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护犊”刘邓“报冤”
——流波谈澄清党史国史现真章
毛主席做为党的领袖，自觉不自觉地培养战友是分内之事。如早期就开始历练刘少奇，使刘成为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井冈山时期刻意培养林彪，使林彪成为方面军统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加快培养刘少奇接班步伐，使刘少奇很快成为中共中央二号人物;解放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鉴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变修而在中央实施一线二线，扶持培养刘邓一线可谓用心良苦，“护犊”一直到文革前期，并最后力排众议坚持保留小平党籍。正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教育了中国人民，“占领华尔街”正在敲响美国西方私有化的噩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又一次呼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澄清党史国史，还原主席时代，是当前中华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中华复兴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当务之急。
一、毛主席扶持刘邓在中央实施一线二线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主席考虑培养接班人，自己退下来，将培养者扶上马再送一程愿望在中央工作的实施;这一实施由于1953年月3月因斯大林逝世而加快了步伐，毛主席于同年下半年提出这一想法。按照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处在第二线，其他同志处在第一线。而事实上，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之前，在毛主席有意安排下，中央日常工作就经常由刘少奇主持，体现毛主席一直以来培养刘少奇等做接班人的一贯主张。虽然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都是模糊的，但由于毛主席刻意培养刘少奇、邓小平，高饶事件后，中央一线二线实际形成，从此，实际权力向刘邓倾斜。
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53年之前，毛主席就有意让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来主持，着重培养;1953年上半年斯大林逝世，毛主席下半年就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想法思路;接着从1953年底到1955年4月，开展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维护了刘周邓等实际一线的形成;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期间毛主席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少奇、恩来、小平等同志，开始了党的最高会议上的实际交接;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可见，毛主席刻意培养刘邓是下了大力气、花了大功夫，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二、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
（一）、关于资本家剥削的问题。刘少奇1949年4月到天津讲话，其中讲到资本家剥削问题时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党内的一些干部对少奇这样讲话难以接受，高岗就是其中最反感的人物之一。刘少奇天津讲话后，了解到东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给东北局发电报，要求东北也要注意“左”的问题。高岗当然不予理会，认为刘少奇这个思想是“右”倾。
（二）、关于富农党员问题。1950年，虽然新解放区刚土改，但东北土改早，一些农民分了土地致富成了新富农，有些新富农还是是党员、土改骨干。共产党是要消灭剥削的，现新富农三十亩地一头牛，又得雇人了，这不是和党的宗旨发生了矛盾吗?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赞成党员可以雇佣，富农党员不可怕，并把这个理解传给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安子文根据刘少奇意见就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给东北写了封信，允许雇工;如果现在就制止，大家都不敢雇工了，生产力会受损失。高岗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生产力发展要靠大家组织起来，搞剥削的就不能进党，毛主席赞成高岗意见。
（三）、关于互助合作的问题。起因于1951年华北局对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个批示。农村分田单干后，除了产生新富农发财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套组织及生产系统面临解体;因为大家种自己的地单干了，互助合作失去基础，山西省委就提出来必须重新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山西省委这个意见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认为这是“左”倾，报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同意华北局的意见。高岗思路与刘少奇的思路相反，认为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机械化。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推广高岗东北合作化经验。
（四）、工会工作方针的问题。工会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站在工人的立场?当时李立三和刘少奇赞成工会有相对的独立性，高岗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泽东否定刘少奇的意见，支持了高岗的意见。从1950年到1951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间可以看，刘少奇一心要单干，高岗是要走互助合作，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当时高岗所领导的东北是全国的模范区，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头。显然，在建国后的政争分歧中，毛主席和高岗是高度一致，对刘少奇却采取了批评态度，这也是后来刘邓必然走向主席反面的思想根源。
（五）、高饶事件。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斯大林同志死，赫鲁晓夫变修，毛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决心提前退下来，扶持刘少奇、邓小平到前台工作。高岗、饶漱石认为刘等能力不够，思想认识也存在问题，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向中央要权，引起一线强力反弹，毛主席支持和维护了刘周邓一线。1953年12月2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行为进行初步整治。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其实，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只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由头;高岗、饶漱石都是毛主席很欣赏的党的高级干部，从系统上说饶漱石还是刘少奇一脉;但为了刻意培养刘邓，当主席提出要退居二线高饶急着向刘、周、邓分权时，主席毫不犹豫把天平倾向刘、周、邓一边，这也是从党的大局出发。
三、毛主席大跃进纠刘邓“五风”底线还是维护一线
虽然出了高饶事件，但毛主席培养刘邓一线的一贯思路没有改变。“毛主席对少奇、小个子是有感情的，前者在延安、西北坡时就开始要培养成接班人;后者因在长征前的红色摇篮时期跟着受过冤屈，所以虽然时不时的有些出脱，主席也还总是寄予厚望。革命刚胜利，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和国几年时间同时取得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治理淮河等的伟大胜利。做为哲者的毛主席想从繁忙的政务退下来，想沿长江黄河走一遭，想搞工业农业的调查，还想写本书来总结一下自己，如果毛主席的这三个愿望实现了，多好呀;同时，鉴于苏联1953年斯大林死后出现赫鲁晓夫接班的问题，也想退下来培养好接班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高岗、饶漱石想拱倒刘少奇的问题。论水平高确实不在刘之下，但毛主席护‘犊子’，从此有意培养刘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59年刘少奇成为共和国国家主席和邓小平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再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周邓成为中央的实际第一线。毛主席是急呀，本来想好好的去做这三件事，却省不了心;以为将刘邓扶上来了，好好的送一程就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少奇、小平这两个不是右极端就是左极端。起先少奇大讲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党内有意见，高岗、饶漱石抓住不放;好了，到了反右时刘邓又急速左转，下指标搞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时期泛起‘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严重歪曲了党总路线，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强迫命令、瞎指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放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尤其是少奇搞的点还实行男女老少分开的准军事化，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这样搞不正是帮蒋介石在骂我们吗?但少奇、小平翅膀硬了，主席的话只当耳边风，又掌控着宣传舆论，毛主席的讲话几本登不出来，做内参都难。1958年9月开始，毛主席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只好派自己的各路秘书下到各地调查，又多次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吴冷西希望登出讲话，一年都是五六次大会议的来纠错，直到庐山会议。毛主席苦，苦在他对刘邓寄予太多的热情和希望，但又眼看着这两个人一个到后来不让他说话，一个从不让他开会，把事情搞成这样主席却还要护‘犊子’，自己打掉牙往肚子里吞，来把责任承担骂自己断子绝孙，还做检讨传达到生产队队长。”(引自流波《修复崩裂意识 扬我复我中华》)
毛主席当时护刘邓的“犊子”是不遗余力的，这从一边纠还一边提刘的地位可见一斑。毛主席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多方面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主席的建议，会议内定由刘少奇同志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毛主席对一线刘邓所犯的过急错误的批评纠正又维护的态度是从全党的大局出发是讲辩证法的体现，包括1957年刘邓一线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括“五风”。毛主席当时护刘邓的“犊子”今天看来是否“过”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当时的不良后果也是显而易见。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主席找他几次，示意人民日报刊登他纠“五风”的讲话，但他就是没给登，因为直接上司小平不签字。无奈，毛主席老人家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就有《给基层干部的信》，来表达他的看法和忧虑。毛主席当时把大量心血倾注在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国内部署炮击金门、西藏平叛等国家安危问题，国际上考虑对美、对苏政策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等。同时看到自己苦心培养的一线在经济方面犯下错误，毛主席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中一年连续召开多次专门会议予以纠正，然对刘邓的苦口婆心和不遗余力的呵护面对的却是刘邓的不以为然和许多人的抵制还是痴心不改，这种对刘邓苦楚的光明期盼直到文革中后期才来破灭。
四、庐山会议毛主席即维护刘邓周也暗保彭德怀
“庐山会议，今天的人特别是反毛的长吁短叹，说彭德怀讲了真话，毛主席要报岸英死之仇整了彭德怀，好象多有逻辑。然果真如此么，非也非也。你想想，庐山会议，还是毛主席一方面要批评纠正刘邓的‘浮夸风’、‘共产风’，但底线还是要维护他们。本来会议都开完了，你姓彭的上山来玩玩可以么，你却又死活来纠缠，难道硬要逼我刘邓下台不成，这个才是庐山会议的真环节。彭本来就树敌太多，又无真的朋友，除毛主席谁都惧他几分，林彪更想整倒他，这样的情境下，毛主席就是明知道真理在你老彭手里，但为了维护党的统一，也只好委曲德怀同志了。况且你彭德怀刚从苏联东欧回来，对主席的心里也确实烙上赫鲁晓夫等的印迹，又阴差阳错几个人在一起乱‘议论’，又正好被罗长子碰上了，真是偶然之中加必然。”(引自流波《修复崩裂意识 扬我复我中华》)
王光美关于庐山会议访谈说：“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摘自《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王光美的这节话透视了当时的若干真相：
▲李锐说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与彭德怀互相操娘是极其恶毒的造谣，真实是说在延安的华北会议上一些同志对德怀提出批评意见，而庐山会议也是德怀向一线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而毛主席其实是个评判者;
▲彭德怀刚从苏东回来，庐山会议本来进入了尾声，德怀上得会来立马纠住一线问题不放，虽然有几个附和，但刘、周、邓和省委书记那个不是一线?“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这应当是当时一线大多数人的担忧和看法，而苏联大使的情报来了也决不是偶然，是一线开始反击了;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这节话当然是王光美后来站在了“定性庐山会议是毛主席带头要整倒彭德怀”这样的前提下为自己丈夫推卸责任和美言，实际是毛主席支持了自己培养的刘邓一线，并且也没有对彭进行批判;
▲这节话也证实了彭总与一线激烈的争吵——甚至于骂娘，而刘、周、邓等是一线的中央负责人，所以当人多势众的一线甚至于有人要对彭动手时被少奇制止，这是合符当时情景的;
▲还有个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基本不参加他们的争吵，并且王光美赞赏丈夫“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一点也应当是指毛主席更合适，因为当时的少奇正在被德怀逼到墙角，要追究一线所犯错误责任，好在一是人多势众，二是有主席最终“护犊”，这才是事实。
至此，大家明白了今天说“庐山会议是毛主席要整彭德怀”的谎言完全是在那个特殊背景下李锐等反毛小丑一手炮制的上个世纪最大的谰言之一，是对人类最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栽赃、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最大玷污、是对共和国史的最大谣言。
五、文化大革命前期毛主席还在痴心挽救
从历史来看，毛主席对刘邓倾注了太多心血，一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培养，一个从红色摇篮多多关注，一步步精心呵护成共和国前期的中央一线，直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前期刘邓因派工作组压制群众，开始有人贴刘邓大字报，林彪等指责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时的毛主席还是维护态度：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等等。但从抗美援朝沉溺下去终于起势的林彪势力已经不可能再容忍刘邓的再次走势了;更关键是刘邓确实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者，始终跨不进社会主义的门槛，是当时将被逐步认识到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刚土改到文革，内心始终不忘“单干”，以至于后来小平上来终于实现了他几十年来的理想——经济从农村单干开始到国家各层面的私营化。所以毛主席最后不得不舍弃刘邓，刘少奇因压力过大生病而亡;毛主席最后还是力排众议保护了邓的党籍使得小同志能屈能伸在江西悠闲十多年后咸鱼翻身。
六、最艰苦卓绝最壮丽辉煌最可歌可泣的时代不容玷污
本来，无论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设史，都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卓绝和最值得可歌可泣的人类史无前例的壮丽诗篇，无论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凝聚着亿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里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偏差，也是前进中的坎坷，探索社会主义的曲折，没来由没理由去贬损、歪曲甚至于否定;然小同志上来后看不到这样的大道，被心中的狭隘私愤迷住了眼睛，反弹琵琶、倒打一耙以冤报德于主席，三十年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冤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大跃进饿死几千万、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这一切使西方本来就要反华反共的政治势惊诧之余为之欢欣鼓舞，被国内外一切仇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所梦寐以求;相反，却让全世界亿万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痛心疾首，让中国和全世界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民所迷惘无奈，使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土崩瓦解了;再相反，在小平同志如同蒋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韬光养晦”政策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此横行猖獗三十来年，而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每年近10%的GDP增长却浠里糊涂大多为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贡献;美国等在张口吞噬着中华的财富的同时，也从政治理念、军事态势上又重新形成了对中国大陆的新包围......退一步说，对毛主席、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贬损、歪曲假设真的成立，那直接的责任不就得要由你刘邓一线自己来兜着吗?假设大跃进真的饿死几千万，那你刘邓的罪孽岂不更加深重如渊、永世不得翻身了么?!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搬得越高砸得越重了。
201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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