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
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宵山脉中段政权，
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话说毛泽东对于坚持在罗宵山脉中段建立红色政权，充满了信心，他深信这是对中国国情切实掌握的结果。但是，上面怎么看，是支持还是责难？他心中不免有几分不安。
“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宵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3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
“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病医疗万难，正随时解此难点。”
毛泽东关于湘赣特委的成立，还向中央诚恳地剖白心迹说：
“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期间，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
毛泽东在关于今后全面工作的打算方面写道：
“1、普遍发展6县之党。2、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在军队中建立坚强的党。5、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3日1次。……8、多派同志来工作并请省委随时指导。”
毛泽东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真是天日可鉴。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久之后，就招来了上级的全面非议。此是后话，容后再叙。
就在这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又调集第6军胡文斗部杨池生的第9师及第3军杨如轩的第27师共5个团，以第9师师长扬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4次“进剿”。湘敌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
毛泽东面对这种形势，他和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为造成敌军指挥上的失误，第4军在反“进剿”的第一阶段，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力出击湖南酃县，一则牵制并压住湘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二则诱使赣敌出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赣敌。
为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第4军主力第28、29、31团，西征酃县；由袁文才、王佐带领第32团留守根据地，密切注视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部的动向。会议结束后，第4军各部，依计而行。
果不其然，杨池生、杨如轩一见工农革命军西征酃县，以为井冈山有机可乘，就迫不及待地部署对根据地的进攻。由杨如轩带领27师两个团及第9师1个团，在新、老七溪岭方向进犯根据地；由杨池生带领第9师其余两个团驻守永新。
毛泽东得知赣敌即将从永新出动，他与朱德立即率领第4军主力急速返回宁冈，部署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
以第28团、29团以及第31团第1营为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在永新、宁冈交界处的新、老七溪岭阻止敌人；由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在永新的龙田、潞江一带扰乱赣敌，并监视湘敌；由袁文才、王佐带领第32团，在宁冈、酃县边境活动，牵制湘敌第8军吴尚部。
翌日，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奔赴龙田、潞江一带，其余部队亦分头作战前紧张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敌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至午后，第28团将赣敌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直插龙源口，切断了左路赣军的退路。第28团协同第29团、第31团第1营，将左路赣军歼灭于龙源口地区，乘胜进占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剿”。
工农革命军在这一次反“进剿”战斗中，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赣军两个团，缴获步枪400多枝，重机枪7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战果最辉煌的军事胜利。后来，根据地人民曾经这样歌唱工农革命军第4次反“进剿”的胜利：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3个整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使湘赣边界进入了全盛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原来在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大纲》提出：
“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杜修经又交给毛泽东一封密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4军攻永新整军后，立即向湖南发展，由袁文才同志守山，并由28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特委通知，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敬礼
湖南省委
毛泽东接到这样的指示，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他表示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的指示，同意把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红军。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就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
但是，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设在江西安源的中共湖南省委里，安源煤矿工人廖保庭只是名义上的省委书记，而实际上负责任的则是省委常委林育英及贺昌二人。这一封指示信就是出于林育英之手。毛泽东曾经说过湖南省委是“喝米汤的省委”，而他也最怕“喝米汤的省委”搞瞎指挥，尤其担心“钦差大臣”满天飞，给革命带来损失。“钦差大臣”已经使他吃尽了苦头。
毛泽东非常清楚，南方的统治阶级尚处于稳定时期，红军分兵湘南，远离根据地，必将不利于罗宵山脉中段的政权。可是，这又是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然而，毛泽东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妥协的。他决定召开红4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和研究湖南省委的来信。
毛泽东见到杨开明后，他对杨开明说：
“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会剿’。”
杨开明，号一青，又名克敏，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板仓杨家老屋。他是杨开慧亲叔叔杨昌楷的儿子。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工作时就认识了杨开慧的这位叔伯弟弟。那时候，杨开明常去长沙清水塘22号，看望姐姐和姐夫毛泽东。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杨开明也曾经积极地协助他的工作。
毛泽东主持会议，杜修经传达了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精神和湖南省委的“六、二六”指示。他和袁德生不察当时的形势，极力要求边界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4军主力远征湘南的硬性决定。
毛泽东则根据对时局的分析，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中国有一句古话，‘闭塞眼睛捉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不要说别的，去湘南，吃饭问题都不好办。”
毛泽东陈述了红4军不能去湘南的6条理由：
第一，在红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正在多方洗刷“冒险的流毒”，改变、克服了过去某些同志存在的流寇习气，树立了在根据地作艰苦细致工作的风气。“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4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4军之改造必更困难。”
第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4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而不是象湖南省委所估计的那样，湘南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如果红军冒进湘南，孤军深入，则难免不被强敌所围攻，甚至有被敌军吃掉的可能。“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
第三，在根据地方面，“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住。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4军非常危险。”
第四，4军第3次打开永新后，永新、宁冈等地，各项工作进展迅速，收效显著，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
第五，目前要去湘南解决经济问题，实为不可能。因为在湘南暴动时，“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款子亦被筹光。”“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第六，经过多次战斗，“伤兵增至500，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此亦最大困难之一。”
宛希先也对省委的意见力持异议，朱德、陈毅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议论非常热烈。
争论的结果，绝大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有百弊而无一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形成一个决议，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大家同意不同意？”
于是，联席会议就产生了一个以毛泽东的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抵制湖南省委指示的决议，决议说：
“红4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被敌人消灭。”
毛泽东又提议说：
“我们要尽快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份报告。”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袁德生、杜修经是会议中的少数派，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也只得表示同意联席会议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恳切地写道：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就在毛泽东书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红4军已经面临着新的危机。
原来，蒋介石对江西军队4次“进剿”井冈山均告失败，很不满意，他在6月中旬就下令，由湘军第8军吴尚部，会同赣军第3军第27师杨如轩部、第6军胡文斗的第9师杨池生部，计11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1次“会剿”。6月底，湘、赣两省敌军约定，于7月7日开始，由吴尚的第8军自酃县向宁冈进攻；由杨如轩、杨池生两部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双方在永新会合。
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的利害不尽一致的特点，采取了“按左抶右”的战法，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败赣敌，使湘敌不能动弹救援。
毛泽东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撤回宁冈，命令红31团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退回宁冈，准备集中力量打击江西敌人。
红31团攻湖南的行动，吓得湘敌立即龟缩起来。
赣敌却以为红军主力西出湖南，机会难得，急忙下达了由永新进犯宁冈的命令：由杨池生的1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由杨如轩的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由1个团在永新城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还有1个团和敌总指挥部守备永新县城；杨如轩的前敌指挥所驻白口指挥。
毛泽东针对赣军的行动，亲自部署了兵力：
朱德、陈毅率红29团、31团1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杨池生的1个团；王尔琢率红28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率红32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坛山上配合作战；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
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5公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
龙源口的战斗首先打响。紧接着，新、老七溪岭上战火纷飞，硝烟滚滚，英勇的红军战士，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多次打败了敌人的进攻。
红28团在老七溪岭首先结束战斗，王尔琢率部立即从白口包抄下去 ，与在新七溪岭的部队一起夹击龙源口的敌人，歼敌1个整团。之后，毛泽东又兵分两路：
一路由他自己率领红31团，经拿山返回宁冈，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进占永新之敌。一路由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军部及主力红28、29两个团，从攸县进取湘敌巢穴——酃县、茶陵，威胁敌人后方，迫使湘敌不敢久驻永新、宁冈，调动进入永新之敌回援。然后，两路一东一西，东西夹击，集中力量，打击赣敌，以打破敌之“会剿”。
毛泽东率红31团回到茅坪后，湘敌已由宁冈退往永新。红31团马上跟踪追击，去打永新的敌人，切断湘赣两敌的联系。
1928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在塘边村处理了几件事务后，向三房乡走去，他要去参加一个干部会议。
毛泽东来到三房村口，忽然从大樟树下转出两个儿童团员，挡住了他的去路，童声童气地问道：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毛泽东向他俩说明有重要事情来三房乡。
“有路条吗？”
两个儿童团员异口同声地问。毛泽东知道他俩不认识自己，就用商量的口气说：
“哦，路条忘记带啦，以后补一张给你们行吗？”
“没有路条不准过去！”
儿童团员斩钉截铁地说。毛泽东笑着说：
“小同志，我是来开会的，现在回去拿路条来不及了。”
一个儿童团员把同伴拉到一边，悄声说：
“哎，看来是自己人，让他过去算了。”
同伴说：
“不行！乡干部经常说，毛委员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
“对，听毛委员的话！”
两人意见一致了，回转身问毛泽东：
“还有别的证件吗？”
毛泽东摇摇头。一个儿童团员说：
“你想过去，就先跟我们到乡苏维埃去一趟。”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说：
“好嘛！你们就派一个人同我到乡苏维埃去吧。”
其中一个儿童团员跟着毛泽东到了乡苏维埃门口，才知道他们盘查的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热情地赞扬他说：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对嘛！”
7月间，红4军在取得军事上胜利的同时，在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好转。
红4军在茨坪建立了军械处。红军战士们在一无工具、二无材料、三无厂房、四不懂技术的困难条件下，硬是逐步摸索着把一个个修械所建立和发展起来。开始，只会打一些大刀、梭镖，枪尾断了改成马枪。或者采取修旧利废的方法，把各种坏枪的好零件拆下来，组装成好枪。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加上从敌人那里缴来了一些工具，逐步可以造枪了，造出了独特的单响枪。
7月间，红4军又在茨坪李家祠办起了一个被服厂，为统一部队服装的颜色，被服厂还专门抽调了几个人，办起了一个小染坊，用茶籽壳、黄枝子、牛眼籽作原料，把布染成灰色，或者购买靛青把布染成蓝色。
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食盐，随着敌人的封锁日甚，供应越来越少，价格也越来越贵。为了解决食盐问题，边界党和政府除了开辟圩场，鼓励中小商人从外地贩运盐来，或者设法从白区秘密运食盐外，还广泛发动根据地人民自己动手熬硝盐。
熬硝盐的原料是厨房、厕所的老墙土。方法是：先把老墙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墙土的水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这种硝盐吃起来虽然又苦又涩，但在当时环境下，却起到了救急应需的作用。
旧圩场的改造和红色圩场的开辟，以及买卖出的设立，沟通了根据地内外的商品流通，使根据地生产的竹、木、油、茶等商品能够运出去，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布匹、西药等也能运进来，缺乏的东西在圩场上得到了一定的补给，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说7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主力大队红28、29两个团，一路攻克酃县，湘敌仓惶退往茶陵。此时，红28、29团应继续在湖南境内作战，乘胜再攻茶陵。然后再回师永新，与红31团一起打退永新之敌。这样，既可以一举粉碎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而且井冈山根据地也可以乘机扩大。
可是，朱德、陈毅却改变了原来与毛泽东商定的作战计划，决定率领红4军主力大队，放弃攻取茶陵，而折回宁冈，增援永新的红31团。
新的作战计划一传达，部队中的情况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红4军大队中的红29团，系湘南宜章的农民组成，不少人思想上存在着浓厚的小农意识和家乡观念，他们总想打回老家去。而湖南省委的“6、26”指示正好符合这部分人的落后思想，更使他们的地方主义情绪迅速增长起来。
已经来到湖南大门口的红29团，听说又要返回江西，就完全被地方主义所控制，他们借口湖南省委去湘南发展的指示，坚决要求回湘南。随红4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制止29团士兵的错误行动，反而“导扬其焰”，怂恿29团去湘南。29团的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也在一边推波助澜。
这天夜晚，陈毅到城边的一条小溪里洗了澡，回到部队就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感觉不妙，立刻去找朱德。此时，王尔琢已经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朱德，朱德也正在派人找陈毅。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召集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研究对策。胡少海一进屋就说：
“士兵委员会要闹事，要回家，向导都找好了。”
龚楚瞅瞅朱德，又看看陈毅，说：
“怎么说呢？我看29团的官兵回湘南是必然的，拦是拦不住的。”
陈毅责问龚楚说：
“永新联席会议你是参加了的，通过了的决议要不要服从？
龚楚说：
“永新联席会议我是少数服从多数，可是永新联席会议本身就不服从上级党部湖南省委的指示，现在29团广大官兵要求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向湘南发展，我没法制止。”
胡少海也趁机说，留在井冈山挨饿，不如回湘南发展。
根据王尔琢的建议，朱德立即召集有红29团士兵委员会及两个团的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人都参加了。朱德向大家晓之以理，对红29团的返乡行动，多方予以劝阻。
可是，朱德此时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会议上多数人提出要到湖南去，不少人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
杜修经在永新联席会议后，心里仍然念念不忘把红4军拉到湘南去。此时，他趁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之际，在这次会议上再次亮出了湖南省委指示的牌子，并以上级代表的身分，推翻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竭力主张红4军大队往湘南发展。
据杜修经后来回忆说：朱德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永新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立即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回信，派专人送到红4军大队。毛泽东在信中说：
“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宵山脉中段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毛泽东在信中还希望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但是，朱德、陈毅在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被迫允诺部队由酃县绕道遂川，去攻遂川之敌，以解永新之围，然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红29团才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
就在14日这一天，由于湘军担心红军大队攻击茶陵，便由莲花、宁冈、永新一带，撤回茶陵一带防守。
毛泽东指挥红31团、永新赤卫队、暴动队，以四面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
红4军军委书记陈毅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意见，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教育工作。会议上有很多人看着湖南省委的杜修经，杜修经却微笑着不说话。陈毅多次目视杜修经，让他起来作解释，杜修经依然是以微笑回答陈毅。原来，杜修经这2天看到红29团、28团的情绪，又觉得湖南省委要红4军去湘南的指示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了。
陈毅看看朱德，又看看杜修经，见他们都不表态，只好提出先让杜修经回宁冈茅坪找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部队的状况和要求，然后再决定部队的去向。龚楚拍着杜修经的肩膀说：
“省代表，你去！我们等你1天，你不回来我们就走了。”
这正是：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阴霾一动，遮蔽半天晴日。
欲知红29团能否返回湘南，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朱德和陈毅等人在兵乱之际，不应该让29团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们参加领导干部会议，此时此地还要讲什么民主？最有效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可他和陈毅不但没有实行釜底抽薪，反而让那些成员们参加了会议，致使反对派杜修经、胡少海、龚楚在会议上占了人数上的优势，岂有不失控之理？
第50章
“如果你们不走就好了，28团、29团不到湘南来，永新一带
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可能巩固，还可以乘机把割据地
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与平江、浏阳连起来；赣敌第6
军胡文斗部也可能争取一些。”
话说1928年7月16日这一天，杜修经起了个大早，赶往宁冈茅坪，不巧的是毛泽东已经去了永新。杜修经只好向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了情况，送上了陈毅以红4军军委名义写的报告。
杨开明听了情况，看了报告，想了一想说：
“找润之同志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军情紧急，拖延不得。”
他停了了片刻，又说：
“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
杜修经带着杨开明的答复，赶回沔渡，向陈毅报告了情况。陈毅立即召开红4军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同意29团打回湘南。会议还决定取消红4军军委，组织新的红军前敌委员会，陈毅被推举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在历史上第一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陈毅决定让红28团同去湘南，以防29团孤军深入，被敌击破。陈毅在部队出发前，匆匆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部队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带部队出去，必定把部队带回来。”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后，非常着急，立即通知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也就是后来的江华，从宁冈赶到永新，向他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他送信给朱德、陈毅，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或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同31团、32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还说：
“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
黄琳找到一座庙里，把毛泽东写给杜修经、朱德、陈毅的亲笔信，交给了正在开会的陈毅和朱德。毛泽东在信中要求红4军军部及28团、29团，要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他在信中还再次提出了不能贸然去湘南的理由。
陈毅看罢毛泽东的信，和朱德、龚楚、杜修经打开地图，查看与井冈山的距离，看是否可以先回井冈山。龚楚说：从地图上看，虽与井冈山近，但大山阻隔，实际上远。陈毅决定停止次日的行动，晚上紧急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来信。
在晚上陈毅主持的会议上，杜修经作了主要发言，结果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事已至此，不如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迟。于是，会议决定继续向湘南前进。
黄琳只好率县游击大队返回宁冈。
“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部队攻下郴州后，红29团打开范石生的仓库，大发洋财，准备回家。
是日晚，范石生大举反攻，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撤退，可是红29团的1000多人竟然四散向宜章方向逃跑。结果，除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的一些零碎人员和萧克的1个连以外，全被范石生部消灭了。红28团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这真是：令早颁，尚不知城堡对手是敌是友，临战统帅生悔意，有点粗疏；
城已破，且只顾仓库钱财属你属我，旋作鸟兽都散去，太也荒唐！
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军部和团部的命令由通讯员传到，命令29团即向资兴旧县转移，他们都不听。先后3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们成连成排向家乡奔跑的进程，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散之路。”
朱德、陈毅率领余部来到了资兴旧县的布田村。自冒进远征湘南以来，部队第一次得到了较好的休整。陈毅在这里起草了一个《告湘南人民书》，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等政策，旨在把湘南的工作坚持下去。可惜，这些愿望已经没有条件实现了。
1个星期后，陈毅、朱德率部队东移到桂东县的沙田。陈毅、朱德将29团余部编入第28团。陈毅深感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何长工主持了这次党员代表大会，陈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给予处分。党员代表们对朱德、陈毅提出了许多严肃的批评，有的党员在发言中非常激愤，强烈要求把朱德、陈毅撤职查办，还说要打陈毅屁股40大板。陈毅说：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同志嗳，党章上没有打屁股的规定嘛！”
一句话立刻引起一阵哄笑，在一片哄笑声中，陈毅、朱德与党员代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被化解了。尽管如此，党员代表会议最后还是决定给予朱德、陈毅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其实，后来连这个处分也并未实施，也不可能实施。
红4军大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此时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也不妙了。
原来在8月上旬，驻守永新的赣军得悉红4军主力已经远去湘南，湘赣边界兵力非常薄弱。于是，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猛攻。
毛泽东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指挥红31团和地方武装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区的九陇、潞江、波阳、九陂一带；红32团和宁冈、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
至此，除了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江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冈区和大院区，以及大小五井的山区以外，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赣军占领了。
赣军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横行无忌，烧杀抢掠，白色恐怖遍布湘赣边界城乡。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组织大部分塌台了，各种群众组织大多停止了活动。那些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也纷纷反水。整个边界，不仅“农民被屠杀者数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而且，群众分得的土地，全部都被土豪劣绅夺回去。特别是在已经收割的地方，豪绅地主都以少报多，强迫群众缴纳多于实际产量两倍以上的粮食，迫使不少群众倾家荡产、上吊投水。
敌人还在各地设立封锁线，实行军事上的步步进逼、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凡封锁线外的群众，只要踏进封锁线内，轻则受到扣押处罚，重则被斩首枪毙。
尽管边界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10倍以上的强大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使敌人妄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阴谋遭到破产。但是，无法阻挡的是，在敌人的淫威下，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边界斗争陷入低潮。
红4军主力向湘南的冒进与失利，最终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继失陷，这就是井冈山时期惨痛的“八月失败”。
在八月失败后的一天，毛泽东去看望因病住在红光医院中医部的黄琳（江华），他在谈到斗争的形势时说：
“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500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枪真刀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
他还充满期望地说：
“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
1928年8月中旬，湖南省委派袁德生携带省委
袁德生首先传达了省委指示精神，他特别强调说，红4军要坚决执行省委“绝对正确”的去湘东发展的指示。
与会者经历了“八月失败”的磨难，心里都窝着一把火。现在又见湖南省委发出这样主观的、硬性的指示，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议论起来。有的甚至当场与袁德生顶撞起来。毛泽东用平静的语调，问袁德生：
“省委要红4军向湘东发展，那么，湘东和整个湖南，敌我斗争情况怎样呢？长沙工人运动怎样？有罢工的吗？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商人有罢市的吗？白军有哗变的吗？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袁德生被问得张口结舌，一个问题也回答不出来。只好说：
“这次还没有把各方面情况搞清楚，下次来，一定答复你们。”
毛泽东向袁德生详细介绍了根据地和红4军的现状，接着说：
“上次杜修经把红军大队拉往湘南，部队至今下落不明，在边界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必须汲取这个教训。根据地内剩下的红军，再不能贸然离开边界，冒进湘东。”
袁德生说：
“红军大队开往湘南后，音讯皆无并不等于遭到失败。”
他坚持要求红军执行省委指示。正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一个到湘南替红28团抬担架的本地农民返回来了，他带来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实际情况，并告知大家，红4军军部和28团正在桂东一带活动。
与会者闻此消息，对湖南省委的错误指挥更加气愤。毛泽东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他沉痛地说：
“如果红军大队不往湘南冒进，那么，不但可以避免边界的八月失败，而且，还可以乘着赣敌第6军与第3军内讧于樟树之机，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可以与罗霄山脉北段的红5军取得联络；可以和平江、浏阳连接起来。红军大队被拉走，不仅失去了扩大边界割据的良机，也使湘南红军和边界同遭失败。”
此时，毛泽东在永新城及其附近15公里内，对敌11个团的袭扰，已经长达25天之久。毛泽东提出：要率红31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前去迎接红4军大队。
于是，会议当即决定：坚决拒绝湖南省委要红4军向湘东发展的错误主张，由毛泽东、宛希先率领红31团罗荣桓的第3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由何挺颖、陈毅安和红31团团长朱云卿率领第1营，同袁文才、王佐的红32团及地方武装，保卫井冈山。
同时，会议要求袁德生，负责向湖南省委报告情况，说明原委，希望得到省委对边界工作的支持。
是日晚，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你先留在永新刘珍这里工作，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
翌日清晨，罗荣桓带红31团第3营在毛泽东、宛希先率领下，经茅坪来到宁冈。毛泽东到32团驻地看望蔡协民夫妇。此时，32团正在休整，战士们有的打草鞋，有的补衣服，一派安静悠闲的气氛。毛泽东见曾志和蔡协民坐在一起，开玩笑说：
“你们这一对形影不离，真是模范夫妻呀！”
毛泽东突然瞥见曾志的肚子鼓鼓的，即便是肥大的男装也遮不住了，就关切地问：
“曾志同志，你怀孩子了？有几个月了？”
曾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有七八个月了。”
“这样不行！部队马上要行动，你不能再随部队走了，赶快回后方，明天一早就骑我的马上山去休息，等生了孩子再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的马夫就牵着马，接曾志去了井冈山。
毛泽东率队经荆竹山、大院、黄洞等地，冒着盛署酷热，忍受饥渴疲劳，急速向湘南行进。
不久，江西敌军第6军和第3军因为内讧，第6军6个团仓皇撤走，第3军5个团也退到永新城内。至此，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1次“会剿”基本破产了。
且说毛泽东率领第3营，一路上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但是，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部队还是被冲散了，毛泽东只带着几十名战士，于8月22日中午赶到了桂东县城。
当红28团指战员们听到毛泽东亲率红31团第3营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湘南寻找他们时，异常的兴奋和激动，一个多月来的低落情绪和各种担忧一扫而光。只可惜红29团已经不复存在，所剩100余人连同军部特务营，一起并入了红28团。
毛泽东进入桂东城后，一面派人前往军部和红28团团部，通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进城开会；一面派红28团1营、红31团3营部分指战员到肖家草堂等地打土豪。
此时正是朱德、陈毅感到危难之时，林彪从桂东派人送来急信，说毛泽东率领第31团在永新一带，与赣敌苦斗近1个月之久，正率领31团一部南下来迎接红军大队回井冈山；还带来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
“土豪劣绅压迫人、剥削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劳动人民的冤家，是我们穷人的死对头。穷人要摆脱千年苦，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红军就是帮穷人打土豪劣绅的军队。”
讲完话后，毛泽东站在台上，指挥红军指战员把打土豪得到的财物分发给到会群众。
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房屋，哨兵见朱德、陈毅来了，连忙向他们敬礼问好。陈毅边走边观察着院子，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大院，两侧是厢房，迎面一座小楼，穿过夹道，后面又是一个四合院。
毛泽东闻声出迎，他紧紧拉着朱德、陈毅的手，连连说：
“辛苦了，辛苦了！”
陈毅说：他作为红4军军委书记，为自己不能制止这次分兵而造成的损失深感愧疚，觉得无脸见毛泽东。毛泽东的态度却十分和缓，向他们询问了一些部队的思想状况等情况，对他们说：
“前些日子，赣敌经过猛攻，最后占领了永新，还占领了莲花、宁冈。但是，敌人又发生内讧，大部队已经仓惶退去打内战。如果你们不走就好了，28团、29团不到湘南来，永新一带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可能巩固，还可以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与平江、浏阳连起来；赣敌第6军胡文斗部也可能争取一些。”
毛泽东还拿出几块布片，让朱德、陈毅看，这是红军主力大队去湘南后不到10天，湖南省委于7月30日发来的指示信，要红4军不要去湘南，而要“毫不犹豫”地去湘东。
就在8月23日这一天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桂东县城内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交谈了分兵后湘南和边界的情况，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深刻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严重错误。
会议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赶走敌人，收复失地，继续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会议刚开到中途，城外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
原来，湘敌吴尚第8军阎仲儒部两个团，由酃县开来，在桂东挨户团的配合下，分几路向红4军发起突然袭击，将红28团第1营与红31团第3营隔开了。
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中止会议，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是，敌人依仗人多势众，不断向红军阵地发起冲击。红军只得撤出战斗，转移至县城西南方向的寨前村。
会议决定：撤销以陈毅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会议还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会议结束后，红4军分两路从寨前村出发了。
红28团第2营营长袁崇全率领2营和团直机炮连作为先遣部队，在出发后的第1天里，还送回来报告，接着就与大部队中断了联系。不久，袁崇全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
朱德和陈毅十分气愤，立即命令28团3营前去追赶，3营追了1天，也没有追上。等到与军部和1营会齐之后，又继续向东追赶。就在此时，朱德等部又与湘军第8军相遇，双方发生了战斗。等撤出战斗，朱德等人与袁崇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再说被袁崇全以“打遂川”为幌子带走的第2营指战员们，渐渐发现了袁崇全的阴谋，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先后摆脱了袁崇全的控制，回到了红28团。
28团团长王尔琢带领警卫排，要进入思顺圩村内，深入虎穴，动员被袁崇全胁迫的战士返回部队。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了，王尔琢一行来到思顺圩村口，王尔琢边走边向战士们喊话：
“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许多战士听到王尔琢的喊声，纷踏而至，准备回到部队。不料，袁崇全突然提起两支驳壳枪，双枪齐发，“砰！砰！”两声，朝王尔琢打来。王尔琢猝不及防，当即倒在血泊中。
王尔琢的不幸牺牲，激起了指战员们对叛徒的无比仇恨，也擦亮了广大指战员的眼睛。一个战士端起步枪，对着袁崇全就打，袁崇全在仓皇之间，带了极少数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去。被叛徒胁迫的两个连的指战员们又回到了红军部队中，
王尔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他从南昌起义开始，就不理发、不剃须了，一脸的络腮胡，一头披肩发。他说：要等到革命胜利后再理发。战友们因此都称他是“美髯公”。
南昌起义失败后，王尔琢跟随朱德、陈毅千里转战，将铁军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他是红4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界顺圩外的虎形岭。
掩埋王尔琢的遗体后，毛泽东、朱德重新整理队伍，清除了不坚定分子。毛泽东、朱德任命林彪接替王尔琢为红28团团长。
毛泽东、朱德虽然知道林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开过小差，当过逃兵，上井冈山后又右倾悲观。但是，毛泽东认为，林彪才22岁，还是个娃娃，这些问题都可以原谅。
毛泽东很欣赏林彪“善用疑兵，声东击西，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很喜欢这个沉静寡言而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队穿过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向井冈山挺进。
正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深感革命痛失良才。他回到茅坪的八角楼里，在王尔琢追悼大会前夕，含悲忍泪为王尔琢题写了一幅挽联：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解放方始休！
这正是：毛公三哭少英雄，字玑璧联慰英灵。
美髯若不身先死，开国大帅第几名？
欲知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如何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驻守郴州城的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本来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友军，是不应该攻击的。联络友军，攻击敌军，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和道德底线。可是红28、红29团打红了眼，打来打去竟然打到了友军头上，而且29团还将郴州城仓库洗劫一空，岂不让朋友寒心，岂有不败之理？这可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
第51章
“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
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
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话说在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乘毛泽东去湘南接应红军大队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2次“会剿”。
“人在，根据地在，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战士们凭借居高临下的显要地形，顽强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
下午，正当国民党军重新组织进攻时，谭希同从黄洋界哨口一看，密集的国民党军一齐朝哨口爬来。战士们的子弹差不多都快打光了，谭希同也只有一发子弹了，身边的石头也快扔完了，眼看国民党军就要上来了，他和战友们个个心急如焚。谭希同忽然想起在茨坪红4军军械处刚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高声喊道：
“团长，前不久我们修好的那门迫击炮呢？”
一句话提醒了朱云卿，他急忙派战士抬来迫击炮，架在哨口的制高点上。可是，炮手连打了2发都是哑弹，眼看只剩下1发炮弹了，只听“咣当”一声，竟然响了。紧接着，山下“轰”的一声，炮弹不偏不倚，非常精确地击中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所。
湘军还以为是红军主力已经回山了，不敢再战，当夜撤回了酃县。赣军随之也停止行动，据守在各个县城。
谭希同，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仁化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军主力部队返回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的第2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1928年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下的黄坳。毛泽东闻讯井冈山的战斗，非常高兴。
第2天，毛泽东给在永新的贺子珍写了一封信，要她回井冈山来。谁知永新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工作几天，就把信扣下了，他见到贺子珍只字未提。贺子珍已经听到毛泽东和红军大队归来的消息，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毛泽东来信，她既不好意思问，又不能擅自行动，只好耐心地等待着。那边厢毛泽东已经把信发出去1个多星期了，却不见人回来，就向刘珍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刘珍一看不能再拖下去了，只得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贺子珍。贺子珍马上回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从黄坳回到在茨坪的一处店铺的住所，一进门就见到了贺子珍，小别重逢，自然是分外高兴。贺子珍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毛泽东一边洗一边问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择要讲说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了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信，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
毛泽东又提到井冈山保卫战，他说：
“朱云卿他们真了不起，两个团打退敌人3个团。那炮就像长了眼睛，一发炮弹就催垮了敌人的指挥所，真乃神炮也。”
贺子珍说：
“当时，大人小孩都上了山，打旗的打旗，敲锣的敲锣。满山遍野就好像有千军万马。”
毛泽东问：
“当时害怕吗？”
贺子珍把毛巾递到毛泽东手上，说：
“一打起来，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毛泽东说：
“你们也有功。”
他走到店铺的台子前坐下，铺好毛边纸，凝神思索一会儿，提笔写下了一阙《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928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针对有些指战员“翻山怕苦”、“想打进大城市”等思想情绪，召开了一次全军指战员大会，他讲话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
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因此，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山，更不要讨厌它。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
“革命要有根据地，就象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毛泽东这一通俗有趣的比喻，阐明了革命的大道理，澄清了部分人的错误认识，帮助他们意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这时，赣军第14旅仍占领着宁冈新城和永新；独立第7师5个营占领着遂川；第21旅和第35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湘敌第8军3个师全部部署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
为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决定：仍然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进占遂川的赣敌独立第7师。
驻扎在遂川的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原来一直尾追着红军，刘士毅以为红军刚在湘南失利，又经过长途行军，有机可乘，就以5个营的兵力，在遂川县城附近设下埋伏，以少量兵力引诱红军，要把红军诱进他的圈套里。
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做出了诱敌包围、分兵合击、歼灭敌人的战斗部署。
在这一时期，红4军一个战斗的计划和布置，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决定的。有一次，研究过作战方案后，毛泽东拉着陈毅说：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指挥去。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就丧失了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或马上进攻，或立即撤退，或迂回，或把预备力量使用上，避免多头指挥。”
毛泽东又说：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
陈毅后来说：
“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说，把我这个脑筋就搞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
红28军的后勤、炊事人员，也挑着锅碗瓢勺炊事用具，“吭哩吭啷”地跟在红28团后面，毫无顾忌地进入天子地一带。
躲在县城附近的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后勤、炊事人员也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以为红军后续部队已走完，赶忙命令埋伏之敌向县城移动，以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毛泽东亲自率领红31团3营和赤卫队2分队，分兵两路，向县城压去。左路军迅速占领了县城东面的石桥，截断了敌人南逃赣州的去路；右路军越过遂川江上游的阳关桥，猛攻敌人的后方。红军左右两路部队发起夹攻，顿时枪声大作。红28团听见枪声，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开火接应，冲垮敌人的包围圈后，猛然转向回戈，发起反攻。赣军被红军来个反包围，腹背受敌，左右挨打，惊恐万状，溃不成军。红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敌军走投无路，立即土崩瓦解，余敌退往赣州。
就在这个时候，参与“会剿”的原川军范绍增部毕占云的特务营，在毕占云的率领下，与靠近的红军接头后，全营投奔井冈山，加入了红军的行列。不久，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
“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126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红4军取得了回师井冈山首战遂川的胜利。
毛泽东回到茨坪没几天，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委员长谢贵山，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
“昨天在村里抓到两个女探子，是驻扎在新城的国民党白军营长派来的，想探听茅坪村里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
毛泽东心里明白，茅坪一直是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白狗子一定是想趁红军大队还没有回来的机会，偷袭茅坪。他马上有了主意，要让那两个女探子把红军大队未回茅坪的消息告诉敌人。于是，毛泽东要谢贵山如此如此这般，回去把那两个女探子放了。
谢贵山回到村里，把那两个女探子押出来，正颜厉色地大声教训了一顿，反反复复地说：
“如果这几天茅坪出事，过几天毛委员率领红军回来，就要你们的脑袋。”
谢贵山直说得两个女探子下跪立誓，才放她们走掉了。
坳头垅位于茅坪附近，是通往新城的必经要道。毛泽东命令红28团、31团等部，在一夜之间，布满了坳头垅两边的山山岭岭；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儿童团也迅速集合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驻守新城的白军营长，听了两个女探子的报告，十分高兴。
“站住！莫动！”
谢贵山喝了一声，3个家伙楞住了，就问哪里来这么多花边银子？一个“老表”说：
“这是打土豪缴来的，要不是藏在山上，早给白狗子抢去了。”
谢贵山补充了一句：
“明后天，毛委员就要带领红军大队回来，筹办粮油柴菜，卖酒添肉，这些花边要派大用场。”
谢贵山4人重新收拾好了，又抬着箱子往茅坪方向走去。1个白军士兵立刻下山报信，另外两个白军士兵尾随谢贵山一行，来到茅坪村里，他们觉得一切正常，就在村口点了一把火，给白军营长发出了信号。
白军营长看见信号，立即下令继续前进，直扑茅坪，不一会儿，全部进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里。毛泽东一声令下，成千的红军战士和武装群众一齐开火，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将1个营的敌人包围歼灭了。
红4军此战的胜利，迫使敌人余部退向永新。
在“八月失败”之后，边界党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再次抬头了，又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
有一天，乔林村郎中刘亮玉来问毛泽东说：
“毛委员，有人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真有这样的事吗？”
毛泽东告诉他说：
“有些人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边界政权的存在。之所以发生这种悲观情绪，就是看大了敌人的力量。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十分错误悲观的思想。这种人只观察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很容易迷惑，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就忧愁悲观，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了，这就必然要犯错误。
要知道，我们有湘赣边界党的领导，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有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有广泛的群众武装，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毫无疑义的，革命的前途大有希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定会点燃全中国的遍地干柴。边界的红旗子是始终倒不了的，一定能够打下去。”
刘亮玉又问：
“毛委员，照这样下去，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毛泽东眺望远方，略略沉思，坚定地说：
“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针对“八月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萧克一班年轻指挥员们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毛泽东说：
“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 吕洞宾诧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地反驳道：‘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又说：
“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毛泽东讲罢故事正在兴头上，只见一个区赤卫队员走到他们面前，停住脚喘气。毛泽东问：
“你要找那一个？”
“要找毛委员。”
毛泽东一听就站起来，双手叉着腰，头稍稍倾斜地问道：
“你有没有见过毛委员？”
赤卫队员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没有见过，只听区队长讲过。”
毛泽东兴致又来了，他说：
“毛委员，毛委员，他全身都长毛。从头到脚都是毛，长了一身长毛啊！”
毛泽东见赤卫队员半信半疑地听着，又说：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赤卫队员擦了一把汗，说：
“我们区队长见过毛委员，他没说毛委员全身都长毛。他只是说毛委员像那个摇什么扇子的孔明。”
“是不是摇羽毛扇的？”
“对！是！就是。孔明会用计谋，毛委员也会神机妙算。他会领导军民攻城，会领导军民活捉县太爷，还会领导军民打死敌军营长，还会……”
“是区队长教你这么说的？”
“也不全是，有的是听别人说的。”
“还有别的事吗？”
赤卫队员摇摇头，把信交给毛泽东说：
“你每天都能见到毛委员，就请你将这封信转交给他。”
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区赤卫队长，叫他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毛委员。”
赤卫队员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大家早就忍俊不禁，一见赤卫队员走了，便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决议案中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边界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在决议案中沉痛地总结道：
“八月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的时期，反而采取了在统治阶级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 ，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29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毛泽东在决议案里关于《农村斗争问题》一部分中，提出了今后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这就是：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的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立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骨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后，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19人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仍由杨开明担任书记。
后来在11月，因杨开明生病，改由谭震林继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此时，刚进至遂川的敌军那1个团绕道泰和增援永新，红4军又趁机挥师南下，再攻遂川。
也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红4军收到了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4日发出的指示信。由于交通不便，其间相隔5个月。尽管如此，这对于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4军来说，仍然是破天荒的大事。
中共中央在6月4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前委诸同志信里，明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4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
中央在6月4日信中还要求第4军取消军委，成立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及士兵代表毛科文5人组成，指派毛泽东担任书记；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派杜修经为省巡视员，帮助前委进行工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为书记。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辖红4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农民代表毛科文，共5人；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前委之下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书记。
这样，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红4军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调动敌人，连打4仗，连战皆捷，共俘敌人营以下官兵500人，缴枪450多枝，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的敌军第2次“会剿”即被打破，井冈山根据地原有的地区基本得到恢复，红4军的力量也恢复到近5000人。
红4军六大在“党务新局面议案”里面，明确地提出：“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六大选举朱德担任红4军军委书记，受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
此后，陈毅改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4月以后，湘赣两省派来的‘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主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湖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说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查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湖南两方面的失败。”
毛泽东把八月失败归结于湖南省委的瞎指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了对杜修经这样的“钦差大臣”的愤怒。他写道：
“希望你们派人来，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
毛泽东指责的这个杜修经，后来经历了脱党——入党——再脱党——再入党的生活历程。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常委。
杨开明与杜修经相反，他毕竟是一位真正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28年10月，杨开明继续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他虽然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抱病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达3万多字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1月，杨开明携带报告，步行20多天，由井冈山到达上海，代表红4军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随后，他被调任湘鄂赣特派员，在长沙、汉口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年年底，因叛徒出卖，杨开明在汉口被捕。1930年2月22日，杨开明被押往湖南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杨开明在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健！”、“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腰部时，他怒目圆睁，仍然高呼口号，直到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喷涌，倒在地上。年仅25岁的杨开明英勇就义。这是一段令人唏嘘感叹不已的后话！
这正是：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剑指何方？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曾经断言说：“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这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迈情怀，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家的不可思议的预言！尊敬的读者朋友，你可曾见到过历史上有这样准确的预言吗？
历史学家们评价说：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着重地阐明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明确而肯定的答复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此论是比较中肯的，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大独特的贡献。
第52章
“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
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作战，既可以解决当务之急
的经济困难。又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
话说在1928年前后，毛泽东和朱德建设了两块军事根据地，一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一是九陇山军事根据地。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4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南北相距45公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东西相距90公里，总面积有4000余平方公里。四周以拿山起经龙源口、新城、茅坪、大陇、十都、水口、下村、营盘圩，戴家铺、大汾、堆子前、黄坳、五丰江、车坳到拿山，共计550华里，因而又称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为“五百里井冈”。
九龙山军事根据地，位于永新、茶陵、酃县和宁冈4县的边界，为4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
两相比较，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地形更险要，群众基础更优越，地域更广大，在边界武装割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重要。毛泽东提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方法，主要是要：“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井冈山四面环峙高山峻岭，连绵不断；山高林密，悬崖陡坡，进出只有7条崎岖小路，都处于高山峡谷之中。边界党和军委机关人员，经过实地勘察 ，绘出简单草图，修成了5大哨口工事。“各哨口必须特别戒严，无论官兵工作人员及伕子等没有各机关外出条子不得放行，入口者须严密盘查以防侦察混入。”
于是，为了储备足够的粮食，一个挑粮储粮的运动，在井冈山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从宁冈到茨坪和大、小五井，山路崎岖，有六七十里到一百多华里的路程，中途还要翻过海拔1300多米的黄洋界天险。不用说挑担，空手行走也很艰难。井冈山军民背着布袋，挑着箩筐，每天，天刚亮就出发，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回到山上。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挑粮。
1928年11月的一天，天还没亮，毛泽东就穿着打满补丁的单衣，脚穿草鞋，背着斗笠、布袋，亲自率领挑粮队，从茨坪出发，前往宁冈的茅坪等地向山上挑粮。临近中午时分，后面的人还没有上黄洋界，毛泽东带领的“先头部队”已经各自挑着近百斤粮食，往回走到了黄洋界。战士们见毛泽东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都争着说：
“毛委员，你分给我们挑吧，别把身体累坏了。”
毛泽东一手护着粮袋，一手擦着汗，微笑着说：
“你们担得够多了，再加上我的，不是要把你们累坏吗？不要紧，我背得动。”
过了黄洋界，大家来到五里排那些苍劲挺拔的大槲树下，毛泽东招呼大家放下粮担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从腰间解下饭袋，开始用午餐，吃的是红米饭和辣炒南瓜，他说：
“这棵古树是一座茶亭，一把大绿伞。”
毛泽东问大家累不累？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不累，还能再背一趟。”
一个小战士说：
“我还浑身是劲，不信，你看。”
说着就蹦了几蹦，逗得毛泽东笑了起来。另一个战士说：
“现在累一点要什么紧，我们粮食存足了，就不怕敌人进攻。他们敢来送死，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黄洋界下。”
毛泽东高兴地说：
“大家说得对！我们为什么要背粮？是为了对付敌人的‘会剿’，坚守根据地。现在大家多流汗，将来就可以少流血，敌人的所谓‘会剿’就会被我们打破。你们讲不累是假的，累还是累的。但是，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为了赢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就是要不怕累不怕苦。今天挑粮是为了革命，明天，我们还要挑起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重担子。”
毛泽东说着站起身来，又问大家道：
“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
一位战士说：
“可以看到江西，也可以看到湖南。”
“对，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毛泽东进一步开导大家说：“干革命就是要站得高望的远。我们站在这里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我们背粮上山，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红4军军长朱德年已40开外，战士们看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又忙，劝他不要挑粮。朱德坚持要挑，战士们就把他的扁担藏起来。朱德就又另外找来一条扁担，并且用墨写上“朱德记”3个大字，仍然一次又一次来往返于宁冈、茨坪之间挑粮。
经过井冈山军民的共同努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和其它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计有稻谷30多万斤、白米10万担、茶油1000余斤、食盐6000余斤，布1000匹、棉花20多万担。为了储存这些东西，还在大小五井和金狮面等地新建了许多简易仓库。 井冈山军民编了一首山歌唱道：
毛委员运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努力，粉碎敌人会剿。
在这一时期，红4军还在茅坪象山庵和井冈山的大井、中井和小井建立了医院。由于敌人的封锁，药物和医疗器械来源几乎完全断绝。
没有医疗器械，医务人员就自己动手，用竹子做成镊子、软膏盒、大小便器、脓盆等，用杉木板做护木，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用枫树叶代替盖布，用草纸、旧棉花代替棉球。对于用过的纱布、绷带，尽量做到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直到最后不能再用。
没有药品，大家就采制中草药。开始，不懂得如何采制中草药，就向当地老农请教，向土郎中学习。为寻找中草药，大家不怕毒蛇和荆棘，走遍了各个山峰，挖到中草药达70多种。
边界党组织为解决缺医少药，曾经向中央和湘赣两省委写报告，希望“中央及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及一些碘片来”，结果都未能办到。
红军病员比较普遍的疟疾、感冒、疥疮等疾病，大多采用民间的秘方，用中草药治疗。在酒精、盐水一度缺少的情况下，就用漫山盛开的金银花替代洗伤口的消毒剂。
1928年底，红4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小井建了一所较好的军事医院，名叫红光医院，极大地改善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和生活条件。
红光医院修建时，指战员们冒着严寒，披荆斩棘，夜以继日的劳动，很快开出一块近一千平方米的地基。然后，又砍伐竹木，运到工地。许多人磨破了肩，划破了手脚指，鲜血直流，也不叫一声苦。缺少必要的资金，广大指战员就把从5分钱菜金中节约下来的“伙食尾子”贡献出来，终于盖起一幢竹木结构的两层楼，共有3两个房间，屋顶全是用杉树皮和竹片搭成的。
红光医院的院长是曹荣，党支部书记是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副院长是萧光球。
有一段时间，医院不但缺医少药、而且连钱也没有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便去找毛泽东，全面地汇报了医院的情况。毛泽东对于建设红军医院极为关心，他听完汇报后，就对杨至诚说：
“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是，对伤病员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项政治任务啊！钱，现在是困难些，部队的菜金还没有呢。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一些让伤员用。”
毛泽东说罢，写了一张条子，让杨至诚交给红31团团长，指示红31团为医院筹办200元银元作经费，要求团卫生处再分一点药给医院。
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不忘经常抽空去看望伤病员。
有一次，毛泽东路过小井，即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他和大家亲切交谈，一个一个的询问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红军？在哪里负伤、现在情况怎样？毛泽东教育大家要明了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为什么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道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战胜疾病。
毛泽东还经常指示医务人员，要想办法把饭做好，如捞些鱼虾，打些山兔等等，给伤病员改善伙食。
1928年冬天，井冈山地区出现了少有的寒冷。入冬以后，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把个井冈山裹得严严实实。
红军中许多战士还是穿两件单衣，没有棉被，也没有垫褥，只好两三个人合盖一床破线毯。有的甚至垫的是稻草，盖的还是稻草。战士们风趣地称之为“稻草被”。
部队的给养也更困难了，连原来只发给指战员们的5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到此时也取消了。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也吃不上。战士中流传着“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艰苦生活情况。
由于战事频繁、挨饿受冻、营养不足和其它一些原因，再加上药物非常缺乏，红4军的伤病员越来越多了。此时不用说特效药，就是简单的红汞、碘片都没有，医院的伤病员们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人数已经多达800多人，占全军总人数的1/5。
就在这种情况下，红4军又迎来了更大的凶险和考验。
1928年11月，湘赣两省开始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3次“会剿”。前敌委员会为了打破敌人的第3次“会剿”，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积极的反“会剿”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底，毛泽东获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5军主力即将来井冈山，就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境内迎接。
彭德怀，原名彭德华，号石穿。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一个贫寒农家，幼年时读过2年书。彭德怀8岁丧母，10岁时曾叫花讨食，务过农，下过煤窑当过苦工。1916年3月入湘军当兵。在湖南湘潭一带“亲上亲”风尚的影响下，彭德怀的初恋对象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周瑞莲。1920年，正当他准备从湘军中回去结婚时，周瑞莲因地主逼债而跳崖身亡。后来他杀死恶霸地主欧盛钦，逃离湘军。1922年农历三月初七，彭德怀与原配夫人周坤模成了亲。无情的战争环境，使彭德怀和妻子周坤模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生死不明。1922年秋，彭德怀同黄公略等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由此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曾经在国民党军任营长、团长。他的文化知识都是在马背上学得的。
滕代远，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在湘西麻阳县下玳瑁坡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一个秀才。1923年滕代远考取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在同学、共产党员藤代胜的影响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他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陪同毛泽东考察郊区农民运动。1928年6月，湘鄂边特委书记郭亮牺牲后，滕代远接替他的职务。
1928年7月，滕代远受命到平江策动国民党驻平江的独立第5师以彭德怀为团长的第1团起义。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经段德昌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在第1团中还有共产党员黄公略及邓萍、李灿、李光、张荣生等革命骨干。
再说何长工奉命率领二三百人，提前来到莲花县接应红5军。他把队伍埋伏在莲花城北约20公里处的道侧两翼大山上。
1928年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主力700余人向井冈山挺进，来到莲花境内何长工伏兵处。双方经过1个多小时的勾通，才弄清了彼此的关系。此时，莲花城有国民党军1个团驻守，两支部队在夜间从莲花城西绕过，直插砻市。
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争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可是刚刚搭起来的台子很不稳固，人一上去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说：
“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
于是又搭起台子开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上台讲了话。
第二天，彭德怀到茨坪再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上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本来目的，是与红4军联络联络，来这里“取点经”，想弄清楚革命的性质以及分田是怎样分法等问题。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这才明白，原来革命还有两个阶段。
12月份，毛泽东在原来制订的分田临时纲领17条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
毛泽东在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土地大法中，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9条：
第1条，土地法规定土地分配的方法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3种方法分配之：（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第2、3条，土地法规定土地分配后的经营方式是：“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须参加劳动。”
第4条，土地法规定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为：“（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适用第二个标准。”
第5条，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是：“（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垇区）。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第6条，土地法规定山林的分配方法是：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竹木山归政府所有。
第7条，土地法规定土地税征收标准为：“（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百分之十五；2、百分之十；3、百分之五。 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分别适用二、三两种标准。（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第8条，土地法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第9条，土地法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就在1928年12月末，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商定了对井冈山红军的第3次“会剿”计划，成立了“剿匪”总部，以湘军何键为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军总司令；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军总司令。
1929年1月初，国民党会剿军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同时计划以6个旅25个团约3万人的兵力，分为5路，由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
此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敌情，而且在经济上也十分困难。红4军指战员们穿的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有到外线去打土豪才有出路。
联席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达中共中共“六大”决议；一个是讨论如何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
原来，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领导，不坚定，左右摇摆，老犯错误，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来领导。
六大在选举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36名中共中央委员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的人。
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有：关向应 李立三 罗登贤 澎湃 杨殷 卢福坦 徐锡根
选举政治局常委5人，有：向忠发 周恩来 苏兆征 项英 蔡和森
选举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3人，有：李立三 徐锡根 杨殷
周恩来为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后改李立三为宣传部长兼中央秘书长。“六届一中全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
“六大”决议提出：中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且说在柏露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左”倾盲动主义烧房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他讲了一个遂川烧房子的故事，他说，工农革命军到一个地方，一开始群众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战士们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了，站在旁边看。你想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就又跑远一点。
毛泽东又讲了红4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的。
彭德怀联想起平江起义后，盲动主义者乱烧、乱杀的行为，他说：
“这次会议正是在我30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袁文才和王佐也参加了柏露联系会议，毛泽东在传达六大决议时，有意把决议中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一段内容隐去，未做传达。六大决议的大意是：争取绿林部队的群众，孤立其头子。
后来，袁文才、王佐知道了六大决议的内容后，果然出了一个大乱子。这是后话，待稍后再叙。
再说柏露村联席会议又详细讨论了井冈山面临的敌情和反“会剿”的方针和布署，商讨破敌对策及红军的行动方向等问题。
与会者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的人只想消极地保守湘赣边界政权，主张红4军和红5军以及地方武装全部集中在山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各部分兵把口，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力求就地击退敌人，免得敌人攻进来，根据地人民又要遭殃。有的人认为敌人力量强大，红军经济又十分困难，提出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全部拉到封锁线以外去打击敌人。还有一些人虽然觉得形势很被动，却又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毛泽东起初一言不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
“敌人集中5倍于我的兵力进行‘会剿’，敌情之严重不必多说，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却不能丢，不能轻易把经营1年多、具有相当基础的根据地放弃。因为井冈山根据地，在全国政治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虽然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好，但敌人的内部虚弱。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蒋桂军阀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大战爆发在即，围攻井冈山的湘赣之敌，也必定受影响，退而自保。只要我们自己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是能守住井冈山，打破敌人的‘会剿’的。”
显然，毛泽东并不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因为红军游击战争不能没有后方基地。从秋收起义后到井冈山，毛泽东不就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立足点吗？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与会大多数人都同意要坚守井冈山。但怎么个守法，与会者各抒己见。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他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死守，经济无出路，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领导群众，上下一致，团结内部，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需要采取积极的防御，‘攻势的防御’。
敌人大军围攻井冈山，后方一定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我们的对策就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红军主力则下山向敌后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在外线寻机消灭敌人。实行‘围魏救赵’的计划，这样可吸引走大部分“会剿”的敌人，以解井冈之危。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作战，既可以解决当务之急的经济困难。又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一提出，立即引起热烈地讨论。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这正是：以攻为防分内外，围魏救赵谋略高。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高见，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干涉下，在选举的36名中共中央委员中，竟有21人是工人出身的人，这可真是世界共运史上的奇迹！这样的事情在苏共历史上也闻所未闻，真不知道那些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斯为箴言。在中国历史上也的确有过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出身的领袖，但他们都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说，核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53章
“干革命一定要吃苦，要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打，
天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
话说柏露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方案，决定：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下山，向敌人后方进攻，开辟新的根据地，既解决经济问题，又迫使敌人撤退。
由红5军主力编成红4军的第30团，彭德怀担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滕代远担任红4军副党代表兼第30团党代表；统一指挥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
由于彭德怀、滕代远上山不久，对井冈山的地形、对群众还不熟悉，毛泽东决定留下参加井冈山创建、既熟悉井冈山情况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张子清，担任第30团参谋长，陈毅安、陈伯钧为30团的参谋。还调何长工担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红32团党代表及根据地6县赤卫队的总指挥。
会议还决定：留守部队万一守不住井冈山，也可以转移到包围圈外去，同红4军主力部队会合。
会议接着就红4军主力下山后向何方发展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先后提出了3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主张去湘鄂赣边界；二是主张去湘南；三是主张去赣南。
毛泽东对于前两种意见，作出了具体分析，他说：
“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在武汉、南昌、长沙之间，北有长江，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便利，地区狭小，红军没有回旋余地，不宜前去；
湘南敌人强大，群众斗争受挫折尚未恢复，交通方便，敌人容易聚集，亦不宜前去。”
毛泽东同意去赣南的意见，其理由是：
一、赣南地区广大，而且多山，南有粤赣边界的九连山作依托，东有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作屏障，红军可以迂回于赣南、闽西、粤北广大山区。
二、赣南距离大城市较远，距省城南昌有千里之遥，且周围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敌人来往聚集困难，难以发动“围剿”。
三、赣南物产丰富，盛产粮食和其他物品，可以给部队提供足够的经济给养力。
四、江西没有多少本省军队，只有赣州驻军刘士毅的部队，又多次为红军所击败，战斗力不强。从外省调到江西的军队，对江西的地形、人情不熟，行军作战困难多。
五、赣南群众基础好。江西农民受过大革命洗礼，农村党组织领导力量强，群众容易发动起来。
六、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有江西工农红军新编独立第2团，可以互相支援配合。
最后，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决定还是去赣南为最好。
为了使红4军在出发途中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柏露会议还决定，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随红4军行动，以大力开展沿途的群众工作，为开辟新的红色区域而奋斗。
柏露会议一共开了4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做出如下决议：
第一，在目今时局之下，在湘赣‘会剿’的环境之中，只是消极地抱定死守边界政权还不够，须要建立一个积极的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第二，军中的党与地方党组织都要积极起来，打破游移不坚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团结内部，领导群众，一致动员向敌人采取有利的攻势，打破脆弱的敌人，使之无法会剿井冈山。
第三，决定红4军第30团、32团守山。红4军大部出发赣南，实施‘围魏救赵’，影响边界；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侧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的计划，以解井冈山之危。
柏露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为红4军主力出发赣南，为留守井冈山部队以及对井冈山5大哨口，为部队医院中的伤病员以及山上的粮食等问题，都作了必要的安排。
毛泽东还亲自到茨坪，召开军民大会和各级干部会，传达柏露会议的决定。他着重说明现时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反动派三大敌人的任务及其政策；他还强调了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实施“围魏救赵”，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的包围封锁。毛泽东鼓励大家说：
“干革命一定要吃苦，要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打，天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
形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红4军如不抢在敌人进攻以前下山，等敌军包围过来，就很难有南下的出路，柏露会议的计划就要落空。
早饭后，小行洲乡的群众、红4军指战员和留下守山军民派来送行的代表，排队进入会场。
不一会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走上主席台。陈毅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首先简要地传达了柏露会议精神，说明向赣南进军的重要意义，然后说道：
“同志们，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包围，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们除了在井冈山坚持打击敌人以外，还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更大的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彻底打垮敌人的两省‘会剿’。”
毛泽东看着老乡们严肃的神情，接着说：
“乡亲们：红4军主力虽然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党组织还在，彭军长的红5军和袁文才、王佐同志的32团还在，他们和你们一道坚守井冈山，牵制敌人。
这次敌人进攻的规模很大，大家要作好准备，山棚要搭起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山；敌人来得少就消灭他，来得多就躲起来。这山是我们的，进进出出很方便。井冈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只要我们团结斗争，敌人总归是要失败的。”
朱德和红5军的代表等人也在会上讲了话。大会结束了，军民们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红4军出发前，彭德怀去送行，毛泽东和他坐在茨坪房子外面的荒地上谈心，毛泽东说：
“我对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文才随4军出发的，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4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完全了解袁文才和王佐，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果然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待后详述。
曾志同志：
见到条子立即交代工作，天黑前赶到茨坪，黎明即随队出发。
曾志看了条子，马上找曹荣院长和萧光球副院长，将毛泽东写的条子交给他们，自己回屋将破夹被一卷，找了根竹棍，一头挑着被卷，一头挑着米袋和挎包，立马向茨坪赶去。
天刚擦黑的时候，曾志赶到了茨坪，在一家店铺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同贺子珍、伍若兰、吴仲莲说话，见曾志来了，就说：
“曾志，你来了。”
曾志擦着满头的汗水，问道：
“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队伍出发？”
“你问她们，”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是她们推举你，要你一同下山的。”
原来，伍若兰知道曾志在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过军事，参加过战斗，又是做地方工作的，便向毛泽东建议，将曾志调来随军行动。伍若兰认真地对曾志说：
“你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所以我就选举你来当组长。”
两路人马进入遂川境内后，又会合在一起。战士们排成一路纵队，走在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他们每人只带了半斤炒米，满是虱子的棉衣一点也不保暖。那顶凑合着戴在头上的帽子，看上去像捡破烂的小贩。没有药品，有2000名战士手中，甚至没有枪而只有长矛。
毛泽东骨瘦如柴，衣衫破旧，蓬乱的长发垂到肩上。据曾志在回忆录中说：
“每当行军时，主席总是将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一直坚持步行。他人高腿长，迈一步够我们跑两三步，跟他一起行军我们实际上是一路小跑。就这样，我们几个小青年也愿跟着他，因为他会说很多笑话和历史典故，又幽默爱开玩笑，我们总是一路跑一路笑，轻松愉快的就到了宿营地。大家爱跟着他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向我们传授了很多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党的原则，尤其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
“每到一个宿营地，我们还必须做一件事情——访贫问苦。主席叮嘱我们，一定要对老百姓热情亲切，要格外尊重老人，不要怕小孩脏，要抱抱亲亲。要调查这个村最富有户和最贫困户，及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怎样。”
队伍经遂川的大汾、上犹（营前）、崇义向赣南出发。
红军在进军途中，散发了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为四言体形式，易于群众背诵、传播，其文如下：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年，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矢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可医病；共产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财；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罗荣桓在红4军七大后，还时常说：“只有毛泽东才能起草出这样一份通俗易懂、观点鲜明的阐述红军宗旨和政策的布告。”
红4军还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指示精神，编写、散发了以中国共产党第4军党委署名的《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要实现的三项任务：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剥削”、“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
《宣言》发布了下列十大政纲：
（1）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族的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6）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8）改变士兵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宣言》最后号召工人、农民和一切贫苦群众说：“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
此时，“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发觉红4军主力已经下山了，就急忙派已经进至遂川和资兴的第1路、第5路共两个旅，及驻守赣州的第15旅等部，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追击和堵击红4军主力。令第2路、第3路、第4路军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
这样，包围井冈山的敌军就只剩下了4个旅，大大减轻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军的第一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彭德怀和红5军其他领导人，参加了柏露联席会议以后，由党委书记滕代远在军部召集党委会议，讨论如何执行柏露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中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邓萍、李灿、贺国中、李光等人认为，红5军只是来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长期留在井冈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彭德怀、滕代远认为：还是接受湘赣边界前委指示好，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军主力向外线发展。如果，红5军不承担这项任务，湘赣边界政权可能受到损失，甚至被搞垮。
会议最后决定，还是要守山，执行柏露联席会议的决定。
于是，彭德怀等人将红30团与红32团分为5个大队，分兵把守五大哨口。5个大队均属孤军作战，彼此不相统属。
再说此时的红4军主力，为了摆脱敌军的围困和追击，在转战赣南途中休息两次后，每人所带的炒米都已经吃光了，队伍还继续在艰难的跋涉中，已经有人冻饿而死了，不少战士不得不掰下树枝当拐杖。假如再不能尽快地吃上一顿饱饭，就很少有人还有力气打仗了。更准确地说，要是再没有仗打，还会有数百人或更多的人饿死。
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红4军主力在离开井冈山的第3天晚上，终于打败了国民党的一支驻防部队，当晚饱餐了一顿。
大庾城比较富裕，街道整齐，铺子很多。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在这里筹粮筹款。由红28团担任警戒，军部、红31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则分散在县城和大庾的青尤、黄龙等地发动群众和筹款。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闻讯立即带领少数机关人员撤退到城边。
李文彬部突破了红28团在城东的警戒线。不一会儿，林彪也撤了下来，未站稳就向朱德敬了个礼：
“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
朱德盯着他，正要说话，毛泽东站了起来，让林彪带28团返回去挡住敌人，林彪面有难色，他说：
“部队已经撤下来了。”
毛泽东怒道：
“撤下来也要拉上去！”
陈毅也说：
“主力要坚决顶住。”
毛泽东看了林彪一眼，大声向待命的战士们喊话：
“同志们，这个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敌人打垮！”
林彪只得带领战士们杀了回去，挡住了李文彬部的进攻。朱德和毛泽东在转移指挥位置的撤退中跑散了，军委秘书欧阳毅紧紧跟在毛泽东后面，很多战士从他们身边跑过，后面还有黑压压的一片人，毛泽东便跑边问：
“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
欧阳毅看到是敌我混杂，便含糊其辞地说：
“没关系，我们赶快跑！”
这一次激战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傍晚。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重伤。掩护军部突围的独立营营长周航及张威等人英勇牺牲。
红4军主力在距大庾20公里的扬眉寺集合起来，经过整顿穿过大庾岭，按照前委事先的规定，到达乌径。毛泽东和朱德也在乌径会合了。部队刚刚住下，晚12点，突然接到地方上一个党支部派人送来的情报，说敌人追兵又逼了上来。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由送信人带路，部队分多路纵队紧急撤离，并要求各部在行军中不许发出任何声响。
抬着何挺颖的担架队战士们，在混乱中走错了方向，与部队失掉了联系。他们后来遭到敌人的袭击，何挺颖壮烈牺牲。
红4军在平头坳与追兵再次接火，小有损失。红4军主力经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前进。
这边红4军主力尚未脱险，那边留守在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的部队，也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情况。
黄洋界、八面山阵地相继失守，彭德怀急忙与贺国中在茨坪收集了3个大队、特务连及后方人员500多人，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1天1夜，突出了第一层包围圈。
红4军留在山上的伤病残人员、妇女、小孩共有1000多人，全部成为国民党军屠宰的羔羊，大小5井，尸横遍地，血流成冰，惨不忍睹。
时值严冬，下着大雪，高山积雪尺许。彭德怀的一干粮袋炒米也跑丢了，他2天未吃一粒米，带着部队在烂草田击破敌军小股部队，突破了第2层包围圈。在突围的第3天，部队刚到大汾，又遭到国民党军的三面伏击，彭德怀带3个大队集中攻击一点，突破敌人的最后一层包围，后面的伤员已经无法救出；部队只好继续南进，待转移到于都时只剩下300余人了。
而此时隐蔽在井冈山的红5军一部和红4军第32团，并没有受多大损失，他们转入了深山密林之中，坚持游击战争。
再说在1929年2月1日晚上10点钟，红4军主力来到寻乌圳下村宿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毛泽东、朱德、陈毅就住在文昌祠里；军部和特务营驻扎在村中间的小河旁。由红28团为左路，担任警戒；红31团为右路，担任后卫，驻扎在文昌祠和大营冈一带。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军部接到报告说，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前来偷袭，正在包围圳下村，已经和28团交上了火。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毛泽东、贺子珍发现28团已经向村中撤退，果断地派人向伍中豪的31团下达了作战命令，又让朱德组织两个营投入战斗。
红4军被刘士毅部分割成几块，他们各自寻机突围。军部机关在撤退中，欧阳毅发现毛泽东、朱德、陈毅还没有撤出来，心急如焚，边跑边喊，要部队顶住，但没有人听他的指挥。此时，道路已经被敌人火力封锁，欧阳毅只好从稻田里往山上跑，跌跌撞撞，身上沾满了泥巴。他跑到山口，正碰上同乡彭睽，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有撤出来！”
彭睽是连党代表，他一听，抬手就是几枪，高声喊道：
“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
这一下，部队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还击。就这样，毛泽东带领特务营从敌人两个团的结合部，冲出了包围圈。朱德带领独立营和军委机关人员从另一个方向突围，结果走到了敌人的埋伏圈里了，经过激战，大部分人员牺牲了，剩下的人被包围在一个山坳里。朱德为了减小目标，脱下黄大衣扔了。蓬头垢面、身着普通士兵装束的朱德，迎面撞上了一个敌军头目和几个端着枪的士兵，他们问朱德：
“你是朱德吗？”
朱德说：
“我不是，我是伙夫头。”
“你说朱德在哪里？”
“在那边。”
朱德随便一指，那几个人就从朱德身边过去了，继续去搜寻朱德。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敌军冲散后负了伤，落在了国民党军手中。
陈毅被敌军一个士兵抓住了大衣，他灵机一动，顺势甩掉大衣，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趁那个士兵一愣神的功夫，飞步脱身。
这一战，红4军军部险遭覆灭。朱德和一些战士甩掉了敌人，跑到山上与毛泽东会合在一起。大家都坐在路边休息。毛泽东见别人都在吃东西，这才感觉到自己也饿得难受了，可是带着早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没办法，只好先去向曾志讨一点饭吃。他来到曾志面前，说：
“哎呀，起来迟了，勤务员也找不到，我还没吃饭呐。肚子饿得慌，你的饭匀给我一点吃嘛！”
曾志爽快地说：
“好，可以。”
“那你还够不够呀？”
“一大缸子饭，给你一些也还够我的。”
“那好，就给我一点吧！”
曾志马上用缸子盖盛了一些饭和腌菜递给了毛泽东。后来此事传开了，大家都开玩笑说：
“我们的前委书记竟然成了讨饭的‘乞丐’。”
毛泽东、朱德在休息过后，率部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向闽粤赣3省交界方向挺进。
此时，国民党军第15旅旅长刘士毅得意洋洋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说：朱毛部被职旅给予重创后，即狼狈向罗福嶂山区逃窜，仍未能立足，职旅现在正分兵堵截追剿，以绝根株。
毛泽东也在两个月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说：
“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欲知毛泽东如何率部脱离困境，且看下一章便知。
第54章
“这那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
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
话说1929年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终于摆脱了追兵，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境内的吉谭、顶山。随即，部队又来到寻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休息了两个晚上。
毛泽东了解到，在1928年9月，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根据赣西特委指示，在吉水县阜田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第9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由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此后，李文林率领独立红2团进入东固，以东固为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在红2团游击范围内的吉水、永丰、兴国、于都、泰和等县，都已经建立起了小块红色区域。东固地区此时已经发展成为赣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是红4军一个很好的落脚点。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下山后几次战斗情况，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会议决定“为安署伤病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部队沿闽赣边界北上，转入江西东固。
因为前委过去有大量的地方工作要做，所以就让红4军军委直接管理军队。现在前委暂时无地方工作可做了，完全可以全力来管理军队的工作了。因此，会议还决定，红4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红4军。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
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宿营困难，应付敌人可能的袭击，会议又决定将红4军的团改称纵队、营称支队、连称大队。整个主力共分成为两个纵队，即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
第1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
第3纵队由31团编成，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朱云卿任参谋长。
会议决定：必要时，朱德、毛泽东可以分别率领1、3纵队行动。
此时，又有人主张立即分兵，毛泽东不同意。他说，分兵活动容易遭受敌人各个击破。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此事议而未决。有历史记载说：“红4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指的就是这件事。
会议刚结束，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送来情报说：敌人正向罗福嶂包围过来。于是，天还未亮，红4军就沿着冰封崎岖的山路，踏着积雪上路了。
毛泽东常爱穿便服，有不认识的战士，看到他很随和，身材又高大，又魁梧，又有力气，就认为他是一个老百姓或者是一个民夫。
在一次行军中，有个战士对毛泽东说：
“你帮我扛会儿枪吧。”
毛泽东笑笑答应了，他一边走，还一边和那个战士拉家常。别的战士看到了，也让他帮忙扛枪。这个刚把枪拿走，那个又递了过来。毛泽东实在太累了，就笑眯眯地对战士说：
“我抗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让我休息。”
后来，这些战士才知道替他们扛枪的是毛委员，惊奇而自豪地说：
“原来他是毛委员呀？毛委员还帮我背过枪哩！”
红4军日夜兼程，向东固前进。3000多人的队伍，仍然是浩浩荡荡。沿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传说：“井冈山朱毛大股土匪下来了！”
萧克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情形，他曾说：“到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部队每天要行军，做群众工作，有时还要打仗，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一次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毛主席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二是请大家来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辩论。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做出结论。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是大家的，即便出了问题，也不埋怨，不推诿。”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瑞金城内守军空虚，没有驻扎大部队，就对身边的人说：
“下山以来，一直连续作战，行踪飘忽，对外的联系几乎中段，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我非常需要搞一些报纸。”
他决定派1个班战士去突袭城内抢报纸。贺子珍听说要搞报纸，就对毛泽东说：
“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吧，我知道最需要哪些报纸。”
毛泽东说：
“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贺子珍和战士们悄悄摸到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排子枪，又甩出几颗手榴弹，撂倒了哨兵，炸坏了城门，进了城直奔邮局而来，邮局里的人已经跑了，贺子珍和战士们尽量地将各种报纸搜罗齐全。由于他们耽搁的时间太长，一出门就遇到了包围上来的守军，他们一边打一边向城门口撤退，刚出得城来，迎面撞上了一支赣军刘士毅的侦查部队。原来，刘士毅正在到处寻找红军。战士们先发制人，脱离了危险。但是没想到却把红4军的行踪暴露给了刘士毅。
刘士毅部两个团紧紧追来。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军部决定立即撤到大柏地，我要去做部署，你先走一步吧，不要等我了。”
贺子珍将手枪往腰间一插，翻身上了马，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和警卫员们一起向大柏地方向奔去。正行之间，他们又撞上了一支运动中的赣军，赣军一面呐喊，一面打枪。有两个敌人也策马追来，子弹嗖嗖地从贺子珍身边掠过，她把头低低地贴在马背上，回头见追兵已近，拔出手枪，打开保险，从左边转过身去，瞄准跑在最前边的敌人就是一枪，那人应声栽下马去。贺子珍又从右边转过身去，反手一枪，第两个敌人也滚下马去。贺子珍一口气跑了20多公里，到达大柏地，全身都湿透了。毛泽东殿后来到大柏地，已经听说了贺子珍遇险一事，待见到贺子珍平安无事，就笑着说：
“你没有死啊！”
贺子珍也笑着说：
“死不了，可肚子真饿了。”
红4军突然发起进攻，一时间子弹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目瞪口呆。红军战士把住了每一道门，他们用枪把所有的驻军官兵赶出了军营，拘禁在一个祠堂里。后来，朱德曾笑着说：
“我们替他们吃完了春节的盛宴。”
1个月来的连续行军，红军战士们虽然疲惫不堪，却窝着一肚子火。担任前卫任务的第3纵队3支队，也就是原来红31团3营，更是群情激愤，士兵委员会到处联系，提出：要在这里和敌人拼一死战，打垮尾随的敌人；他们说，要走，你们走。3支队是决心不走了。
3支队党代表罗荣桓见此情景，不敢怠慢，当即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大柏地村的王屋祠堂召开前委和红4军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说：
“红4军下山后，几次失利，比较被动。这一仗如果要打，一定要打好打胜，才能提高士气。如果觉得不成熟，准备不足，不一定能打赢，那就先不打，撤出去。刘士毅那些兵的老底，我们都知道。去年红4军从湖南到井冈山会师路过遂川时，曾同他较量过，把他打得一败涂地。我们要打败他，就要选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时机。”
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在此一战，理由有三：
一是大柏地位于瑞金城北60里的崇山峻岭中，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石阶小路直通宁都，这一带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峡谷，两边峰岭逶迤、林木茂密，杂草遍野，是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二是敌人一路尾追，气焰骄横，必然轻进。三是红军虽然疲劳，但求战心切。
毛泽东最后说：
“明天是大年初一，家家都要过新年，可是敌人却在我们屁股后面穷追不舍，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割掉刘士毅这条尾巴，祝贺新年！”
就这样，红4军为了彻底摆脱尾追之敌，扭转被动局面，同时也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兵分3路，布成口袋阵，伏击和消灭尾追的刘士毅部。
下午3时，刘士毅部1个团与红4军前哨接触，红军战士们且战且走。赣军不知是计，被引进了大柏地红4军的伏击圈。霎时间，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
红4 军由于人员数量少，弹药也非常缺乏，一直打得非常艰苦。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亲自带着警卫排向刘士毅部的阵地发起了冲锋，排长负伤了。毛泽东站在山峰上，指挥几个红军号手同时吹号，激扬斗志。红4军“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搏斗。
这两支军队从10日下午3时一直鏖战至11日下午，红4军终于将刘士毅部完全击溃了，俘获赣军正副团长以下800多人。因为红军战士不认识敌团长肖致平和钟恒，所以就没留心看管，又被他们逃脱了。此战还缴获了水旱机枪6挺，步枪800多支和大量子弹，背不了的都扔到河里去了。毛泽东下令，从军长到伙夫，每人都要背一支枪。他自己虽然感冒头疼，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但也以身作则，背了一支长枪。
著名的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向赣南进军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经过这次战斗，红4军甩掉了敌人的围追，摆脱了被动局面，并给赣西赣南革命群众和当地红色游击队以极大鼓舞。可是，大柏地不是红4军的根据地，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4军虽然打了胜仗，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但必须留下借条，发出布告，说明日后一定偿还。
后来时隔50多天后，红4军二次路过大柏地，毛泽东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偿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能少付。于是，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一家一家还了群众的帐。老百姓都说：“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李文林闻讯，立即带1个连从兴国赶到永丰龙冈迎接红4军。
此时，朱德才知道妻子伍若兰已经于本月12日在赣州卫府里被杀害，敌人残忍地割下了她的头颅，并用大字写着“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朱德听到这一噩耗，难过得流泪了。从此以后，朱德十分喜爱兰花。在他的住处，到处可见兰花的身影，可以闻到兰花的清香。
毛泽东和李文林在东固第一次会面。毛泽东、朱德向李文林了解了红2、4团和东固的情况，称赞李文林领导的红2团“差不多可以抵得上4军的31团了”。
李文林，原名周金堂，1900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石鼓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到赣西坚持武装斗争。
“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随后，毛泽东为了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坳上的云汉堂主持召开了有红2、4团和东固地方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听取了东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的详细汇报，他在会上作了报告，阐明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指示性的意见。
红2、4团送给红4军数千银圆和几十车子弹；红4军也向红2、4团赠送了在大柏地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分枪支。
红4军在东固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
袁文才以担任政治部秘书的条件，看到了中共“六大”文件全文，一怒之下从东固返回了井冈山，终于导致他和王佐二人双双死于非命。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前委才得到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彭德怀带领红4军第30团一部分向赣南转移。这样，红4军主力再回井冈山已经不可能了，原定的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的计划，也只好放弃了。
也就在这时候，一直尾追红4军的赣敌李文彬旅又迫不及待地追至东固，吉安驻军金汉鼎旅也对东固采取了攻击之势。在此情势下，红4军在东固也不好固守，下一步将去向何方？
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经过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作出了“到闽粤交界处游击”，即向闽西进军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看到闽西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
一是闽西境内反动军队力量较弱，多为地方土著军阀，战斗力不强，主要有：海军陆战队两个旅，但其长期驻防沿海，从前没有打过仗，战斗力也不强；有张员1个师的正规军队，虽然比较能打仗，但也只有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有土著军阀郭凤鸣、陈国辉、钟少奎、卢新鸣等较大些的土匪军；还有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不等的团匪多股，如陈荣光、孔伯成等部；他们虽然大多是被国民党收编，但各占一块地盘，互不统属，互相之间亦是勾心斗角。这就使闽西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易于被红军各个击破。
二是闽西地区广大，有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龙岩、宁洋、漳平、永定、平和、南靖等县，西接赣南，南邻粤东，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种环境，最便于红军的割据和发展。
三是闽西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由于闽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所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井冈山的革命斗争，都对闽西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八一”南昌起义更直接地推动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
四是闽西地区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虽然1928年闽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因武装斗争即金沙、白土、后田等暴动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是，闽西整个革命斗争形势仍然是向前发展的。金沙、白土、古蛟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动口号，已经在全闽西人民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党的组织及党领导的群众工作，在杭、永、岩各县已经由点到面得到普遍的深入和开展。长汀的南阳、畬心、涂坊、新桥、四都和连城的新泉、朋口，以及武东地区的群众工作也已经开展起来。同时，后田暴动的武装力量仍然存在，开展着游击战争。金沙地区群众仍然保持着土地革命的收益，党与群众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五是“军阀重开战”。桂系军阀制造“长沙事变”，赶走蒋介石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从而导致蒋桂关系紧张。
所有这些，为红4军入闽后迅速打开局面，开辟闽西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和基础。毛泽东的结论是：以“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即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
前委决定：从红4军第1、3纵队中抽调人员，组成第2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
决定留下毛泽覃、陈东日等300多名伤病官兵，在东固养伤，参加当地工作，帮助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毛泽覃是在大庚战斗中负伤的，他被留在东固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跟随毛泽东一起行军的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东固，经过永丰藤田，即往东打，沿山区走了3天，到了广昌、石城交界的白沙镇。这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听说有一个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31团军需处截留下来，把猪给宰杀吃了。他立即派人把31团军需处长杨立三同志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这那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承认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愤极了，还接连说要撤杨立三同志的职。我们在一边都不敢说话，朱德同志忙讲情说：‘猪已经吃了，就算了。’毛泽东一听这个话，很严肃地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从我在前委工作的实际接触中，毛泽东同志一贯注意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强调严格遵守纪律。”
毛泽东在处理了这件事以后，就率领红4军从白沙镇向南折回到瑞金的禾田。
2月底，蒋桂战争揭开序幕，双方在鄂东地区大动干戈。3月间，蒋介石将湘、粤、赣三省敌军都调去向桂系进攻，一时顾不得“追剿”红军了。湘赣两省敌军的第三次“会剿”最终又以破产宣告结束。这样，蒋桂战争给红4军提供了一个大力发展自己的良好时机。
1929年3月上旬，毛泽东率部第一次进入闽西。
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二，附近几十里的群众都扶老携幼赶到四都，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传统节日典礼——“迎公太”佛期。所以，这一天在圩镇上、山坡上，到处都挤满了人。
毛泽东看到圩镇上人太多，便命令部队在山上休息，由每个连派出6个人，分成两个组，进圩镇搞宣传。他自己也和朱德一起，来到群众最多的井坪下，和群众谈起话来。毛泽东说：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刚才受惊了。这也难怪，我们工农红军初到贵地，互相不认识嘛。但是不要紧，慢慢地我们就会互相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本来也是作工的、种田的，和你们一样。后来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拿起刀枪，就成了工农的武装。我们这次到闽西来，就是为了帮助大家闹翻身、求解放。我们穷苦的工人、农民要团结起来，拿起刀枪，跟着共产党革命，打倒军阀分田地，还要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让我们工人农民自己坐天下。”
“红军来了！”老乡们把这一消息迅速传开了，自然也传到了长汀军阀郭凤鸣的耳朵里。
13日凌晨，郭凤鸣即派其侦察连前来偷袭红军哨所，当即被击退。红军乘胜追击，沿渔溪、上蒸、南严、陂溪，一直追到长岭寨山脚下。
部队在陂溪遇到了来反映情况的长汀县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
13日下午，红4军军委在陂溪村小河边的草坪上举行了扩大会议。
段奋夫在会议上介绍说：郭凤鸣的官兵关系十分紧张，部队中生活腐化，土气消沉。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3个匪首，在闽西各霸一方，矛盾尖锐。他们对人民群众残酷压榨，激起了闽西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反抗。
段奋夫还说：我们党在郭匪内部的秘密活动也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段奋夫介绍的这些情况，与红4军入闽前所了解的情况基本相同，现在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于是，军委扩大会议乃决定：进攻长岭寨，占领长汀，彻底消灭郭凤鸣。
长岭寨山岭长达5公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险要，距汀州城最近处也有七八公里，是汀州城南的重要屏障。要攻占汀州城，必须要首先拿下长岭寨。
特务营奉命从左翼往牛坑迂回敌后，以切断敌人的退路；3纵队即原来的31团担任主攻任务，取道膝头脑印岭，抢先攻占长岭寨主峰；1纵队即原来的28团取道白叶竹子岭，迅速地向右侧高地前进。
自从大柏地打了大胜仗以来，一个多月没有打大仗的红军指战员，人人求战心切，不一会，便打散守敌，占领了长岭寨主峰的两侧高地。
这时，郭凤鸣率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了过来。
红4军前哨部队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与敌接火后，且战且退，退上山去。郭凤鸣不知是计，他还以为红军战斗力薄弱，害怕交战，便立刻向山上追赶，进入了红4军的伏击圈。
红4军各部突然从隐蔽地点勇猛冲杀出来，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缴枪不杀”喊声中，纷纷举手投降。郭凤鸣逃跑不及，也被红4军战士击毙了。
毛泽东得知郭凤鸣被打死的消息后，指示红4军战士将其尸体抬到汀州城里示众。
三月里来气象新，红军浩荡入长汀；郭逆凤鸣不量力，长岭寨下命归阴。
长岭寨大捷，消灭及俘获敌人计20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获得了大批军饷。打死郭凤鸣、解放汀州城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闽西。
毛泽东到医院看望第2纵队伤病员，认识了2纵医生、卫生队长兼政委叶青山。毛泽东握住叶青山的手说：
“叶青山同志，你好啊！青山，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后来，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医院看望伤病员，每次见到叶青山，总喜欢念叨这两句诗。
叶青山，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55年授少将衔。
红4军在长汀城里缴获了许多缝纫机，他们用这些机器制作了第一套标准的红军军服。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红军装——深灰色的军装，加上绑腿和缀着红星的帽子。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这样写道：
“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占领没过几天，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通迅员就到了这里，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由于中国的白色恐怖，这次会议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决议，这个决议和中共六大决议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年以来，这是由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首次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向是根据情况需要和信念，自己选择道路并采取行动的。”
这正是：历尽艰辛非一径，置之死地而后生。
欲知红4军下一步消灭目标是哪一个？请看下章便知。
东方翁曰：古人尚知约法三章，何况人民的军队乎？江华回忆说，一个猪贩子赶的十几头猪，被31团军需处给截留杀吃了，毛泽东不以为这是小事，对负责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就是朱德出面讲情，他也不给面子，还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这就是建军的法宝！舍此，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吗？
第55章
“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
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
对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也要极力防止。”
话说在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来到汀州城，住进了城东面汀江河畔一座颇为雅致的院落——辛耕别墅。
毛泽东为了摸清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这天晚上就查阅了《汀州府志》和《汀州县志》。他又给湘赣边区特委写了一封信，肯定了东固的秘密割据经验，认为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毛泽东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汀州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笔法，起草、发布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红4军党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他在布告中写道：
做生意的同胞们，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指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你们要怎样对待革命呢？
二、共产党在现实领导的革命，叫做民权革命，是要打倒3个反革命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与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在现实领导奋斗的3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3件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3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有大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吗？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洋货不断地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几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人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展么？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了走狗，地主阶级失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这于你们是有益处的么？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3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面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英勇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起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呵！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只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营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4军军党部
此时，在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下，部队广泛地开展了群众工作：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了20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
在此基础上，红4军又召集工农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委员9人，其中民众代表6人，红军代表3人，主席为当地人邱潮保。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宣传、财政、军事、土地、妇女、内务等6个部，分工处理日常工作。
红4军同时也抓紧筹集军饷、解决部队给养，不到10天便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罚得款项2万余元，并向商人筹借军饷3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由于经济条件好转，从不发饷的红4军官兵，每人领得了4元零用钱，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
后勤部门同时赶造了军衣4000多套，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领到了一套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副绑腿布。这是红4军自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了服装，“士气非常振发”。全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红4军汀州又吸收了300多人，因为人员有所增加，毛泽东、朱德就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2月初，毛泽东、朱德在吉谭时取消团的番号，把全军整编为1、3两个纵队；到东固后，又从1、3纵队中抽调人员建立了第2纵队。这次经过重新整编，全军依然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其序列为：
由原28团1、2营扩编为第1纵队，林彪为司令员，陈毅兼党代表，熊寿祺为政治部主任。
下辖两个支队：第1支队长是王良，党代表是李赐凡；第2支队长是萧克，党代表是粟裕。
由独立营和特务营及原28团第3营合编为第2纵队，毕占云为司令员，邝珠权为党代表。
由原31团为3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
每个纵队约有枪500枝，1200多人。
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整编，依然是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使红4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实现。
“要以红4军、红5军及江西红军第2、第4两团之行动，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计划。
当天，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详细地报告了红4军自下山以来，一路艰苦转战的情况，他说：
“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实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毛泽东又报告中向中央提出：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在全国来比较，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毛泽东还向中央建议说：
“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
“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必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在长汀期间，蔡协民和曾志夫妇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来蔡协民随3纵队驻扎在附近，而身为妇女组长、民运股长的曾志则跟着毛泽东在前委工作。蔡协民几次让曾志上他那儿去，可曾志偏偏很好强，每次都借故不去。蔡协民虽然很生气，却也无可奈何。他原本是一个痴情的人，忍不住给曾志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长信。曾志看后就藏在了挎包里。没想到这封信被贺子珍发现了，她看了还不算，又拿去让毛泽东看。这一天曾志从毛泽东门口过，见毛泽东与贺子珍正在闹着玩，他俩像小孩子一样，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彼此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一见曾志，就挥手叫道：
“曾志，曾志，你过来！”
曾志便走了过去。毛泽东指着贺子珍，笑嘻嘻地说：
“贺子珍正在说你那封信……”
曾志顿时感到惊讶和害羞，觉得党代表不该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气得她转身就走。可令曾志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由此把他们夫妻的苦恼记在了心里，在后来不久，便把蔡协民调到了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让他们夫妻团圆了。
言归正传，且说3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到福音医院看望接受治疗的攻打汀州的伤员。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傅连暲医生，他对傅连暲热情为红军伤病员服务的精神给予表扬。
傅连暲，原名傅日新，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16年毕业于英国人开办的汀州亚盛医专。
3月下旬，蒋桂战争使全国形势发生了急据变化，敌军大部调离赣南。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陈毅接到了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突围出来进占瑞金的来信。于是，毛泽东等人决定：红4军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并使赣南根据地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的群众割据。
毛泽东在红4军离开汀州前，再次来到福音医院，他向已经熟悉了的傅连暲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要他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几份报纸，通过交通转给他。后来，傅连暲医生果然照办了，他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每隔两三天，他把报纸包好，交给地下党员、汀州邮局邮递员罗旭东，通过地下党交通站，转送瑞金。傅连暲医生在报纸里总要夹上一张便条：“毛委员：送上报纸--份。郑爱群”
毛泽东收到报纸，也总要回一信：
“某月某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
傅连暲在送报纸之际，还时不时地包一些营养药、应时药，转送给毛泽东。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帮助，福音医院最后成了定时向红4军转送药品、器械的医药转运站。这是后话。
且说在1929年4月1日，红军从汀州回师赣南，从汀州出发，一天就到了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的原红5军再次会师了。
红5军彭德怀部从井冈山撤出后，于3月份在地方党的配合下，攻占了瑞金。此时，他们已经在瑞金驻守了一星期，已经由原来的300余人，发展到了七八百人。
瑞金地处江西省东南部的绵水流域，东界福建长汀县，南邻会昌县，西连于都县，北接宁都、石城县。
“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失守了，这次失败，我有责任啊。”
毛泽东说：
“你也不必太难过，4军分兵下山后，山上的兵力太少，也难守啊。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让你们留守井冈山。何况，特委事先也有应急措施嘛。”
红4军在瑞金稍事休息后，开往于都。途中，部队没收了钟姓地主的谷物分给当地贫农。没想到在分谷时，群众之间竟然发生了械斗。红4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立即命令将阻拦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
此时，毛泽东正在和朱德、彭德怀坐在一起吃午饭。行军途中的饭，是每人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一到休息地就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
毛泽东闻知此事，非常生气，他不留任何情面，对乱杀人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彭德怀受到很大震动，他觉得，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如此认真，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
这正是：人命关天非儿戏，岂能随便就杀人？
自古义师爱民子，建军道路正艰辛。
毛泽东看完“二月来信”，心情沉重起来。待朱德看完信后，毛泽东又拿出中央的“二月来信”，让彭德怀也看看。
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中，对形势基本分析是：
“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基于这种悲观的估计，“二月来信”中要求毛泽东、朱德：
“你们应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字）。”
“二月来信”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4军去中央工作，信中说：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虑和主观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央后，更可能将1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念而忽视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从“二月来信”中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共中央根本不认识红4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敌人统治已经稳定，山区各方面都很困难，最后免不了要失败。而身在山村前线率领红4军不断转战的毛泽东，深知按照中央所说的去做，是不利于红4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的。他对周围的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他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
毛泽东召集了前委会议，在大家讨论以后，他于4月5日以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在报告中写道：
“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的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地方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对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也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斗，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在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1、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完全不同。而边境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2、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3、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4、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需集中，领导者愈需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前委机关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
3年来，我们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通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3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3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5部虽有14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系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员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16个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3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2、第4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被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3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1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过后不久，毛泽东随即感到他所说的关于1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计划，有“一些急躁性，”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里又作出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他写道：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1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1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1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3点：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3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再说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中又写道：“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之根基。”
毛泽东还就中央要更换红4军前委书记和军长问题，向中央建议：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关于恽代英的事迹，本传前边已经说过。那么，毛泽东又何以着力推荐刘伯承呢？这里不得不先说一说这位大英雄。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刘明昭，幼时入私塾和邻乡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19岁那年，刘伯承毅然剪掉了辫子，到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1912年春天，他投考重庆都督张烈武所办的重庆军政府陆军学堂，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录取，从此，改名为刘伯承，开始了军人的战斗生涯。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血洒丰都城，右眼负重伤，恶劣的战争环境缺医少药，为避免损伤脑神经，在医生为他做手术时，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被德国医生赞为“军神”、“战神”。这件事在四川流传很广，时人甚至把刘伯承与关羽相提并论。
此时，彭德怀和毛泽东一样，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认为中国革命需要红军的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朱德、毛泽东的坚强领导，局势紧张，朱德、毛泽东不能离开部队。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毛泽东的报告和彭德怀的信还不可能到达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后，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原来的意见。
这正是：洋楼洋徒，朝秦暮楚；仗剑而行，学舌鹦鹉。
欲知毛泽东如何对待中央指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作为宗教医院的医生傅连暲，他敬业、诚实、守信，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他慧眼识真，广结善缘，不同信仰的他们竟然成了终生的好朋友，老战友，老同志。可见人格的魅力是多么的巨大！
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写得是何等的好啊！偏于一隅的他，能够站在全局的立场上，提出如此客观而有远见的战略计划，是其他人不可能做得到的。只可惜中共中央上层一直是得非其人，不“左”即右，朝令夕改，居高临下瞎指挥，奈何？所以中国革命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诸君不信，请往下看，以后荒唐而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
第56章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
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1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话说在1929年4月8日，红4军、红5军在于都城东门外沙坝上召开了会合联欢大会。毛泽东、陈毅、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随即召集了有赣南特委和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扩大会议分析了蒋桂战争的形势，认为蒋桂战争是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作出了红4军争取江西的决定，在赣南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彭德怀的要求，会议决定调拨一部分干部和枪支给第5纵队。
在调拨枪支时，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了彭德怀部一部分坏枪。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林彪等红4军某些领导人，不肯调人调枪给别的单位的本位主义思想。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黄琳一起到河边散步，他停下脚步问道：
“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陈毅和谭震林、黄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
江华后来回忆说：“他用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且说在前委扩大会议后不久，红5纵队启程北归。红4军其它纵队则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施“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彭德怀率部回到井冈山，在茨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王佐的特务营200多人，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是他们住在小井红光医院里的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被敌人枪杀了。
第二天，彭德怀在砻市会见了边区各方面的干部，了解到永新保存比较完好；莲花、宁冈、遂川地方武装各损失一部分，有的坚持公开活动，有的转入了地下。
红5军守黄洋界的2大队李灿、张纯清部也只伤亡了20余人。守八面山的彭某、李克玉大队，大队长、党代表是祁阳、宝庆一带人，由于他们的地方观念和缺乏坚持湘赣边斗争的信心，撤出井冈山后，据说在衡阳以东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消灭了。后来，彭德怀在1955年见到了在海军航空兵工作的守八面山的党代表李克玉，李克玉证实该大队不是全部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
彭德怀、滕代远商定：将原5军的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9个大队，纵队长是李灿和贺国中，各辖4个大队；军部直辖1个特务大队。
后来，彭德怀在率部攻打安福中，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阵亡；纵队长李灿和9个大队长也负了伤。此战共伤亡了300余人。1929年秋，彭德怀率部离开湘赣边界，回到湘鄂赣边区。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在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4军第3纵队从于都出发，经赣县的江口、于都的峡山，来到兴国县城，他就住在潋江书院里。兴国县委负责人决定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请求毛泽东和大家见见面。
这一天清晨，在城边绿树掩映的鸡心岭山坡上，红旗飞舞，5000多群众挤满了整个鸡心岭前的大草坪。毛泽东和3纵队的干部们走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会场上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用清晰宏亮的声音对大家说：
“兴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大家天天讲革命。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呢？一句话：革反动派的命。反动派是些什么人？反动派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军阀恶棍和土豪劣绅，他们就是我们的大敌。革命靠谁来革？不靠天，不靠地，就靠我们自己，靠劳苦工农。怎么个革法呢？蒋介石手里有枪有刀，刀枪干什么用？是要杀人的，杀我们工农大众的！咱们赤手空拳行不行？不行，就说打狗吧，你手里也还得有条棍子，有块石头，手一举，狗才会夹起尾巴逃走。我们要打倒屠杀工农的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拿起刀枪，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毛泽东正讲着，天边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春雷，接着，豆粒大的雨点便纷纷落了下来。这个时期，兴国正遭春旱，几十天滴雨未下，秧苗眼看就要干死了。毛泽东挥动着手臂兴奋地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你们大家看，革命一来，年景都变，变得风调雨顺了！”
他的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情绪激昂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泽东继续讲话，毛泽东把紧握的拳头打出去，大声说道：
“我们工农群众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当家的政权。坚持斗争就是胜利！斗争就是要发动群众，有了群众，才有力量。”
接下来，县委书记胡灿宣布了废租废债的决定，当场焚烧了一堆堆田契债券。
鸡心岭大会后，红4军3纵队指战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奔赴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毛泽东经过调查，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他在这个土地法中，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提法，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井冈山土地法》所说的“没收一切土地”，就是把农村中各个阶级的土地一起没收，重新分配。这样做的结果，不利于争取农村中的中间阶级。而《兴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就明确了打击的对象是地主阶级，使所有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这样也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
《兴国土地法》中所说的“公共土地”，是指在旧中国带有政治性的土地，如反动村、乡政府的土地；还有名为“社会公益”性的如义仓田和供修桥补路费用的土地；有教育性的如学田；有宗教性的如各类佛门教会的庙宇田；有宗族性的如祠堂名下的公堂田。这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其实大部分掌握在豪绅地主与富农手里，农民无权干预。毛泽东称之为“死地主”。毛泽东说：
“看起来，兴国的‘死地主’也不少。这些‘死地主’的田不平分给穷人的话，多数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毛泽东为了贯彻《兴国土地法》，从组织上、理论上培养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亲自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里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共有40多人参加。年仅14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也参加了训练班。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和纪律、革命武装与革命政权。
毛泽东不仅编写了大部分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再现了他在大革命时期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风采。
在每天晨曦初露的时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到雨坛垴树林前的草坪上散步、早读，唱歌子。每次上课，他都会用极通俗的语言向学员们阐述一些比较复杂的革命道理。在讲到破除宗族观念的时候，他指着大厅的1尺多高的门槛说：
“你们看，土豪劣绅就好比是祠堂里的那个石头门槛。要是没有这个门槛，我们不是更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吗？”
在阐明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他说：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
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召集兴国县委等地方组织负责人会议。他联系1928年冬天地方武装汇合红2团攻克兴国县城后，因为不懂得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结果使革命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教训，在讲话中说：
“凡是暴动过的地方，都必须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否则就要失去群众的信仰，使革命力量成为水上浮萍，没有坚实的根基。”
毛泽东还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他在纲领中提出：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民主政府；（2）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3）建立和组织革命的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4）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就在这4月中旬，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诞生了。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朱红的大印交给“赤脚佬”——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萧芳全。《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作为革命政权的施政大纲，迅速在兴国大地上贯彻实施。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于都、宁都两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了。至此，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正当赣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之际，蒋桂战争告一段落，江西国民党军大部返回，并以4个旅的兵力向红4军推进，企图围歼红4军主力。
此时，红4军还不知道，早在5月13日，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在广东又爆发了，紧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盘踞在闽西的土著军阀陈国辉赴粤参战，造成了闽西敌人力量空虚的局势。
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决定红4军第2次入闽。
就在5月19日这一天，红4军从瑞金的武阳出发，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
罗瑞卿受命率领游击队到古田附近迎接红4军。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5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科班学习。毛泽东曾到这个学校讲过湖南农民运动，罗瑞卿是其中的一名听众。这是罗瑞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9年初，中共党组织派他到闽西工作，担任红军一支游击队的大队长。
在5月20日这一天，红4军在罗瑞卿部的配合下，由18名船工，9只木船，在6个小时内，就将4000余名指战员和几十匹战马，全部渡过了汀江。
晚间，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介绍龙岩城内国民党陈国辉所部的近况。郭滴人说：
“盘踞在龙岩、漳平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主力，由陈国辉率领赴潮、汕加入讨桂阵营，只留下少数部队驻守后方。龙岩城内驻有旅部及特务连、机枪连，防守龙岩的总兵力不足500人，由参谋处长庄凤骞坐镇指挥。”
毛泽东听了以后，分析说：
“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略有不同，其武器弹药比较充足；由于他收编了一部分北洋军阀，因此他的部队成份中多系北方流落在此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的兵痞子；虽然也是1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却比郭凤鸣强。但是，我们的兵力虽然和陈国辉不相上下，但陈国辉部政治腐化，贪生怕死，而我们的红军是为人民战斗的部队，作战勇敢坚决，尤其在消灭郭凤鸣旅后，士气旺盛，威震闽西，敌人对我十分畏惧。所以，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它吃掉。”
会议决定：乘陈国辉部守城兵力不多，攻打龙岩城。罗瑞卿也率部参加。毛泽东、朱德拟定了作战方案：由1、3纵队负责正面攻击龙岩城；由2纵队绕道从左翼迂回，从龙岩城背后的北山进行包围突击。
“坚决消灭陈国辉，为民除害，装备自己。”
拂晓前，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奔龙岩城。第1、3纵队首先打掉了陈国辉的前哨阵地彭棠第1补充营，接着猛攻西门及西桥；第2纵队也控制了北山的制高点。双方激战至上午9时，先后突破了西门和北门的两路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红4军一打龙岩城。
毛泽东、朱德在龙岩城里见到龙岩县游击队长陈锦辉。毛泽东紧紧握着陈锦辉的手说：
“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军事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
就在红4军胜利结束战斗后，龙岩城的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只有龙岩省立第9中学的大门却紧闭着。毛泽东派警卫员来到9中大门前，“笃，笃笃”地敲着大门，学生们都不敢来开门，老校长庞传珍壮着胆子打开大门，只见一个英俊的红军小战士走了进来，说道：
“我们的毛党代表请校长到军部叙谈。”
庞传珍不好推辞，局促不安地来到了军部。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像老朋友一样随便地和他攀谈起来，庞传珍这才如释重负。
近午时分，毛泽东在庞传珍的陪同下来到9中。庞传珍摇动铃声，通知学生到操场集合。这是一个搭着雨盖的小操场，毛泽东登上讲台，环视了一下台下静坐的300多名学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毛泽东”3个字，然后转向学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同学们，我叫毛泽东，是朱毛红军党代表毛泽东。”
台下的学生们听到毛泽东的名字，议论纷纷。毛泽东等台下安静下来，开始给学生们分析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罪行。他说：
“汪精卫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曾称我们是同志，可是不久就骂我们是土匪，举起屠刀，站在蒋介石一边屠杀我们工农。从此，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权利，连年混战，百姓遭殃。”
毛泽东在9中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许多工人、店员和小商人也来到9中操场旁听。毛泽东讲了不到半个钟头，突然“轰隆”一声，从国民党县署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毛泽东十分镇静，叫大家不要惊慌，立即叫警卫员出去查看。不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是红2纵队的战士炸开监狱的铁门，救出了被捕者。于是，毛泽东继续演讲，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青年学生投入革命洪流，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
毛泽东的演讲一结束，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龙岩9中的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参军。
下午，毛泽东在龙门墟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闽西特委很快就将已经组织起来的各县赤卫团、游击队进行整编，上升为地方红军部队。
就在龙岩城里，年纪不满20岁的贺子珍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1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1个女孩，毛泽东自然非常高兴，他笑着对贺子珍说：
“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
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因为红4军马上要撤出龙岩城，毛泽东考虑到很快就能回来，就决定不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个老百姓家里，好让贺子珍在产后休息几天。可是，贺子珍执意要跟部队走，毛泽东只好交代说：
“好吧，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悲痛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用被子把婴儿裹好，亲自送到联系好的一个大嫂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衣物，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交代说：
“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就在5月23日这天下午，红4军主力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湖雷、永定，在永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同时等待龙岩县委送来敌情报告，以便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湖雷是一个小集镇，有几百户人家，百十家店铺，东边是郁郁青山，西边是潺潺流水，是部队休整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恢复正式的红4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原来在此之前，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赣南、闽西斗争局面的打开，部队、地方、党内、党外，诸事繁杂，他和前委便临时决定恢复红4军军委的组织和工作，成立了临时军委，任命在4月3日由中共福建省委派来瑞金传达中央“二月来信”并参加红4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委政治部主任。这本来是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孰不料，此一决定竟然引起了红4军内的一场轩然大波。
刘安恭者，何其人也？原来他是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中央特派员，这个人满脑子里全是苏联红军的规程，对中国红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他一到红4军就以中央代表自居，哇啦哇啦乱发言。他说，脱离中央的红军必然被消灭，他主张按中央指示将红4军分散活动。
刘安恭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热衷于抓实权和搞宗派主义，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说，要成立正式军委。如若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4军，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4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
这就叫：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吞象之蛇，井底之蛙。
有道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管教他：黄口孺子，一现昙花。
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决定，自然是坚决反对，他说：
“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1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刘安恭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还故意在红4军中制造矛盾。他说：红4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为拥护中央派，一个为反对中央派。他这招还真灵，果然造成了红4军干部队伍的混乱，引起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还有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不正常现象。
就在这次5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矛盾终于公开化了。自此以后，在红4军中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4军军委以及诸多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着。
一些人对前委提出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他们还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
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4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意见：有的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欣赏和照搬苏联红军实行的一长制；有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 “由司令员发布告”；有的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各方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意见始终未能统一。
“党内现发生些毛病”，但他还是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
毛泽东在报告中汇报了红4军的一些困难：自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在指战员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红4军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从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加以短期教育和训练后，任其为下级军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干部伤亡，现在这一类下级军官在部队中已经为数不少了。这就使红4军内特别是干部组成成分逐渐复杂起来。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请求中央说：
“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100人，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5人，在1个月内赶来。”
尽管毛泽东把中央派人来作为“唯一的希望”。但是，他又不能仅仅指望于此。因为中央派人来，一则路途艰险，红军又不断转战，往往不能及时到达；二则其数量也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要。所以，面对党内军队内已经公开化的矛盾，尽管是在战争形势下，一个批评和纠正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设想，正在毛泽东心中酝酿。
先不说红4军中的内耗正严重地影响和损害着红4军，且说在此一时期，由于龙岩县委书记谢国鑫个人主观上的过失，结果贻误了红4军攻占漳州的一个良好的战机。
原来，傅柏翠7次书面飞报龙岩县委：李文彬旅到了涂坊后转回长汀，除留下1个团防守长汀外，大部均撤回了江西。这是一个乘虚打下漳州的极好的机会。不料这样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被县委书记谢国鑫搁置了起来。谢国鑫上报前委的情报则是：红4军撤出龙岩城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一部分主力，在失而复得的美梦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请求红4军再次攻打龙岩城。
毛泽东和朱德根据龙岩县委的情报，命令红4军第3纵队从坎市出发，攻打龙岩城；军部及第2纵队进驻龙岩龙门，密切关注广东方向敌人动静；第1纵队则留在永定坎市等候命令。
这一天，伍中豪、傅柏翠接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令，各自带领第3纵队、红59团迅速撤离县城，集中龙门，双方会合后，进驻大池。留在坎市的第1纵队也同时接到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坎市，进军上杭。
同时，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名义签署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在龙岩颁布。《布告》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向群众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布告》中写道：
“（一）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除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谷子须减价出粜，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二）工人农民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给田东交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夺取反革命的枪枝，组织工农的赤卫队。（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帐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书等刑罚。”
红4军政治部的这个《布告》措施有力，政策界限分明。在红4军的大力协助下，闽西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土地革命热潮，其情景正如两首民歌描述的那样火爆。
其一是：暴动一声满地红，土豪劣绅狗命终；五抗粮捐租税债，四军入闽心更雄。
其二是：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
“白砂之战，为歼灭陈国辉创造了条件。”
“既称4军，就应该有4军这一级党部——军委。”
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有很多人提出，临时军委也没有必要，应该予以撤销。会议对后一种提议表决的结果是，在参加会议的41人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4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就设立正式军委？在撤销临时军委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了。萧克曾经回忆说：
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岐，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的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
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 “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4军在原则上坚持不够，结果成了“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表群众机关，对内代表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造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信仰，奋斗才有所依归”。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几次讨论，大家在是否马上设立军委的问题上，意见不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把矛盾扩大到部队中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非常严重。
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
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现在红4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而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几天以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说：“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4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4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分成了3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具体地说，是有人“与党争权”。
毛泽东几乎是要点出朱德的名字了，此论一出，红4军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
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一直愤懑不平。他把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事，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说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自创原则。他还说，红4军党内分成了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刘安恭提出：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来解决；他还提出：可以由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毛泽东在会议上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他写道：“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限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这天晚上，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江华（黄琳）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这些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原来，林彪是这样写的：
“现在4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这正是：人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打不相识，此事古难全。
欲知毛泽东能否接受林彪的意见，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57章
“红4军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
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
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
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说毛泽东此时的处境确实很困难，他为克服红4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奋斗，但党内意见常常不统一，使他十分焦虑，常常夜不能寐。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有时对一些干部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毫不留情，使人下不来台，难以接受，因而这些人对他有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奋斗中的苦恼。
从红4军内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在1929年5月间，全军约有4000人，党员有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成份311人，仅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则占70%，其中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频繁的转战，由于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党组织内泛起，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等，这些思想倾向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与军队建设的原则及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对以下问题的激烈争论：
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首创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具体表现为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发布命令要有党代表副署；全军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问题由党来研究决定，交由军队执行。但是，有军阀主义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些人，却对军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有的人还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而加以反对。红4军到赣南、闽西后，什么“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前委不要管打仗，管军事。”这些反对意见连同一些怪话都提出来了，什么“一支枪也要党管吗？”“马弁有没有饭吃也要管吗？”“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实际上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在表面上，这些提法是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对党代表、支部权力的限制或反对，实质上已经危及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关于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用红军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这个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的一些人，则提出不要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政策，喊出了“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的口号；或把建设根据地，视为地方党的事，与正规的红军无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关于红军中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自古以来，当兵吃饷，但在井冈山时代，红军官兵除了穿衣吃饭外，从未发饷钱，实行“军时共产主义”，而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功效，坚强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残余的人，则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视政治工作人员为“闲杂人”，“卖狗皮膏药”的，否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这些人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光靠政治工作，是打不垮敌人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靠军事、靠打胜仗。因此，军事要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也要附属于军事机关。
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的问题：
从三湾改编起，毛泽东使红军内部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建立“士兵委员会”，经济公开等民主主义作法形成一种制度，对于保持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改造旧军队、争取俘虏，从根本上划清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界限，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的人，则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长官说了算，取消士兵委员会。有军阀主义残余的人，更是强调不打不骂，士兵就不好带，对逃兵则要枪毙。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反对实行民主主义。还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事无巨细都要经大家讨论，一个人不同意即成立“否决权”；这就又变成了极端民主化。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4军党内军内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为公开化罢了。
不可否认，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农村环境中的党，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所创造的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正确的原则、方法，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基础深厚的环境下，没有大的政治力量，没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一下子就被指战员们全部接受，也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些新原则、新东西一时难以接受，尤其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进而产生怀疑和抵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开始奋笔疾书，给林彪写出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党内通信。他给这封长信中写道：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1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1、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做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我在4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中心理由。3、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因能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4、4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会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的一天！”
毛泽东把红4军党内争论的问题概括为14条，他写道：
“不明白4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4军到现在两个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宵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4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4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4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制度何以这样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常在一切斗争状态之中。”
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的时常发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写道：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4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做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罗宵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其表现就是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境的斗争，对于从红军中拨枪支援地方武装，总是难得很。
这种流寇思想还影响到城市政策和军纪。一些同志认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科学一点才好。只有坚决地克服那种非科学的态度，和红军中存在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做斗争，才能建设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在信中，“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4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他写道：
“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4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
“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4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4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
毛泽东的结论是：
“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在军委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分析，他写道：
“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然而表现出来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针对“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毛泽东写道：
“现在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的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我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毛泽东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但他在信中却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地写道：
“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4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4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
同时，毛泽东也严正告诫说：
“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将这封长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同时也刊登了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他刊发这封长信以及公布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目的在于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这两封长信刊出后，争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广泛和激烈了。
毛泽东、林彪及朱德3个人的3封信都公开亮相，使彼此的争论也公开化了。
林彪在会议上说，我的信专指军委问题。林彪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
毛泽东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不一致，使争论更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他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地观察和思考着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就在此时，由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回窜的陈国辉部已经逼近了龙岩城。红军党内的争吵归争吵，仗还是要打的。毛泽东、朱德为了迷惑敌人，造成红军要开往江西的假象，率红4军进抵新泉休整，故意让开永定到龙岩的大道，让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
四面楚歌的陈国辉装扮成一个老百姓模样潜逃了，他的2000余名部下全部被歼。红军缴获了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4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个大胜仗。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孤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陈毅这首《反攻连下汀州龙岩》一诗，生动地表现了红4军全体将士的昂扬斗志和胜利的喜悦，记录了红4军二次入闽以来的斗争进程。
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祝捷大会首先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和龙岩革命烈士。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
“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红4军三克龙岩后，决定在龙岩进行休整。前委秘书处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龙岩北山下的新邱厝，这里离司令部、政治部较近，山上松柏蔽日，环境十分幽静。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毛泽东非常痛心的事，当然也有一些是很有趣的事，以至于使他终生难忘。详情容后细述。
且说此时形势稍安，召开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得党内争论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矛盾各方面人物的共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于出面，前委便决定由陈毅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于是，红4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和前委的工作人员便着手筹备召开红4军党的七大。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他的想法是通过这次大会，总结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和纠正在新形势下部队中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促进红4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进一步胜利。他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支持他的正确主张，在代表大会期间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决议来。
毛泽东却不知道，为了召开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成员及其它各方面的人物，每天也都在相互交换着意见。
此时的陈毅只有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没有认识到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而是要趁机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他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
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
陈毅在报告中部分地采取了毛泽东在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
陈毅对于党内争论的问题，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陈毅在报告中关于争论的焦点军委问题，耐心地做了说服，没有使设立军委的意见成立；他提议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并对刘安恭、林彪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评。接着他话题一转，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据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记述说：
“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地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
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傅柏翠后来回忆说：“那次会上，毛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那么深入浅出地悬河泻水般滔滔不绝，娓娓而谈，而是态度严肃，正襟危坐，他的话简短到不能再简短了：‘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在毋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话虽短，不一般，句句有所指，字字有着落，令人心里为之震动。”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们红4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他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要从实际斗争经验出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陈毅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所以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意见则是偏激夸大的。刘安恭就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则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红4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在这个决议案里，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了批评。
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还说：毛泽东见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而提出辞职不干，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红4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决议说：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决议说朱德的3条意见中，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决议宣布：给予朱德“书面警告”的处分。
红4军七大会议重新选举了新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
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票。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正所谓：暗流从来行舟难，小河沟里也翻船。
自信算计无遗策，推心置腹也枉然。
红4军七大，没有能够解决红4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引起了领导层的重大波动。陈毅会后解释说：这只是‘过渡内阁’。
年轻时候的陈毅颇自信，他曾自比周瑜，有诗为证：1940年春，陈毅在与张茜结婚时赋诗一首，有句云：“灯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
这正是：能诗能文血气刚，唇枪舌剑露锋芒。
气吞如虎少年将，虎符二度属陈郎。
欲知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会议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
第58章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
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
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话说在红4军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在中央，是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毛泽东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工作汇报时，他愤然地说，要离开红4军，到蛟洋去。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
“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在红4军七大后不久的一天，新前委在龙岩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在新泉将闽西地方红军和部分赤卫队合编成红4军第4纵队，由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毛泽东和朱德一块儿离开会场，看看将到新邱厝，毛泽东说：
“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的东西。”
朱德说：
“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叫了。”
贺子珍见他们回来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一锅带着香味的热腾腾的清汤。大家坐好后，朱德打开锅盖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他说：
“怎么，这锅里还有这么多燕毛毛在飘动呢？”
贺子珍一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往桌上一放就走了，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了。”
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笑了起来，说：
“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邱老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
贺子珍望着一锅带毛的燕窝汤，很难为情地笑了。朱德见他们如此说，也笑着说：
“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多了！”
说着，就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贺子珍摆好饭菜，曾志刚好从政治部回来，也赶忙过来凑热闹，大家高高兴兴地又吃又喝。朱德还咂着嘴说：
“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
毛泽东看到朱德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只好笑着说：
“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
再说闽西特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建立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
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在开展各地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为进一步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闽西特委在前委的指示和建议下，于6月27日正式决定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离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任命我为闽西特委秘书长。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蛟洋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四周万山环抱，峰峦叠翠，一条潺潺清溪弯弯曲曲流过村庄境内，真可谓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毛泽东一行人被安排在文昌阁居住。毛泽东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闽西的局面基本稳定，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必须及早召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邓子恢告诉毛泽东：
“大会已定在本月11日开幕。”
经过闽西特委积极筹备和酝酿协商，各级党组织选出了50多位代表，于7月10日到达上杭蛟洋集中。毛泽东与部分代表交谈之后，发现他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毛泽东对邓子恢说：
“我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日期，先让代表们到各地进行有关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项社会调查。搞它1个星期，待情况摸清了，我们再正式开会。”
邓子恢等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将代表们派回各县作1个星期的调查。与此同时，代表们推举邓子恢等5人为代表会议主席团，13人为代表会议决议起草委员会，边调查研究，边为会议起草政治、土地、组织、政权、宣传、工运、军运、妇女、共青团、济难会等各项决议案。毛泽东也参加了代表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张鼎丞、邓子恢等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11人，红4军第4纵队代表3人，各县委及区委书记、各区各特支代表及共青团代表共50余人。毛泽东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并指导工作。
会议先后由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代表分别向大会汇报上一年各县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经过情形；邓子恢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各方面代表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听了特委工作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之后，作了重要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 ，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毛泽东问全体代表们说：
“根据地能不能巩固？”
代表们回答说：“能！”
毛泽东又问道：
“你们有什么有利条件？”
大家被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拿起粉笔，在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6个条件：
1、苏区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2、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3、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4、闽西粮食可以自给；5、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迭，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6、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代表们巩固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是：
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大会总结了闽西党领导人民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闽西工、农、青、妇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溪南区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经验。大会决定了闽西党的任务是，为创造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并确定当前具体任务：建立红4军第4纵队，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建立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建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毛泽东由于辛劳过度，突然又闹出恶性疟疾来，他不得已退出了会议。
恰在此时，闽西特委接到了福建省委送来的中共中央“6月来信”，来信说中央最近要召开军事联席会议，根据毛泽东4月5日的复信，同意毛泽东不分兵的主张。希望红4军派一得力代表去汇报情况。闽西特委马上将6月来信送给了驻守连城的新前委。
其实，中央早在4月27 日由周恩来起草的“4月来信”中，已经同意红4军不再分散，朱毛可以暂留不走。而陈毅却在7月9日以新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4军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陈毅在报告中写道：
这些文件“皆关系4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前委4军七次会议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
鉴于闽粤赣3省敌军逼近闽西边境，“会剿”红4军，前锋李文彬部已经进占长汀的河田，闽敌张贞部已经占据龙岩县适中，陈毅决定红4军分兵两路：1、4纵队留在闽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3纵队出击赣南去广东，从外线打击敌人，以打破敌人的3省会剿。
毛泽东发言说：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毛泽东还说广东的敌人比较强大，红4军比较弱小，目前应该做艰苦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劝他们不要去冒险。
陈毅认为，红4军的力量不算弱了，应该多打一些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可以筹些款。
接下来，毛泽东与陈毅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论。陈毅问毛泽东：
“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
“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
“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
陈毅发火说：
“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根据中央中央6月来信要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4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
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再一次来见毛泽东，说：
“我打算去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说：
“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4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就在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根据陈毅7月9日的报告，于8月21日给前委及红4军发出了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的肯定。指示信说：
“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的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七大在政治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须，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予恰当的批评。”“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必须采取‘比较集中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生长。”“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引向流寇主义行径。”“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红4军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因而，还不能作出更深刻的指示，但它已经初步给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对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
如果陈毅不急于去上海，他能够按照“八月来信”的精神及时纠正红4军七大的错误决定，就不会有红4军后来的重大挫折，也不会有毛泽东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只可惜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也就在7月29日这一天，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前闭幕，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
中共闽西“一大”制定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原则和办法传达后，立即成了闽西80万人民进行土地斗争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在闽西“一大”结束后，离开蛟洋文昌阁，化名“杨主任”，前往上杭县的苏家坡，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他白天做社会调查，晚上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下看书写文章，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有一位特委机关的干部，悄悄地给他的灯盏上加了一根灯芯。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找到那位干部，既严肃又亲切地说：
“我们正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节约一滴油，一个铜板，都为着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战士能点一根灯芯的油灯，我们当干部的能闹特殊吗？”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的广大区域内，呈现出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闽西的分田分地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面几个步骤进行的：
一、在工农政府的领导下，各乡选举产生没收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乡土地委员会一般由5人至7人组成。各村选举成立3人分田小组。二、划分阶级成分。三、清查田亩。四、分配土地。五、宣布分田结果。六、插牌定界。颁发耕田证。
1929年8月初，毛泽东来到上杭大洋坝。此时，留在闽西反“三省会剿”的红4军第1纵队正在大洋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第1纵队第2支队长萧克，到纵队部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萧克，就关切地问他：
“你们那里的田都分完了吗？”
萧克回答说：
“都分完了，谷子也快收割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分了就好，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只要收到了一季谷子，你们就站稳脚跟了。”
此时，与毛泽东的境遇相比，中国的另一个农民王更加不幸，他就是彭湃。彭湃已经英勇牺牲了。1929年8月，瞿秋白得知彭湃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下了《纪念彭湃》一文，他在此文中说：彭湃“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戴、顶尊重的领袖。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时，要求中国学生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他高度称颂毛泽东、彭湃是中国工农群众爱戴敬重的领袖，是湖南、广东农民中的“王”，号召大家好好学习毛泽东、彭湃的革命精神和深入群众的作风。
8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大洋坝，在永定的灌洋、虎岗、堂堡、湖雷、陈东坑、石岭、豪坳头等地，一路视察，进行调查研究。
与闽西的情况正相反，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出击外线后，却处处碰壁。
原来在8月2日，红4军第2、第3纵队在朱德和前委的率领下，仓促开往闽中。由于他们对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不熟悉，所以在行军打仗中，遇到了不少麻烦。
正如毛泽东所料，孤军深入闽中的红4军主力确已遇到很大困难，闽中地区敌人比较强大，而且红军还缺少群众基础，加上路途遥远，又是高山峻岭，时值盛夏，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病号日益增多。
8月中旬，朱德在闽中计划率领红4军主力部北渡闽江、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这显然是一个冒险计划。
朱德等人见到闽西特委的来信后，不得已“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底，朱德率红4军2、3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
在此期间，红4军1、4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和地方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粤敌分别退回长汀、连城、永定、湖雷。
1929年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从虎岗转移到100多里外的永定县金丰牛牯朴村的大青山下。赤卫队员陈添裕为安全起见，给毛泽东夫妇在密林中搭起了一座竹寮。毛泽东为这所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他手书“饶丰书房”木牌一块，挂在竹寮门口。毛泽东身居竹寮，日日面对茫茫青山，吟诵唐诗宋词；夜夜谛听溪涧流水，百感交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来天。
这时候，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大病一场。他一会儿发高烧，烧得烫人，一会儿又打冷战，冷得吓人。他脸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了起来，甚至连大小便都要人搀扶，好几次都徘徊于生与死之间。江西难于弄到奎宁，急得傅连暲是团团转，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送到了。可是那两个来护送药品的人，其中的一个已经在半路上被敌人砍了头。
国民党得悉毛泽东生病的消息以后，他们的报纸便兴高采烈地大肆宣传起来，纷纷载文说：“毛匪死于肺结核”。
在这相对平静的环境中（1929年，在红军两次战斗中间），朱德和他的第4任妻子康克清举行了婚礼。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她在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出生在水上漂泊的一条破渔船上。幼年时因家境贫穷被送给人家当“望郎媳”，16岁参加红军，改名为康克清。康克清和朱德在新婚第一夜，共同约定“绝不当官太太”。
这时候，在红4军中的指战员中思想依旧比较混乱，红4军党的七大中的问题，还一直接影响着部队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发挥。
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就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4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
朱德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到上杭参加红4军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
朱德闻报，大为恼火，他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和不参加八大，就给毛泽东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
毛泽东无奈，只好于9月下旬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暲、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
再说朱德等人在仓促之间召开了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朱德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而且在大会上又是采用的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2天，仍没有解决。”所以，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代表们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引起了许多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罗荣桓在会议上发言，他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4军的工作，林彪和一些人表示同意。刘安恭却是依然坚持攻击毛泽东。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
“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在许多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议上朗读，获得了大会多数票通过。
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这正是：朱公一生是好人，好人治军令不行。
今朝重兵握在手，方知无毛难过冬。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的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他写来的信。毛泽东一看，这才知道八大会议已经结束了。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一行人于重阳节后的一个傍晚，来到了刚刚解放的上杭县城。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上杭县城“临江楼”2楼的前厢房，蔡协民、曾志、邓子恢等人也都住在2楼上。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依山傍水。
红4军的领导人朱德、郭化若等人听说毛泽东的病尚未好，就来到临江楼看望他。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告诉朱德等人说：
“我这几个月在闽西缺医少药，疟疾需再治疗一段时间，尚不能随军行动，请大家谅解。”
大家都劝毛泽东安心静养。
曾志从上杭街上西药铺里为毛泽东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过之后说：
“你得的疟疾，又烧又泻，持续不愈，时间长了，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才出现了浮肿。”
医生为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还特别叮嘱众人说：
“病人需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2斤牛肉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曾志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专门请来了一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1只鸡，将2斤牛肉煨得烂烂的。每顿饭都要毛泽东喝1碗牛肉汤。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大补食物治疗，病情大有好转，身上的浮肿也全消失了。
这正是：身心具伤命一线，毛公几到鬼门关。
来日斗争无穷期，尚需催马再扬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回到红4军，且看下一章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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