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说，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他又“忽视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对苏区和红军)”，这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作为陈独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缺乏和忽视的，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家教·秉性
陈独秀长毛泽东14岁，两人出生环境不一样，所受家教不同，秉性各异。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母亲对他的个性影响极大，她对儿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比较开明，从不拿“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来束缚和规范自己的孩子。陈独秀评价自己的母亲很能干，本质上又是个老好人。他说：“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5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嗣父是个举人，曾在东北做过官，少年陈独秀曾随嗣父去过东北，亲眼目睹沙俄士兵随意杀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这惨烈的一幕幕，对他刺激极深，每每“思之当一大痛哭”，他为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种壮烈的民族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出生在闭塞的韶山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父亲对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识字打算盘。
当祖父拿着戒尺，硬逼着年幼的陈独秀背诵经书时，只有6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劳动，较早地知道了稼穑劳作的艰辛。毛泽东9岁才开始读书，虽说书是读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记忆力强，旧时读书人必备的默写背诵的功夫，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难。
少年毛泽东读书时就爱思考，他发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在重温这些小说内容后，他终于明白：“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实行残酷镇压，暴动者的头颅高挂在长沙城南门外示众。这一事件轰动整个湖南，也给时在韶山东茅塘读书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陈独秀显然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在这个年龄段，他在大哥的督促下，整天埋在经书子集里，以预备科举考试。18岁那年，为了“母亲的心愿”，才随大哥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一路进京科考的经历，给他刺激极大，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这才与科举决绝。由南京回安庆后，他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长江防务的方案。他的这些文章仍然主张依靠皇帝进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泽东13岁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给父亲记账。但他不愿困守在韶山冲，要走出去独闯天下。他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而要让父亲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聪明的他找来八舅文正莹、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当说客，这些人在乡间很有声望。父亲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他去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背着简易的行囊，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了韶山冲。
陈独秀自小就缺乏这种圆融变通的心计。儿时为了背书，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迈的祖父就想听到孙儿的求饶声，可他偏偏不，手打肿了，屁股打红了，心疼得母亲在一旁暗暗垂泪，可是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愤怒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这种倔强刚烈的性格，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偏执，似乎伴随陈独秀的一生，使他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迂腐·远见
陈独秀是中共的当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他面临的最“现实的事”，两个本就性质不一的政党联合到一起，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气魄和手腕。国共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为防止被国民党所溶化而建立党团，这个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反对，作为中共领袖的他应责无旁贷地给以回击，可他却书卷气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思虑，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处，更迂腐的事还在后头。据他的好友、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于1926年3月26日日记所记，3月6日，吴稚晖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询问：“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他竟然毫不防设地回答：“20年足矣?”吴稚晖急了，惊讶地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此时，北伐战争正捷报频传，陈独秀正陶醉着，当吴稚晖试探性地询问时，这位“用不着提防”的书生领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20年即可实行“列宁式的共产”，殊不知，他的这位老友对“列宁式的共产”深恶痛绝。这就给吴稚晖提供了所谓检举中共的口实。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一。他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两个原本对立的党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十分清楚合作的过程。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维护合作的大局，又不牺牲本党的根本利益，对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蒋介石早就有心借改编之机将红军收编，使中共没有武装，失去根据地。10多年的实际斗争经验，已经告诉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文斗也罢武斗也罢，都要凭实力作后盾。所以，在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指示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部分同志以为国民党真的友善，再也不会祸起萧墙，主张红军应该早出动，“全部出动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等。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一直站在维护本党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分析。他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所以“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他认为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种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在服从总的战略的前提下，不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这样才不致于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
农民·红军
1927年7月，陈独秀给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自此离开了领导岗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已厌倦与国民党论争的“口水战”“笔墨战”，意识到与国民党斗，还是要靠实力和枪杆子，城市不是中共的优势所在。他毅然选择了农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3年4月，毛泽东在领导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时，发现这些工人原本就是农民，他立即派工会领导成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这个乡有很多农民在水口山矿区做工，受过毛泽东的教育，亲历过水口山矿区罢工，感受过团结起来的力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就发动起来。9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区农工会成立。根据开展农运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主要介绍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共也曾研究与讨论过农民问题，而将农民运动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却是毛泽东开的头。对于这一点就连张国焘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说：“他(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
如果说陈独秀忽略了农民问题，那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7月，他就在《前锋》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篇被邓中夏称为“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文章指出：“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国民革命“不可忽视农民问题”。他对农民的经济状况、阶级构成以及所受的压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给中国农民指出了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就是“教育与宣传” “组织消费协社” “组织农民借贷机关” “组织谷价公议机关”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县长民选”等。虽然如此，他对农民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土地问题、农运问题等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养病。次年2月，来到家乡韶山，走户串门，与乡亲们拉家常交朋友，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办起20多所农民夜校外，还创办了农民协会，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创办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时间不长，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有声有色，走“在各县之先”，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农运一开始即“作经济政治斗争”，“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可总书记陈独秀却始终对农民运动存有偏见，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1927年1月，毛泽东带着陈独秀所提的这些问题，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并非没看到农民运动的过火之处，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农运的本质和主流，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前夜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和彭湃、方志敏等将筹划已久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可是，陈独秀没在大会上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运筹着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愤愤不平地辩说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人民武装——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割据。
红军日益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已成星星之火时，陈独秀却站出来对红军和苏区大加讨伐。他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对武装斗争，也不仅仅是对农民有着“绅士式”的歧视，而是恶狠狠地污蔑红军的社会基础是“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由这些“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命了”，并说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土匪式的骚扰”。因此，“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时值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围剿”，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苏区广泛散发，这就难怪有人说蒋介石对红军和苏区是“武剿”，而陈独秀则是“文攻”。
与陈独秀主张“国民会议”、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牢牢把握枪杆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中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共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已与这支军队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广大指战员也在实战中意识到毛泽东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被排斥时，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大的减弱。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之处，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信仰·纪律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期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两个人却指出了极不相同的方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还没有到崩溃的时候，所以，人民“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现在应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以“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经济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然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正在开辟之际，湘南特委派员来到井冈山。
来人下车伊始，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 “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就这样被“开除”出党，成为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开支部会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并没有丝毫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
也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多次给中共中央去信，忘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继续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评的意见。共产国际考虑他的意见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名让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他几个同志都去莫斯科参加了会议，惟有他却不顾组织纪律，严词拒绝出席会议。更离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于脑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公开传阅。
他企图引起对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这一愿望在当时就被否决了。当他获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作为中共创始人的他，在创建这个党时就理应明白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党内不能有反对派活动。在中央一再的劝说和警告下，他置若罔闻甚至梗着脖子向中央叫板：“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他公开地追随托洛茨基，明目张胆地建立反对派组织，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历史的真实。对待这些错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陈独秀那样肆言无忌直至公开批评。他甚至胆大到在给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内容是 “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此时的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可陈独秀却毫不顾忌，理直气壮。
在托洛茨基的力荐下，陈独秀当上了中国托派的中央书记，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轻的托派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仍对他的所谓右倾进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类于托派的思想，又从来不能见容于这些年轻人。他并不在意这些，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在审视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时，大胆地怀疑，不时地否定，并自诩要用“科学的态度”，“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断言“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从批判孔子开始，一生信仰和抛弃的主义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见的，延至晚年连最后信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抛弃了，这就难怪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说具有“虎气”外，还有“猴气”，那就是灵活性。中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斯大林开始担忧起来，立即派王明回中国督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唯恐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见罪于蒋介石，从而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王明自以为是钦差大臣，以在武汉的长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闹起独立。这一点，连赋闲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明正在势头上，且背后又站着斯大林，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除阐述自己的意见外，尽量避免与王明的正面冲突， 也就是李德所说“除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过任弼时、王稼祥等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陈独秀、毛泽东相会于上海。陈独秀向青年毛泽东谈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毛泽东向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些话，给我留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毕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切的出发点与着眼点都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为此，他既能顺势而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巧与周旋，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对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丝一毫也不怀疑，只是脚踏实地的践行着，这就是他与陈独秀在本质上的不一样。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