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教育实践的教育主体究竟是谁?
在现实的各种教育活动，虽然人们没有直接提出这一问题，但大多把教育实践的主体归结为上级领导，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如何如何……。一些媒体发表有关评论文章也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下级、基层官员或普通党员要求如何如何……。实际上就把教育实践的主体看作上级领导者。领导与群众相比，领导是教育主体，群众是教育对象。上级与下级相比，上级是教育主体，下级是教育对象。固然，上级与下级、领导与群众存在着这种教育关系，但二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单向关系吗?群众对领导者有没有教育的权利?下级对上级有没有教育的权利?如果有，最主要的教育主体是谁?
笔者在《一谈》(《郝贵生：真正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已经指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一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讲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时又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一般教材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方法论意义时，都谈到这一观点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依据，要求各级领导者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理论直接推论出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以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这样的直接表述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这种推论和这种表述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只是对各级领导者说的，而且实现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主体也只是领导者。领导者是主动者、决定者。领导想依靠群众就依靠群众，想为了群众就为了群众，想从群众中来就从群众中来，想不从群众中来就不从群众中来。在领导活动中，普通群众只是领导活动的被依靠者、被恩赐者。面对着领导者的各种活动，群众没有对领导者主动批评、建议、教育的权利。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理论以及对毛泽东阐发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内容的理解是错误的，其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那么其错误究竟错在哪里?
笔者《一谈》中也已经指出，群众史观理论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重要观点，而且是唯物史观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群众史观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之一确实是要求领导者树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思想。但笔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理论的研究，认为群众史观理论最主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是针对人民群众而言。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历史观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被大人物、权力者任人宰割的奴隶、群氓。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他们的理论生涯也是开始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历史活动的主体不是少数英雄人物，而是多数的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及其劳动者。他们在合作写《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深刻批判了英雄史观思想，阐发了群众史观的一系列基本思想。(见笔者《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形成轨迹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恩格斯早期人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5期)他们通过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研究揭示出“两个必然”的思想，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不是少数人物，而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只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特别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实现自身的最终解放，才能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史观理论的最主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方法论首先是对人民群众而言，是要求人民群众在权力者和大人物面前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并为成为主人而奋斗。(见笔者《论群众史观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学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同时群众史观也是对权力者、对领导者而言，由此形成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思想。但是目前流行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却不讲前者，只讲后者，同时在相当多的领导者那里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残余，因而自觉不自觉地还在用他们头脑中的英雄史观思想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例如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封建社会的“清官”思想、“父母官”思想理解“一切为了群众”，把自己打扮成群众的救世主，把群众只是看作自己恩赐、施舍、解救的对象。他们做许多工作时也在那里“依靠群众”，但只是把群众当作他们完成个人政绩的手段，而不是把群众当作目的。他们在工作中，只是允许自己主动去接近群众，去批评、教育群众，而绝不允许群众主动批评、教育、监督他们，不允许主动给他们提建议。这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打着群众观点的招牌实行的还是脱离群众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思想。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公仆”思想。一般人都理解为权力者应该为群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样理解本身没有错误。笔者年轻时也是这样理解的。上世纪90年代笔者认真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才感觉上述理解过于肤浅。马克思“公仆”思想就是在这篇著作中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基础上阐发的。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一种崭新的国家权力。权力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原始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是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首领由主人选举产生、也可以随时罢免。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权力实质是人类权力的异化，主仆关系颠倒。巴黎公社作为新型的国家权力实质是对阶级社会中权力者与非权力者关系的再颠倒。也就是说，权力者对群众而言，应该恢复到人类初期的关系即国家的领导成员是“公仆”，人民群众就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既然是主人，就有“主动性”的要求、支配、指使的含义，就有主动地批评、建议、监督“公仆”的权利。但是多年来在媒体宣传马克思“公仆”思想时，只是强调领导者要为人民服务，从不讲其“公仆”的对立面“主人”的主体地位、主人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又把“主人”变成了“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这种宣传的结果说轻了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理解，说重了就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修正。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毛泽东从来是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发这一思想，是在承认“人民是主人”的前提下讲的。毛泽东关于“人民是主人”的论述在他的著作和平时讲话中比比皆是。当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喊出“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却高喊“人民万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防止无产阶级政权中的权力者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真正让社会的主人即人民群众行使对权力者的选举、批评、建议、教育、监督权利。毛泽东正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所以才有1945年同黄炎培谈话中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思想。毛泽东这一思想贯穿于他整个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在权力者面前，人民群众没有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没有真正行使对各级领导者的批评、建议、教育、选举、监督权利，就不可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当毛泽东发现我们党内出现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主人的现象后，最终决定发动人民群众通过“四大”方式揭露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阴暗面。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人民群众真正做社会主人的实践活动。尽管文革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失败了，但文革的精神永存。正如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精神永存。这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本质，也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本质。离开“人民是主人”的所谓“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首先必须进行“人民是主人”、“人民是主体”的教育，要求人民群众在权力者面前、下级在上级面前表现出主动性、积极性。领导者要自觉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建议、教育和监督。同时，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中，本身就要求人民群众是教育的主体，创造多种途径、形式、手段，把群众自觉主动对领导者的批评、教育、建议和监督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没有广大基层群众和基层党员的积极参与，所谓教育活动只能是形式主义。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以往所进行的“三讲”活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效果甚微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没有真正让广大群众和基层党员成为教育的主体。尽管各个单位领导在做教育动员报告中也讲，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但实际教育活动中，只是在布置了一遍学习文件后，要求领导者自纠自查，他们也开一些座谈会，也搞无记名的填表征求群众对领导者的意见。但座谈会和填表之后，群众究竟提了哪些意见，哪些主要问题，根本不向群众公布，各级领导也根本不向群众做自我批评。并不是说这些形式没有必要，但只停留在这些形式上，群众对领导的批评、建议始终没有公开，始终没有形成群众对领导者的强大的压力、力量。同时，由于多种原因，相当多的基层群众和基层党员即使对领导者有意见，甚至较大的意见，也不敢在正式的会议上提出，即使匿名提意见、建议也缺乏胆量，其原因就是害怕领导的打击报复。因为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太多了，而打击报复者受不到任何的批评和制裁。可想而之，这种所谓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取得实效和预期的结果吗?前几次教育活动刚刚往往结束，就有一些省部级高官落马。然而其被揭发出来恰恰不是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而由于其他外部的偶然原因，而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鉴定评语却是“廉洁奉公”。这不是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大讽刺吗?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希望党中央开展的这一次教育思想活动一定要认真汲取前几场教育活动的教训，要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取得真正的成效，就要把人民群众当作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给予人民群众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更多更具体的对领导者的批评、教育、建议、监督权利。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关于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动员不仅要在各级官员中传达，更要到最基层的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中宣传动员，要最大限度地动员最广大的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以“主人”意识自觉、主动、积极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来。同时，通过主流媒体等多种途径形式大力宣传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理论、毛泽东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的有关文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是“人民真正成为主人”的思想。
第二，要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反映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者包括中央领导的批评、建议、要求、包括揭发和批判。不仅是传统的座谈会和匿名填表，更要通过现代手段，即网络反映群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各级领导机关、各个系统、部门、单位都要在自己所属的网站上开辟专栏，直接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允许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各级官员、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思想、行为、风气进行点名或不点名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评论、批判，以及各种合理化的建议。只有这种彻底公开的途径、方式，才能够形成和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最大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形成最大围剿党内腐败和各种歪风邪气的正义的物质力量，才能真正使各级官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同时把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种途径、形式、手段、逐步制度化，延续到平时的各种领导活动中。真正落实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话中讲到的形成人民真正监督政府的民主制度。
第三，切实纠正多年来，特别是去年对人民群众自觉行使民主权利压制和封杀的错误行为。应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民主意识的影响，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和人民群众正确行使党章、宪法中赋予的民主权利，在合法的刊物和网站上发表大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社会生活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特别是党内某些错误思想、行为。然而却遭到了有关部门毫无道理的封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对《真理的追求》、《中流》等杂志的强制停刊和2002年对《》、《毛泽东旗帜》、《东方红》等几十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莫须有”的封杀。这是典型的严重的违背党的根本宗旨、违背党的群众路线、压制人民民主的错误行为。党中央要在全党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就绝对不能回避上述错误行为。建议党中央组织专门力量，对上述两个压制民主的典型事例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恢复上述刊物和网站的公开运行。如果我们一方面大讲特讲党的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对严重压制和打击人民做社会主人权利的行为置之不理，继续坚持错误，这能够让人相信是在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吗?
第四，正确对待群众尖锐的批评意见。要求人民群众以“主人”面目出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主人”对“仆人”的批评不可能事事顺“仆人”之耳，二者本身就是矛盾，就一定存在许多见解不同，甚至根本对立。这就要求领导者如何正确对待“主人”的批评意见。其关键因素是看群众的批评意见是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批评领导者。不排除有些人以普适价值、宪政理论为武器，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批评党的领导和领导者，其目的是根本否定共产党和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但大多数人还是从人民群众的正当和根本利益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提出的尖锐意见，真正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学会倾听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意见。正如古人所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毛泽东就非常赞赏唐朝“魏征纳谏”的故事，难道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帝王吗?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者在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能否敢于公开发表和善于倾听群众与领导者不同的尖锐批评意见，实际就是考验是否在行动上真正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包括笔者评论此次对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提出的建议。应该说总体上与党中央的观点、认识、思路是一致的，但也确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有对以往教育实践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尖锐批评。那末能否在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上发表这些见解与建议呢?能否把这些尖锐的意见、建议真正传达到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那里呢?能否认真汲取合理的因素而主动改之呢?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