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凝聚共识】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长期价值——纪念伟大哲学王诞辰120周年
一、生前身后，毛泽东都遭遇过哲学王的孤独
对于哲学王的孤独，柏拉图曾用“洞穴观影”做过比喻：
世间绝大部分的人，可以视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链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及身后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认识。某一天，有一个拥有无比智慧的人，逃出了洞穴，来到太阳底下，他第一次看到了事物的实相，才察觉到他以前一直被影象所欺骗。这个人，就是注定要当哲学王的人。哲学王感到自己有责任再回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指示给他们走出来的道路。但是，因为哲学王突然地离开阳光走进地穴，他的眼睛，因黑暗而变得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别人看起来，他仿佛比逃出洞穴以前还要愚蠢。而在囚徒们看来，走出洞穴无异于走入地狱，而他们早已习惯于洞穴里的生活。由于哲学王坚持要把他们带离洞穴，这给囚徒们带来极度的不安，囚徒们甚至可能要杀死本打算解放他们的这个人。
作为哲学王，毛泽东曾多次体验到孤独。比较著名的一次，是在1931至1935年。毛泽东当时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因此一败再败，直到再次请出毛泽东领导全军，中共才摆脱了困境，并很快迎来全国性的胜利。当时在中共的主流意见中，苏联的军事经验才是真理，而毛泽东的主张则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其实是陷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里，将幻影视作真实。当哲学王毛泽东告诉他们世界的实相时，哲学王遭到了讥讽。直到在遭受巨大挫折以后，他们才重新迎回了哲学王。
中国的《周易》中曾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道德经》中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其中的道理，和柏拉图的相关论述有内在的一致性：人们理解道、理解真理、理解哲学王，有时候需要时间。
在当代中国，对于毛泽东前半生哲学王般的丰功伟绩，绝大部分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十分坚定地肯定和共识。然而对于毛泽东的晚年，尤其是对于文革，却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哲学王最大的特点是，他不仅能够比同时代的人多看五十年乃至上百年，更重要的是他所完成的功业，能够泽被无数代的后人。如《道德经》所说，“反者，道之动也”，哲学王的很多理论及实践，在囚徒们看来自然是反常的。囚徒们可以杀死哲学王，但是他们要获得新生，就不得不逃出洞穴，就不得不仍然继续沿着哲学王指引的路线前进。
二、毛泽东在世时，总想在有生之年把新中国最艰难的事情做完
无论是核武器，还是类似红旗渠那样的农田水利，还是类似成昆铁路那样的基础建设，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总是一连串在正常社会里无法完成的奇迹。
毛泽东在世时，总是想把新中国最困难、最艰险的事情尽快做完，把容易做的事情留给后人。毛泽东去世时，不仅仅留下了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大飞机等为代表的先进而强大的国防工业，还留下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先进的工农业体系。例如关于农业问题，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对于当时的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来说，采用“分田到户”的方式最简单、最轻松、最容易，也能够在当时一段时间内很大程度上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毛泽东为何要费尽心机、费尽心力搞人民公社、搞农业合作化?看看今天的三农问题，看看今天农村的贫富分化和黑社会泛滥，看看今天农业基础设施的老化及农业机械化、农业育种、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技推广等方面的退化，看看农田的大量被侵占和抛荒，看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才发觉，毛泽东当年所考虑的正是农业的长远问题、根本问题和长治久安问题。今日的中国，仍然不得不继续回头去继承好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遗产。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里，由于中国面临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中国大部分国家资源被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当大的分量被投入到大小三线建设，因此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远远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么大。然而，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实际上，没有毛泽东时代提供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农业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持续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分田到户，更重要的，是以红旗渠和大寨为代表的大规模地水利建设和农田整治工程、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再有就是大规模化肥生产线的引进和自主研发。这些决定性的农业奠基工程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完成，而在八十年代大显神威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另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基础设施大规模推进的基础上，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然而，中国之所以拥有完全自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因为无论是钢铁工业、水泥工业、石油工业、电子工业、铁路工业、装备工业还是重型机械工业，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国都已经完全掌握相关的核心技术并基本上处于世界前列。非洲六七十年代新独立的国家如坦桑尼亚、赞比亚、马里等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便是由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这仅仅是当年大规模对非援助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今日改革开放的中国，能够冲破西方阻力，顺利获得来自非洲的关键性的资源和能源，其实主要得益于毛泽东当年的谋划。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一直在竭力缩小四大差别，其中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以及地区区域差别。毛泽东时代，总是把东部发达城市的资源(如人力、物力乃至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分割出来，投入农村，投入西部，投入边疆。因此在毛泽东生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膨胀速度很慢，然而在中西部，在边疆，在三线，，甚至在荒漠(如克拉玛依)，一大批中小城市反而从无到有发展迅速，极大了缩减了区域差别。在毛泽东生前，他已经把城市里相当多的医疗资源分割出来投入了农村，按照毛的“五七”构想，未来城市里的教育、交通、住房等现代化的物质服务，也将逐步投入农村，从根本上消除四大差别。
毛泽东还提出以苏为鉴，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所有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毛泽东当年都想到过。正如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所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实际上，借鉴和继承毛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对纠正今天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式改革开放的弊端大有裨益。
例如开放问题，毛时代首先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及第三世界的开放，苏联援建中国156项特大项目及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都是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典范。而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苏联援建这一次规模最大、效果最好。进入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改善，西方国家放松对中国的封锁后，中国早在1972年就开始从西方引进了价值达4亿美元的4套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2套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1973年又开始施行规模更大的“四三方案”：三五年内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等。后来在“四三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将进口规模扩大到51亿美元，中国在此基础上兴建了26个特大项目，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
毛时代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注意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吸收，进而独创、创新出自己独立自主的技术。而现在，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误导、破坏，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中国向西方垄断财团让出了自己的市场、土地、资源、劳动力，让西方垄断财团的资本和商品进来，冲垮了自己的民族产业，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但外资却并没有给中国真正的核心技术。
至于国内经济改革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12月7日与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就提出：【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和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为有益补充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后来毛泽东这一设想没有实行下去，因为随着苏联赫鲁晓夫主义弊端的日益展现，毛泽东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也不稳固，他逐渐认定党内存在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很可能是自掘坟墓。
虽然后来毛泽东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的差异是很大的。进入七十年代后，苏联的计划经济之弊端进一步显露出来，其主要问题就是苏联中央计划官员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了计划经济本应有的效率。而毛泽东，则创造了一种同时发挥中央、地方及基层人民群众积极性、参与性的计划经济体系。1974年1月，美国历史学界泰斗、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在赴中国调查了解后，曾对各国经济体制发表过这样一番评价：【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
虽然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经济体系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毛泽东的设想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但是让劳动者、让人民群众参与经济计划、经济管理和国家政治管理，的确是毛泽东晚年一直持之以恒的追求。例如1959至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何炳棣在1974年1月还介绍过当时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逊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逊夫人等人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看法：【我的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事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
这些来自旁观者和真正权威经济学家的评价，和改革初期中共元老们对毛时代经济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学界被新自由主义反共势力把持后，出于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他们对毛时代经济的评价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总而言之，毛泽东留下的中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平等的均衡化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及自主工农业核心技术的中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才能进行了三十年，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够搞了二十多年(从92年算起)。假如1976年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基尼系数很高的两极分化的中国，如同七十年代末的印度一样，中国在后三十年里可能遭遇的是内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武装冲突，高速发展三十年是不可能的。中国和印度在同一时期建国，建国时印度的工农业基础远远优于中国，但是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把印度远远落在后面。印度一直搞的，就是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印度之所以被中国落在后面，根本原因是缺乏毛泽东，缺乏毛时代的三十年。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哲学王，他所做的事，往往要等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上百年，甚至要等人们付出惨重代价后，才能够被大部分人所理解。毛泽东去世后，在中美关系十分和谐的八十年代，我们曾埋怨毛泽东于建国初就打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曾埋怨毛泽东搞红旗渠等农田水利，我们曾埋怨毛泽东搞了太多重工业，我们曾埋怨毛泽东让我们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核潜艇及大飞机(改革年代核潜艇项目一度下马，大飞机项目完全被人为终止)，我们曾埋怨毛泽东搞大小三线建设，我们甚至搞过多年的军队经商。然而直到美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随后又加紧对我C型包围试图肢解中国，而现在中国内部已经两极分化矛盾丛生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还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
正如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参观韶山后根据自身经历写的题词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对于毛时代的功过得失，习仲勋等元老最了解，其评价也相对客观。如1984年5月4日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行的一些具体体制和办法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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