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针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状况，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长征期间，毛泽东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又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为他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长征期间毛泽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创造了以下经验。
一、目标明确，信念坚定
作为思想政治工，在教育别人之前，自己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大侵略中国的步伐之时，她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民族责任。早在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并组织了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以后，尽管自身都前途未卜，但始终没有放弃北上抗日的主张。每到一地，都要开展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遵义地区至今仍可见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要求北上抗日”、“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等等。当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全国形势的新变化，明确地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北上抗日。
毛泽东一直是北上抗日主张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33 年1 月17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领导人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更是北上抗日主张的坚定执行者。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为争取张国焘一道北上而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 年6 月26 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6 月28 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虽然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意见，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实施其南下主张，拒绝执行中央的决定。在毛泽东被迫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与红四方面军分离之后，他仍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形式做张国焘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去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 月18 日，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聂荣臻等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经过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以及红二、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最后不得不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其科学的决策和坚定的信念而为全党全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重点突破，点面结合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切忌公式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选准突破点，并做到点面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长征期间，毛泽东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使自己的正确主张最终得到全党的认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痛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上山”的主张。因此当秋收起义失败以后，他果断地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进军，由此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正当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党内先后发生了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葬送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语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比如: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问题，共产国际认为当时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革命的对象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王明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当时的做法出发，也极力主张反对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和富农。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共产国际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一指导思想，王明也积极宣传城市中心论。对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策略问题，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总危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或已经到来，主张在各方面采取“进攻路线”，在党内则要大反“右倾”。王明从“第三时期”的理论出发，也一再主张实行全国“政治总示威”和“工农武装大暴动”。不难看出，王明等人对共产国际亦步亦趋，将这些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奉为“圣旨”遵行不误，不敢越雷池一步。在1932 年10 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撤消了毛泽东所有军事领导职务，为贯彻其“左”倾错误路线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广大红军指战员仍自觉地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因而仍然使反“围剿”战争取得了胜利。而在1933 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已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由此直接导致使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
长征以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且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应乘敌军正在调动尚未完成包围之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 月25 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结果在湘江之战中，中央红军就由长征出发时的8. 6 万人锐减为3 万人。尽管如此，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明知蒋介石集团在前面张网以待，仍然机械地执行事先制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如不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虽有良谋却无能为力。如何改变“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的军事路线?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采取了重点突破的办法，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接触较多之机，重点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1934 年12 月11日，在湖南通道县城，毛泽东明确地向张闻天提出应改变行军方向，得到张闻天的认同。接着，毛泽东又向王稼祥提出改变行军方向的问题，也得到王稼祥的高度认可。
1934 年12 月18 日，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但黎平会议以后，争论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烈。
通过深入的交流，王稼祥逐渐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于是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张闻天也积极赞同这一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长征路上，除了重点做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政治工作外，毛泽东还在中央领导层中广泛地做说服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贺子珍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 “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1〕
三、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其实胸无良策。他们难以做到以理服人，就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派了一些人到各个苏区去，这些人就像钦差大臣一样，在那里领导一切，大搞肃反扩大化。如派到鄂豫皖的张国焘，把鄂豫皖边区创始人许继慎也肃掉了。派去湘鄂西的夏曦，湘鄂西的肃反都是他搞的。与贺龙一起建立湘鄂西根据地的段德昌，是一位党的好干部，也无辜死于夏曦手中。那时大大小小的苏区有十几个，大多数都遭到重大的损失。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肃反扩大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应当说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则不然，对持不同意见者，他总是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而不是以势压人。比如，1935 年3 月10 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 现金沙县) 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2〕
又如，毛泽东等党中央单独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率队追上红三军团后，局面一度很紧张。李特气势汹汹地质问毛泽东: “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 “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并对李特耐心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恳切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他说: 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最后，毛泽东又非常诚挚地对李特说: “请你向张国焘同志转告我的意见，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惟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回来。”〔3〕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劝导，虽然没能完全说服李特等人，但却最终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长征期间，毛泽东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在原则问题上态度明确，敢于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 但有时为了顾全大局，也会做一些策略上的让步，比较注意斗争的艺术。比如，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严重错误，他毫不留情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针对会上博古那为自己辩护的主报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毛泽东认为， “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与此同时，为了争取更多同志的支持，毛泽东尽量缩小打击面。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又如，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做了必要的妥协，又对张国焘提出的无理要求明确予以拒绝。当张闻天提出可以将总书记( 总负责人) 的位子让给张国焘、朱德也提出把自己中革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职位让出时，毛泽东认为不妥，他经反复思考，最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把总政委的职务让出的要求。彭德怀后来评价说: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 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分，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 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 不让总书记) ，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4〕
五、实事求是，润物无声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因而很容易出现“左”的倾向。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优秀同志被错误处理甚至被杀掉。长征期间，毛泽东不但十分注意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而且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还及时地予以开导和抚慰。当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就听到陕北地方领导人的汇报，获悉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主要干部被拘捕的消息。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到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时，又进一步证实这一消息。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后来毛泽东又听到徐海东等对肃反情况的反映，得悉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负责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 “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5〕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刘志丹等100 多位同志被及时地解救出来。这一消息传出以后，陕北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真切地感受到了党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
上述表明，长征期间，毛泽东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仍具有宝贵的价值。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6期，摘自2012年第3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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