主义历史、冷战的历史构造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后果有着清晰的关系。对历史和理论的重访可以推动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重新发生密切关联。
上世纪初，孙中山曾在演讲中诘问在场的日本听众，是准备做“霸道的鹰犬，还是王道的干城”，但当年的日本还沉浸在帝国的美梦中，一条路走到黑，给自己，也给亚洲各国都带来了滔天的灾难。美国呢?在东亚国家关于领土的地区争端不断发生并日趋激烈的时候，2010年启动“重返亚太战略”的美国却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然后美国恰恰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
朝贡时期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尊重藩属国的自治权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秉持国际主义立场，有“人民”与“受压迫民族”的视野，尊重或支持其他区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愿望。如今，在旧的国际秩序有可能被打碎的时刻，中国能否跳出通过所谓的G2实现中美共同管治世界的幻象，回归到受压迫地区的视角、人民的视角，为构筑一个公平、正义、去霸权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力量?这也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选择。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