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李锐打出改良主义旗幡究竟为哪桩？

岳青山：李锐打出改良主义旗幡究竟为哪桩？　　

 —评李锐非毛反毛(52)　　

李锐2009年9月在香港抛出的《李锐新政  何时宪政大开张》(以下简称《开张》)，是一本恶毒攻击毛泽东、公开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大黑书。　　

他在这里公开改良主义的旗幡，反对暴力革命，说什么：“关于社会(国家)制度，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不外专制或民主、人治或法治(以及社会国体等)，期间的斗争，不外革命和改良两大类、两大过程。革命的结果，则不外以暴易暴，尤其是农民战争的结局为新皇帝代替旧皇帝，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往往不仅难以创造且遭受破坏。改良(在西方同改革是一个詞)则是和平手段，暂进的理性结果。反观历史，人类进步基本靠改良，而不是靠战争和“运动”(阶级斗争)”(《开张》第24页)　　

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是“破坏主义”，说什么：“过去我们的进步，靠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所讲的。而暴力革命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坏主义，以暴易暴。打倒一个旧皇帝，打倒一个蒋介石，出了一个新皇帝，新皇帝更厉害。”（《开张》第134、11页）　　

他还咬定：“马克思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情况已经有变化了。英国放弃暴力革命了，恩格斯赞成走议会道路，这是看到了资本主义自身在变化。”(第135页)又说，“恩格斯晚年脑子非常清楚，赞成通过议会斗争发展革命。”(第59页)“暴力革命必然产生暴力统治。”(第11页)　　

 究竟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不是“基本靠改良”，不靠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究竟是不是真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果真放弃了暴力革命？ 　　

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不争辩清楚。　　

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取代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布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振聋发聩地提出：只要革命的条件成熟，“那时无产阶级就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其后，他们在总结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经验时，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迄今一切政变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摧毁它。”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马恩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正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直至1889年，恩格斯在《致特利尔》中还指出暴力革命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大门”。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恩选集》第4卷，第469页）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其后在《矛盾论》里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选》第1卷，第334页）他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进一步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选》第2卷，第541页）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认知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其主要论点有三：　　

第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　　

毛泽东之所以始终坚持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其观察的视角首先在于，要正确看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阶级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是根本的、核心的阶级利益对抗的矛盾；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资产阶级国家也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暴力机器；阶级斗争的规律表明，资产阶决不会自愿退出统治舞台，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拼死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因而，暴力革命乃“一般规律”。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讲得很好：“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不要打。所以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他接着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的。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杀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毛选》第4卷，第1125、1126页）这就说明，暴力革命确是普遍规律，这不是无产阶级喜欢暴力，而是阶级敌人“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自己不拿“刀”行吗？当然像李锐那样心甘其愿当资产阶级的奴隶，不革命，不造反，自然不需要暴力，改良主义也就成了“法宝”。　　

第二、     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经验来看。　　

毛泽东反复指出：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检验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既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证实了的客观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不容分辩地证实暴力革命乃“一般规律”，同时也宣判了所谓改良主义、“和平长入”、“和平过渡”这些机会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在高潮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革命人民，仅半年多时间，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竟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万6千多人。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这种血的教训难道不是陈独秀不屑军事，放弃暴力，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恶果？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28年武装斗争的历史，难道不是雄辩地证实了“枪杆子出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如果还像陈独秀那样无视“枪杆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能够自行倒塌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不是这样。苏联的十月革命、朝鲜的革命、越南革命、古巴革命，等等，全都证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几百年的社会实践证明，暴力革命是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产婆”；“和平过渡”只能是不“过”不“渡”！　　

李锐热衷于改良主义，“和平长入”。试问：历史的根据何在？历史的“先例”又在哪里何在？李锐拿不出历史事实，却胡诌什么“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和平过渡’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吗？”然而，这是诡辩，“指鹿为马”!你把这些国家美其名曰“民主社会主义”，可人家不一定认帐。北欧资本主义国家，“改良”确是不少，但终归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部的改良，万变不离其衷。一言以蔽之，只是量变，决非质变。硬把“改良”过的、包装好的资本主义，美其名为“民主社会主义”，那是“挂羊头，卖狗肉!”　　

第三、从战略和策略的关系来看　　

毛泽东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的党坚持暴力革命，俚也不是完全拒绝社会改良、“和平过渡”。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两手”，而不是“一手”。即在原则上、战略上是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在策略上提出“和平过渡”，要求和平转变。但重点应当放在蓄积革命力量，准备“战争解决问题”之上。这样，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时说得好：“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提出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和平谈判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么，第二条，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就跟社会党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毛选》第5卷，第477—478页）　　

毛泽东说得如此好！再解读已是多余。　　

李锐虽然在共产党里混了几十年，但其实他只是毛泽东这里批评到的“社会党”的忠实信徒，公然把社会党无耻地吹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因之，公开打出改良主义的旗幡，拼命反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上可见，毛泽东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概括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以对战略与策略的辩证关系的考量，提出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这是科学真理，谁也否定不了。　　

二、驳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论”　　

李锐打出改良主义的旗幡，又怕“忽悠”不了中国共产党人，竟敢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已经有了变化”，主张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満以为这样一来，改良主义也就有了理论依据。他是这么说的：“马克思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情况已经有变化了。英国放弃暴力革命了，恩格斯赞成走议会道路，这是看到了资本主义自身在变化。”(第135页)又说，“恩格斯晚年脑子非常清楚，赞成通过议会斗争发展革命。一些的社会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里好的东西，尤其是西欧、北欧，他们的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带到好的地方去。”(第59页)“暴力革命必然产生暴力统治。”(第11页)　　

然而，谎言掩盖没不了历史的真实。　　

先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科学体系来看，暴力革命乃逻辑的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他们毕生最大的科学成就。它们揭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好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规律一样”，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他们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总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从不拿原则交易，极端鄙视“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机会主义之徒。这就是他们的伟大风范。　　

在他们的科学理论体系中，暴力革命乃逻辑的必然。　　

既然生产资料占有资本主义的私人性，同生产力的社会性的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对抗性矛盾，既然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同样是阶级的暴力机器，那么，无产阶级要翻身解放，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暴力革命也就是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　　

当然，这不是说无产阶级不愿意和平取得政权。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全部历史经验证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镇压革命。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自己的理论体系，同坚持暴力革命论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思想已经变化了”，放弃了暴力革命，显然是恶意的诽谤、污蔑!　　

再从具体的历史史实来看，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起了变化，“放弃了暴力革命”，乃是造谣。　　

李锐一口咬定，马克思“后来思想起了变化”，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根据何在,又讳莫如深。真是做贼难免心虚，模糊便于“忽悠”。　　

 无庸讳言，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海牙代表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确曾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革命的杠杆。”他还说：“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表决权时，总是表示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他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马恩全集》第19卷，第686页)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在提出英国、美国工人阶级“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就强调这是一种例外，“大陆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革命的杠杆。”此其一。其二、英国、美国这些看似民主的国家，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多数的决议”，也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表决权。”其三、一旦“议会民主”到资产阶级的“攸关生命”之时，就毫不犹豫发动镇压无产阶级的“战争”。　　

李锐如果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放弃了暴力革命，那是浑水摸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更有甚者，马克思在此前后，那么多鲜明的、坚定的暴力革命的主张，李锐统统置于不顾，真是卑劣到了极点!　　

再看，所谓“恩格斯晚年脑子非常清楚，赞成通过议会斗争发展革命”，同样是骗人的谣言和诡辩。当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　　

恩格斯晚年，确实“脑子非常清楚”。只是他决不是“清楚”到所谓赞成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而是相反，“清楚”到反复地阐明暴力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并同鼓吹“和平长入”、“和平过渡”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历史真实。请看：　　

 第一个事实：1884年2、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和莱因报》中痛斥各种“议会迷”是“愚不及的自我欺骗”。　　

他说：“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先生们放过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自己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马恩全集》第21卷，第23页)　　

在这里，恩格斯却是“头脑非常清醒”，痛斥工人运动中热衷于“放弃暴力革命”的“各种议会迷”，天真地以为议会的决议“能扭转乾坤”，实在是“愚不及的自我欺骗”，并告诫“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之时，“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之日。李锐怎能无视历史史实，主观臆断诬谓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　　

第二个事实，1891年初，恩格斯不顾德国党的领袖们的阻挠和反对，迫使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曾被埋没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自从德国议会废除“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后，党内的改良主义甚嚣塵上，鼓吹“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连党内公认的领袖李卜克内也常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为此，恩格斯不顾德国党的领袖们的阻挠和反对，果断地了公开发表曾被埋没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原来，早在1875年2月，德国党内的两派行将实行统一前，由李卜克内西负责起草了统一党的纲领草案。这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后十分气愤，专门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通称《哥达纲领批判》。而德国党的领袖虽然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反对这种草案的话，是一字一句正确的”，但是又借口党的“统一”的利益，拒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拿原则作交易，《哥达纲领批判》被埋藏15年之久。1891年1月，为了反对党内正在滋长的机会主义，恩格斯果断地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　　

原来，《哥达纲领》承袭了拉萨尔的改良主义，鼓吹不必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可以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把建立所谓“自由国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尖锐指出：“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建设一条铁路一样!”这些“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实质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但普鲁士专制国家不可能和平地变成“自由国家”，而且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可能是“自由国家”。他们写道：“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前者变的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这里，恩格斯确实“头脑非常清醒”，果断地公开发表曾被埋没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明明是对改良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有力回击。李锐怎能无视历史史实，颠倒黑白诬谓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呢？　　

第三个事实，1891年6月18日，恩格斯同样是鉴于德国议会废除“非常法”后，党内机会主义思潮泛滥，新版了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并写了长篇导言。　　

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君主世襲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差。”恩格斯前后三次指明，“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他高度赞扬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第三章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炸毁”旧的国家机器的科学论断。指出：“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来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他最后还尖锐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不是一听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全集》第22卷，第228、221、227、229页)　　

在这里，恩格斯确实“脑子非常清醒”，指明资产阶级的国家也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的机器，“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痛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救命”。李锐怎能不顾历史史实，随心所欲诬谓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吗？　　

第四个事实，1892年2月7日，恩格斯气愤地回答了他主张“议会道路”的无端指责。　　

事情是这样的，卓万尼·愽维奥在文章中指责恩格斯主张“议会道路”， 说什么“恩格斯竟然用数字来计算出社会党在国会取得多数的那个不远的年份”，然后“它将取得政权。”恩格斯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愽维奥》中，气愤地慎重声明：“首先，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将夺取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这种“革命的舞台”就是非和平的暴力革命。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和我将近四十来反复不断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马恩全集》第22卷，么327页)这种“决定性胜利”，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在这里，恩格斯确实“脑子非常清醒”，十分气愤地声明，他根本没有说过通过议会多数，然后夺取政权蠢话，倒是相反，“我强调过，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迫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武装斗争的舞台。”李锐怎能无视历史史实，信口开河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呢？　　

第五个事实，恩格斯1891年6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草案的批判。　　

1891年10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前公布了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新的党纲草案。这个草案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仍带有一些根本的理论原则错误，对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提出理论原则未予置理，竟然包含着“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恩格斯深感气愤，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恩格斯尖锐指出：“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下发表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现行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要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他们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些一来，这个社会就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为个旧壳”，“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时刻束手无策”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马恩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在这里，恩格斯确实“脑子非常清清醒”，尖锐批驳了德国党纲领草案中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错误，责问他们是否这些一来，“这个社会就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是否“无须用暴力来炸毁为个旧壳”？并指出“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使党突然在决定性时刻束手无策”。李锐怎能无视历史真实，诬谓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呢？　　

第六个事实，1895年春季，恩格斯严厉批评德国党“绝对放弃暴力”的错误。　　

当时，德国统治阶级企图在国会中通过一个称为“防止政变法”的声名狼藉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案。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恩格斯虽然答应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坚决要求，在《“法兰西内战”导言》公开发表时把某些措词改得婉转一点，但恩格斯认为决不能放弃基本原则。他以警告的口气告诫德国的党说：“假如你们打算诚心诚意地服从绝对的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的合法性，甚至这个法律已被制定法律的人破坏了，而你们还要服从这个法律的合法性，总之是服从这样的政策，那就是谁打了你的右颊，就把左颊也送上去给他打。我可不能容忍你们这样做。……我认为，如果你们鼓吹绝对放弃暴力斗争，那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没有人听这个，没有哪个国家的哪个党竟会把拿起武器来抵抗非法行为的权利放弃掉？”(《马恩全集》第39卷，第401页)　　

在这里，恩格斯虽然绝症緾身，离去世仅只几个月时间，仍然是“头脑非常清醒”，严詞斥责德国党内那种主张“绝对放弃暴力”的人，“这就是谁打了你的右颊，就把左颊也送上去给他打。我可不能容忍你们这样做。” 李锐怎能无视历史史实，“指鹿为马”，诬谓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呢？　　

总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始终如一地坚持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李锐所谓他们“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完全无视历史真实，纯系恶意造谣、诽谤、污蔑!　　

三、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　　

李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暴力革命论，打出改良主义旗幡，招摇过市，“忽悠”百姓。 值得注意的是，他竟然把这种改良主义的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欺欺人!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原则界限有三：　　

其一、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同生产力的社会化要求的矛盾？　　

唯物史观揭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资本私有制适合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所依靠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是《宣言》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出如此庞大生产资料的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恩选集》第1卷，第256页）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开始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们所谓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　　

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出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就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此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的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恩选集》第3卷,428、429、430页）　　

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能不能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作点点滴的“改良”，而无须经过“社会革命”，就能解决？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消灭所有制，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能解决。所以，《宣言》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就是这个道理。　　

而无产阶级要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剥夺者”，触犯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因而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才能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科学揭示了资本增值的奥秘，即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之后，得出结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恩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与此相反，李锐鼓吹的改良主义却认为，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绝对、永远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社会”。他说：“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不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根本教训。”（第105页）这样一来，社会再也不会有质变，资本主义永葆青春，长生不老！革命从此告别，暴力更不需要。　　

无奈此种“终极社会”，只不过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性王国”的翻版而已！　　

其二、要不要砸碎无产阶级身上的“锁链”？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同样不是“人间天堂”。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下，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又掌握着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财富增殖、积累的源泉。这就“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社会财富和购卖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利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而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马恩选集》第1卷，第348页）　　

可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是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两大“锁链”。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科学家，第一次揭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揭明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揭明了无产阶级的“痛苦”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率领无产阶级“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恩选集》第1卷，第232页）。资产阶级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两大“锁链”必须砸碎！　　

《共产党宣言》最后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恩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与此相反李锐的改良主义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不仅身上无所谓“锁链”，而且是生活在“乐极的天堂”里头，不是无产阶级养活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养活无产阶级。请看他对资本主义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吧!他说：自己以前没有去过美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去过美国三次，“我到了美国之后，很多问题就更清楚一点了。用马克思的话讲，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长嘛，马克思不是讲甚么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嘛，西方这三大差别差不多，没有甚么了。(《开张》第136页)原来，在这位常常自称“老共产党人”的眼里，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没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而且连“三大差别”也消灭了。在此西方的“乐极世界”里，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生活得如此美妙无比，不消说“革命”毫无必要，就连“改良”亦属多余。好一幅共产党的叛徒的丑恶咀脸呀!　　

其三、资本主义国家要不要“炸毁”？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也是对国家本质的科学认知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按其实质来说，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为大众的服务机器，而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资产阶级国家尽管有其“民主”的华丽包装，但仍然是维护自身统治、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暴力机器。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恩选集》第1卷，第253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附属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马恩选集》第4卷，第168页)　　

毛泽东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处在压迫、剥削地位的治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本性，注定不会自动退出统治舞台，拱手让出政权。相反，它们要凭借手中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法庭，疯狂镇压被统治的阶级反抗。这注定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不能不经过暴力革命。这是历史的真实。　　

李锐说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去过三次美国，就把美国认识清楚了。试问：人像不是不是也“调查了一下”，美国的资产阶级“手里是不是空的拿”？“拿的是什么”？谁人不知，那不光是“刀”，而是“高科技的全幅武装”。据张召忠教授披露：2009年，尽管美国虽然深陷经济危机的严重困境，国家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是2008财年的3.1倍，赤字率也从2008财年的3.2%猛增至10.0%，创下二战后最高水平，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增至6.71万亿.然而，美国军费预算，竟高达7千亿元，在全世界军费1.4万亿总数中，美国占65%；比02美国军费预算的3千亿，增加了80%。美国资产阶级不顾自身债台高筑，手里抓这么大的军事机器究竟是干什么的呢？难道不是对内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吗？难道不是雄辩地证实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早已十足地军国主义化了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吗？　　

因之，无产阶级要摆脱压迫、剥削，求得自身解放，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乃天经地义!　　

与此相反，李锐鼓吹改良主义，也是同他的国家观分不开的。他一方面诅骂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封建专制”、“暴力统治”，“个人独裁”；一方面却无耻美化美英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天堂，“人民领导总统”，两党轮流执政，“西方国家的宪政，由全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已成了社会习惯，因此张三、李四都可以当总统，出现不了强人政治，也不需要语录当家，舆论一律；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互相指责，分歧通过议会解决。”（第12页）这样的好端端的国家，当然只须一点一滴的改良，“锦上添花”就行。如果通过“暴力革命”，把它打碎，那还了得!　　

总之，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是要不要“消灭私有制”，以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发展要求，要不要砸碎无产阶级身上的“锁链”(剩余价值的剥削、政治压迫)，使无产阶级得以“翻身解放”，要不要打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上升成为统治阶级”。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概拒绝任何“改良”。问题只是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当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尚处在量变的、上升的发展阶段时，社会的进步只能“靠改良”；相反，当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从量变的积累到须要质变之时，无产阶级就只能用暴力砸碎资本主义国家，“舍此不能完成社会的飞跃”。　　

中国汉代，那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朮”的董仲舒，叫喊“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的是封建社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李锐此时祭起改良主义的旗幡，则是鼓吹资本主义的“天不能变，道亦不能变”! 　　

四、改良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着羊皮的狼”　　

改良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以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点滴社会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它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早在19世纪中叶，伯恩施坦就公开打出过改良主义的旗幡。　　

历史在惊人的相似。　　

这里回顾一下19世纪70后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伯恩施坦等“苏黎三人团”改良主义的尖锐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1878年10月德国议会通过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令，在实施的十二年期间，大约有1300种社会主义出版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人被放逐，1500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在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白色恐怖下，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党内形成伯恩施坦等“苏黎世三人团”，公开打出改良主义的旗幡。他们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正是在现在，“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党的核心摇摆不定，李卜克内西也公开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党。　　

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深感气愤，写了《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尖锐批判了“三人团”改良主义，帮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苏黎世三人团虽然表面上赞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他们认为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对当前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愽爱。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和其他人的怨悢……。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这些改良会巩固旧制度，使工人运动无可挽救地走上毁灭的道路。他们最后宣告：“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我们的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他们还说：“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留在自己的队伍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马恩选集》第3卷，第372、374页)　　

李锐鼓吹的改良主义，同伯恩斯坦等人机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李锐现今打出这种改良主义的旗幡究竟为哪桩？ 　　

这就是此人公然叫嚷的：“只有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恩格斯正在其“晚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美国版附录》中，痛斥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人是“披着羊皮的狠。”他说：“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狠。”(《马恩全集》第22卷，第297页)　　

李锐当然“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而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狠。”　　

李锐这只“披着羊皮的狠”打出改良主义的旗幡意欲何为？想守护什么？要吃掉哪个？　　

意在用改良主义对抗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想守护住资本主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要吃掉毛泽东领导下，几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社会主义!　　

这就是李锐梦寐以求的“宪政大开张”!这就是所谓的“李锐新政”!　　

早在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曾经尖锐指出：“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5页)李锐就是这样一个一心“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真不知，我们的党为何同李锐这一个“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我们的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我也不懂，我们“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留在自己的队伍中”？　　

我更不解，李锐这样一个铁心“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人，我们党为何竟然连续几次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党代表大会？“特邀”原因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功？　　

我也不懂，我们“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留在自己的队伍中”？　　

201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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