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1928年5月底在井冈山结婚的史实，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
有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是在得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婚的。”这个结论受到一些人的否定和责难。否定的主要依据是，杨开慧是1930年11月被敌人杀害的，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1928年5月结婚的，怎么会是得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婚的呢?!
历史的确如那位专家所言。本文就是要揭开这一充满矛盾的历史谜团。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有着世人知之甚少的三方面内情
毛泽东在当时情形下为什么要与贺子珍结合?笔者在从事井冈山斗争历史研究40余年过程中，曾经采访了龙灵、谢梅香、苏兰春、刘克犹等七八位历史见证人或知情人,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有着世人知之甚少的三方面内情：一是“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为着自身的利益，共同策划了保媒联姻的计谋;二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实际接触中产生了相互仰慕的恋情，毛泽东对才貌俱佳的贺子珍爱得很深;三是毛泽东在得知杨开慧已经遭敌杀害的确讯后，由朱德、陈毅等的热心撮合而最终结缘。对于前两方面的内情，有关资料上的依据较为充分，足可立论。而对于第三方面的原因，在有关资料上一直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可信力。这个在笔者心头悬挂已久的问题，却于最近由一位老人的证实而得到答案。而且颇具“灯下黑”的情形--这位老人十余年来生活在茅坪的八角楼旁边，我们却没有掌握这一资源。
登门拜访谢美华老人 了解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许多事情
2011年10月，井冈山市政协的一位退休副主席告诉我：茅坪的谢美华老人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当年毛泽东派人找过杨开慧的情况。获知这样的信息，我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了茅坪谢美华家登门拜访。
1926年出生的谢美华，系井冈山茅坪人，为八角楼的房东谢池香的堂侄。谢美华于1941年考入吉安师范，1945年2月参加“青年救国军”在瑞金入伍。1949年3月，谢美华随部队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9月，回到宁冈参加工作，分配在县粮食局，任大陇仓库主任。20世纪60年代末，谢美华转入原宁冈县教育界任中学教师，1990年离休。
在对谢老的相关情况作了询问之后，谢老针对我们提出的“主题”，即毛泽东当年派人去湖南找杨开慧一事，谈到这样的情况:
谢美华有个亲姑姑叫谢桂莲,19岁那年嫁给大陇乡中村的吴福寿为妻。吴福寿于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出师后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吴福寿正是在茅坪一带行艺期间，由人撮合与谢桂莲结为夫妻。成婚后的吴福寿为了在茅坪一带行艺方便，向妻子的堂弟，即八角楼的房东谢池香借房子住，住在八角楼天井左侧的房间里。不久，吴福寿夫妻从八角楼搬出，搬到谢池香的另一幢私宅，即茅坪村口小拱桥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盛号”的招牌。
1927年10月初，向来宁静的山乡茅坪发生了一件惊天大喜事：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洞开寨门，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和毛委员迎进山里，在茅坪“安家落户”。吴福寿也加入到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茅坪群众迎接部队到来的行列中。
在袁文才的安排下，谢池香腾出全村最好的宅房--八角楼，让毛委员居住。从此，八角楼成了毛委员在茅坪的固定住所。当年的茅坪只有十几户农家和小店铺，几分钟就可以走个遍。一则吴福寿与谢池香的亲戚关系，二则毛泽东多次到过“吴义盛号”，没过多久，吴福寿与毛泽东互相之间熟悉了，两人常常在一起交谈。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之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忘年之交，是因为毛泽东发现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与他交谈可以了解到不少事情，而且吴福寿对诗文字画也懂得一些，一手毛笔字写得很好，因而感到合得来。毛泽东有好几次请吴福寿帮助抄写材料。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了革命的家，袁文才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外的侦察联络，于是布置谢池香的儿子谢甲开等人，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交通站，挑选了几个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人充当“坐地探”，吴福寿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交通站就设在“吴义盛号”。吴福寿担任了秘密交通员后，曾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毛泽东立足井冈山之后，写信、派专人打探妻子杨开慧情况
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毛泽东，在立足的大局得以稳定之后，心中挂记着远在湖南长沙的妻子杨开慧，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发出一封信，信是写给杨开慧的，寄信的地址为“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生生盐号’”，由店主转“板仓杨霞姑”收。这位盐号的店主系杨开慧六舅父的一个亲戚。毛泽东在信中写的是早已与杨开慧约定的暗语，大意为“我在这里做生意，初时不顺，到现在买卖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但信上并未标明回信的地址，这是毛泽东从防备反动当局循着地址追查的谨慎之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杨开慧是无法给毛泽东复信的。还有一点是毛泽东的发自龙市的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将信转到了“杨霞姑”手上，都是不得而知的。
毛泽东在得不到杨开慧复信的情势下，自然放心不下，想到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他所物色的合适人选就是吴福寿。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的时间，是1928年1月下旬。过去曾常去酃县、茶陵打银子的吴福寿，赴长沙去了多久?怎么样按照毛泽东告诉的地址寻找杨开慧母子?这些具体情况均难以得知。
吴福寿从长沙带来坏消息，与毛泽东在八角楼交换诗词
谢美华老人告诉我们：
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深缓地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两人在楼上默坐了一阵，毛泽东忽然起身走到窗前的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细毛边纸，坐下来用毛笔填上一首词，默默无言地交给吴福寿。吴接过在手，见毛泽东所写的是抄录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词文如下：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吴福寿读罢诗词，自是明知毛泽东的心情，想到应该回填一词，以为慰藉。粗通词文的银匠向毛泽东要过一张细毛边纸，坐于桌前对窗外凝思少时，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写下这样一首词：
“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
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文，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
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打算告辞。而这时的吴福寿又转念一想，对毛泽东说：“毛委员，这字笔留给我作纪念吧。”毛泽东听后点首回道：“不见弃的话，你拿去吧。”
谢美华老人的笔记，是揭开这段历史谜团的见证物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去长沙找杨开慧，以及他与毛泽东在八角楼交换诗词一事，是谢美华从吴福寿那里多次听说过的。谢老回忆说：1941年7月，他考入吉安师范后去上学的前夕，特地来到中村向姑姑、姑父道别。吴福寿对已是初中毕业的外甥讲起这件事，并从衣橱里找出一本《辞海》，取出珍藏了13年的毛泽东手迹，给谢美华看，谢美华对此事印象很深。
关于吴福寿后来的情况，谢美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讲到：这个当年投身于革命，与毛泽东有一定交往的银匠，于1941年冬，在中村因病去世，终年77岁。谢老还谈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他去过中村吴福寿家，向姑父的家人询问夹在《辞海》中的毛泽东抄录《相见欢》的字条，可惜找不到了。
今年86岁的谢美华老人，身体已不是那么硬朗，但脑子清晰，记忆力较强，而且有着几十年来笔记大事的习惯。从谢老拿出的十几年前的笔记本中，我们翻看到了他记下的“忆记姑父与毛主席对词”一节。至此，我们原先存疑在脑子里的“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一句，算是从文字上得到了印证。
毛泽东于1928年1月，委托秘密交通员吴福寿前去长沙寻找杨开慧，而吴福寿到了长沙后找不到杨开慧，所打听到的消息是杨开慧已经遭敌杀害。这样使得毛泽东确信杨开慧已经遇害于敌手，引起心中的不胜悲痛。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到后来他才考虑到与贺子珍的恋情，以至于在袁文才、王佐的竭力保媒下，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撮合，才决定与贺子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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