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与争论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一期
摘要：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长期以来，在关于“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高岗“里通外国”问题、高饶“反党联盟”和“反党集团”问题以及高饶事件的揭露处理和后果影响等重要问题上学术届一直存在着争论。近几年来，关于“高饶事件”的新的史料、研究论文逐渐增多，在这几个重要问题上作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探索。
全文：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１９５３年，揭露于１９５４年初，到１９５５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1]反对高饶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结论：“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2]这就充分肯定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斗争的性质以及对高、饶本人的定性。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高饶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太活跃，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新的史料、论文逐渐增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探索。
关于“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
1954年2月，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3]也就是说，“高饶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认为：高饶事件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当然不简单是个别共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矛盾斗争深刻化在党内的反映”。在探讨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应该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这一历史变化入手，具体地分析高岗、饶漱石思想演变的过程，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才能从中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建国以后，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 我们党是经受住了执政党地位变化的严峻考验的。但是，党内极少数干部追求特权的腐败现象还是发生了。平时潜伏着的“追求升官发财”的欲望膨胀起来，这就造成了政治上腐化蜕变现象的加剧。“党内的野心家高岗、饶漱石为谋取个人权位而走上分裂党的道路，正是执政党内发生蜕化变质危险的一个严重信号。这就是高、饶事件产生的深刻的客观条件。”一九五三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曾考虑过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中央在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和国家的组织形式要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高、饶这些野心家来说，他们却把这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极好机会。高岗自恃对革命有功，有林彪、饶漱石等人的支持，又组织了“经济内阁”，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抓到手了；于是他们便利令智昏，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抓住党纠正工作中某些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倾向的时机，便急不可待地把他们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推到了顶点。[4]
近几年，党史研究工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结论，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除了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安排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为高、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外，而在根本上是高、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恶果。[5]另外，共和国建立之初，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上，党内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高岗、饶漱石利用这些分歧，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乘机实施其阴谋活动。[6]还有学者认为，分析“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的主观因素固然要重视，但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制因素。解放初期，在大解放区基础上产生的大区行政建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都为“高饶事件”的出现留下了体制上的空间。[7]“一，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易于助长‘独立王国’的倾向。其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带来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行政架构，是‘经济内阁’出现的体制性因素。”[8]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既于法无据，又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只组织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如果认为国家计委是与上述机关“平起平坐的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那就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但有权进行这种修改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而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这显然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也不能以新设立的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政治地位较高来“证明”它与政务院“平级”。其次，从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计委及高岗的工作职责范围的安排来看，也不能得出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级”的结论。国家计委“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的说法难以成立。[9]赵晓光等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不仅有个人责任，有体制性因素，同时也与当时党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分歧不可分割。一、高岗与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暴露出党内高层在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二、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三、高岗用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高饶事件”的发生。[10]
聂家华等学者还提出，“高饶事件”的暴露与1952年1月“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有重要的关系，由于来信第一次向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所存在的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引起了党和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注意，因此成为发现直至识破高、饶问题的起点。[11]“从已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围绕此信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12]“这封信主要是揭露高岗的腐败问题的，它对党中央、毛主席了解高岗和开展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3]这封信（“东北一党员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对薄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14]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的论断，缺乏史实论证，也与此后高岗的被重用相矛盾。“历史研究是不能“倒推”的，是不能把事件后的结果作为事件前的原因的。不能把“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在高、饶反党分裂阴谋被揭露后所发挥的作用与它提出时的作用混为一谈，也不能因为“东北一党员”来信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存在的问题就夸大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15]
二、关于高岗“里通外国”问题
在“高饶事件”处理完毕近两年后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16]１９５５年３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17]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指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同时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18] 薄一波在《新中国的建立》一文中也说：“据说，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19]当代中国出版社《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里也说科瓦廖夫的报告是高岗授意他交给斯大林的。[20] 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有所了解，产生了警觉。毛泽东对“里通外国”是深恶痛绝的，后来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高饶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21]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迄今尚无确切材料证实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的表现以及报告中褒扬高岗而贬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上，则不难推断出高岗与此报告的密切关系。[22]
上述说法在时隔多年以后，又被新近公布的国外历史资料所进一步“印证”。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丁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23] 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１９９２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科瓦廖夫说：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刘少奇非常愤怒。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24]
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25]
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撰文认为，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卡瓦列夫）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事实并非如此。那是在１９４７年与１９４８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１９５３年６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26]
在高岗事件中被毛泽东未公开点名，但同时认为高岗与其打得火热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专著，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27]
由此可见，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28]有关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高、饶“反党联盟”和“反党集团”问题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毛泽东在1955年3月31日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结论的讲话中，首先使用了“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的提法，声色俱厉地谈及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与向明、扬帆之间的“反党联盟”关系，毛泽东指称：“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29]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30]
一些党史研究学者认为，在关于“高饶事件”揭露处理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要考虑其中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的话，最主要的当属事后提出的“反党集团”问题。[3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事实证明，“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随着潘汉年沉冤昭雪和杨帆平反，证明“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五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32]
张明远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自己无端卷入这么一个“反党联盟”的过程以及“五虎上将”的由来。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５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相亲自来沈阳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会议由林枫主持，周于３月２７日作了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的传达报告后翌日即回北京，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高干会第一阶段是由几个书记在主席团会议上作检查，张明远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就自己所知揭发了高岗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的检查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较满意”，“应该说，这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突变，个别同志在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我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高岗的亲信’，把我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连’、‘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我说话。“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干部感到自危，不敢说话。“对于这样缺乏事实依据又无限上纲的‘批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就以我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我参加会议，并被停职反省了。“以后的会议是在本人缺席而又不准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最后表决大会决议时，我没有举手。“罗瑞卿和林枫在东北高干会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提出东北局有‘高岗反党集团’。他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等。“林枫在发言中说：‘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宗派活动’，‘高岗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即积极进行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并找到了某些同盟者和积极支持者，把持东北局的领导。’“就这样，我们几个因工作关系而和高岗接触较多的人被打入了‘高岗反党集团’。“林枫和罗瑞卿都很欣赏所谓‘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们把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林枫向中央汇报后回到沈阳，立即传达了中央对东北高干会决议和东北局对张、张、赵、马、郭五人处份建议的批示，批示同意东北局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枫、罗瑞卿两人的“建议”），指称五人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份。张明远当即表示不服，并称要向中央申诉，林枫说：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林枫还说：“主席说，对东北的几个人要从严处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你再提意见，可能会更加重处份。”[33]
研究者认为，从目前掌握的史实来看，可以确认“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34]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35]既然“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都不存在，那么“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是否还能成立？目前国内的研究一般回避这个问题。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其著作中坚持认为，高岗是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毛泽东为摆脱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采取的一种策略。认为，高岗联盟的提法根本不成立，甚至荒唐，所谓的联盟与集团，完全是强加的。[36]有学者明确提出，“有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否存在等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37]
四、关于高饶事件的揭露处理和后果影响问题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表示：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到，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问题处理的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38]
研究者普遍认为，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斗争和处理，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对高、饶问题组织上的处理比较成功。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也有学者认为，从整个揭露处理的全过程来看，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有学者指出，当时“侧重了组织处理，而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犯有“右倾错误”，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被后来者又重新搬出来使用”[39]。还有学者认为，对高饶问题的揭露处理，“从事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如果当时头脑更冷静一些，考虑得更周到一些，工作做得更细一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40]
更有部分学者认定，“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的断定与历史事实不符。[41]因为1955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专门讲述了对于高岗、饶漱石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还是“无情斗争”的问题，明确指出：“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42]
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谈了陈伯达晚年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看法，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总之，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43]
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44]
总之，在这些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
--------------------------------------------------------------------------------
[1]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3]《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
[4]陈威、陈诗惠：《试论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斗争》，《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5]刘晶芳、曹普：《二○○四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7]刘晶芳 、曹普：《二○○四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8]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9]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0]赵晓光：《“高饶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学习时报》2005年4月20日。
[11]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2]张素峰 兰文飞：《一封被认为是“高饶事件”导火线的匿名信》，《学习时报》网络版。
[13]萧一平：《关于“东北一党员信”的来龙去脉》，《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249页。
[15]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1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97－398页。
[17]何祚康编译：《毛泽东谈高岗事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18]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19]薄一波：《新中国的建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20]马畏安：《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1]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页。
[22]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
[2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380页。
[24]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1至2期。
[25]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26]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27]列多夫斯基：《高岗、饶漱石事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28]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页。
[2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398页。
[3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31]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
[32]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续），《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33]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394页。
[34]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
[35]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36]列多夫斯基：《高岗、饶漱石事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37]栾景河：《中共中央是如何向苏共中央通报高岗事件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网站http://www.cnru.org.cn/spring/2001/2004328170057.htm
[38]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57-258页。
[39]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0]范守信：《一则重大历史事实的考证--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何时被揭露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
[41]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42]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
[43]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120-121页。
[44]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周瑞金主编：《用头行走》，文汇出版社2005 年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