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第一巨人。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尽帝国主义侵略、欺负、凌辱的悲惨境遇,改变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他使近代的中国社会文明实现了划时代的大飞跃。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到北伐战争,一切为了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或改良运动,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欺压下始终没能翻过身来。
日本帝国主义,从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开始,到1945年8月投降,它在这71年间,罪恶的魔爪一直伸向中国,血腥的鉄蹄一直践踏着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把它没办法,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更是引狼入室,让其蚕食。
1928年4月,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英、美的支持下,率军第二次北伐,风光满面,于同年5月1日攻抵济南。但是,他没想到,当时驻济南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急搬救兵,把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由青岛引入济南。5月3日,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福田制造了“五三惨案”,枪杀军民,向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两个营发起进攻,北伐军损失惨重。92师,93师奋起还击。此时,蒋介石派出10个参谋组成传令班,到各部传令对日停止还击。蒋介石派其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侵华司令部交涉,日军提出北伐军立即停火,撤出日警戒区。接着,日军以武力将商阜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占领外交部部长办公处,部长黄郛及其卫士被缴械,徒手退出;日军以两名日本兵被流弹打死为借口,大肆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不论军民,见人就杀,血流成河,中国军队7000人被缴械,但蒋介石仍下令不准抵抗。日军越发猖狂,又包围并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无理将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和其他外交人员捆绑毒打,用刺刀逼着他们下跪。对怒斥日军罪行的蔡公时用刺刀割鼻切耳挖舌头,将另一名割鼻切耳后又断其腿臂,然后将他们16人杀害。这次惨案中,中国军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000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对此,举国愤恨,而身居济南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日军残暴面前,既不怒发冲冠,也不心惊肉跳,更不为民讨伐,却悄然溜出济南,并在3月28日签署了屈服于日本的《济南惨案协定》,遭到国人的指骂谴责。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严令张学良不抵抗。当晚,日军一举溃败王以哲精锐旅而占领了北大营,次日攻占了整个沈阳城。对此,蒋介石国民政府一边镇压全国各界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一边又于23日发布“告全国同胞书”,称“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把阻止日军侵略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就这样,当时仅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在有10多万的东北军面前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广大地区进攻,仅四个多月时间,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陷落,3000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山海关,3月又攻占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关口进入关内;4月初日军和伪军联合进攻到了长城以南的河北境内,直逼北平。在此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和汪精卫于5月下旬联名发布“救国必先剿共”的通电,并派亲日派黄郛与日军和谈,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与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的卖国协定。
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天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的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及反日活动等强权备忘录。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这实际上是丧失华北主权的所谓《何梅协定》。日军占领察哈尔后,于1935年6月27日,察哈尔代理省长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称为《秦土协定》。日寇没发一弹,蒋介石国民政府当局就这样白白地把华北察哈尔主权拱手相让,为日本侵略军纵深侵华打开了大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遭到了中国29军顽强抵抗,在日军兵力没有优势的不利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冀察地方当局不是抗击,而是与日军进行交涉,于7月11日签订所谓《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蒋介石南京政府下令“应战而不战”的不抵抗政策,给日军以喘息之机,当日本任命香月清司中将换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于20日下午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北平陷落,继而7月30日天津失守,11月8日太原失陷。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当时日军30万,上海守军75万,激战三个月,由于蒋介石一只采取单纯的防御战略方针,二不发动群众抗日,三妄图借抗日之机消灭异己,最后难以镇守,与日军签订《淞沪协定》而撤离战地,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上海失落,南京国民政府已成惊弓之鸟,决定将首都南京迁至重庆,蒋介石令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领11万余人的部队守城,而他自己溜之大吉。当日军于12月12日攻占到雨花台等城周时,下午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而退”,唐生智一改当初“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传达蒋令,放弃南京突围,自己于当晚乘一艘火轮逃离,部队乱成一团,四处奔命。12月13日,9万多名官兵被俘,南京被日军占领,30万南京军民惨遭日本法西斯杀害。
日寇攻占南京后,先后调集8个师团又3个旅等24万人,从南北对进徐州。李宗仁统领64个师另3个旅60万人防守,于1938年1月会战徐州,此间虽有台儿庄大捷,但随后遭遇惨烈,守军在战略战役上面临严重危机。蒋介石无策以救,只得口授给李宗仁十万火急电令:“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就这样,会战失败而退,5月19日,徐州被日寇占领。
日本侵略军趁势猖狂急进,烟俊六和冈村宁次以30万兵力,于1938年6月11日进攻武汉,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117个师的110万的防守军会战,战场在长江南岸与北岸,横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省,战线长400余公里,毫无战略战术思绪,设防布局漏洞百出,有的守军甚至毫无作战准备(如马当江防要塞及马当地区),使日军轻举占领。从6月12日日寇攻占安庆开始,除万家岭一时孤立大捷外,其他如九江等等战斗,有那一个是守住了的呢?!最后于10月25日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日寇手中而会战结束。
以上可以看出,蒋介石自1928年5月1日率北伐军抵济南,在日军制造的“五三惨案”面前,退避三舍,到1938年6月与日军武汉会战三镇陷落,这十年间,他抗日的所作所为历历在目。他抗日无能,却损招令人喷饭。徐州陷落后,郑州、武汉危急,他以“黄泛御敌”,下令花园口决堤,使89万人被淹死,1000多万人受灾,但没能阻住日军进攻。当武汉失守后,他以“焦土抗日”,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火烧长沙城,被烧死3000多人,烧毁5·6万栋房屋。这是抗日吗?不!这是犯罪!他还用重兵围剿红军,镇压全国人民抗日运动,却绞尽脑汁,毒计用尽,使成千上万的红军,革命人民死于他的罪恶刀枪之下。反复的残酷围剿井冈山,用40万国民党军围堵追击红军长征,包围封锁抗日中心延安,阴谋制造皖南事变,镇压“一二九”抗日运动,逮捕杀害抗日民主人士等等,就是蒋介石给日本侵略者送的“厚礼”。
那么,是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呢?
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是怎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呢?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
有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力量
毛泽东是一位雄顾历史,纵横古今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洞察深邃,分析精微,在抗日战争爆发仅十个月的1938年5月,他就总结出了独树一帜的、统领全局的抗日大计----《论持久战》这篇马列主义的光辉篇章。
这篇宏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纲领,是中华民族抗日的总动员令,是中国人民抗日的伟大思想武器,是制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利剑。
毛泽东在这篇宏著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识远见,全面提出了抗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客观剖析了“亡国论”、“速胜伦”的错误,及时矫正了一些人在平型关台儿庄胜利后认为日军进攻武汉“断不定”等诸多模糊认识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科学揭示了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刻阐释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精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充分论述了只有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精辟阐述了战略战术的运用,明确指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等等。
这篇宏著,像春雨,似甘露,滋润着中华民族炎黄儿女的心灵,极大的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极大的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的调动了中华民族抗日的一切积极因素。
这篇宏著,不仅为全国人民所拥护,而且亦为国民党某些将领和高层所赞同。他们曾用《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由于他们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应用)。《论持久战》不但墙内开花,而且墙外也灿烂绽放。时任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看了《论持久战》称其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仔细读了《论持久战》后,不仅击案称绝,还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道:“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抗战八年的实践证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是一致的,抗日战争的结局和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结论是一样的。毛泽东开创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指挥的作战实践如此的相得益彰,中国少有,世界罕见。《论持久战》,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一颗威力无比的“原子弹”!
有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就是这个先锋队的伟大旗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各族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不是自己也不是什么人封给的,而是在领导全国军民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核心领导,是由广大军民的拥护形成的。人民之所以拥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治主张。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旗帜鲜明,开宗明义的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政策,实行战时服务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实现民族团结等等。
同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再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这些正确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大方向,反映了全国军民的心声,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这就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核心领导有着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核心领导,不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还充分体现在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高度团结一致。列宁曾经这样说过:“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1937年11月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批评指责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以动摇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深入人心,毛泽东抗日理论著作感召各界,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全党。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也予以肯定和支持。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纠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思想理论,维护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在这个核心领导下把抗日战争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新高潮,直到彻底胜利。
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发扬着坚韧不拔、身先士卒的战斗精神。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他们牢记先锋队的性质,牢记先锋队的宗旨,牢记先锋队的历史重任。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威武不屈,前赴后继,始终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争当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廉洁奉公的模范······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例如,孤胆民族英雄杨靖宇,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赵一曼,掩护部队突围高呼“共产党万岁”的狼牙山五壮士和高唱《国际歌》的八女投江的英雄儿女,被周恩来称为“足以为党之模范”的左权,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的彭雪枫,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等等。这些名扬天下的英雄和他们感天动地的为民族解放的战斗精神,成了抗日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核心领导的基石。
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法宝
毛泽东说过,要战胜和消灭日本帝国主义,需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主席、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把统一战线视为生命线,做到坚定不移,斗争不懈。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曾发表宣言,颁发布告,发出通电、书信,还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决议;毛泽东的许多演讲,谈话,发表的著作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统一战线是为主题。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在此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1936年5月,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1936年8月25日发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采取发信、派人捎信等方式给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王以哲、冯玉祥等国民党将领,以及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知名人士,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弘扬各方,广泛传播,促进抗日。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感动了五湖四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像春雷在北平(北京)响起,上万人的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党派联合起来!”这个运动,波及全国,声震天下。许多社团纷纷发表通电或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一大批爱国知名人士发表声明予以声援,形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怒潮。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谢冰心等21人联名发表了《文艺同仁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职工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像雨后春笋,相继涌现。此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中国时政的大趋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不仅在民间掀起了高潮,在军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17路军同陕北红军合作,实现西北大联合;华北的傅作义等先后奋起抗战,山西的阎锡山也曾与红军合作。何止于此,在国民党军中甚至掀起了巨浪。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主帅张学良、17路军司令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海拍手称快的“西安事变”,他们以兵谏之势,扣留了蒋介石,并急电通报中共中央。此时的毛泽东、党中央,纵览时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以政治家的容量、革命家的气量、战略家的胆量,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应张、杨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协助处理事宜。通过各方努力,经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毛泽东、党中央,为了使这个新局面尽快展现出来,竭力逼蒋抗日,做到了仁至义尽。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改良人民生活的五条要求,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四项保证。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又将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与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迎来了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新高潮。
有人民战争的绝对优势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全民、全方位的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这样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克服了无组织状态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毛泽东、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中,以高超的政治组织力,采取多方法、多渠道、多层次深入持久地发动广大民众,并把它贯穿到抗日的始终,唤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涌入抗日洪流,使日本帝国主义处于四面楚歌之地,由嚣张疯狂之势逐渐变成狼哭鬼嚎之境。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敌后战场,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以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袭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腹背夹击。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敌后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15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创建抗日根据地9块,人口达5000余万,牵制日军兵力30余万人。
在这期间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一举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繳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全国各党派也纷纷致电祝贺。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日军攻占武汉后,疯狂气焰尚存,但已有些“气短腿软”了。它的优势开始动摇了。本来武汉会战时,能集结的兵力只有25万,期间補充几次兵力,但也只能投入到30万人。由于日军长时间的大量消耗,随后战线拉长,日本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已开始弱化。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预见的“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的必然趋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变化,突出的表现是他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把主要目标转向敌后战场,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主力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面对日军的挑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担负起了抗击日寇的重要任务,采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此期间,根据地军民抗击侵华日军百分之五六十的兵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了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了10万人,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6块,人口1亿多。抗战形势日趋好转。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从1941年开始,日军调遣重兵,蜂拥似的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大“扫荡”,一次使用兵力为千人至万人的达132次,万人至7万人的达27次,他们采取“奇袭急袭”、“牛刀子战术”、“梳蓖式”、“拉网式”、“鉄臂合围”、“蚕食”、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等法西斯手段,妄图毁灭八路军、新四军,强占敌后战场。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当时根据地的地盘受到了一时之损失(人口从1亿降至5千万),根据地军民遇到严重困难,特别是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英勇抗击日寇的进攻,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民兵和人民群众开展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作战形式进行反“扫荡”,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他们还就地取材,制造鉄雷、木雷、石雷、瓷雷、水雷、子母雷、连环雷、天女散花雷等武器,布下天罗地网,炸得日伪军血濺肉飞,惊魂落魄。真是 芦苇荡里出奇兵,青纱帐里逞英豪。此情此景,堪称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道壮丽的奇观。
毛泽东、党中央,一面领导军民进行对日反“扫荡”的斗争,一面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充分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的阴谋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打破了蒋介石黔驴技穷的军事包围封锁,挫败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的人民战争不断向前发展,抗日的战果不断扩大。
为了克服日寇残酷“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人民战争的胜利,解放区的军民开展了有名的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到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到1942年达到近5000万元。随着大生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每年生产的粮食达10万担(每担300斤),机关除粮食外,其他费用,大部分自给,有的全部自给。边区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为了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除了反击日军的“扫荡”,还普遍加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府,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同时,组织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学一样开展大生产运动,并提出“耕三余一”的号召,“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等措施,普遍达到了增产增收,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进一步壮大了抗日人民战争的力量。
人民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亏了老本,走投无路,陷入了日落西山哭穷途的绝境。到了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军民发起了春季大反攻,作战110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消灭日伪军20余万人。此时,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表现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在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而分散在西北、西南大后方。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处于解放区包围之中,全面反攻的重任落在了解放区军民的肩上。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春、夏季战略大反攻,根据地不断扩展,队伍空前壮大,抗日根据地已达19块,收复国土近百万平方公里,夺回城市197座,解放区人口近1亿,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91万多人,民兵220余万人.
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0463人、伪军49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3636人。
八年抗战,正如毛主席说的:“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创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大喜的日子,日本法西斯投降了,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它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洗刷了一百多年来的耻辱,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使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伟大新时代。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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