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北京。25岁的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当时，毛泽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负责图书和十几份报纸的借阅登记工作，就好比今天到京外来务工的“打工仔”。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毛泽东绝对是一个“外省人”，且穷得叮当响。然而，毛泽东就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开始了他的初恋。因此，可以想见，选择与毛泽东谈情说爱的女性自然也就不一般。
他和她是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今豆腐池胡同20号)相恋的。这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导师、北京大学的教授杨昌济的家。而她正是杨老师的掌上明珠——唯一的女儿霞姑——杨开慧。其实，早在4年前的1914年，他们在长沙就认识了。
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和恩师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从相知到相恋
1911年春，毛泽东从韶山冲步行到县城湘潭，然后乘木壳船顺湘江而下，来到省城长沙。
1914年春，以第一名考入省立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认识了他最尊敬并影响他一生的导师杨昌济。那时毛泽东21岁，杨开慧还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小姑娘。毛泽东是父亲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杨开慧对他自然有所了解。杨昌济，1871年6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县隐储山下板仓冲的一个书香门第，但不幸8岁失恃、14岁失怙。在失去父母双亲的痛苦中，他勤奋好学，曾在日本、英国留学达9年，并游历德国、瑞士，因心系祖国改名“怀中”。当时，从西洋镀金、镀银的留学生们大多钻营怎么当官或怎么挣钱，最差的也要混一个教授当当。可杨昌济竟然连湖南的第一号人物谭延闿邀请他出任教育司长也未答应，自愿当一个师范学院的老师，并作“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自励。
毛泽东十分敬慕杨昌济。杨昌济在长沙寓所的大门上，用隶书镌刻其手书“板仓杨”三字，吸引着毛泽东、蔡和森等有理想有抱负的同学。他们经常来到这里，或讨论治学、做人的方法，或纵论天下大势。杨先生尤其钟爱毛泽东和蔡和森。1915年4月5日，毛泽东再次来到“板仓杨”，与杨先生畅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昌济听后，对毛泽东给以鼓励，寄予期望，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勉之。毛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当时，第一师范的课程繁杂，有近20门课。但毛泽东坚持“要救国，就只有革命”，因此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攻读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上。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名叫《心之力》的文章，备受杨昌济赞赏。而杨先生的改造国家、服务社会的崇高思想，专心钻研、食必求化的学习方法，有远谋、有毅力、重实践的办事作风和严谨刻苦的生活方式，对毛泽东和女儿杨开慧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成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也是杨昌济推荐给陈独秀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下了他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因此，青年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于是，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毛奇”。
在学习中，毛泽东还曾将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7本全部抄录下来。而在杨昌济讲授的修身课教材《伦理学原理》上，毛泽东精心研读之后，写下了12000字的读书笔记，对书中的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同时批注突出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
而就在毛泽东发动学生罢课、掀起驱逐要学生缴纳学费的校长张干的运动之后，校长下令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学生的时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教员纷纷站出来，要求张干收回成命。接着，杨昌济辞职，整整一年不上课。7月5日，杨昌济举家搬迁到河西的岳麓山下。但为了毛泽东等同学方便前往，杨先生专门在家中设置了一间客房。每次毛泽东来到这新的“板仓杨”处，都要和老师亲密畅谈。新民学会的成立，除了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呼唤之外，杨昌济对毛泽东及其同学的教育和影响也自然功不可没。1918年夏，当杨昌济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也在第一师范毕业了。新民学会的同学大多数希望继续深造，但苦于没有钱。就在他们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这正是他们勤工俭学的好机会。6月25日，蔡和森到北京，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与蔡元培接洽后，即于30日致信毛泽东，说杨昌济老师“希望兄入北京大学”。7月，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催促其尽快赴京。
8月19日，毛泽东抵达北京。10月，在杨昌济教授的帮助下，毛泽东被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并因此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遇到了杨开慧，并从此坠入爱河。
与杨开慧相恋前，毛泽东曾与蔡和森、蔡畅兄妹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不过他们三人后来都“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誓言就是戏言，而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毛泽东语)。爱情的悄然而至，无疑为他们的革命事业增添了无限光彩。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周末的午餐会上。与4年前相比，杨开慧已经出落成一个18岁的大姑娘了。
对于毛泽东，杨开慧自然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位在第一师范学校出尽了风头的男生，是父亲的得意门生之一，且常常是家中的座上宾，他的一些故事和传闻她或多或少都是从父亲那里或者其他朋友那里听到的。再说，身居异地他乡，遇到同乡知己，自然就更平添了一份亲近。况且，两个年轻人都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闲暇时光，他们或漫步在故宫护城河边，或沐浴在春天北海青青的杨柳岸，或追逐在寒冬倒垂树枝头的冰柱间……
一个是少年英俊，潇洒旷达;一个是豆蔻年华，风姿绰约。在短暂而又心照不宣的思想情感交流中，两颗年轻火热的心灵碰撞出了爱的火花，他们热烈又真诚地相爱了，你把我作知己，我视你为知音。
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不得不赶回服侍。分别时，两人相约别后相互通信。不久，回到湖南长沙的毛泽东就收到了杨开慧的来信，抬头称呼只有一个字：润。毛泽东很快就复信：抬头称呼也只有一个字：霞。霞是杨开慧的号。
1901年11月6日生于长沙县“板仓杨”家的杨开慧，3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怀才不遇的忧伤情绪抛妻别女，远渡重洋，求取功名。她便自幼随母在长沙板仓乡下度过了童年。7岁的时候，父亲海外来鸿，要母亲送她上学读书。于是，出身书香之家的母亲将她送到家对面的杨公庙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和另外6个女孩一起破天荒地成为该校的一个独特班级。在这里，小开慧只读了3个学期，就转到离家更远但图书更多的隐储学校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又先后转学到衡粹女校和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直到1913年春，父亲杨昌济留学归国后，全家迁居长沙。这一年，毛泽东也在第一师范上学，父亲成为毛泽东的良师加益友。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并留下印象。1918年，杨开慧随父迁居北京。不久，毛泽东也北上，两人由相识、相知到相恋，才子佳人相会如春风雨露相逢。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也随之从长沙移师北京。继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而创办主编《湘江评论》后，在北京，毛泽东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地点在北京北长街99号的福佑寺(今北长街20号)。这个时候，毛泽东有时就借宿杨家，并公开了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
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时，杨昌济已经生病住院，他经常抽空去德国医院探望。在病中，杨昌济给滞留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称：“吾郑重语君，二自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由此可见，这位“岳父大人”对自己未来的“乘龙快婿”是褒奖备至，期望高远。
1920年1月17日，不满50岁的杨昌济遗憾病逝。毛泽东到法源寺和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1月22日，他又和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一起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2月，杨开慧随兄杨开智扶柩回长沙。毛泽东继续在北京开展“驱张运动”，组织湖南公民、学生、教职员在新华门总理府请愿。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不坐花轿，不置嫁妆，不用媒妁之言，不举行婚礼，不做“俗人之举”
1920年7月7日，经武汉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住在储英源楚怡小学校。而此时“驱张运动”已经取得胜利，毛泽东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校长)。不久，他又被聘请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很显然，毛泽东正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他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为此，他们租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作为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题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多方筹措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杨开慧的母亲也慷慨献出当年毛泽东在北京为杨昌济病逝向北大师生征集资助遗孤的赙赠金，供自己的这位女婿作为活动经费。
这个时候，杨开慧一家也搬到长沙城中居住，在同学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分别半年后，身穿长衫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杨开慧，有情人再次相会。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做宣传工作，并和他一起经营管理文化书社。用杨开慧的话说，这时，他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这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了。不坐花轿，不置嫁妆，不用媒妁之言，不举行婚礼，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与毛泽东同居。而后仅花了6块银元办了一桌酒席，宴请了长沙的几位亲友，开始了与毛泽东“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夫妻生活。因此，至今谁也无法知道毛泽东和杨开慧具体是哪一天结婚的，就连毛泽东本人也记不得。
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曾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谈到她与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我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这段爱情自述直到1983年才在长沙“板仓杨”家住所的墙缝里被发现。此时斯人已去，杨开慧牺牲已53年矣!毛泽东也在7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入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这年夏，毛泽东到上海出席党的一大，10月10日，毛泽东在陈独秀的授意和指导下，秘密成立了中共最早的省委之一——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书记。为掩护毛泽东的活动，杨开慧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中——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原22号——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这年8月，毛泽东还和何叔衡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身份，筹集经费。
这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生活可谓美满幸福，情真意切又温馨浪漫。这年，经常外出的毛泽东写下了美妙的情诗《虞美人•枕上》，充分表达了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读来似有柔情万种、百媚千重。这在以豪放悲壮风格著称的毛泽东诗词作品中，如此儿女情长的还是少有的。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风里来，雨里去。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衡阳、安源多次组织工人示威罢工、请愿游行，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杨开慧无怨无悔地跟随毛泽东，夫唱妇随，举案齐眉。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任树德等泥木工代表同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说理斗争，谈判长达3个小时，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毛泽东当场将谈判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呈送省长赵恒惕。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当上了爸爸，他的长子毛岸英在清水塘出生。
沉浸在弄璋之喜中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革命工作。第二天，他继续带领工人代表到政务厅催批呈文，并将《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
从此以后，一门心思干革命的毛泽东常年奔波在外，很少顾及家庭，因此和杨开慧的情感生活上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开始出现误解、分歧和矛盾。做了母亲的年轻妻子对丈夫在外面的工作和言行，渐渐地有了一种难言的牵挂和依恋，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甚至猜忌和疑虑。站在事业与家庭这个十字路口上的毛泽东，对妻子的依恋和对事业的追求同样矛盾重重，忧愁苦闷。为了劝说妻子，毛泽东抄录了唐朝诗人元稹(779—831)的诗歌《菟丝》，赠给妻子：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击，柔蔓与之并。
个性自由的杨开慧看了这首诗歌之后，更增添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觉得毛泽东把她比作“菟丝”，是轻视她，瞧不起她了。尽管毛泽东多次去信解释，也难以消除这次误会，“杨开慧耿耿于心，久久不与他和解”。
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的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了妻子和仅半岁的儿子，秘密前往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这时，长沙街头已经贴出了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没有了男人的家，如同天空没有了太阳。丈夫又要离家远行，怀抱幼子、身怀六甲与老母亲一起生活的杨开慧自然有些不愿意和舍不得。尽管自己与丈夫还有一些鸡毛蒜皮般的误会，但无奈因为被通缉，她不得不同意丈夫远走他乡。杨开慧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就提出与毛泽东一起走，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于是，夫妻间发生了争吵。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告别娇妻幼子，踏上了更艰难也更远大的革命征途。
临行前，个性倔犟的杨开慧没有来送行。古人云：三十而立。在这个春寒料峭的4月，毛泽东独自一人品尝着孤独、凄凉，心中的忧伤像初春池塘上缥缥缈缈的雾气，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半年后的9月10日，毛泽东回到长沙。这半年，毛泽东从上海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了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工作。回到长沙，毛泽东遵照中央决定，在湖南筹建国民党。11月13日，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在板仓杨家出生。
毛泽东在家小住了3个月，又奉命前往上海，准备去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临行前，他作词《贺新郎•别友》送妻子：
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风雨兼程。为了革命，杨开慧带着母亲和3个儿子随毛泽东辗转广州、武汉、长沙
1924年6月初，杨开慧同母亲携儿子岸英、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到码头等候迎接，结束了魂牵梦绕的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他们住在“党中央宿舍”——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583弄)一幢两层石库门的老房子里，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一起，对外称是一家人。杨开慧除担负家务之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
在上海，毛泽东难得和妻儿团聚了半年。因积劳成疾，患病在身，毛泽东不得不请假回湘疗养。12月，他们一家回到长沙。
1925年1月在岳母家过了春节之后，2月6日，毛泽东、杨开慧夫妇携两个儿子回到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6月中旬，中共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中成立。
8月，毛泽东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28日，湖南省长赵恒惕接到土豪成胥生的密报，立即电令湘潭团防局派人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离开韶山，去长沙。
9月上旬，毛泽东动身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韶关，于中旬到达广州。因身体虚弱，住东山医院疗养。10月，在汪精卫的推荐下，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5日，主编的《政治周报》创刊。是年底，杨开慧同母亲携岸英、岸青由湖南到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和编辑《政治周报》，并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有过密切交往。
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常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毛泽东直到11月上旬才离开广州去上海。此间，毛泽东多次参加国民党的高层会议，并在农讲所、黄埔军校等地方讲课。
北伐战争开始后，杨开慧于1926年10月回到长沙，毛泽东也由广州前往上海，之后再到武汉。12月1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杨开慧住在望麓园。第二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开始在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考察农民运动，直到2月5日。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来源。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由长沙来到武昌。杨开慧带岸英、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武昌后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4月4日，三子毛岸龙在武汉出生。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毛泽东出席党的五大。毛泽东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八七会议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却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好汉。8月12日，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回到长沙，住在杨开慧的娘家。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决定以中共的名义来发动秋收暴动。
8月31日晨，毛泽东乘火车去安源部署武装起义。毛泽东与杨开慧像往常一样匆匆分别，甚至还没来得及告别，只是把这当做一次普通的出门，然而这一别竟成永诀，成了生离死别!
生死相恋。杨开慧用自己29岁的青春和生命践行了她对毛泽东的爱情承诺。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爱人和孩子为我做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后来，毛泽东就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
这个时候，岸英5岁，岸青4岁，岸龙才6个月。
上了井冈山，毛泽东开始了他真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朱毛会师后，“朱毛”红军这支被蒋介石称作“赤匪”的农民队伍，依靠革命实践总结的十六个字的游击战术，打遍天下，并赢得了天下。
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在长沙板仓家中苦苦为他守候、抚育幼儿的妻子。他用暗语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我出门以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然而，这封信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她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张地图，终于找到了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井冈山，知道了丈夫还活着，还在牵挂着她和孩子。可这也更令她牵肠挂肚——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在“板仓杨”家中坚持地下活动的杨开慧，在1928年10月默默写下这首哀婉缠绵的《偶感》，思夫之情，何其真切!
1930年7月，毛泽东作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蝶恋花——多美呀!当毛泽东指挥着他的红军士兵向长沙进发的时候，他肯定也在思念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而自己这只在外面飞来飞去的蝴蝶，又怎么不依恋那花一样温暖甜蜜的家呢?
1930年8月，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悬赏大洋千元，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而也在这个夏天，红军两次攻入长沙，然而时间短暂，历史没有给他们夫妻团聚的机会。当地下党组织劝说杨开慧去找“毛委员”时，杨开慧回答说：润之没有让我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10月14日，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入狱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住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利诱，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屈不挠，坚决斗争。她对前去探望她的亲人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之革命早日成功!”并嘱托说：“我死后，不做俗人之举。”
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行刑前，法官宣布死刑的时候，让杨开慧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了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地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杨开慧用自己29岁的青春和生命践行了她两年前写下的爱情承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庄严的承诺!
生死相恋，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情无疑是一段历史的绝唱!
遗憾的是，毛泽东生前并没有看到妻子1929年6月20日写的回忆录和1928年10月为他写的诗词《偶感》。然而，与毛泽东十年婚姻的情感，却并没有随着那一声罪恶的枪声而远去。杨开慧牺牲后，兄长杨开智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将其遗体连夜运回，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纸上闻听噩耗后，“泪飞顿作倾盆雨”，当即致信杨开慧的亲属：“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捎去30块大洋为妻子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之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杨开慧念念不忘。毛泽东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的经过和狱中情况后，感慨地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牺牲了。”在中南海，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卫士说：“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爱人和孩子为我做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再次以“蝶恋花”词牌作词，赠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蝶恋花•答李淑一》和《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是毛泽东诗词中仅有的用“蝶恋花”词牌作词的两首，可见诗人毛泽东对初恋情人、妻子杨开慧之情有独钟。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章士钊看完后就“骄杨”二字作何解释，请教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他：“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显然，“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最高礼赞和深切怀念。后来，毛泽东应儿子毛岸青的要求，把这首词抄写给他们，毛泽东又将“骄杨”改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此后，毛泽东经常委托友人、子女为杨开慧扫墓。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世后，毛泽东写信志哀，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并叮嘱可以与其“亲爱的夫人”同穴。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爱之深远，情之真切。“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当在井冈山打游击的毛泽东听到妻子牺牲的噩耗时，他内心的苦痛就像一口深深的古井，没有曾经沧海，也没有除却巫山，表面的微澜却是刻骨的悲壮和铭心的哀愁，心潮的起伏就像那罗霄山脉的层峦叠嶂，把相思和悼念化作了黄洋界上令敌军宵遁的隆隆炮声……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5期，摘自2013年第2期《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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