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为计划经济说几句公道话。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样子，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剩余产品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没有外部积累来源，有时候可能侵蚀一部分必要产品，比如“挖农民”和长期实行低工资，甚至长期冻结工资。迅速积累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置剩余，不通 过市场机制;第二，政治独立，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合营了工商业，剩余不流失于个人(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更不流失国外，而留在国内，在国家手里转化为积 累。正是在这里，没有殖民地的后起国家产生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初级工业化基础，还有了原子弹和航天基础，为今日的崛起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饮水需要思源，历史的教训要记取，不能搞戈尔巴乔夫的“推倒重来”。所以，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的强国之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完全正确。前引十七大报告的一句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提和制度基础。”其中无疑包含了肯定计划经济历史作用的意义在内。
这个问题，本来历史清楚，没有疑义。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时局的翻覆和国内的变化，许多过去没有问题的问题，都成为问题了。于是产生不少糊涂认识。例如有一种议论：1945年以后，共产党要是“不争权”，“告别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一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早就“崛起”了。这种观点，是政治上糊涂。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决战，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乃势所必然。蒋介石政府对重庆谈判和“联合政府”没有诚意，一心发动内战，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 实。共产党不得已才兵戎相见，谁也没想到国军如此不禁打。一直打到“钟山风雨起苍黄”，惊动斯大林出来说“和”——“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说是担心发 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导致中华民族“灭亡”。斯大林是站在苏联立场，透过雅尔塔协议的眼镜看中国，置中国利益于何地?划江而治，等于肢解中国，只对两霸有 利。中国共产党不听邪，大主意自己拿，硬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定了乾坤。历史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极为英明。否则，留下一个台湾，尚且遗患无穷，真要搞了 “南北朝”，前途不堪设想。退一万步，1945年 以后，即便没有国共两党的历史决战，中国继续按抗战时期“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路子，即沿“一个主义”即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以战后民不聊生的局面和国 民党的腐败统治，必定走向天下大乱。即便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扶持下能够统治下去，政治外交上必定向美国“一边倒”，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则经济上一定依附于 美国，不能建立强大的民族经济体系，注定走印度、巴西道路，只能两极分化，内乱不止，内无稳定环境，外无崛起可能。搞不好，被“两霸”肢解了，也未可知。 六七十年代，美国“放飞”亚洲“四小”(龙)，这个事实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引起一些国人羡慕和幻想。今天美国又制造“金砖四国”舆论。殊不知，从国际政治 经济学立场看，美国“放飞”亚洲“四小”(龙)，是出于“冷战”和分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制造“金砖四国”舆论是为了“忽悠”中国，牵制、淡化、困扰中国崛 起。须知美国可以“允许”东亚飞出“四小龙”，却决不允许出现中国腾飞“一大龙”。在美国眼里，休道亚洲“四小”可以“收放自如”，就是日本作为世界经济 大国，政治和军事捏在“山姆大叔”手里，必要时呼朋引类，美国带头，欧洲“齐上”，一个“广场协议”就搞得日本半死。这就是政治上失去独立自主的的代价， 也是日本的“命门”。中国人独立自主刚刚半个世纪，就有人忘了它的宝贵和意义，更有甚者，试图用独立自主“换”和平发展。这就离二战前的张伯伦“不远” 了。须知，中国崛起实际上始于1949年的独立自主。设若中国崛起遭遇挫折，也一定是由于丧失独立自主。这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不是虚言。所以， 2007年6月25日胡 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所作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由来已久，前面冠 以“坚定不移”，而且后面加上“伟大”的定语，乃第一次，极为醒目。人民日报以此为通栏标题予以报道，此中有深意焉!可惜局外人特别是西方评论家往往看不 懂中国时局的奥妙，许多评论更是“雾里看花”，似是而非，不得要领，看得人一头雾水。
(节选自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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