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裂,缘由何在?
双石
2011年12月8日 |
背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小金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会议确立了两军合 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 并于次日拟定了旨在打开北上通路的〈松潘战役计划〉。然而, 在其后整整一个月里,因张国焘等“解决组织问题”的延宕以及 其它主客观原因,致使原拟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7月下旬至8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在芦花〈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 县血洛村)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并修订或重 拟战役计划。8月5日,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 改取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 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 区域发展之局势” [1]的〈夏洮战役计划〉,一、四方面军分左、
右两路,经阿坝、毛尔盖分途北上。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今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上八寨乡索花村寺庙内)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 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 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当前的行动方针: “迅速占取以氓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 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 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2]
从8月18日起,右路军部队开始分两路北上,进入水草地。 至8月下旬,相继进至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此同时,发 现了红军有穿越草地迹象的国民党军也开始行动,26日,第49 师伍诚仁部奉胡宗南令,由漳腊(今川主寺东北)出发,翻越弓 杠岭雪山,沿松甘驿道进入包座河谷,增援在班佑、巴西、阿西 茸、求吉寺地区的补充旅康庄圑及游击支队。
这路进入林区的敌军实际上与正在水草地行军的红军右路军 形成了平行北进之势。
此间,左路军先头部队已从卓克基、大藏寺地区北上,击溃 了阿坝土司杨俊扎西的藏骑武装,进至查理寺、阿坝地区,一部 进至嗄曲河西岸的安曲(哈拉玛)附近筹粮。
8月底,进入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的红军右路军主力向盘 踞该地区的敌补充旅康庄圑和“游击支队”盘踞的班佑寺、卓藏 寺〈当时译作“脚仗寺”或“觉大寺”〉、求吉寺〈当时译作“救 济寺”),以及进至上包座地区的第49师伍诚仁部发起攻击。至
9月1日,将敌军大部歼灭,占领了除求吉寺、卓藏寺外的敌军据
点。
此后,中央政治局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屡屡电催朱、张首长 率左路军前来与右路军会合,迅速北出甘南。9月初,左路军先头 部队陆续经甲本塘〈当时译作“箭步塘”〉向嘎曲河开进,朱、 张所率红军总部也进至甲本塘。但已另有所图的张国焘始终借故 拖延,最终决定要挟党中央率右路军“南下”,并令已到达嘎曲 河西岸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9月8日,张国焘电令驻马塘 一线的红31军政治委员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3] 9月9日,“密电 事件”发作,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驻地召开政治局紧急会 议,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圑北上……
数十年后,这个原本已有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因那封著名 的“密电”迄今没有找到原件文稿,引起一些历史当事人和学者 的置疑,产生出了 “草地分裂责任谁负”的问题,甚至还衍生出 了 “毛泽东、叶剑英合谋栽赃张国焘”的奇谈怪论来。如此,我 们就不得不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进行认真严谨的考虑和清 理,以正视听。
“北上”与“南下”,争的龛竞是什么?
这个问题近30年来不断有人提起,无非是“北上”与“南 下”不过是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谈不 上谁对谁错。甚至还有人搬出了张国焘回忆录中“如果在一年前 我军果眞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4]
的话作为依据,来否定“北上”和“南下”的政治原则和路线之 争的实质!
其实,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历史当事人的徐向前说得极其透 彻和明白: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 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 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 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 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 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 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 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 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眞正成为全 民族抗曰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 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 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 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 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 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 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 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 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 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 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 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 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 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 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 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 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 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 离全国抗曰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 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 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 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 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眞正认识到的。[5]
一句话,北上与南下,是革命事业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 削弱的大是大非问题!
徐向前的这番话,是有鐡的事实为依据的一中央红军北上 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挫折,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不 能成为有力的左证?至于张国焘用以自辩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 果眞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那只 是个贻人笑柄的梦呓!一即或从“无过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 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 也实在是太健忘了 一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 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 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 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 “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 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 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 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 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圑已 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 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 “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 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 “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分析,却在“张主 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主席”洗 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 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硬要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己见与 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 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一这些人中好 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叹啊可叹!
数十年后,还有人这样为张国焘辩解,张国焘南下是逃跑, 党中央北上也是逃跑,都是逃命,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可问题是, 党中央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突破重重封锁,向抗曰救 亡的中心地带“逃跑”呀!这是要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 “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同时也为党的生存和发展 寻找机会呀!党中央这是认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 尖上去,才有建立、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多更好的 机会,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党的方针政 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 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 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 存机会上来考虑,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
而对于“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寻找生存发展机 会”,张国焘从来就是没有决心与信心的,他的逃跑,是逃避民 族革命斗争的大环境大方向,逃向偏安托庇之所!对此,原红四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的一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 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 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 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像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 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鎭压 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斤他的 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 变动;给他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 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 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立刻抢白说:“机械 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到这种地步。
本来,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径直跨过 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过,四方面军向陇 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总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地说:“打 曰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 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曰红 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了,说:“四川军阀打 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 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 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 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6]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派性我胜了橐性, 是橐中央故进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
“北上”与“南下”既然是路线之争、原则之争,党中央当 然要坚持。更何况,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多次形成了党内决 议的,每一个党员都有义务维护之贯彻之,而不是相反!更遑论 凭着手中枪杆子的多少,去推翻党的决议一那就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
然而张国焘偏偏就真冒了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1935年8月初的芦花、沙窝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 军分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
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之念。为此,党中央于8月20日在毛 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央政治 局《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反对“主力西向” 或“分兵出西宁”。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也曾多 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对张国焘进行规劝:“政治 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 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絶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 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7]“……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 不应以主力前往”,[8] “……不宜分兵出西宁”,[9] “……目前主力 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100
于是,张国焘在一番左扭右捏之后,又选择了“南下”。 应该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是赞同中央北上方 针的,此间也曾不断去电解释中央意图,劝说张国焘执行党中央 北上决议,这当然是值得历史记取和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无法 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张国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硬要求下,徐、 陈首长在“党性”与“派性”的最后抉择上,还是没能守住“党 性”的底线,最终屈从于“派性”,改变了原来赞同“北上”的 态度,转而要求党中央服从张国焘的意旨,放弃北上方针而转道 南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圑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 时曾向傅钟暸解年前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圑单独北上的缘由。当 时情景,傅钟留下了回忆文字: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 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 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 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 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 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10]
任弼时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曾积极参加过批判毛泽东。从长 征这个历史时期来看,他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有多么深刻的认识。 但任弼时身上却有着一个共产党人最为重要的质量:坚强的党 性!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使他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出一个忠 诚的共产党人的当然选择!
两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扼腕嗟叹一不能不承认,人与人之 间,还是有差距的!
对此,徐向前在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有过这样的捡点: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 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 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 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 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 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 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 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 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眞正认识到的。[11]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道出的。 据徐向前自己回忆,1935年9月9日,在张国焘明确而坚决 表示反对北上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 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 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而当日晚上,毛泽 东到徐向前的住处单独向其征询意见时,徐的回答是:“两军既 然巳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12]无论话说得多么委婉,作为晚生后辈的笔者都不得不冷峻而 直白的道出一
这是宗派的立场,而不是党性的立场! 这当然也与当时的徐向前、陈昌浩对党的北上方针缺乏深刻的 认识有关,毛泽东在俄界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经指出: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 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
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 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 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13]
也就是说,当时徐、陈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只是不愿意回 头再过草地,但对北上可能会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的王均、毛炳文 部,他们也缺乏战而胜之的信心。两相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 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王均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为国民党第37军军长, 该两军各辖两师〈两旅四圑制师〉,为中央军旁系(半嫡系部队〉。 两军加起来不到五万人,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的全部力 量有近十万人。
十万红军竟然要躲着五万敌军,这还不算是“逃避^争”的 “逃跑主义”么?
后来的事实是,党中央率领不过七千多人的一、三军圑,照 样北上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是,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北上”与 “南下”之争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党性向派性投了降, 才是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圑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那个因 找不到原电文稿而让后人们纷争不已的“密电事件”只是一个诱 因!有了这个“主因”,即或没有这个“诱因”,党中央恐怕也 不得不考虑“单独北上”,只不过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迫而 已!后人放过主因而纠缠于诱因,那是大有“搅浑水”以回避关 键问题之嫌的!
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 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 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 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 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 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 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胡涂的政治委员 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 的关系,都是这样胡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 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中,要彻底对中央开展 斗争0 [14]
看见没有,“他下面的干部”已经叫出了 “武力解决中央” 的话来,中央还呆得住么?
当然,从治史角度而言,诱因的真伪也的确是需要探究明白!
“彻底哄展橐内斗争”的畲电是否存在?
这份“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因迄今找不到原件文稿, 也成了一些人否定其存在的理由。
找不到原件文稿这个最直接的物证,的确难以作出令所有人 都信服的定论来。但没有“直接物证”是不是连案都不能判了 哩?不是还有其它人证、旁证和其它间接证据么?更何况,这个 最直接的“物证”找不到,责任也不该由党中央来负呀?这份密 电,是从红军总部发给前敌总指挥部的,这个“物证”也只能留 存于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而这两个指挥机关当时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在党中央掌 控之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西渡黄河最后归于失败,失败的最 后关头连电台都砸了,译电员牺牲,电报也基本销毁,肯定是找 不着了。那仅存的物证就只能在红军总部的存留电报中寻找,如 果找不着,那至少需要考虑“为什么找不着”,而没有理由直接 判定这个电报“不存在” !一同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存下 来的电报和文献还有很多,是不是仅仅因为“找不着”,就能断 言其不存在哩?比如,在目前公布的电报中,不也没有“密电事 件”发生的9月9日直至9月12日徐、陈向张国焘报告党中央出 走的电报么?在这份其存在应该是亳无疑义的电报上,究竟有些 什么内容哩?
在当年的右路军中,除了已经牺牲了的译电人员外,叶剑英、 毛泽东是最早看到这份密电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叶剑英自不必言,毛泽东此后也没把这份密电的内容藏着掖 着密而不宣一就在一年多以后的1937年3月30日的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就谈到过这份密电:
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
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 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15]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对与会者们提出的诸多问题都有自辩,但 对毛泽东所言的这份密电,却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以后在海 外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未置一词。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能说明张国 焘自己也认为这份“密电”的存在是无法否认且难以自辩的一 当时的他,肯定无法预料到一些后人还会因“找不着这份‘密 电’”而生出了一场要为他“伸冤”的官司来!
再者,如果这份“密电”不存在,那么最直接的逻辑导向就 是叶剑英个人或与毛泽东合谋伪造了这份“密电”,而这无论从 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就算他俩都属某些颠覆学问 者认定的“阴谋家”,他们有什么理由非得这么做?难道这段曰 子里中央上上下下对“张主席”制造的种种麻烦种种纠葛还没有 领教够?还不足以激励起“我们先走一步干起来再说”的气性儿 来?非得整出一个匆忙出走还被迫拉下了许多同志甚至亲人的 “狼狈逃跑”来?
实际上,在“密电事件”发作之日前22时,党中央在与右路 军徐、陈首长联署的致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已经婉转地表达了 “如果 四方面军不愿意北上,党中央拟率一、三军圑先行北上”的意图: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 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12)6军配合行动,吸引 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厂’。[16]其 时,红一军圑主力已进至拉界(那盖〉、俄界(高吉〉,先头红 一师已进至白龙江峡谷的旺藏寺,正拟向前探路前进,而右路军 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根据“张主席”定夺作取舍。如此,这个 “右路军抽出”之“一部”,最有可能的不就是右路军中的红一 方面军部队么?试想,如果不是情况万分急迫,已经向张国焘表 达了 “先行北上”意图的毛泽东等,还有什么理由非得整出一个 “假密电”来自己吓自己?
更何况,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当时部队的分 布情况和部署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知道党中央秘密而紧急地率 一、三军圑单独出走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红一军圑已经先行一步, 党中央身边只有红三军圑、干部圑和军委纵队。红四方面军四军 部队部署求吉寺监控守敌,实际上也挡在了党中央从达拉沟这条 栈道直接去俄界的路上。党中央率三军圑只能从阿西茸〜扎公果〜 卓藏寺〜那盖(拉界〉这条迂回路上去俄界,红四方面军四军部队 只要经达拉沟栈道这条快捷方式进至达拉附近,就完全有可能迎头堵 住党中央的去路,红30军在喇嘛岭上的警戒部队也可以直接取捷 径进至白龙江峡谷扼阻党中央北上。毛泽东、叶剑英怎么就那么 自信此番出走一定能成功?万一不成功,首先有可能死在“自己 人”枪下的人会是谁?
对于这种风险,党中央也是有预见的。彭德怀曾回忆,当时 他曾问毛泽东,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扣人质。毛泽东说不可,真 要如此,那就只好跟他们南下,他们总会觉悟的。而这种情况一 旦发生,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性命或许还可暂时无忧,但叶剑英可 就难说了 一且不说“密电”,就凭他带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地 图这一条“罪状”而陈昌浩、李特又确曾派人来追杀的事实,就 足以让他性命难保了!
若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吕端大事不胡涂”的叶剑英,会刻 意去整出一出惊险传奇来?
还有,在党中央向张国焘表达了 “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 行出动”这个意图的同时,张国焘也直接电令右路军徐、陈首长: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17]
次日10时,他就已经在向倪志亮、周纯全部署南下具体事宜了。[18]而右路军徐、陈首长也因此改变了态度,当日13时他们也基于这 个“改变了的态度”电令林彪、聂荣臻:“ 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 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2(0还向党中央表示了 “一起南 下”的意见。但徐、陈却无法像命令林、聂那样向党中央下命令, 如此,“张主席”电示徐、陈裹胁党中央南下,以“彻底开展党内 斗争”的方式胁迫党中央服从自己的意旨,不是有着顺理成章的当 然逻辑指向么?
而凭着“人多势壮枪杆子硬”这一张底牌,“张主席”似乎 也有理由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裹胁党中央南下抱有信 心一 9月10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红旗》附刊第1期中, 〈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的文章就已赫然刊 出一该文声称:“南下战略方针已经定下来了”, “一切夸大 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 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 的斗争”,[19]然而却没有“毛周张博右倾逃跑”的具体“罪责”
指向,显然该文是拟就于张国焘等得悉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圑单 独北上的消息之前,这不是正好说明了张国焘对“彻底开展党内 斗争”的预有筹划和充分信心么?
橐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还有人死揠字面,说这封密电内容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并非“武力解决”,那只能是拿不上台面儿的一种狡辩。试问, “下面干部”已经在喊出了 “武力解决”,徐、陈又已表明了要 中央一起南下的态度,“枪杆子指挥党”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能是温情脉脉的么?
据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回忆,“密电事件”的次年 红二、六军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任弼时曾特许他到总部 机要科去看电报,而且是“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钟看 完所有电报后,任弼时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关于 这次谈话,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 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 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 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月18 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 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 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 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眞 眞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 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 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 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 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 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
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 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20]
任弼时“贵如金石”的这段话,其实已经回答了 “ ‘彻底开 展党内斗争’非‘武力解决’”之辩!
而且,还为“密电”之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左证。 “密电”还有一个间接的左证,那就是在“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的密电发出的前一天,张国焘还有一个致红31军政治委员詹 才芳的密电,这份密电的原文如下:
才芳:
甲、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 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8日[21]
这份电报引发的歧义很多,作出判读需要祥析相关地理要素。 当时詹才芳所率红31军驻马尔康、卓克基、梭磨、康猫寺地 区〈即今刷经寺附近),蔡树藩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 序列的后尾,此刻实际上已经进到巴西、阿西茸地区,若要返回马 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 越打古、昌德、长阪三座雪山。所以电文中才有“如其听则将其扣 留” 一如果蔡树藩“不听”,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因为军委纵队当时位于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的后尾,并 没有跟党中央在一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 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的[22]〉。而党中央率一、
三军圑单独北上之前,一直是通过徐、陈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与 朱德、张国焘联系,军委纵队的电台并未开机工作。张国焘当时 有可能据此判断:军委纵队尚在草地行进途中,并未到达巴西、 阿西茸地区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所以,才发出了这份“追 回军委纵队予以扣留”的电报。
这份电报虽然仍然无法确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那份“密 电”的存在,但至少能够证明:张国焘的那个“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是包括了 “扣留”这类强硬措施的,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友 好商榷与商洽!自恃人多势壮的张国焘,那就是要把党中央当汉献 帝,这个狼子野心,那是怎么藏也藏不住的!怎么赖也赖不掉的! 虽然只要找不到密电电文原稿这个直接的物证,总有人会否认其存 在。但这当间有关的旁证、左证形成的逻辑指向链条,却是实实在 在的存在着而且相衔紧密,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数十年后,还有人孜孜于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 军”的心结,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 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草地分 裂的“责任全在四方面军”,这笔责任胀从来都是算在张国焘头 上的,既或对当时以宗派立场表态的一些历史当事人,中央也从 来没有清算过他们的责任胀。党中央从来都是把张国焘与红四方 面军的广大将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对张国焘个 人,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党中央都做到了“仁至义尽”, 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如果硬要把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个人 混为一谈,那既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责任,再怎么算,难道还能算到中央头上来了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叶剑英将密电送回陈昌浩后,没有证据 表明陈昌浩或徐向前对党中央作出了相应的临控部署,这或许是
陈昌浩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没有产生出张国焘所希冀党中央 所担忧的敏感来,也或许是他们对党中央宁肯单独出走也要贯彻 北上方针的决心和魄力估计不足,这也是党中央率一、三军圑顺 利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而“密电事件”发作时,红四方面军徐、 陈首长在是否派兵追回党中央的问题上守住了最后的底线:红军 不打红军!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性功绩和历史性贡 献:从当时党中央出走路线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分布位置来 看,徐、陈要想追回或拦截中央,也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如此, 红军内部亲者痛仇者快的武装冲突,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关于这一点,党中央乃至毛泽东本人,从来都是记得牢牢的! 也是载入了诸多权威史籍典册的,即或是在文革时期,也多次提 及!而对于徐、陈在“密电事件”前前后后那些基于宗派立场的 错误表态和对一方面军指挥员的策反信函,反而是从不提起、从 不计较,更遑论见诸于史籍典册!
天日昭昭,耿耿此心,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哩?
橐中央为谋求和维缦橐内团结 释玫了最大斌意表现了最大耐心
在“草地分裂”前后,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和红军的圑结, 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了最大耐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就是 如今那些热衷于做颠覆学问者也难以否认的!在两军会师之际, 张国焘、陈昌浩等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军干部点着官衔为 “张主席”要官位,可以拥兵自重,对自己已经同意了的作战计 划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变行动方向要求中央服从自己,而中央 却只能婉言相劝,耐心说服。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白热化 明朗化的时候,中央还一一征询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 在得到了基于宗派立场而不是党性立场的回答,从而使所有这些 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央还派人送出信函发回电报,力劝右路军 领导人跟随北上。请问中央还要怎么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据郭化若回忆,当时他曾奉毛泽东命向红四方面军部队送出 了一封信函: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我过去,从袋子里拿出 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 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我知道这是张国焘 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 毛泽东同志将这封信交给我转交,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说坚决完 成任务。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人家脸上表情很简 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 的队伍走过来,我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我把信 拿出来,他听说是毛主席叫我转交给他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23]
这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 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490 (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 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 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 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
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 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 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 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 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 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惟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 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 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24]
在这个〈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党中央只是强调北 上方针,并没有刻意渲染党中央高层的分歧,更没有指名点姓的 批评与批判,其用心之良苦可窥一斑。而且在抵达俄界后召开的 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决议中, 中央虽然也很严肃地道出了 “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 容许的态度”,但也并未对张作出组织处理决定,而且这个决议 也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反观张国焘,从阿坝格尔登寺会议到 卓木碉会议,又是“开除”又是“通缉”,还打击留在四方面军 中工作而又坚持北上的同志,甚至还另立中央,坏话说尽、恶事 做絶,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推到了“自 絶于党”的历史对立面。
此后,即或是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党中央仍然以相忍为 国的态度对张国焘好言规劝,希望他尽快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直 到次年5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估计张国焘有改变错误
之可能,为了圑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圑 北进甘南,政治局成员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对张国焘“组 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25]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张国焘又制造了一出“枪杆子 指挥党”,擅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掉头西进准备西渡黄河的“甘 南风波”后,党中央仍然对张国焘改正错误并在圑结红四方面军 广大将士中发挥作用寄予希望。在1936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会 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是: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 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 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去做?第一, 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是 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 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 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 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 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 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 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 误,就是应与之作斗争的。[26]
这种对待党内分歧和斗争的态度,想不成为典范都难啊! 如果这都还不算仁至义尽,你说中央还能怎么的? 不知数十年后那些指责毛泽东等“过分施心计于红军指挥权
的控夺”的颠覆学问者,能不能敢不敢正视这些起码的事实,以 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公平心态来面对这些“起码”的事实。甭跟那 儿一惊一乍的扯浪头叫撞天屈!一当了叛徒的张国焘要是都冤 屈了,那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留下的那些英灵哩?那惨 死在“自己人”刀下的许继慎曾中生旷继勋们哩?黑白颠倒是非 混淆到了这种地步,请问这还有天理公道么?这些颠覆学问者真 的是在为红四方面军将士鼓与呼么?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真正 爱护红四方面军将士的,谁是真正关怀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是谁 在他们遭受失败遭受磨难之后敞开心扉拥抱他们的,是谁带领他 们绕过急流险滩走向革命胜利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人,难道 真的不知道么?难道真的是忘得一乾二净了么?就算他们中有不 少人在文革中吃了冤枉遭了磨难,可那波及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 民的运动呀,有委曲的并不只是某个山头某个方面军呀!作为共 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后人,总还是要讲一点党性吧?不讲党性总 还是要讲一点良心吧?如果连良心都不讲了,这人,还能是个啥? 老百姓还能瞧得上你们个啥?数一数这些革命胜利者幸存者肩上 的星光胸前的勋章,再想一想那些不知多少倍于这些星光勋章总 和的那些牺牲者们失散者们,不妨扪心自问:这个党这个军队这 个国家,还有什么没有给够?
我就不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人们全都会被几个 小丑长期忽悠下去! 我就不相信!!!
8月21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丨长征时期》第129页。
会)第671页。
[1]〈夏洮戰役計劃〈1935年8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 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95頁。
[2]〈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會議通過〗〉,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丨長征時期》第126頁。
[3]〈張國燾關於扣留軍委縱隊致詹才芳的電令〈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征- 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 669 頁“
[4]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521頁。
[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303〜305、318頁。
[6]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丨長征 時期》第776〜777頁。
[7]〈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 編-長征時期》第127頁。
[9]〈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執行向洮河東岸發展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 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丨長征時期》第128頁。 "〈陳昌浩、徐向前關於以岷州為根據地向東發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
[10]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丨長 征時期》第767頁。
[1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3〜305、318頁。
[1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2頁。
[13]〈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 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50頁。
[14]何凱豐:〈黨中央與國燾路線的分歧在哪裡〈1937年2月27日〗〉,《中國工 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111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 社1993年,第725頁。
[16]〈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 燾、劉伯承電〈1935年9月8日22時〗〉,《紅軍長征丨文獻》〈中國人民解放 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67〜668頁。
[17]〈張國燾關於紅一、三軍停止北進、準備南下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令〈1934年9 月8日2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 會)第666頁。
[18]〈張國燾關於南下部署致倪志亮、周純全電〈1935年9月9日10時〗〉,《紅 軍長征丨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70頁。 ㈨〈徐向前、陳昌浩關於紅一軍應在現地集結整理致林彪、聶榮臻電〈1935年9 月9日13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
[19]〈為爭取南下每一戰役的全部勝利而鬥爭!〈 1935年9月10日〗〉,《紅軍長 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86〜787頁。
[20]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丨長 征時期》第767〜777頁。
[21]〈張國燾關於扣留軍委縱隊致詹才芳的電令〉,《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 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69頁。
[22]〈聶榮臻關於部隊行動情況致林彪電〈1935年8月22日〗〉,《紅軍長征-文 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41頁。
[23]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07頁。
[24]〈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1935年9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 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46頁。
[25]〈毛澤東在1936年5月28日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轉摘自《張聞天傳》,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第367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第6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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