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一个对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大叛徒的蜕变轨迹

震惊：一个对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大叛徒的蜕变轨迹

蔡金安

笔者刚从新华网看到一篇帖子《谁是投敌后职务最高的中共叛徒？》，看后非常震惊。一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竟然蜕化成危害党和革命事业的恶魔，这一案例确实值得深思和反省。

郭潜，这个曾经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按他的身份，本来应该是要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可是，在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立马就叛变投敌了，而且在为敌人卖命、疯狂摧残共产党事业上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了巨大损失：一个个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一个个地下党员被抓捕、杀害。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被捕，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被捕（后牺牲），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被捕，广西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郭潜因此不断升官发财。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国民党安插到台湾。此后，他继续变本加厉地作恶，当共产党在台湾的最大地下组织——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后，他为争功劳，下决心将中共地下党赶尽杀绝，所以费尽心机对在大搜捕中幸存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痛下杀手，指挥特务破获了好不容易在台湾偏远地区重组起来的地下党，他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他升任调查局副局长，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改名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以写文出书等方式继续反共，一直持续到晚年，一条道走到黑，用大量反共事实给自己作了“叛徒”的完整注脚。

郭潜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笔者想通过梳理一下郭潜这个大叛徒的蜕变轨迹，来分析他叛变投敌的动因。

郭潜，1908年出生。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

贪生怕死，丑态百出

郭潜参加长征时，贪生怕死，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

1932年3月，郭潜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团成员，由中央苏区前往湘鄂赣苏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的“左”倾纲领，参与改组中共湘鄂赣省委，并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年9月，在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郭潜正式当选书记。

第二年，郭潜被调回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他又被派到红三军团担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据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罗明回忆，“郭潜怕死”，长征部队到达娄山关时遭遇敌机轰炸，郭潜和胡耀邦一起组织人员收拾暴露目标的宣传品，郭潜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

不讲原则，追随张国焘

郭潜不讲原则，只求官运亨通，积极追随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与张国焘狼狈为奸。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郭潜被派到地方工作。不久，张国焘与中央因下一步行动方向发生分歧，意图以武力胁迫中央，从而导致了红军的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则自起炉灶、另立中央。郭潜未随中央红军北上，担任了张国焘把持下的中央机关刊物《干部必读》的总编。

1936年7月，经从苏联归国的张浩做工作，张国焘同意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并经中央同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郭潜也进一步受到重用，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局秘书长，并兼任了甘肃省工委宣传部长。不久，长征结束，郭潜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

贪恋钱财，一被捕就伸手要钱

郭潜贪恋钱财，一被捕就向国民党特务提出3个条件，其中一个是从桂林领回的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后来他实际拿了3万元）。

1938年1月，中央抽调郭潜在内的100多名干部随同张云逸前往南昌，并以新四军军部为掩护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东南分局秘书长。不久，东南分局撤离南昌，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江西省委，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

1940年，按照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一年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由福建调来谢育才接替他原来的工作。1941年7月，谢育才到达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时，发现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坏，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但在此前郭潜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谢育才预感不好，立刻向南委发电报告这些问题，南委复电，让他回南委汇报情况。

谢育才途经吉安时，被早已叛变的交通员出卖被捕。1942年4月特务拟胁迫谢育才一同前往诱捕郭潜，谢育才意识到南委面临的危险，连夜逃走，行程1000多里，于5月22日到达南委所在地，向组织报警。

此时的郭潜，刚从桂林领取上级组织汇来的10万元经费返回，已经到达曲江。南委在接到谢育才报警后，于5月24日给郭潜发了让他撤离的电报，但郭潜完全丧失警惕，收到电报后没能及时把密码译出。5月26日，他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突击审讯，郭潜提出3个条件：一是从桂林领回的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后来他实际拿了3万元）；二是不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特务都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郭潜随即叛变。

为升官发财，积极替主子卖命

由于郭潜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只追求升官发财，为了不断升官发财，他便积极替国民党特务卖命，疯狂摧残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博得主子的青睐。

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中统特务们据此认为南委已有准备，再破坏已不大可能。郭潜却说，抓紧去还有可能。于是，郭潜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特务们还派郭潜去诱降廖承志，郭潜走进廖承志的囚室，刚一开口，就遭到廖承志的怒斥：“叛徒，可耻，你不配跟我谈，滚！滚！滚！”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徐恩曾给郭潜一个专员的名义，并让他做了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后，非常卖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

“非常委员会”没有奏效，郭潜不甘心。于是，他改变方法，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内容上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过这些工作，郭潜却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员通讯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与其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叛变人员中挑选一人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郭潜还是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改名换姓变“学者”，反共到老死顽固

郭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故辞职后，改名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继续以写文出书等方式坚持反共，非常顽固。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他辞职的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赴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为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是国民党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在台湾众多的情报机构里是专门研究大陆问题的。郭潜到这里工作后，开始以教授、专家的面目出现，就中共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

1969年，署名为郭华伦的4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征引资料丰富，大量采用了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由此书第一次公开，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外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甚至连远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的李德，也从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资料。《中共史论》还使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陈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从1927年到1942年这期间，很多重要史实的惟一见证者只有他。

“陈然先生”究竟是谁，一时间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问题。郭潜的门生、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担任过“总统府”国策顾问的曾永贤回忆：“有一次，我在东京开会时遇到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他看过《中共史论》，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认得。我告诉他：你问对人了。他就问我‘陈然’究竟是谁？我回答：陈然和郭华伦是同一个人。”把自己的见闻假托为一个虚构人物“陈然先生”的回忆，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说是郭潜的创造。

《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也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52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了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通过扎实的研究邵维正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其实郭潜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而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时，书记处应为5人，他列了9人；12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8个是错误的。而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著的《台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不免降低。

即便这样，郭潜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参加各种活动，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比如：叶剑英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主张后，他就和别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让出沿海各省由国民党来推行三民主义，待全国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义模式后，再协商统一方式，然后还说只有中共接受了这个主张才表示有诚意统一中国，否则就是伪装的。

感  言

综上所述，从郭潜由一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蜕变为叛变投敌的恶魔的轨迹，可看出他当初参加革命时，就动机不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投机分子，所以他自然会贪生怕死，贪恋钱财官位，意志不坚，一旦被捕也就很容易叛变投敌，充当反动派的帮凶。

郭潜的蜕变经历，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千千万万人特别是青少年阅读，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

一次次的大浪淘沙，淘去的是泥沙，留下的是真金。叛徒郭潜、蔡乾们被历史无情地淘去，而面对铡刀不畏惧的刘胡兰、全身被铁钉钉在墙上不屈服的蔡和森、把反动派的枪声当作结婚礼炮的周文雍陈铁军等等熠熠发光的真金永远光彩照人、载入史册！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值得大家深思。

人一生有几个重要关口，其中青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关口，所以，人生在世，在青少年时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分重要。

那么，青少年究竟要做怎样的人才好呢？

当今世界，表面看上去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容易使人眼花缭乱，但静下心来认真看一看，会发现泥沙俱下，社会存在不平的现象。青少年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要学伟人，立大志，创大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不可或缺的追求，并终身实行之！

201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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