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工作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推动党的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群众路线的践行上，创造出许多好的方法和好的经验，从而赢得了群众最衷心的拥护和最广泛的支持，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党中央选择的长征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上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表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红军秉承了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生动局面。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赢得了边区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在勤政为民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真心拥护边区政府，他们努力生产争当模范，积极参军参战，为支持边区、保卫家园作出重要贡献。苏维埃政府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心连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实地采访过程中，曾感慨地说：“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向背》，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794页)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民心的向背，反映出苏维埃的影响已深深扎根于陕甘人民的心田。
懂得民众心理，关心群众疾苦，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们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帮助农民耕种秋收，盘腿拉家常，与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刘志丹对陕甘边一带的地形、社会、民情等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陕甘地区的“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他们：“老刘”、“老谢”、“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有这样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看起来刘是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而其更有推倒民国之深意。可惜各级官吏视而不见。”(《秦风》1934年11月)历史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紧密的内在的联系。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了合民心、顺民意的群众工作方法。苏维埃政府总是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因势利导，有效开展工作，保证了群众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迅速取得成效。在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创时期，习仲勋、张策等领导人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这些有组织有目标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蔡子伟：《南梁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5页)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苏区广泛建立了群众团体，“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等起了很大作用，
扩大边区影响，最大范围地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革命，壮大了革命阵营。苏维埃政府和陕甘红军主动将群众工作做到国民党统治区里，起到了消除“红白(指红军和白军)对立”的积极效果。“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郭廷藩1985年7月谈陕甘边南区、新正县》，载《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51页)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也有很高的声望，在群众中流传着“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在危险丛生的战场上，国统区的群众也心向红军，冒险主动支援红军。“当时，国民党军打仗，总拉老百姓用毛驴驮子弹、粮草。我们在前面和敌人一开火，老百姓就拉着牲口朝后边跑，送给红军。”(杨培盛：《和老刘在一起“闹红”的日子》，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第330页)
正是因为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各级领导与群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所以在危险袭来时，边区的人民群众也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他们。1934年5月，陕甘边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部的陇东民团军共1000余人侵入南梁中心区。阎洼子村的老百姓连夜将红军留下的枪支、马鞍、粮食等全部埋藏到地下。第二天，敌人发现了埋藏地点，并挖出了鸡蛋、粮食。为保护埋得更深的枪支和经费，村民武万有冲到敌人面前大骂这些强盗，被打得昏死过去，扔到野地里，后被群众发现救活，却留下终身残疾。随后敌人将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的干部、游击队员、农民群众集中在阎洼子村，逼问红军去向和财物埋藏地点，尽管先后有42人惨遭杀害和活埋，但始终没有人开口，敌人最终一无所获。当时在陕甘边苏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充分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苏维埃政府也得到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呵护和支持，所以在危险袭来时，才能看到这种血肉联系的深情，不惜生命的无私付出。
陕甘边区群众工作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第407页)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推动党的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这是历史的证明，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基本遵循。
(杨元忠系中共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荣珍系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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