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北去》这部电影是关于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后进行革命探索与活动的一些事例记述。从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苦难中国，有那么多热血青年为了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在做着艰辛与不屈的探索斗争。在诸如所谓“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理念以及中国究竟是需要改良还是革命的痛苦抉择中，毛泽东同志选择了俄式革命道路。并且他最终团结影响了一大批追随者，那时候，毛泽东的影响还远不如后来那么深入人心，在他之前，中共建党之初与初始奋斗之时，还有名满天下如“南陈北李”之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与李大钊，还有如旅法旅苏的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谓的一众“海归”。而对于毛泽东，当时的确还没多少人过分留意，没有报纸广播“大树特树’。若是一定说有，那便是国民党的咒骂“土匪”、“强盗”、“魔鬼”。毛泽东完全是用事实来说话，他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说明深奥的道理;他用他的思想、理论、卓越组织能力和杰出领导艺术，赢得了一大批民族的优秀子孙为追随者，又通过这批追随者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于是，他最终赢得了整个中国。他成为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爱戴的领袖。
我们来看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红色恋情。而二十世纪那场举世瞩目的伟大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正是由于如杨开慧烈士这样一大批用生命来进行政治投票、以捐躯而最终铺平通往革命胜利坦途的无数次壮举，正是他们才使得中共由起初几十人发展壮大至几千万之众的世界第一大党。至于这个档今天以及往后又将会作怎样的改变，就非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湘水之边，聚焦那个至情至惠、美貌如花却又不惜自身为理想而毅然捐躯的女子，以及那个无比高贵的灵魂。
杨开慧又名霞姑，是毛泽东恩师杨怀中先生爱女。1918年，杨怀中先生应聘到北大任伦理学教授，杨开慧亦随家来到北京，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北京，经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五.四”前夜的北京大学，是革命思想和各种新思潮汇集之处。毛泽东和邓中夏等同志经常会来到怀中先生家中，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勤工俭学等工作。开慧因此又有机会参加毛泽东领导的各项活动。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帮助下，开慧阅读了《新青年》、《学潮》等进步书刊，学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使开慧同志又一次受到革命的战斗洗礼。她欢欣鼓舞、积极活跃，她摒弃封建旧文体，坚持用白话写文章，抨击当时弊政，勇于同封建势力决裂。1920年1月17日，杨怀中先生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离别近两年的长沙。这时，她于求学期间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积极投身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群众运动。她经常向同学们讲妇女解放的道路，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孔孟之道。在《湖南通俗日报》和她就学的福湘中学校刊上，她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战斗檄文，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也是在这个时候，杨开慧同志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工作，她朝气蓬勃、废寝忘食、不要报酬、不讲条件，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她还负责接待全省各地来访的学生，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
1920年7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后，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当时经费紧缺，开慧不顾家里经济困难，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北京大学同事送的奠基费，捐献一部分出来给毛泽东同志做革命活动经费。也就在这年，毛泽东同志开办了“文化书社”，开慧参加了书社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杨开慧同志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观察和分析问题，指导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并于1920年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她入团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一年，杨开慧和毛泽东结为革命伴侣。1921年，党的“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杨开慧同志于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开慧同志回到板仓开展地下工作。
在板仓的日子里，杨开慧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不顾生命危险，经常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日夜奔忙。她经常穿着同普通劳动妇女一样的衣服，有时手里提个篮子，装作买菜买鸡蛋，到附近农民家里去进行革命宣传。她经常教育党员和群众，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穷苦人民的苦日子也是暂时的，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坚持斗争，去夺取胜利。她多次带着三个孩子，不避艰难险阻，到平江石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并用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教育大家坚持斗争。她说：不进行斗争，社会制度就没法改变，国家危急就没法挽救。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革命坚持到底。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开慧不幸被敌人密探发现了。次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派来匪军几十名，把开慧住所团团包围。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开慧同志临危不惧，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她从容处理了手头上的党的文件，横眉对冲进来的匪兵说：“要走就走!”敌人把开慧同志和在她身边工作的陈玉英同志一起逮捕起来，当时年仅8岁的岸英也一起被押走。
开慧同志被押到长沙后，先后被关在伪警备部、清乡部和陆军监狱署等处的牢狱中。在长沙，开慧同志带着小孩坐牢，在敌人严刑拷打和百般利诱下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妄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东同志的具体地址，开慧或者以沉默作回答，或者斩钉截铁地说：“不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横直没有什么讲的。”敌人气急败坏，兽性发作，动用各种刑具，逼迫开慧招供。他们用皮鞭打，用竹签扎，用杠子踩，惨无人道把开慧打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开慧同志经常被打得昏了过去，敌人就往她身上泼冷水。她一醒来，又昂起头，怒斥敌人：“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
开慧同志在狱中，党组织曾多方营救，并派专人在长沙活动，还打算组织力量进行劫救。群众也多次联名要求释放开慧同志。开慧同志被捕的消息，引起国内舆论哗然。一些知名人士(包括宋庆龄和鲁迅等)，要求释放开慧同志的电报，如雪片飞到长沙。为此何健等非常恐慌，决定对开慧同志早下毒手。前来探望的亲友知道开慧即将遇难，心里非常难过，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开慧视死如归，坚定刚强地对亲友说：“莫难过。告诉我妈妈，叫她也不要难过，好好教育岸英他们三个孩子。敌人今天虽能杀死我一个人，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1930年11月14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朔风哀号，阴霾密布，麓山肃穆，湘水含悲，敌人将开慧同志五花大绑，押往刑场。这天下午一时，杨开慧同志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光荣就义。年仅29岁。
还据披露，当时开慧遇难之际，可能是巨大的痛苦所致，双手的指甲充满了泥土，在就义现场她的身下，被抓出了两道深深的刻痕。后来毛泽东同志得知开慧就义噩耗，悲痛地说了一句话：“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我们说，毛、杨的爱情之歌，就正是一曲雄壮凄美的千古绝唱。
我们知道，杨开慧后来写了《自述》，她在里面这样说：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唯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从不大用笔墨表达爱情的毛泽东，为他倾心爱慕的杨开慧所作即如：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来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说过，他对文学的感受，是“不废婉约”。在毛泽东的藏书里，有一本宋代婉约派代表柳永的《乐章集》，而在这本专集和后人汇编的《词综》里，他圈画了柳永30多首词。1961年春天，他还书写了五代花间派代表词人韦庄的《荷叶盃》和北宋秦观的《鹊桥仙.七夕》等几首爱情词给身边卫士。前首全词为：“记得去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垂帘，携手暗相随。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对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样的名句，毛泽东更是欣赏不已，圈画有加。而作为自己的创作，同这些婉约风格发生精神联系的，恐怕也只有快30岁时写的这首《虞美人》了。
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做工人运动，有声有色，很受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器重。1923年4月，陈独秀让他去上海参与筹备中共“三大”，促进国共合作。随后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上，毛泽东进入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并担任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9月，毛泽东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回湖南筹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可12月底，他又要离开长沙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此行色匆匆，家庭的料理，全由杨开慧担当起来。而这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长沙小吴门外有一座青砖青瓦的平方，大大小小七、八间，周围是菜园、池塘和长着青草的小路。不远处，一条大路通往城门，白天人来人往。人们把这个似偏僻又方便的地方叫做清水塘。从1921年起，毛泽东就把家安顿在这里，这里也是中共湘区区委机关所在地。当时做工人纠察队队长，后来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就曾经到这里来护卫过毛泽东。
刚刚回来三个月，毛泽东又要走了。三年的夫妻生活，实在是离多聚少。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无疑是经常困扰夫妻间的话题。政治家、革命家，毕竟还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哪怕潇洒浪漫如毛泽东者。
清水塘边的小道，夫妻俩不知走了多少回。而这天拂晓的送别，清冷的天色，清冷的弯月，清冷的水塘，清冷的草路……再加上爱妻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真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此情此景，毛泽东实在忘怀不了。
《贺新郎.别友》就这样从心底涌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
山欲堕，云横翥。
如果说《虞美人》说的是“呢呢儿女语”，这首《贺新郎》却明确表示“不为呢呢儿女语”了。这首词典型地标示了上世纪20至30年代进步文艺的一个共同主题——革命加爱情。毛泽东是不是把这首词寄给了杨开慧，不得而知。可他始终保存着，并修改过好几次。最后一次是1973年左右，毛泽东把上阕结尾“重感慨，泪如雨”两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把下阕结尾“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四句，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这种修改，显然是加强了革命家胸怀的气势，已经走出了爱情诗的范畴。
写完《贺新郎》不久，到1927年毛泽东拉队伍搞秋收起义之前，杨开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协助他工作。而1927年8月13日那个朦朦胧胧的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后山坡上，目送着穿一身灰色长袍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看不清辨不明的月色里面。
毛泽东与杨开慧肯定都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人生永诀。
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着那流泪的烛光，写下独特的心曲。
她在《自述》里说：“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十多天了，半月了，一月了，总不见来信。我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这个时候，在井冈山当“山大王”的毛泽东，也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不久，杨开慧果然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堂弟杨开明曾去井冈山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给杨开慧写信，告诉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些艰苦情况，说到毛的脚有病等等，这就是她更牵肠挂肚了。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终于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年12月26日这天，她在每天记的这个《自述》里写道：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身旁，他不会注意的……”
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真是“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在不眠的冬夜，杨开慧铺纸挥笔：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
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
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但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时候，湖南军阀何健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却作出了坚毅的选择。她牺牲了。
而活下来的毛泽东，则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到杨开慧写的这首题为《偶感》的长篇五言诗稿，以及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些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牺牲前，杨开慧把它们藏在了长沙板仓杨家老屋的墙壁里，直到1983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
一个最伟大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至后来，当那首怀恋杨开慧的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游仙》发表后，对于开篇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同毛泽东私交颇深的民主人士章士钊，曾当面问毛泽东：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
毛泽东答得很鲜明，很通脱：
“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说明：此文资料部分取自陈晋所著《文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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