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先生没白活
——浅析《庐山会议记实》
陇上流水
李锐先生,一位老革命,一位曾经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保晚节,如今成了一名公开的、有力度的反共分子,一名引人注目的、不折不扣共产主义的叛徒。
中国革命大浪淘沙,在革命的人生路上,不断有中途停了脚步的,有落荒而逃的,有公然背叛的,似乎并无什么费解之处。但是像李锐先生这样,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那样的出生入死的艰难历程,革命成功后身居高位,甚至能混迹中枢核心,即使按照旧观念,也是荣华富贵,名利双收,自我已经大大的实现。
李锐先生在和平年代,在现代显性政治化的社会里,难免也有政治上磕磕绊绊,马失前蹄的事情发生。这是几乎所有革命老一辈都不能避免、都曾经历过的事情。
只是李锐先生要说有其特别之处,那就是特别在1959年庐山会议他的特别遭际上。李锐先生鉴于那场斗争的政治较量过于复杂,从他个人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他个人的智慧水准来看,他实在都很有限,确实事前达不到洞察真像的境地,过程中正如无头苍蝇乱扑腾,以致为时势所迫,举措失当,一败途地。事后又无力回天,却将一腔忧怨洒向无辜者毛泽东,以致深陷人生歧途难以自拔。
心无定向,人如怨妇。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背叛死路,的确是先生的人生最大悲剧。
1959年庐山会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历程中堪称歧议、颇多矛盾、常人至今难识其中庐山真面目的非常规事件,就是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也是颇具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
毛泽东是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他的个人智慧和人生功业,千古无人可及。但他毕竟也是历史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一个人。庐山会议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困惑,有些错误他犯的很不合常理,太多蹊跷之处,是一般平凡之辈很难理会、很难谅解的。
其中最突出的两件,一个是 7月23日 那次讲话和三年之后1962年北戴河七千人大会上,他检讨承担1958年大跃进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大包大揽全部责任在他,也就罢了。他却那样地超乎人之常情。当年庐山会议他讲,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这近于对自己残酷,苛虐到了极点。
事实是,大跃进左倾狂热主要是当时处在一线的那一两个领导一手搧动制造的。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头脑是最清醒冷静的,他坚决反对那几个人刮起的“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的“穷过渡”,不惜“变为保守主义者”,让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
往好里说全党都没有经验、急于求成,是一个民族的一次有失有得的挫折而已,总的说是前进中的错误。毛泽东事实上,用了极大地努力纠正极左倾向,他自己给自己定位“中右”“是泼凉水的”。因此他只是代人受祸。
再一个就是庐山会议原定议程之外,突然发生的,进行错误的反“彭、黄、张、周”的那场政治斗争,毛泽东是又一次为人劫持、代人受过。世人只知毛泽东整了他的老战友彭德怀,那里知道整彭德怀的,却是另有其人。毛泽东不仅代人受过,还在会上会后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为这帮整人的人作思想开导,作对立双方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全党的工作。毛泽东这样作惟一的目的,无非是让这帮人能当好合格的接班人,让他们在党内保持必要的个人威望和信誉。毛泽东同意处理彭德怀等人,是挥泪斩马謖。
庐山会议,李锐先生无可挽回地一头钻入他的华容小道,闷头走向他的麦城,是他人生注定的个人悲剧。可恶之处,他出于个人考虑,先是参乎彭德怀、黄克诚给中央提意见(实际是给刘某人提意见),反“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触犯了那位大领导及他们一批人的忌讳。一旦发现、意识到彭老总闹大了,问题给定性反党,又丧魂落魄,去当毛泽东面,落井下石,揭发彭黄张周这些与他都有点交情的同乡人的问题。更令毛泽东不屑的是竟然无德下跪求饶,语无伦次,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其码品格。
李锐的行径增加了毛泽东处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问题的阻力和难度。但主要是他自掘坟墓,由于他自个处事的盲目愚昧,按他自己说他是搞水利的,与“彭黄张周”几个人的问题风牛马不相及,没有直接的关联,他是笨牛呛水,自己要趟这淌混水,注定了这场政治游戏中彻底玩完的下场。
据史料记戴,关于李锐这次自我暴露,无德无行的下作表演,咎由自取的最后处理,毛泽东并无只言片语。再说党史上这次特殊的政治较量,毛泽东连他的老搭当彭德怀、老同乡兼诗友周小舟都狠着心由人摆布,一个小小的通讯秘书李锐,根本就够不上那个挡次。给毛泽东记仇耍赖,真是有眼无珠,可恶可悲到了极点。
李锐先生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公开化则是在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特别是近年的事。这既是时代大趋势使然,也无以掩饰地暴露了他个人品性的不端。其实他反毛,一则有私怨,主要则是为了通过给毛泽东抹黑,达到在中国大地上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目标。
李锐先生及他的同道们,应该心知肚明,毛泽东虽然确有失误、失着,以至错误,但他仍然是一座不可俞越的大山,而你们不过是这座大山脚下某处一摄不洁的污土。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
泡制《庐山会议记实》(以下简称“记实”),是李锐先生亮出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是他适应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需要和收买,走向叛党不归路的关键一步。
“记实”由一本蹊跷怪异的“黑色笔记本”为由头,又是当事人的亲自经历,似乎让阅者可以放心由他忽悠,由他以售其奸。李锐先生在这里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以他唯心主义的聪明思维,把他的读者当成与他不相上下的弱智白痴。
历史虽然有其复杂难辩真伪的一面,需要人们下力气辩其真假,揭露真像。但历史绝不是“可以由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尤其出于不可告人目的有意瞎编乱造的那些玩艺,根本经不起事实的验证。
“记实”充满造谣、诡辩、粉饰、自作聪明的臆测和自我拔高。但也随时随处暴露了无法掩饰的明显露洞和矛盾。首先一个硬伤是,所期望的权威性,天然的短缺。庐山较量显然有着决策层不为人知的内幕。就如“记实”反映:“庐山会议原来传说开半个月左右,即 7月16日 大体结束。这次(指毛泽东 7月10日 )讲话前后,就安排‘会议记要’了。”、“7月 16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了两封信,其中一个内容是通过《议定记录》,一周内结束会议。”毛泽东的想法清楚无误。那么是谁,又是为了什么改变了主席的意见,这是李锐先生这个层次不可能了解的。关键之处你无从了解,根本就不知道其所以然,你写了那么一大堆纯属皮毛的杂碎事,堆积在世人面前,能有什么价值呢。
李锐写“记实”,主观上是全力为自己拔高树威,拉虎皮为大旗,去盗名欺世。例如他胡吹一次利用主席召见周小舟、周惠和他几个人,谈话甚融洽,他“乘机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这里李锐完全忘记了他的身份,一介编外通讯小秘书,主席请你去与道上碰见个拾大粪的老农民,唠唠磕有啥区别。你竟然能够就一位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安排作出建议,荒谬的令人喷饭。
李锐先生和一切开历史倒车者一样,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是顾头不顾尾,破绽管不了,目的要达到。他如此卖乖露巧,一则便于欺世盗名,二则为了邀功,直掏黑心肠。即千方百计以当事人的身份让世人相信共产党的黑暗,毛泽东的不堪。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证明社会主义的路走不得。
要改旗易帜。是“记实”的全部含金量之所在,也是国内外主子,至今把这具政治僵尸仍然捧为座上宾的价值所在。岂有它哉。
李锐先生给国内外普世派反华势力的贡献也就以“记实”为最,此后的那些杂碎,由于太露骨太下作,人们一看便知是什么货色,老实说那个作用是相反的,只有配做反面教材的份。
李锐先生的特殊之处,还有一点,是个舞文弄墨的人,古典诗词颇有造诣。可惜决定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根本在于他是站在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一边,还是站在腐朽没落者一边,为吃人恶魔张目。李锐先生曾经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奋斗了大半生,那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他老境不守晚节,以90多岁的高龄,以那么超乎常人的精气神反叛他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那表明他灵魂的深处,信奉的是“不能青史留名,也要遗臭万年”的信条。仅从这一点,应该说老人家这世还是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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