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水浒》，人们都会耳熟能详一个人：宋江。
从施耐庵所描述的水泊梁山农民起义故事来看，可谓是水浒寨农民聚义，成也宋江，毁也宋江。当然，我们今天论及宋江，批判宋江那样竭力渴求与努力营造招安环境，从而最终实施招安，乃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会以所谓时代局限性来为宋江作辩解，会为我们事后诸葛亮的看法而感到好笑。但宋江之前，仍有许多起身草莽的豪杰之士，对待腐朽不堪的封建王朝统治，却是选择揭竿而起，不屈抗争，适时而动，顺应民意，待得发展壮大，朝廷对此无可奈何，从而最终取而代之。
且看宋江生身处世的北宋朝廷。
不可否认，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富裕的一个时代，但社会富裕程度高，人民生活条件与水平相对较好，并不代表了吏治清明，封建统治稳固。也许正由于当时的社会官吏贪赂成风，对百姓的欺压与剥夺日渐做大，方致使许多的普通底层百姓深感无法生活下去，所以才有了宋江、方腊等农民暴动。
方腊等人的抗战矛头乃是直指了北宋朝廷。但宋江与方腊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暴动类型。
宋江打开初就没有与朝廷作对头的思想，他之所以选择落草梁山，源自于因江湖义气所致的私放“江洋大盗”晁盖等人，无奈走风而杀惜，犯下了人命官司，被刺配江州。此时宋江还是选择东躲西藏，只是远身避祸，并无上山落草之心。这个从《水浒传》第32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一回书中可以看出端倪的。说的是宋江又遇杀人后的武松，武松提及准备上二龙山找鲁智深与杨志而落草，宋江送行途中对武松劝道：
“……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了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其实分析《水浒》一书对当时官场与社会，大到朝廷的描述，宋江等人心里很是明白的，那个社会的是不好。庙堂上君昏臣奸，社会上犯罪迭起，但宋江即使面对如此社会，仍是抱了一个忠君的思想，总觉得要是去除了皇帝身边的奸臣贼子，那么，依靠了那个总是健康力量的才子皇帝，以及皇帝以下的诸多忠臣良将，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理想化发展，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而对于已身犯重罪亡命江湖，却身无一能更无大的雄心的宋江自己，他如此对武松自我剖析：
“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足见宋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其实那时被宋江搭救过的晁盖、吴用等在梁山已经营得粗具规模了，但宋江偏是视而不见。因为那是“谋逆的犯上之举”，以宋江这等小心的忠君之辈，自是不敢问津与走近了。
但事态却不以宋江意志为转移般发生了转变。
他被发配至江州，却乘酒后于酒馆的墙壁上不合题了几句反诗，其中不乏自吹自擂了几句大话，但分明却是一股很大的冲天牢骚怨气在的：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额，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想你宋江，一个猥琐小吏，既无高强武艺在身，又缺安邦定国的权谋于心，还更是胆小怕事，所长不过平时惯行小恩小惠，赢得些许虚名罢了。朝廷也不曾亏待了你，也并未赶你下岗在家吃闲饭，你还在郓城县中为吏，好歹有个饭碗的。不过是你先行知法犯法，职务犯罪，再蓄意掩盖不了，才铤而走险杀了阎婆惜，所幸咱家朝廷早已腐败，所以才上下打点，动用关系网营做一番，免你死刑，退一步作充军处置。如此还有什么冤屈可言?竟想得要“血染浔阳江口”恩将仇报?
如此这般了，他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果然被发觉，再是下狱，又装疯卖傻不得，才被判了斩刑。
也是宋江命大，平时所行的小恩小惠终于有收获了。晁盖等人在梁山听得消息，赶来相救，才大难不死。也从此没了退路，只好上山落草了。
但宋江这厮，从上山起就没安得好心。先是绞尽脑汁、计谋用尽架空恩人晁盖，将梁山义军掌控于己手。一旦晁盖归天，马上迫不及待将“聚义厅”篡改做“忠义堂”，整日价忙了运作招安一事。
从梁山农民起义故事的演变轨迹看，宋江是将梁山的聚义大业当做了自己卖身求荣、进身投靠的递进阶梯了。
前些年还有人提出，《水浒》故事其实并非农民起义，原因是所述的108个将领，出身显然是很杂乱，有投降的围剿军将领，有一贯打家劫舍的，有惯常卖人肉包子的，更有先前便聚山倡乱，依靠谋取过往商客钱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当然还有鸡鸣狗盗之徒……但这是在一个“特别是”不遗余力维稳的诡异时代，那些狼心狗行、缺肝少肺的无耻文人们硬生生编造出来污蔑农民起义的。试想，梁山义军全盛时期，应该有数万之众，其中的108个将领，虽是起着带头作用，但毕竟属于极少数。不能代替梁山义军的身份性质。
只是，这些人深受宋江的影响，并没有怎样的改朝换代雄心，上山聚义不过逞一时血性意气，所求也只是个人的荣华安稳享受罢了。全无什么为民之心。至于什么除暴安良，不过是宋江们劫掠时的好听标示罢了。
尤其是宋江，在那时依靠科举正途做官的路没有走通，但又不甘于自居平庸，只好铤而走险，寻求捷径。那么，上山落草，看似凶险，但做得好了，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如宋江所愿招安后的梁山义军又是怎样的结局?
于此，人们都明晰的。先是被朝廷利用了做功狗，去平息与迎击北边疆域的辽国入侵势力;再是北疆平定，又充任爪牙被派去剿灭亦是揭竿而起的义军诸伙，即如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等等，待得宋朝外域与国内的忧患被一一平息，走狗的利用价值完了，宋廷对宋江这伙投降的贼寇毕竟放心不下，遂将其经由久战疆场逃得生天的那些义军将领，分别一一结果了事。
纵观梁山义军将领，结局好的不过寥寥数人。即如鲁智深，总算是终成佛家正果;那个先前在浔阳江上谋财害命、大做所谓“稳妥”行径的混江龙李俊，所率童威、童猛等结义兄弟，去往暹罗亦就是现在的泰国，凭借打打闹闹，作了一国之主;再有公孙胜与燕青，还算是见机早，主意高，及早寻了脱身，云游江湖逍遥自在去了。至于宋江、吴用、花荣、李逵等等的，反正都没有得到好结果，不是被毒酒药死，便是自感没了活路的希望而寻了短见等等。
一部水浒，不过故事演义，宋江当初于山东聚义，史上虽确有其事，但却应该不像书中描述的那样。似也不具书中所讲的那般天下无敌气势。但我们不妨依照书中所讲的来推理，梁山义军全盛时期，宋朝倾全国之力也对其无可奈何，因为先前的地方围剿且不必讲了，待得后来童贯、高俅等都率军追剿被致败北，可说是难逢敌手了。这时也具备了与朝廷谈判、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只怪宋江招安心切，硬生生将一盘大好的棋局下成了死棋。
施耐庵为什么对梁山义军将领安排了如此结局?
大抵是有原因的。也许由于古代的文字狱之虞，深怕株连获罪，所以，才用了如此悲催的结局。应该说在《水浒》心里，农民起义最好的结局莫过于桃僵李代，自己最终取皇帝而代之，但由于上述隐衷，所以，结局最好的李俊等人，只能还是安排其去往中国之外称王称霸。其次，再退一步讲，就是远离朝廷，避身江湖，做个自由自在的闲散之人，于此，公孙胜、燕青就是看破尘世、全身而退的榜样了。
应该肯定的是，在《水浒》一书中，虽是用了忠君思想来包裹宋江，但对其不遗余力而致的招安应该讲心中还是非常不齿的，所以，才安排了其被一贯所忠于的朝廷，再假借了代表朝廷的大员，以一杯药酒灌下暖心了……
做走狗、奴才的下场不过如此!
最后补充讲一下，宋江在“理论”上既虚伪又小气，按他的算法，当时宋朝，除过皇帝老儿之外，所谓的健康力量也委实是太少了。即便是有，但其健康力量的阳光，却也难以普照至宋江一伙身上，致使其深抱了忠君报国思想，且付出了很多投名状，为此还作出了莫大的牺牲，但最终因其没有被宋朝的健康力量所爱与深加顾护，所以，无奈之后只能去做屈死鬼了。
毛主席批点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其实，后面还应加上一句：《水浒》还让人们明白，做投降派的可耻与可悲下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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