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重新评毛”的反革命本质

评“重新评毛”的反革命本质　　

陈石宇　　

最近从网上看到由李锐、胡绩伟、辛子陵、茅于轼等数百人签名，以《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在维护宪法，争取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幌子下，提出了诸多问题，其核心和要害则在于通过所谓的“重新评毛”，全盘否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全盘否定中国的革命事业，全盘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信公然要求“批准在大陆印行《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和《墓碑》（杨继绳著）两部书，报刊网络可以公开讨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为重新评毛预作准备。”这是他们极端仇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本质的一次大暴露，是他们企图加快实现政旗易帜的重大信号，在他们那一伙人的心目中，不彻底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尽快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将死不瞑目，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会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吗？　　

公开信还表现出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冲破他们长期的单方面欺骗宣传所形成的重重阻力，强烈的表达出发自内心地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深深怀念之情的万分恐惧和憎恨，深恐我们的国家重新回到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无法得逞。这是他们迫切希望“重新评毛”的又一重要原因。他们中的死硬分子辛子陵于2009年12月27日就曾在北京发出过十分惊恐的吼叫声，说什么“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再不解决毛派问题，毛派可要解决你们了。”这就活生生的暴露出他们是何等的惧怕毛主席及其思想的巨大威力，何等惧怕坚信毛主席及其思想无比正确，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的广大革命人民的强大力量。辛的话暴露了玄机，道出了他们迫不及待抛出“重新评毛”的真意。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要争取的什么“言论出版自由”到底是什么货色，既要声嘶力竭的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何以又要对仅仅表达对毛主席及其思想无限深情的革命人民杀气腾腾的威胁要“解决”呢？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言论出版自由吗？难道只准他们有反革命的言论出版自由，造谣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就不准革命人民有坚持真理，维护革命的言论出版自由吗？辛子陵这席话作为反面教材是很有启迪作用的，他把两个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活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误信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是该清醒的时候了。　　

为了挽救他们可能遭到覆灭的命运，公开信寄希望于在大陆印行充满了无耻谎言和栽赃陷害等内容的反动书籍来毒害人民，搅乱思想，实现卑鄙的目的。幻想“将杨继绳的《墓碑》，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往城乡新华书店一摆，亿万国民重新评毛就会自然启动。”再加上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南方周末》，《炎黄春秋》带头冲锋陷阵，就可以将他们期待的“重新评毛”推向高潮，进而不就可以彻底否定毛主席和“解决毛派”了吗？多么美妙的如意算盘，多么丑恶的灵魂。　　

当毛主席去世不久，走资派出于复辟资本主义需要，掀起了非毛化的恶浪，一些同样是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而又善于投机钻营，具有强烈的升官发财欲望的精英学者紧紧跟上，乘机编造了无数谎言，给毛主席泼尽了脏水。但是，走资派还不敢全盘否定毛主席，担心会引火烧身，反而加速人民的觉醒，使自己的真实面目过早暴露，从而把自己推至火山口上。而且，非毛化虽然在走资派和右派精英控制的主流媒体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推进，确已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但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立下的不朽功勋，毛主席对中华民族由弱转强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毛主席终身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奋斗不息的高尚品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是可以用哪怕是最精心编造的无耻谎言，想抹掉就能够抹掉，想否定就可以否定的。日益高涨的毛泽东热对此作了最好结论。可是，这是李锐一伙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们对毛主席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不达到彻底否定的目的，他们会誓不罢休。日益高涨的毛泽东热，已使他们心惊肉跳，担心终有一天会受到人民的审判。而且，历史上的反革命派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总要以自己的愿望来代替事实，总认为地球会按照自己的指挥棒转，李锐等人当然也不例外。同时，他们认为现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已经给他们创造了实现自己罪恶目的的条件。于是，迫不及待的跳出来，打出“重新评毛”这面破旗，妄想在全国上下都能出现一个“重新评毛”的局面，以最终达到对毛主席的全盘否定，以搬倒毛主席这面最为鲜艳最为伟大的红旗，既除却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解了心头之恨，又能够把毛泽东热扑灭。这样一来，也就可以顺利撕下至今还挂起的社会主义招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名正言顺地改旗易帜，实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复辟，这就是他们打出“重新评毛”旗号的实质所在。到那时，即使造成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他们也会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苏联的大叛徒，钻进共产党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表现出来的轻松劲，就是包括李锐一伙在内的共产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死敌的一种共同本性，即不顾国家的兴亡，不顾人民的死活，只要自己的目的能够达到。　　

为了彻底揭穿他们的“重新评毛”的反革命本性，为进一步证明他们所以如此仇恨毛主席，就在于他们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死敌，中国革命的死敌，共产主义的死敌，中华民族的败类，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深受全国人民最广泛的拥护和最衷心的爱戴，也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只有人民的死敌，民族的败类，才会如此憎恨他，才企图全盘否定他。　　

人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自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的中国历史证明：能改变中国贫弱面貌，能使中华民族强盛复兴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成员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因此，共产党人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勇敢顽强，不怕牺牲。这是党能够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　　

但是，我们党能够在异常恶劣和艰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战胜强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其中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我们党经过多次曲折的反复斗争，找到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无数事实证明：每当革命面临危亡的关头，总是毛主席出来力挽狂澜，挽救革命，使革命转危为安，引导革命走出困境，去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毛主席多次挽救革命，中国革命很难在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可能在黑暗中摸索。”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经过艰苦探索，才巩固了政权，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所以，同样可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　　

实际上，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的体会到：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我们的工作只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毛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线指引下，就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向前发展。反之，如果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线的指引，就必然会遭受挫折，遭到失败。这是从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的正反经验，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宝贵经验。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同样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包括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近年特别强调的百色起义都失败了，唯有毛主席领导的著名的秋收起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是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及许多人反对声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走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当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强大敌人的封锁包围和武装围剿中节节胜利，迅速发展壮大，给当时的中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以后，由于机会主义排斥了毛主席领导，在敌人新一轮武力围剿时不得不放弃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同样是英雄顽强的红军，面对的同样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武力围追堵截，但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却炯然不同。会前连吃败仗，损失惨重，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10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会后，顺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包围圈，以胜利告终。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处境的根本改变，就在于会前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会后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以后，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的一切胜利，无不反复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当时，上至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同毛主席生死与共，浴血奋战了几十年的战友周总理、朱老总，下至普通党员，都是口服心服一致认同的。试问，在我们党内，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做出这样无可估量的贡献。　　

对于向毛主席这样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过如此独特的杰出作用的革命领袖，企图通过依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制造的离奇谣言来“重新评毛”，以达到全盘否定毛主席进而全盘否定整个中国革命的罪恶目的，不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敌人，民族的败类，能干得出来吗？那些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仅仅只是想说两句气话的人，会认同李锐一伙“重新评毛”，全盘否定毛主席吗？除非他已堕落到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地步，否则，不仅不会认同，还会坚决反对。　　

第二，毛主席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终生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奋斗不息。要全盘否定对人民的事业无限忠心，尽心竭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人民领袖，除了人民的死敌、民族败类，还会有谁能干得出来呢？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内终生都无限忠实于人民的事业的最伟大也是最典型的代表，他的这种高贵品格表现在各个方面。毛主席自投身革命就把自己的一生和全家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翻遍他的全部著作和书信往来，查阅有关他的资料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他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没有一件不是在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国家的强盛和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而辛勤操劳，也找不到一件为了自身享受或亲属子女的荣华富贵在忙碌。当他的亲人被敌人杀害的噩耗传来时，他同样会十分悲痛，但他想到的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会经常发生的。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朝鲜前线为国捐躯，他悲痛万分，但是，他却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那么多普通人民的儿女，哪一个孩子不是人生父母养，还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为孩子在保家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感到光荣和骄傲，在他的心目中，除了人民还是人民，再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解放初期，他的一些曾经支持过他革命的亲戚希望通过他获取一官半职，却无一人如愿以偿。他立志献身革命，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国家贫穷落后挨打受欺的命运，拯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使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当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以后，更是矢志不渝的要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铲除人间的一切不平，使一切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平等的幸福的生活。正因为人民的领袖如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才获得了人民群众最衷心的和最广泛的拥护和崇敬。　　

他不仅自己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要求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心情愿做人民的老黄牛、小学生。他反复教导全党要树立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他看来，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任何别的私利。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反复教导并身体力行，我们的党才能长时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爱护。　　

但是，我们的党终究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想必将反映到党内来，腐蚀党的肌体，为防止党的队伍中一些成员发生蜕变，离开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他不断采取许多有力的措施，如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民主生活会，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甚至广泛发动群众监督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等等，以保证党的队伍长期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当革命胜利以后，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党的队伍在掌握了政权，地位发生变化以后，会不会出现违背人民意愿，发生与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方向相反的变化。他所以要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诉全党警惕不拿枪的敌人，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在进北京的时候，说是进京赶考，告诫不要当李自成；进城不久，要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并对战功赫赫却被敌人糖衣炮弹击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以告诫全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党能够保持无产阶级的本性永不脱离人民，永不变色。以后，他所以要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要在全党和全国开展持续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冒着自己被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不是为了保证党的队伍永不变质，保证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保证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不致白流。只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只有自己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如此忠诚的坚持和捍卫人民的利益。　　

网上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作家郁达夫在鲁迅追悼会上讲的一句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此话真是入木三分。郁达夫讲这话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华民族大文豪　鲁迅　先生的迫害而说的，不想今日用于对待开国领袖的非毛化，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锐等一伙还认为如今的非毛化远非自己所求，妄想通过“重新评毛”，把人民的伟大领袖，新中国开国之父置于死地，并把中国革命完全抹黑。他们岂止是“生物之群”，完全是一伙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罪犯。　　

第三，他们用于“重新评毛”的重磅炸弹，是他们一伙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有力罪证。　　

首先，造谣中伤栽赃陷害，历来是反革命势力惯用的伎俩，也是李锐一伙的特长。　　

李锐一伙是德国法西斯强盗头子戈倍尔的忠实信徒。戈倍尔臭名昭著的话就是只要不断重复谣言，谣言就会变成真理。李锐一伙也善于此道，他们是一伙靠制造谣言混日子的罪犯，相信只要不厌其烦的重复他们所编造的谣言，就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错把谣言当成真理。他们在公开信中，那么起劲的叫喊言论出版自由，就是要让辛子陵，杨继绳两人那充满谣言谎言的反动书籍在大陆广为传播，以俘虏不明真相又易于轻信之人，他们幻想将这两本反动透顶的书往新华书店一摆，就可以出现渴望已久的“重新评毛”的狂潮。把如此荒唐的满纸谎言的书籍当着重磅炸弹，足见他们堕落到何种程度。只能说他们已经穷途末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证明自己要反对的对象是应该反对的，自然只能借助谣言了。　　

谣言本来是不值一驳的，在事实面前会不攻自破。但是，千万不可轻视谣言的恶劣作用，如果任其到处扩散，必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谣言的确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但是，当谣言被事实澄清的时候，其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已经无法挽回。苏联在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制造了大量关于斯大林的谣言，在促使苏联解体方面起了无可估量的恶劣作用。当苏联解体，公布解密资料，揭穿了那些谣言的时候，苏联已不复存在，多么惨重的代价。我们能允许这样的事在中国重演吗？当然是绝对不行的。应当说，造谣惑众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本应依法治罪。毛主席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领导我们党达半个世纪之久，制造谣言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更是极大的犯罪，更应该严惩不贷。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站立了起来。李锐一伙放肆的诽谤他，是一起严重的诽谤罪。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都有权利起诉和控告他们，要求有关司法机关严惩这伙罪犯。对于那些出版这类反动书籍的出版单位，亦应追究应有责任。　　

其次，他们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破旗下，借攻击建国以后毛主席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煽动复仇情绪，离间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以便火中取栗。　　

他们攻击毛主席最为突出的内容，是建国以后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胡说毛主席发动这些政治运动是为了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个人独裁。在这些攻击中，又特别集中攻击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打击了国内的民主空气，打击迫害了一批民族精英，造成了一言堂的局面。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实行专制独裁的集中表现，搞乱了党的队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到底当年发动这些政治运动是否正确，应不应该，这不是随便可以下结论的，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是否就消灭了，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呢？应当肯定地说当然不是。消灭阶级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不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不经过多方面的复杂斗争是不可能解决的。阶级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仅从经济上剥夺了剥夺者，还远远谈不上消灭阶级，更不要说剥削阶级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还严重存在，甚至尚未触动。经济制度变革以后，要使其巩固地稳定下来，需要一个很长的又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弄得不好，私有制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要解决思想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则是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更加长期的斗争，怎么可能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不久，阶级斗争就突然从我国大地上消灭了呢？何况，国际上还存在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及各国反动派，他们必然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围剿社会主义国家，千方百计支援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复辟势力。　　

1956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致命打击，国际共运瞬间转入低潮，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复辟势力蠢蠢欲动，在东欧就发生了著名的波匈事件。1957年，中国的右派进攻及随后的反右派斗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重大的社会主义保卫战。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击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就不可能有后来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错整了一些善意帮助党整风和有些过激或错误言论却并不反党的好同志，给他们平反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否定整个反右派斗争，更不应该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推在毛主席身上，责任主要应当由当时具体主持反右派斗争的人来承担才是公道的。　　

1966年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一次大反击，是一场更加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艰巨伟大的社会主义保卫战。毛主席的逝世无果而终，复辟势力向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全面进攻，终使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重新回到被奴役被剥削的惨境，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疯狂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袁腾飞逍遥自在，不但不受法律追究，反而名利双收，就是典型事例。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陕西律师赵东民却由于依法为下岗工人正当维权而被无理拘押一年有余，又是一个典型事例。两相比较，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十分明显。特别是赵东民一案，非一般冤案，与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密切相关，将可能载入史册。　　

苏东剧变和中国的现状，也包括李锐一伙这几十年的丑恶表演，用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错误的做法亦将要在以后多次文化大革命中避免和纠正。　　

其实在这个方面，在毛主席之前的革命导师们早有大量论述。此处不妨引上几段，以清醒我们的头脑。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讲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也指出：“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如他强调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不能装进棺材，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指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还说无产阶级要进行比剥夺资本家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斗争，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总之，他们都非常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可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为了要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而且，他们还尤其强调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是很严重的，强调在革命队伍内部反对和清除机会主义的极端必要性。这里仅用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一句话就够了，他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还指出他和马克思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的斗争都多。如果我们至今还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是否应该真正用马列主义武器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认真反省反省自己的态度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手中的照妖镜，是揭穿李锐一伙反革命本性的强大思想武器，能够有力的揭穿他们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捆住无产阶级手脚，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打掩护的反动本质，揭穿他们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以煽动复仇情绪，离间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以纠集“重新评毛”，全盘否定毛主席和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队伍的罪恶阴谋。　　

再次，李锐一伙抓住唯生产力论这根稻草，肆意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是为了转移群众视线，为复辟资本主义打掩护。　　

恩格斯1891年6月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时指出：“为了眼前的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列宁在1908年4月3日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在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谬论后，指出：“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大计……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李锐一伙绝非一般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不是‘真诚的’机会主义，而是一伙死心塌地的反革命罪犯，但是，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他们还不敢公开的露出他们的反革命嘴脸，公开暴露他们的反革命用心，必然要接过历史上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惯用伎俩，扯起唯生产力论的破旗，给革命人民灌输只注重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图一时的成就，而忘记根本大计、根本目标，牺牲根本利益的思想。在他们这种思想的腐蚀下，于是一些人只注重工资待遇是否增加了，市场上商品是否多了，自己的住房是否改善了，城市是否扩大了，道路是否更宽了，但是却不关心公有制是否瓦解了，私有化是否复辟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否重新普遍存在了，社会财富是否严重的两极分化了，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是否严重的恶化了，旧社会的残渣和毒瘤如黄、赌、毒、黑恶势力、官场腐败、权钱勾结、权力资本化、拜金主义以及汉奸、买办、卖国贼等等是否统统浮了出来，污染了整个社会，并已泛滥成灾了。试问，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制度还能保得住吗？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还能继续坚持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能长期维持下去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完全复辟还能阻挡得住吗？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同时，他们还可以借此加紧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全盘否定。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所采取的任何重大战略措施，总是把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大计放在首位，绝不会为了谋取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图一时的成就而牺牲根本利益。特别是建国初期，原有的基础极其薄弱，一穷二白，又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封锁包围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党和毛主席不得不要求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以便集中力量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为以后的更快发展，更好的改善人民生活打好基础。这样人民群众眼前的生活水平就可能提高得慢一点，但从长远看却十分有利，这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李锐一伙却可以根本不提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所留下的巨大遗产，仅仅抓住人民生活提高较慢这一点，加以无限夸大，尽情渲染，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说得一无是处，如经济如何发展缓慢，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耽误几十年的建设时间，那时又如何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如何困难等等，从而把毛泽东时代抹黑，这不是又成了他们喧嚣一时的“重新评毛”的又一重磅炸弹吗？只可惜这不过是纸做的而已，经不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照妖镜的光亮照射。　　

第四，最后简单说几句。由于李锐一伙至今还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有的还以老革命自居，说他们是人民的死敌，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是否欠妥。有人或许会说，他们只不过在那时候挨过整，仕途受到影响，没有爬得更高，而有怨气，说了两句气话，哪能就是反对革命，图谋复辟资本主义呢？其实，谁都希望他们是这样的，仅仅只是说说气话，发泄发泄。但是，他们何以又如此揪住不放，必欲将过去的一切彻底打翻在地而后快呢？特别集中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做出了最为杰出贡献，立下了万世不朽的伟大功勋的毛主席如此仇恨，不共戴天，不彻底否定誓不罢休呢？这仅仅只是说说气话吗？说气话发泄不满，总还要以事实为依据，表白自己如何支持和拥护革命，证明整错了，指出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的工作，再不然最多说点过头话。怎么能依靠无耻造谣，随意栽赃陷害过日子，甚至还要将这些谎言扩散至全国，以蒙骗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图通过“重新评毛”达到可耻目的呢？目前的非毛化已经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引起革命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还不满足，还不住手，还要来一个“重新评毛”，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不是十分清楚吗？只不过现在不便明言罢了，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一当时机到了，就像他们中的茅于轼承认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一样会吐露真情的。不过到那时再指出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他们兴许会欣喜若狂。　　

他们现在确实还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一定就不是反革命，戈尔巴乔夫原来不还是苏共主要领导人，叶利钦还是原俄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他们的自白不都明确表示了自己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吗？何况李锐们呢？谁能担保李锐一伙原来就不是暗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特洛伊木马，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人物，至少是革命队伍内的投机分子。俗话说观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李锐一伙几十年的表演，已经足够表明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哪是一句“气话”能包含的，现在他们杀气腾腾的要“重新评毛”，就是他们反革命本性的集中表露。我们应学闻一多拍案而起，回击他们的挑战。豺狼扑来时，不可大意，面对毒蛇猛兽，不可有半点怜悯之心。管它多少人签名，5千5万人又何妨，与13亿中国人相比，只是小小一撮。何况签名者并非都如李锐一样死心塌地，出于多种原因而签名的怕也不少。精英政治应当终结，大众政治应当重启。毛主席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大英雄，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被钉上耻辱柱的必将是李锐一伙中的死硬分子。　　

　2011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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