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所谓还原毛泽东的文章大行其道，还原一个历史人物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人性逻辑?为什么一些号称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人被人声讨，而坚持维护毛泽东的受拥戴?这里面包含着丰富深刻的人性判断的逻辑。
人类对任何事物或人的评价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判断模式：首先是作价值观的判断，是从人性价值角度评说的是好坏;其次是作逻辑的论证，是从逻辑关系推论事情或人物理论及行为的演绎关系上的对与错。显然，就人性价值的角度来说，任何逻辑推论的对错都必然一定要以人性价值判断的好坏为基础的。一方面任何逻辑论证者的论证首先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出发的，任何逻辑推理和论证结果的对与错都离不开论证者所秉承的价值观判断的这个基础。另一方面，任何被评判的事物和人物本身都包含着事物或人物自身的价值选择，显然，只有当论证者与所评价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价值观选择比较一致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比较合理的合乎事实的逻辑论证的结果，否则必然得出南辕北辙的评价结论。
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对任何人和事的评价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在人们在基本的价值选择比较一致既“性相近”的情况下，那么逻辑论证就是成为了唯一可能得到最大的价值观共识的论证方式。如果没有了价值观相对一致的这个基础，逻辑论证总是建立在论证者价值观判断选择基础之上的，当社会价值观出现严重的割裂、分化甚至是对立的时候，那么逻辑论证的结果也就必然随之分化、割裂，甚至是严重的对立，从而得到大相径庭的结论，这样的论证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价值观混乱，使得人们从“性相近”走向更加“性相远”。这样的逻辑论证的结果不仅不能起到建立社会最大的共识作用，相反只能使本来比较模糊的、潜在的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割裂甚至是对立走向显性化、公开化，最终将导致社会情绪的对立。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必须建立在各种事件的基础之上，而任何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包含着事件本身的“价值选择”。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历史事件的价值观选择应当说是基本一致的，但也不可能排除存在逻辑结果的错误。因此，评价者对历史人物的某些事件的评价，所选择的事件，既包含着事件本身的价值选择，更包含了评价者的价值观选择。如果单纯从评价者的价值观判断出发，脱离了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选择”来做评价，那么就必然极其容易得出背离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本身的价值观选择的逻辑推论。所以任何脱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选择”的评价都可能是不客观的，更可能是不全面的。这种评价只能更多的反映的是个评价者人的人性判断和价值观判断。这就就好比一个认定“人性恶”的人掌权，他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人性善”的逻辑论证结果，从而不可能主张实行什么“善政”的道理一样。
可见，脱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观选择”来还原或论证毛泽东，且任凭评价者选择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存在逻辑错误的事件，来评价和论证毛泽东，就必然不可能得到与毛泽东及其事件本身的“价值观”选择相一致的结论，甚至是得出与毛泽东价值选择相反的结论。这就跟戏说乾隆差不多，反映的只是编者的价值观选择和价值观判断，如果把这样戏说当成历史还原事实，无疑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后人的误导，如果听任这种评判流行，并依此指导社会，只能是误国害民。
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做出超出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观选择的评价是十分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不是严肃的社会历史观学者的行为。这样的评价得以流行，都必然有着他现实的背景和历史的背景。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否定毛泽东倾向和商品经济的兴起，就是这种评价得以产生和任意流行的现实背景。而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中的劣性则是这种评价得以流行的文化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中国几千年历史以及人类文明史的挑战者、背叛者、颠覆者。毛泽东的神奇和伟大就在于，他从“卑贱者最聪明”、“人民最伟大”、“人民创造历史”这样的价值观为基点来看待社会历史问题的。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无疑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观的颠覆，也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他把人类历史上历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历史地位。这样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无疑是能够包容全人类的，从而使得他的思想能够成为超越历史、超越种族的整体论。但是，从过往的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来看，大多数政客以及知识分子往往都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为出发点的。他们因为“知识”而自认为自己都是在劳苦大众之上，是高于人民大众的，超越了人民大众的。正是这样的价值观必然性地导致了他们与劳动人民的立场观点相悖的越来越远，无法理解和更无法达到人类与历史认识的整体论。他们的所谓知识、“觉悟”、理性都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需求或曰“自我价值”出发的，他们的历史更多的具体地体现为如何超越大众，更多而且更好的追求自己的一己之私的价值实现，既“自我价值”，这就是他们的成功追求和成功标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这种知识分子文化及其政客思想们的狭隘性，这不只是个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或曰人性的终极关怀问题。在过往的历史以及现实中，一直都是秉承着这种价值的知识分子及其政客总能够轻易地爬到劳动人民的头上，他们以脱离人民为满足，越是脱离人民越是一幅自得的神情。
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其政客却都认为或者认同毛泽东不过是个农民或农民领袖，把他当成了一个“农民皇帝”来论证，这正是反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政客的价值观狭隘到了何种程度。毛泽东的确是从农民这个“卑贱者”、这样的社会最底层的角度来看待观察分析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所以他才能更多的看到所谓社会的上层以及知识分子们的狭隘自私以及愚蠢，并且认识到这种愚蠢对社会价值观进步危害的关键意义，不改变这样的历史传承，人类社会将永远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毛泽东超越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也远远超越了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似乎总跟知识分子过不去、感到大多数政客以及知识分子跟不上他的思想和脚步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并且肯于从人类最广泛的人性价值判断为基础，不带任何个人偏见的科学分析就可以证明和承认，毛泽东的价值选择不是仇恨，而是基于人类最广泛的人性价值选择基础上的正确逻辑。
知识或道理究竟什么东西?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样的根本问题知识分子以及政客们恐怕从来就没敢想过或者不肯去想。而毛泽东却很早就意识到了，他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知识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劳动人民。所以他曾反复强调过要知识分子和干部们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向群众学习。而那些文人政客们从来就把毛泽东的话当成政治说教，所以他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到了与民众隔绝、不“接地气”的程度。他们忘了知识(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书本之前是竹简，再前是龟壳。龟壳是巫师的器物，那上面记录的是部落的实践，是巫师记录部落的文明的载体。但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同时也就产生了“不文明”，包括特权、等级、一部分人可以无常的占有他人的劳动等。当巫师成为了一种职业，他们就开始创造迎合统治和维护部落首领需要的价值观了，从这时知识就已经开始脱离人民，巫师也从此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当“文明”和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文明”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发展到剥削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不断强化，“知识分子”与包括统治者阶层在内的一切依靠寄生的人们，他们一边吃着农民的劳动果实，一边却在看不起农民，贬低劳动人民的价值。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价值，压制劳动的价值，而劳动者历来都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悖论因剥削和自私的存在而产生，也因剥削和自私的存在而强化。所以我们看到，当“文明”与既得利益相联系，社会越是发展脱离实践劳动的人就越多，这些人脱离劳动相反却有更高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却还被奉为社会的先知先觉的觉悟者、引导或领导者，总之是高于劳动者的“文明人”。从奴隶社会到如今，人类几千年的所谓的“文明”史，就是一直如此的发展着，并一直依此构筑着一切的社会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实质上是一直都在不断的贬低和摧毁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基础。用中国的传统话语来解释或概括，这就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知识越多越脱离劳动、脱离人民，这难道不是知识的“反动”?这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荒唐?我们都“幼稚可笑”地生活在这样的荒唐之中了，却从来“不了解这一点”。这样的文化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又从何来担当教育和引导人民和人类的解放?又如何依着这样的“文明”抛洒人性的光辉?难道把所有民众都引向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劳心者”吗?也许这才是社会对立的根源所在，才是“周期律”不可克服的根源所在。
历史映对现实，大多的知识分子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地位上却总是要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视劳动者为卑贱却自视清高，这样的情怀、胸襟何以配做民众的先生和人民群众的引导者、解放者?可以说在毛泽东以前，知识分子及其政客的困境就在于此，他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也就不能找到人类解放的的答案。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具备毛泽东那样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全新的社会历史观，更在于他们永远不肯丢弃长袍下深藏的“小”字，永远不肯丢弃自私自利的自我。
他们的知识再多，道理讲的再好，总不肯对自己讲，更不肯对自己去实行。批评别人批评的再对，却从不肯自我批评。这样的人怎么能启发传播社会良知?这样的政客怎么可能领导和解放民众?道理只对民众讲却从来不肯在自己身上去实行，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只有从人民的立场出发，让自己站回到卑贱者的位置上，才可能成就自己讲道理、批评人、指导人的逻辑上的正确性。谁的自我批评自我实践越深刻，谁也就越正确。相反，道理只对别人讲、只用来要求别人、指导别人，却从不肯自我实践的人，也就从来不会悟得解放人民群众的真理，只能是欺骗民众而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这样的启发、教育、引导、指导、领导显然没有逻辑道理的根源，更没有价值基础的依据，简直就是浑不讲理，跟泼妇骂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泼妇至少是坦白的，而这样知识分子及其政客却是虚伪的。他们却总要把自己装扮成很斯文，涂抹一层又一层的粉、披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还说这叫文明、这叫科学。这副嘴脸，直到现在我们却还不得不忍受着耻辱继续装着，装着看着“皇帝的新衣”没人敢说，也容不得有人敢说。由此就能体会到毛泽东曾一再告诫过知识分子和政客要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这不仅是出于关爱，恐怕更是出于维护人民大众的“观感”。弃民众的“观感”于不顾，还继续的给自己涂抹一层又一层的粉、披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简直是无耻至极。
如此回看历史映照现实，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和“文化”上的革命有没有必要?究竟错在了哪里?毛泽东说“要清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只有彻底清除危害人类的文化或曰知识观念，才可能成就解放全人类的世界观。由此可见让“知识分子”“进工厂”“上山下乡”，“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也许短时内对“消除三大差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对于不断削弱针对劳动人民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的歧视上的意义却是现实的。如果不消除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上的歧视，何谈劳动人民的解放。只要不夹带私念、只要从解放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论证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决策大都是符合人类和社会进步规律的，只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政客却从来就没有或者不肯按着这样的科学规律思考过问题。他们对自己“知识进步”、“文明”进步的悖论一直都在装聋作哑，或者是站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视而不见”。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拒绝接受毛泽东眼里“最聪明人”的教育，根子是不肯丢弃长袍下深藏的“小”字。
如果说毛泽东荒唐，就荒唐在只有他才看破并胆敢挑战延续了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悖论，简直可以算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可是，能有这样的视野、这样的胸襟、胸怀者又有几人?但是，没有这样的视野、这样的胸襟、胸怀的人又何能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说毛泽东荒唐，就荒唐在他一个人要扭转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走向，可是如果不肯扭转这样的历史走向又有何资格谈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几乎把人间的一切罪恶都看透了，却没人能真正明白他、理解他，这是他的悲凉更是劳动人民的悲凉。什么人可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孤独?一个不能被人理解真实的毛泽东只能被当成独断、独裁，但科学可以证明那不叫独裁，那是远见、是胸襟、是胸怀，是能见到真理的视野和追求真理的气魄，是为最伟大的人性光辉而奋起的一搏。和毛泽东相比，几乎一切的知识分子和政客都是渺小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毛泽东，又何谈能够评价毛泽东。
从中国历史上看，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奴才。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理应成为人民的“仆人”才对。毛泽东的“皮毛论”以及他后来的行为，都说明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看明白了这一点，但毛泽东还是想尽了用温和的方法，劝导知识分子自觉地改造自己、超越自己。毛泽东超越了一切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看穿了“卑贱者最聪明”这个科学定律，一再教导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要在人民面前“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真正的理解人民，可是有几多人能理解?其实只有理解人民，才能真正的理解人性，才可能有超越的人生，这才是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最应该追求的。
谁否定毛泽东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而且是最无私无畏的，同时又号称自己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且是最大公无私的，人民都一定会表示质疑。罔顾历史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本人的价值观选择去评判历史，这种评判反映的只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和政客的狭隘无知，暴露的是他们比一般民众还要突出的，深藏在长袍下的一个大大的“小”字。这些人深藏着长袍下大大的“小”字，大言不惭地招摇过市、自以为是，简直就是固守欺骗的鄙无耻的表演。
最有资格怪罪毛泽东的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和政客，而是他的人民。人民会怪罪他没能够完全彻底的实现他的事业，恐怕今后也没有人能够继续他的事业。这事业不是别的，就是人民的解放!没能够被毛泽东扭转的历史还将继续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必然会被人们淡忘，历史还有被扭转的机会吗，也许只有漫长的期待了。历史将依旧在狭长的胡同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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