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毛泽东去世前回顾一生时谈到自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建立新中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人们无话可说，但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真实的吗?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又是如何披露于世的呢?
我们下面就依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对这个谈话做出考证。
一、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如何披露于世的？
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如何披露于世、公之于众的呢?
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首先出现于叶剑英的谈话或讲话中。
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海文， 在二○一三年第三期的《党史博览》上发表了《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海文谈到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时说：“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指叶剑英讲毛泽东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引者注)。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笔者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过程及结束。”[1]
从李海文的回忆看，叶剑英至少三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毛泽东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当时李海文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这个机构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2]在毛泽东去世后负责《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出版工作，后来改称中央文献研究室。这里我们尤为注意的是叶剑英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对熊向晖的讲述。当时毛泽东还在世，叶剑英自然明白当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讲出这样的话，如果一旦与事实有出入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李海文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并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这段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重要史料。”[3]
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确实没有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内容。从李海文的文章看，虽然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没有引用这个谈话，但是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将这个谈话传了出去。
以前叶剑英在内部小范围内先后三次讲述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而邓力群却在内部讲话中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更大的范围上传播了出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胡绳写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胡绳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我们引述如下：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4]
在这段引文中，从胡绳对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判断—“八九不离十”来看，他对这个谈话的真实性还是予以肯定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在文中也表示了对这个谈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存在疑问。在文中他虽然将这个谈话的时间确定为六月十三日，却又用“据说”二字对此作了限制。他只是说这个谈话是从“社会上传出”的，“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是却没有说清毛泽东的谈话当时是具体对谁讲的。
胡绳在文章中并不同意毛泽东把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归结为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所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因而他就把毛泽东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说成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我们要加以说明的。
虽然胡绳并不赞成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自己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却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5]
那么，胡绳是怎么想起在他写的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要引用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谈话的呢?
就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发表不久，胡绳又写了《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在这篇带有解释和说明的文章中，他谈到了他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缘由。
他说道：“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篇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篇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6]
从胡绳的这个说明中我们看到，他是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引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胡乔木让胡绳引用这个谈话的意图还是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对文革失去了信心。胡绳说当时是由于“篇幅有限”，才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没有能够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这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胡绳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没有引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原因仅仅说了一半，他并没有说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引用这个谈话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他认为这个谈话还不足以证明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对文革失去了信心，因而胡乔木希望通过在党史著作中引用这个谈话来说明毛泽东在去世前已经对文革失去信心的目的恐怕难以达到，因而才不得不予以割舍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对毛泽东在谈话中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上，胡绳和胡乔木的观点显然并不一致。通过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分析，并结合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7]我们认为胡绳的看法似乎更贴近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对文革的认识。
胡绳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样随着文章的发表，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中的主要部分也就公之于世了。
二○○三年十二月，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公开出版发行。在这部传记中也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我们引述如下：
从这年(指一九七六年—引者注)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8]
虽然传记的并不同意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是多么重要。[9]
我们看到，传记中明确指出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地点是在住地，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但是却没有说清这个谈话的具体时间。不过从上下文来分析，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
传记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比胡绳的文章中的更全面，这也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关于这个谈话的最完整的材料。在传记注释中说这个谈话可参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也就是说传记中引用的这个谈话来源于叶剑英的讲话记录。
这样随着二○○三年十二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出版发行，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更完整的材料也就公布于世了。
从目前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最先是由叶剑英讲的。他先后三次讲过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第一次讲到这个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还在世。但叶剑英的这三次讲话都是在小范围内讲的，听到的人不多。在国庆三十周年后，邓力群最先在内部讲话中将叶剑英讲到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传了出去，使党内更多范围的人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后来，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文章中公开发表了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逄先知、金冲击在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发表了这个谈话的更完整的材料。这就是毛泽东这个谈话披露出来的基本概况。
二、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出发，以质疑声为突破口，来初步确定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时间。
当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披露后，有人对这个谈话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李海文在《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的文章中还谈到在起草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稿时，叶剑英对起草小组的人员谈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后，有人提议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
当时，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10]
从李海文的文章看，在叶剑英向国庆三十周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讲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后，当时为了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他们就要找到这个谈话的手稿或谈话的原始记录稿。可是，他们查遍了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却没有发现这个谈话的手稿或原始记录稿。
这里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既然叶剑英向国庆三十周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讲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他们也觉得应该编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但是苦于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手稿或谈话的原始记录稿，此前叶剑英又至少两次讲过毛泽东的这个谈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叶剑英请教，去弄清这个谈话的来龙去脉呢?作为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啊!这到底是他们忽视了呢，还是另有隐情?李海文的文章没有交待清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虽然李海文说的为了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当时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大量资料存放在中央办公厅是属实的，但是他说的一九九○后陆续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收入这个谈话的理由却难以让人认同。
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未经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11]
由此可见，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必须是手稿或者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其他文稿，只要是未经他审定的的讲话或谈话记录稿均不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因而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没有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不表明这个谈话的不存在。因为这个谈话只要是未经毛泽东审阅，就不会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李海文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 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12]
当时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在摄制的十二集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也说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对华国锋等人讲了这个话。李海文见后对华国锋进行求证，华国锋才说电视里讲的是错的。从华国锋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没有对他讲过这个话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对华国锋否定毛泽东对他谈过这个话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写了《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这篇文章后来出了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后，看到这本小册子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于二○一二年九月六日给李慎明发来这样一个邮件：“慎明同志：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页上讲，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13]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邮件后，非常重视，为了落实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问题，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说：“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张玉凤同志根据他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进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14]
从周新城的邮件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否定这个材料，只是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出处、时间、地点及谈话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逄先知说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已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这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不可能出现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以后的。
华国锋和毛远新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说，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段话。
华国锋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月份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15]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因为工作需要他要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汇报，这是他与毛泽东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可是华国锋却说毛泽东没有和他谈过这个话。这说明一九七六年二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毛泽东没有和他谈过这个话。从华国锋的回忆看，此前毛泽东也没有和他谈过这样的话。
尽管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叶剑英首先讲出来的，但是叶剑英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以生病的名义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16]在这种情况下以后的几个月他是难以和毛泽东见面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发现他们见面的文献资料。而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以后已经没有可能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因而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毛泽东也是不可能与叶剑英作这样的谈话的。
毛远新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开始到毛泽东身边的，而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始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非正式的“联络员”。[17]从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直到毛泽东去世，这个期间毛泽东的文稿、谈话及活动毛远新是非常清楚的。从他也没有见过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来看，我们判断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不可能出现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以后。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既然原文献资料上说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六月，谈话人是华国锋，在谈话人已经对这个谈话予以否定，连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毛远新也没有见过，谈话时间经过考证也已被否定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谈话根本就不存在呢?
我们觉得还是难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华国锋只是否定毛泽东对他做过这样的谈话，毛远新也只是没有见过这个谈话，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不存在的。同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和机要秘书张玉凤都曾说过毛泽东确实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话。吴旭君说毛泽东讲的时间是“见过尼克松后”，也就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后。张玉凤说是“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驻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18]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就开始谈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不可能出现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以后，而是出现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之间。我们从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自己身后中国政治形势的严峻估计，再结合他在谈话中说的“我八十多了”，以及党内斗争的状况来分析，这个谈话以出现在一九七四年特别是一九七五这个时段为适宜。
三、从历史文献资料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中来考证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内容的真实性。
根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我们知道，不论是胡绳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写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还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引用的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均来自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叶剑英三次讲话(谈话)的记录稿，但是胡绳的文章和传记在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时，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史学的要求上都会忠实于叶剑英在讲话(谈话)中所表述的内容(当然胡绳的文章没有引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因而我们判断胡绳的文章和传记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因而我们下面分析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时就以《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述的材料为准。
从后来有人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方面出现的疑问来看，叶剑英在讲话(谈话)中，或者是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方面的表述有误，或者是叶剑英只是讲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而没有说清毛泽东进行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二者必居其一。那么，到底那种可能性更大些呢?
鉴于叶剑英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一九七九年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时先后两次讲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当时华国锋主持着中央工作，而华国锋又是这个谈话的谈话人之一，他为什么不出来纠正这个错误的说法，而任凭其继续传播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判断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可能并没有说清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当然，事实真相还有待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记录公布后才能大白。
从现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尚不能落实来看，主要是没有找到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稿。而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又没有交待清楚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同时叶剑英也已经作古，这就给这个谈话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只好以不能落实而暂时搁置起来。
那么，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呢?
下面我们以二○○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的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为依据，来进行具体的考证。
1、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可以获得其他文献资料的印证。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主要观点，就是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此前，他就对护士长吴旭君和机要秘书张玉凤说过。我们下面看她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忆。
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19]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至少两次谈到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因而我们说在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中所讲的两件大事，确是毛泽东自己做出的判断，而并非别人的伪托。
有人可能要问，毛泽东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的，为什么在一九七二年和七三年就谈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呢?似乎早了点嘛!
其实，那是由于不了解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情况。
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已很不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当时情况极为紧张，周恩来闻迅后急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由于心情沉重和着急，许久都不下了车。但经过紧急抢救，毛泽东的神志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了一年多。[20]
一九七三年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顾问委员会”，还表示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他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当然他也表示，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他的建议被提交大会讨论时，因为众人的反对，他只好作罢。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21]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七二年、七三年就讲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了。
2、毛泽东是在七三年后，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在谈话中首先讲了自己谈这番话的原因，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可以对自己的一生作出总结了。
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三年以后进行的这次谈话。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这次成立的医疗组工作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步履蹒跚，但仍然头脑机敏，思路清晰。[22]虽然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可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了，可以对自己的一生作出“定论”了，这才说出了那一番话。由此我们看到这几句话还是与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实际状况吻合的。
3、毛泽东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道：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毛泽东讲的第一件事，我们可以从前面引用的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中得以证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经过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段话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至于是不是在党内军内有些人向毛泽东提议极早解放台湾，这还有待于史料上的验证。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毛泽东生前没有解放台湾呢?
这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防御重点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本来是要解放台湾的。但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六月二十七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军解放台湾。由于解放台湾要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这就需要必须具备必要的海、空军力量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还处于初建时期，力量比较薄弱，这样就给解放台湾带来很大困难。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在六十年代初发动侵越战争，后来又由特种战争扩大到地面战争，对中国南部边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客观上中国处于美苏两霸的夹击之中。这个时候抗击美苏两霸，打破他们的战略夹击，就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进行战略防御的重点。虽然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但是随着六十年代末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产生，中苏之间关系紧张的局面没有改变，抗衡苏联仍然是中国国家防御的战略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就不得不延缓解决。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当时海、空军力量的薄弱以及后来战略防御重点的影响，才导致当时没有及时收回台湾地区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的决策是有着实际原因的，这一段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也是有着现实依据的。
4、毛泽东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第二件大事时说：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下面我们来分析毛泽东谈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几句话。
从前面我们引用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23]
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他也明确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那么，这个判断到底有什么史实依据呢?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不少高级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很着急，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24]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5]
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说服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最终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大批干部遭到冲击，或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二月逆流”。当时“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在情急之下，甚至连后悔现在还活着、后悔入党、后悔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闹革命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陈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他们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党的路线斗争中最残酷地一次等等。最后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将这股风压了下去。
九一三事件后，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许多在文革中被冲击或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走上领导岗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邓小平。但是这些复出的老干部对文革的认识与当初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整顿来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最后又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的要求。[26]这使毛泽东非常忧虑，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潜存着的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力量。因而毛泽东才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27]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28]
毛泽东这里指出了有些老干部被解放后，不仅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而且还要翻案，算帐，这种动态值得警惕和注意。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若干反文革的文献资料中就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发动的时候，还是在文革后期都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的力量。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教育、批评、分化、瓦解这股力量，但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这是毛泽东最忧心的。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的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是有事实依据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人可能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反对下，他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中初见端倪。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我们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9]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看到，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搞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过去进行的斗争解决不了问题，才不得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还可以从邓力群的一个讲话上得到印证。
邓力群在国史讲话中说：“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30]
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也觉得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透露出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信息。
在文革发动前，彭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的重要职务，在中央书记处协助总书记邓小平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当然清楚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中央全盘否定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原因是有利于否定文革的，彭真是不会有什么顾忌的。从他对自己熟识的同志也不愿意说出这个原因来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原因不仅不利于全盘否定文革，反而会有利于进一步说明文革发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还可能会导致对文革的肯定。这就与中央对文革的定性和评价背道而驰了。因而彭真就不得不把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带进了棺材里，到死也不肯说出来。这到底是因为他坚强的党性呢，还是他放弃了自己信守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诺言?[31]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现的原因。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般地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地说，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起着决定性作用。[32]
那么，这两个基本矛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同一的。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矛盾之间就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一般地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殊地说，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又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又决定生产力的发展。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并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在经过深入地思索后认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3]
我们知道，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毛泽东说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在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分配领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说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最终完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否则的话，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的，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第一次革命;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来源。
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为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取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到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从六二年的反右倾斗争到随后开展的“五反”和“四清”运动，就是探索过程中的主要事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最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才决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毛泽东是在过去进行的斗争和运动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反修防修，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到底有没有必要，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看到，三十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苏联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却没有接着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尽管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显示了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效率，即使西方资产阶级的铁杆政治家也感觉到了苏联发展的咄咄逼人，意识到苏联有可能将他们“挤出世界市场”的严重“威胁”。[34]可是由于苏共没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继续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集团，在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终于酿成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致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最终也难以获得巩固。我们看到一九七八年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业已失去，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已经丧失。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广大的工人农民的主体业已沦为雇佣劳动者。这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光辉。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令人叹惜的是，这种真理的光芒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动荡从反面来迸射出来的。损失是痛心的，教训犹为深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5、毛泽东关于自己身后权力交接方式的两种估计。
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还讲到了在自己身后党的领导权在交接方面出现的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说：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在这段谈话中，毛泽东说“这两件事没有完”，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没有完，指的是台湾地区没有收回，这倒好理解，没有什么疑问。也就是毛泽东生前没有收回台湾地区，交班时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下一代。
那么，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间就曾指出：“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35]
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既包括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一些党员干部却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还列举了党内反对合作化和批资产阶级法权的例子。接着他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说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话，这表明党内走资派还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这也就在客观上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他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间的指示中还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36]
在这一段指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用三七开来评价文革，主张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指出了文革的错误主要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在指示中主要谈的是文革的错误方面，要求大家研究的也正是这个方面，以求纠正文革错误，完成文革的任务，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毛泽东在指示中说要研究文革的不足来看，文革的任务也还未完成。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来看，不论是批判走资派还是纠正文革的错误方面，还需要有不少工作要做，文革的任务还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交班时也就不得不将没有完结的文革交给下一代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没有完”是有史实依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接着又讲了交班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交班;一种是动荡中交班，甚至会出现“血雨腥风”的局面。
和平交班当然是最好的方式。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动荡中交班，甚至还会出现“血雨腥风”的局面，这到底是毛泽东的多虑呢，还是透射出他的深邃和远见呢?我们下面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十大以后，党内形成了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新锐势力和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内老干部势力。前者简称文革势力，是党内的左翼;后者简称保守势力，是党内的右翼。这两股力量，围绕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人会谈的态度、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出席特别联大我国代表团的人选、风庆轮事件、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和较量最后以邓小平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全面整顿和随后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走向高潮。[37]比如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长沙告状”[38]与一九七五年六月邓小平“策反马天水”[39]就是这种较量中的典型事例。
在争论激烈时，有时连政治局会议也开不下去了。双方都在积极地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做着双方的工作，希望能够缓和矛盾，团结起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但是从党内的态势和当时的发展状况看，却并不令人满意。这令毛泽东十分忧虑。
党内存在的这种状况，不能不令毛泽东深思：如果一旦他不在了，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的移交?毛泽东说的交班时可能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局面，是不是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种主观想象，后来到底有没有出现这样的征兆和迹象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我们知道，毛泽东九月九日去世，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就下令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我们现在不再叙述其中策划的具体过程，但是从双方部署及准备状况来看，当时是险些要发生“血雨腥风”的局面的。
据当时参与密谋抓捕江青等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事后回忆说：“(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去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引者注)，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40]当然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4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时，采用的是当事人回忆中的事实真相，这并在表明我们同意当事人表述的政治观点。
虽然坦克六师后来证明没有问题，但从吴德的回忆看，不论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已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异向，就采取果断措施把它“拦住”，也就是下定了动武的决心。
王洪文和张春桥控制的上海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做了必要的准备。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的8月下旬，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就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共发枪7.4万多枝、炮300门、枪炮弹药1000多万发。他们还密谋策划、制定了一个以“反击”为代号的“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命令每天有1万名民兵、200辆汽车值班待命，并组织民兵“夜间拉练”，实际上为应付突出事件作预演。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他们又在20小时内突击下发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5万发。进行所谓“战备演习”。上海市委领导人还到民兵指挥部突击检查，部署应急力量，也已经作了具体准备。[42]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下，上海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发放了武器弹药，还进行了演习，这表明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严峻性，而且也已经作了必要的准备。当然毛泽东逝世后，上海第二天发放武器弹药和进行“战备演习”，是根据中央军委的“一号战备命令”进行的。
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捕后，当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证实这一消息后，召开了市委常委会，确定对策。徐景贤后来回忆说：“朱永嘉首先发言，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43]
从徐景贤的回忆看，朱永嘉是主张打的，他的想法和朱永嘉是一致的。后来朱永嘉对这件事也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44]
从朱永嘉的回忆看，他和写作班的多数人是主张打的。当然明明知道打则必败，但是仍然以巴黎公社自比，认为虽败犹荣，在当时态势下这种政治勇气是令人赞赏的。但是他们手中并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中。最后领导层在权衡利弊后，马天水妥协了，这才免得了一场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张春桥和王洪文虽然预感到了他们处境的风险，但是也并没有明确告诉徐景贤、马天水和王秀珍等人一旦我们如遇不测，你们应当进行武力抗衡。否则的话，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决策时就会有所反映，也不会轻易做出妥协的决定，同时在他们的回忆中也不会漏掉这个情节。
我们还可以从密谋抓捕江青等人的参与人吴德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可能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征兆和迹象。
吴德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叛乱的迹象。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分别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态，交换问题处理的意见。
鉴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较大的地方，又有叛乱迹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要求他们注意上海情况。中央政治局随后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来北京谈话。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
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45]
吴德的回忆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引用他的回忆并不表明我们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是取其回忆中的事实真相而已。从他的回忆看，在抓捕江青等人后，一些地方特别是上海确实出现了“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征兆和迹象，当时他们也做好了动用军队进行威慑和镇压的准备工作。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尽量争取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调马天水进京，向他通报了江青等人已被抓捕的情况，可是马天水却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后来又调徐景贤和王秀珍进京。在强大的压力和攻势下，马天水等人屈服了，最终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接，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
从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围绕权力交接，确实出现了“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征兆和迹象，毛泽东说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这种征兆和迹象不过是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才没有变成现实而已。在这多种因素中当然也包括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生身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下面还要分析这个问题。
6、毛泽东对于后事忧心忡忡。
毛泽东在谈话中最后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有人可能理解为对于文革的局势毛泽东已经无可奈何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而只好听天由命了。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英雄人物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才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英雄人物脱离了历史提供的舞台，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而不能脱离这个舞台去苛求毛泽东为他身后左派的失利来负责，其实毛泽东在去世前已经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为避免权力交接出现的“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做出了他最大的努力。这种最大的努力，到底能否实现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我们从他晚年反复圈画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中可以窥见他无奈、凄凉的心境。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中又有几个人能够洞察他的内心呢?
十大后的毛泽东分明认识到了党内文革新兴势力和老干部代表的保守势力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他在坚持文革成果的基础上，不论是对双方做的大量说服、教育工作，还是对他们进行的严厉批评，其目的总是在竭力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化解他们的矛盾，以求实现政局的稳定，为权力的平稳交接创造条件，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坚定地认为文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化解党内左翼和右翼这两股势力之间矛盾的。
一九七四年他着重对左翼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了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团结在一起，当然批评他们并不是要打倒他们，毛泽东对他们还是信任的。
对于当时的右翼，毛泽东也是信任他们的。在王洪文“长沙告状”的时候，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要王洪文回去后找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谈谈。既然邓小平已经写了检查，承认了错误，表示“永不翻案”，那么根据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自然要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重用他。既然重用他，那么就给予他实权。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在当时中央的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在党政军三个机构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任何左翼的领导人都没有这种殊荣，因而这个安排格外引人注目。但是邓小平掌权大权后，就要通过全面整顿来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是毛泽东不能容许的。
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一经发现后，毛泽东建议先在中央政治局内对邓小平进行批评帮助，甚至还让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且说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的方面上去。
周恩来去世后，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46]
周恩来去世后，在党内左右两股势力激烈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党内稳定和权力的平稳交接出发，在国务院总理人选问题上，他既没有选择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也没有选择担任第二副总理的张春桥，而是选择了排在他们后面的华国锋来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用生病的名义，以体面的方式不让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表明在党内左右两股力量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在国务院总理的选择上，毛泽东是慎重的。这种安排也表明在党内右翼的攻势面前，毛泽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击。
但是党内右翼势力并不罢休，在清明节期间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又策化了天安门事件，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示威，甚至还“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47]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的指示。毛远新当时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48]
于是，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在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后，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49]
我们看到，在党内右翼势力策化了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示威的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对右翼势力进行了反击，果断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仍然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他还关照汪东兴要注意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同时，明确了华国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地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重用左翼力量的时候，同样也是重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翼力量的，甚至让邓小平兼任党政军三个机构的重要领导职务，这表明他对邓小平还是寄予厚望的。
一九七四年在邓小平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和江青、张春桥等左翼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毛泽东往往采取批评左翼的方法，来支持右翼势力。但是当右翼势力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全面整顿为名要扭转文革的方向时，毛泽东开始了对邓小平为代表的右翼力量的批评，并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对右翼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策略。由于右翼势力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策化了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示威行动，毛泽东才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我们看到，不论是不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还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对党内右翼势力的限制和打击都是有限度的。这表现在他是让叶剑英以生病而不是罢免的名义离职的，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时候，仍然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没有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给左翼势力，而是让相对游离于左右两股力量之间的华国锋来掌权。这表明他对右翼势力仍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这是为了避免采取过激措施，致使他们铤而走险，将党内矛盾推向激化，是稳定党内右翼势力的斗争策略，也是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和平交接。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毛泽东不将权力交给左翼势力，对右翼势力往往还网开一面，留下了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呢?
前面我们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必须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出发，制定适宜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否则就会造成党内分裂和政局动荡，也难以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创建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很早就看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但是由于斗争时机的不成熟，他在积极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忍耐和等待。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中的红军在过了湘江惨遭损失之后，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层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才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从军事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后来，有人问毛泽东，你既然早就看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为什么不极早站出来进行斗争，而要等到红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后才进行斗争的呢?
对这个问题，长征期间担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伍修权说：“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出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50]
我们从伍修权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但是由于当时党和红军领导层中的多数人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因而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还需要进行艰难的说服工作。这样就只有等到湘江血战之后，在党和红军领导层的高级干部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才发起斗争。但是在斗争中，为了团结党内更多的同志，他又是讲究策略的，仅对当时错误的军事路线作出了纠正，而对错误的政治战线仍然暂时予以肯定。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策略中获得启示。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分明认识到如果右翼上台，他们倡导的路线一旦得以实施，就会在中国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当时在舆论战线中也是这样反复来宣传的。
但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并未出现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来的思想理论观点尚未得到历史的验证，党内许多党员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当时积极起来参加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对毛泽东的信任，而不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他们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却没有认识到当时党内右翼势力倡导的路线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逻辑联系。这表明他们对文革中反修防修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他们参加文革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而没有变为真正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自觉行动。这种以高昂激情而非理性认识去投身于文革的行动也就注定是难以持久的。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毛泽东要制定对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须从这种现实状况出发。这种状况就是当时右翼路线尚未得到真正的实施，更未出现在右翼路线实施下资本主义大规模卷土重来的事实，因而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并未出现与右翼势力斗争的自觉意识。这就表明毛泽东对党内右翼势力发动彻底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制约了毛泽东对右翼势力采取的进一步行动，致使他只能对右翼势力发动一定程度的反击和斗争。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党内的分裂和动荡，而不利于党内的稳定和权力的平稳交接。
(2)针对党内左翼与右翼激烈斗争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必须谨慎对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党内的分裂与动荡，酿成严重的后患。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武装斗争是在各个根据地相对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党内形成了许多山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是从党内存在山头的事实出发，在山头问题上制定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削灭山头的政策。[51]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党内的山头问题，不仅没有影响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反而在克服了山头倾向以后，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样，文革晚期的毛泽东在制定政策和斗争策略时，也必须从当时党内左翼和右翼斗争的实际出发，谨慎对待双方的斗争，防止出现后患。这种后患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讲，“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52]
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就可能导致他们的激烈反抗，甚至会铤而走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这一点，因而提前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打了招呼，要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表示与他们站在一起，同舟共济。后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并非杞人忧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抓捕。一九八○年冬被审判，要不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江青等人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有人坚决反对，江青是会被枪毙的。
十大以后，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斗争逐渐走向尖锐的时候，右翼势力头面人物开始策化如何抓捕文革势力的代表人物了。
王震曾受叶剑英委托，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进行联络工作，并将联络的结果向叶剑英汇报。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迷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 [53]王震想了想，终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54]
据与王震接触密切的邓力群后来也曾回忆道：“我常到王震同志那里去。王老几次给我说过，主席去世前后他都到天安门去了，他有点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门去剖腹。这时，他肾上生了一个结石，要开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几次到叶帅那里去，说这样一伙人，这么不得人心，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很容易就解决了嘛。好比开政治局会，我进去一冲，把他们一提溜不就解决了吗?叶帅说，主席还在，你搞这个很危险，他不用说更多的话，只讲一句不赞成，通过广播电台一广播，我们不就全军覆没了吗?事情要解决只能等待。毛主席当时身体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时不好动手。叶帅还问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说得上话，同他们要保持联系啊。王老说，汪东兴我还可以给他说得上话。”[55]
王震虽然当时在抓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是积极的，后来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也卖了不少力。但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状况，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的严重隐患，王震忧心万分。临死前他觉得很惭愧，对不起毛泽东，由衷地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远看五十年。当然这是后话。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要对左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手了。不过是碍于毛泽东的声威，这个时候由于没有把握，因而还要等待时机而已。
面对右翼咄咄逼人的攻势，毛泽东对左翼和右翼采取的措施会直接影响到右翼势力的行动。他不能不考虑到党内左右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将权力交给左翼，对右翼进行的打击也是有限度的。从他选择了与左右两翼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华国锋来看，他的选择是慎重的。他采取了一种相对倾向于左翼的斗争策略，以平和左右两翼之间的矛盾，防止极端事件的出现，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
(3)党内斗争的原则决定党内斗争的策略。毛泽东从党内斗争的原则出发，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策略，是不可能在党内斗争中去采取非法斗争方式的。
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既然认识到了如果右翼一旦掌握政权，实行他们的路线，中国就会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为什么他不采取措施将右翼势力一网打尽呢?
毛泽东主张党内斗争中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不能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他一生都是恪守这一信念，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右翼势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党内右翼势力就会产生。因而党内右翼势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有必然性的。即使这一次把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拿下了，还会有新的头面人物冒出来。这不是好的办法。正确的方式不是消灭右翼势力，而是将他们置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主张的路线不能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高层政治生活会，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自己过去在党内斗争的经历时说：“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56]
毛泽东回忆了两次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打击下的情形。毛泽东恪守党内斗争的组织原则，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一面进行着艰难的说服工作，一面等待着党内同志的觉悟。
也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在八月十六日的讲话中批评了彭德怀在长征期间主张扣押人质的事。他说：“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唯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57]
毛泽东主张在党内斗争中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等待着党内同志的觉悟，而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式。当时的情况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分头北上。当时党中央随右路军北上。在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方针主张南下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转而同意张国焘南下的方针。这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兵力微薄，因而彭德怀才向中央提出扣押人质的建议。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说：“(我)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经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58]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在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准备追击。后来彭德怀回忆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59]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中，不论是遭到党内同志的误解和打击，还是自己的正确主张没有被接受，他都遵守党内的民主程序，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服从中央的领导。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隐忍待发，做着艰难的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方式深恶痛绝，严格恪守党内斗争的底线，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由此我们也就理解毛泽东在党内右翼势力就其性质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他们的面目也没有公开暴露的时候，就只能采取批评教育和说服的方式，而不可能去采取武力斗争方式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右派一旦上台，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党内左右两翼之间的实际斗争状况以及党内斗争的原则要求与毛泽东高度的党性修养，这些因素使他既不会采取将右派一网打尽的策略，也不可能将权力交给左派，而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平衡两派的作为，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待将来在时局的演化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觉醒。毛泽东只有“天知道”的回答，实际上预示着当时斗争形势的不明朗，同时也有对左右两派一旦出现对抗就会导致局势动荡的忧虑。
由以上我们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对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所做两件大事的考证中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的基本内容是有史实依据的，也可以获得其他文献资料的印证。另外，我们从谈话的用语和风格上来看，他与毛泽东其他的谈话和行文风格确有相似之处，这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谈话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被认可的。这个谈话是毛泽东去世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
四、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毛泽东将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是确实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其他谈话的文献资料中得到印证。这两件大事就是建立人民政权和巩固人民政权，从革命的性质上来说就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2、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意味深远的。
这里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是将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
我们知道，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建立，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毛泽东也曾说过三大战役的胜利都没有使他这样高兴过。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一基本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上(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有一个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还要有一个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得而复失。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含义。我们不幸地看到，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已经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史实中从反面得到了验证。
正是这样毛泽东才将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将经济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3、从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毛泽东采取措施在竭力避免交班时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的结局。
毛泽东估计了交班的两种结局：一种是在和平中交班;一种是在“动荡”，甚至“血雨腥风”中交班。鉴于党内左右两翼进行的激烈斗争，在权力的交接上他既要巩固文革的成果，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围绕这个中心，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谨慎地去处理左右两翼之间的斗争，防止不测情况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他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许当年汉高祖的“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60]的歌声能够表达他此时无奈、悲凉的心境。
4、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认识和利益处置上的局限成为制约毛泽东文革措施实施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决定文革成败的决定性原因。
虽然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但是他们从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这一直觉出发，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涵义，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逻辑联系，没有真正认识到一旦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益就会受到资本的侵犯，他们也就会由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这表明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局限，导致他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在走资派的小恩小惠和挑拨利用下，他们却发生了分化。不少人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成为保守派，成为走资派维护自身利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他们冲在前面，成为走资派的挡箭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出现了。面对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毛泽东分明意识到在这些群众的背后站着走资派，他不可能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冲在前面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文革的战略和策略做出调整。他一面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61]一面也只好等待着这部分群众的觉醒。
试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工农大众的觉醒，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文革成败与资本主义复辟及自身命运的逻辑联系，立足于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从大局着眼，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能够及时揭穿走资派的伎俩，清除内部的败类，还会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发动政变呢?如果有人胆敢这样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就会风云聚会，不约而同地群起而攻之。这定会让他们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失败呢?资本主义又怎么会在中国卷土重来，工农大众又怎么会由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汲取的沉痛教训。
5、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真实的吗?
通过前面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是有史实依据的，谈话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前。从考证中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较早出现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叶剑英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讲述这个谈话的。但是由于叶剑英没有交待清楚(或交待有误)毛泽东谈话的对象与时间，同时后来又也没有找到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稿，于是就使一些人对这个谈话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莫非叶剑英是为了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局面，为了说明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的合理性，而有意这样讲的吗?当然，这还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51]，第345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2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 月第一版。
[11]，第1页;[33]，第54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3]，第144页，147页;[25]，第148页;[61]，第38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7]，第487页;[28]，第488页;[35]，第487页;[36]，第488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1770页;[8]，第1781页至1782页;[9]，第1782页;[15]，[16]，第1768页至1769页，1777页;[17]，第1752页;[18]，第1645页;[19]，第1645页;[20]，第1610页至1617页;[21]，第1666页;[22]，第1691页至1693页;[24]，第1451页;[26]，第1740页，1752页，1756页;[29]，第1469页;[31]，第1401页;[32]，第1042页;[37]，第1679页至1761页;[38]，第1704页;[46]，第1768页;[49]，第1777页。
7、《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81页;[5]，第181页;[6]，第188页至189页。
8、《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陈之骅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4]，第45页。
9、《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9]，第346页至358页;[43]，第419页。
10、《南风窗》，二○一○年第八期，《“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章剑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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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席宣、金春明著，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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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访谈、整理：朱元石等。当代中国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一版。
[40]，第242页至243页。[41]，第244页至245页;[45]，第251 页至253页;[47]，第211页至212页;[48]，第216页至217页。
13、《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50]，第185页至186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52]，第408页。
1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58]，第202页;[59]，第203页。
16、《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53]，第638页。
17、《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下)，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54]，第556页;
18、《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本)，“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55]。
19、《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二○○○年三月三十日)》，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30]。
20、《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56]，第192页至193页;[57]，第336页。
21、《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出版发行，二○○一年九月第二版。
[60]，第358页。
22、《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37页至38页;[14]，第38页至39页。
23、《党史博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二○一三年第三期，《李海文：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
[1];[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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