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
：高梁
杨松林先生所著“真相”一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
“三年困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建国后最初的十年里，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享有崇高威望。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粮食产量锐减，加上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从1959年底开始，饥荒向全国蔓延，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况才开始好转。
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而且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在严格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下，不分上下，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尝过挨饿的滋味。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娃娃也已步入老年，但它留给全社会的创痛记忆至今难以消退。
感性的记忆不等于理性的分析。因为每个“过来人”的经验都只是局部，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饿死几千万人”。要准确还原当时的真相，不仅需要经验，也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具备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的能力。
本书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一位严肃的学者，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大量阅览有关文献，遍访各界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拿出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估算，因统计资料的不足与杂乱而倍感困难。从1000万到4000万，越估越高。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第一栏是年底人口数，第二栏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理论上，年末人口-年初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即两栏数据必须吻合。根据第一栏，1960年、1961年年末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1000万、-348万;第二栏由“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推算，1960年、1961年则分别比上年增长-305万、250万。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且第一栏反映的人口净减少数字触目惊心。
实际上，1955年—1980年，两栏数据每年都相差上百万。1964年、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1982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公安部系统的历年户籍登记。简单地认为政府部门“造假”是不严肃的。不搞清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实的基础。但是，此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绕开了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000万” 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外“权威”的论证。
本书的研究，从搞清楚当时的户籍管理、人口统计办法入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对应的社会状态，对1953年—1980年期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部分采用孙经先的观点)。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年—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得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1000多万。1960年底动员约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入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据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
这样，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不愧为一家之言，值得学界重视。
六十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治国经验不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尽管证明了，“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饿死3000万”之说，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的。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研究教训有不同的出发点。人民曾经对共产党的领导无限信赖，对闹出如此大的祸事痛心疾首，批评当时的政策错误与领导责任，带上个人情绪也难免。
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这说明他们既缺乏中国农村制度演变的知识，也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能力，偏见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学者，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如三年风调雨顺、国家不进口粮食等)，极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多年来，理论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极力营造崇拜资本、蔑视大众、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读历史，或者任意解释当代，对当前种种社会弊端指鹿为马(如不顾巨大的劳资鸿沟，一味指责“国企垄断”导致贫富分化)，连起码的事实和基本逻辑关系也不顾了。
欲灭国者先灭史。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不会看不到当今资本逻辑泛滥造成的社会危机和自身社会基础的脆弱，为此就更要清算历史，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
1958年仓促推广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包含多项内容的“制度创新”。其中，“一大二公”(公社核算、无偿平调)和“消费集体化”(集体食堂)，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违反了基本的经济社会规律。
本书认为：要对当时的实际生活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客观地分析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机理。1958年—1959年，浮夸风、高征购、“共产风”得以实现，基本原因是公共食堂体制。农民口粮由公共食堂保管，上收容易返销难，造成农民口粮呈减少趋势甚至断粮。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一些地方干部隐瞒本地实情，甚至阻拦农民外出逃荒，使得局部地区的灾难被放大。
“大跃进”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部分基层干部对上盲目服从，工作简单粗暴，官僚主义滋长，迟滞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政策的调整。从 1960年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国务院组织紧急调运粮食，确保城市供应;尽力组织农副、工矿产品出口，出售库存金银，紧急组织粮食进口，相应压缩工业基本建设。1961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一起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而奋斗。从1961年起，国家大幅调减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首先保证农民自用粮食;取消公共食堂;加大对重灾区的救济;提高粮食收购价的25%;开放集贸市场;严格票证供应制度，用“均贫”方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减少(尽管成灾面积大于上年)。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此后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粮食征购政策，原则是“按标准留够口粮种子饲料，交够公粮、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按比例提高留口粮标准，不够口粮基数的国家返销”，返销即统筹救济制。口粮基数标准，依南北方特点有区别。笔者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几年里，听到最多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不让饿死一个人”。从1962 年起，再没听说“饿死人”的事情(即使西部一些山区穷得穿不上裤子，但返销粮有保证)。
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纠正了“一大二公”的体制，保留了“政社合一”的层级式集体经济体制。应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农村组织形式，为我国从农业国的底子起步，迅速实现初步工业化，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在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实行的二十年中，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不仅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温饱和大体平等的收入，还依靠自身微薄的积累，在公社和大队范围内，兴办了初等教育、医疗、社会救助(五保户)、广播文化事业、道路水利绿化、农机服务等基础建设，富裕地区的社队工业开始起步。这一体制支持了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得我国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还以农业税形式，将农业的大部分剩余，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积累资金。人们对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年人均80美元、200公斤粮食的起点下，如果没有贯彻城乡的计划(准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保障人民基本温饱的同时达到20%以上的积累率，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前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经济起飞。是那个时代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困难和挫折中不动摇，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以三十年的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甚至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英雄。
高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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