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不但是开放的，而且是全面、全方位开放，并在开放中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就有人廹不急待的抛出了所谓“闭关锁国”论。此后，有人喋喋不休的渲染这种论调。其实，这个论调是不值一驳的。
世人皆知，毛泽东时代，既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封锁的时代，又是一个反封锁的革命的开放时代。也就是说，在开放中斗争，在斗争中开放，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积极与世界各国建交是新中国开放的重要标志
大家知道，开放，是毛泽东主席长期一贯的主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开放闹革命，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直至全国解放，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中开放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5页，1960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从提倡到形成，就是开放的结果。请问：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闭关锁国”能实现的吗?
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声明》、《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等光辉篇章中反复明确指出，只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愿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向全国和全世界清楚的说明了，新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国际援助问题时，他曾这样说过：“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不是毛泽东主席已经把开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说得非常透彻了吗?
毛泽东主席不但要开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还提出要走出去。1954年7月7日，他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二卷，第256页)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即7月8日，在同一内容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其中“(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并指出：“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二卷，第258页)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第一次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表明开放，而且是“门大开了”，还要“走出去”，这不是对“闭关锁国”论最有力的批驳吗?
毛泽东主席开门建国的气魄之雄伟，战略眼光之高远，是举世闻名的。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与斯诺谈话中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37页)自这之后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有名的中美《上海公报》。这是毛泽东开门建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尼克松发表声明称“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总应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322页)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三十年中，从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第一次会谈，到1970年1月20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和美国驻波兰大使举行第136次会谈为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铺平道路;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远涉大洋访华;从建国之初世界1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到1977年同世界110来个国家建交并形成建交高潮;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到1971年10月25日中国被亚非穷朋友抬进联合国并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等等。所有这些开门建国，和平外交的实事，早已载入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史册。新中国与建交国互设的大使馆，都建在对方国的首都，并互派了使馆人员。请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闭关锁国”呢?
积极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是新中国开放的显著标志
对外贸易，是新中国加速经济建设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开放则是对外贸易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开放引进是极为重视的。
早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说过：“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6页，196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0页)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外国政要时曾多次谈及这些问题。1958年9月2日他在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时，当马罗金讲到“我们希望知道主席对于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的意见”时，毛主席明确回答说：“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3页)1961年8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巴西副总統古拉特时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五卷，第9页)
不仅如此，毛主席和党中央为开放建国采取了一系列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不断加强和扩展了新中国的国际贸易。
首先，开辟通道。大家知道，当年人民解放军南下抵达广东深圳时，毛主席，中央军委下令不向香港进军。这在当时来说，收复香港只是举手之劳;不进军香港，就是要使香港成为新中国与国外接触往来的通道。1963年8月9日，毛主席在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舍马克问：“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毛主席说：“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36---337页)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还在各方面支持香港人民的一切生活所需，保持了香港的稳定，使香港成了大陆与国外贸易的通道。此外，到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航空运输协定，并形成了热潮，同时还于1973年开始了港口建设的高潮，如宁波成立建港指挥部，建设镇海港区，其中3000---1万吨级的泊位16个，5000---5万吨级的泊位4个，吞吐能力20000万吨。1976年第一个万吨级煤炭接卸泊位建成投产。这些，这使新中国的国际交往与贸易开放的通道更多更长了。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发展大陆同港澳地区的贸易，到扩大对港澳出口以及经港澳的转口贸易，并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了对西方国家工商界及开明人士的往来，以民促官，不断推动了由民间贸易扩展到官方贸易。
其次，举办展览会。自建国初开始，为了加强生产，繁荣经济，在国内多次举办诸如农具展览会，铁路展览会，石油展览会，农业展览会，工业交通展览会等。这些对当时推动工农业生产、生产工艺技术改造，促进贸易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先后多次参与了莱比锡国际博展会(1951、1953、1954年)，在日本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1955年，参观者190多万人，还有40多万人看了中国的电影)，参与巴黎国际博展会(1956年)，在莫斯科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1953年)，与此同时，还邀请外国来华举办展览会，其中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1953年)，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1955年)，匈牙利纺织试验仪器展览会(1955年)，日本商品展览会(1956年)，印度商品展览会(1957年)，民主德国塑料展览会(1957年)，罗马尼亚经济展览会(1958年)，民主德国精密仪器和电子器材展览会(1959年)。每次展览参观者，少则数万人，多则100多万人，其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参观过苏联、印度、日本展览会。毛泽东几乎到了日本展览会的所有展台，他还和日本贸促会主席兼日本商品展览总裁村田省藏进行了友好谈话，还应村田请求为其展览会题词。日本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称毛主席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是中日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这样频繁活跃的商品贸易会，拓展了新中国对外交往的渠道而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交结了许多新朋友，增强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广泛的交流，促进了新中国的外贸发展，加速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展现了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广大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科技工勤劳智慧的光辉形象。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闭关锁国”吗?
第三，举办广州商品出口交易会。新中国成立不久，于1957年开始，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季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实行敞开国门，请进来，现场谈买卖，做生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第一次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于1957年4月15日开幕，当时交易会总面积为1·8万平方米，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共计1223名客商参加，出口交易额为1754万美元。此后，广交会不断发展，形势喜人。1957年至1965年交易会出口创汇29·87亿美元。1966年到1977年，交易会创汇214·39亿美元，是8年前的7·3倍，占全国出口总数额的41·53%，为了适应广交会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1974年投资2075万元，在广州流花桥建馆，总面积为9·95万平米，建筑面积为11·05万平米，展品数量达4万多种。据有关资料显示，这年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共26000余人。1975年秋季广交会共接待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客22778人次，其中美商705人，日商1290人次，出口成交14·19亿美元。
第四，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1951年---1955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十笔总额为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的贷款协议;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中日贸易由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贸易转入20世纪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1963年我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1964年11月和12月，中国又同意大利、奥地利建立了贸易机构，打破了在美国长期封锁中国的锁链上的缺口。1964年中法建交，两国政府贸易迅速发展，带动西欧掀起了发展对华贸易热潮。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
20世纪60年代，中国利用西方国家银行的卖方信贷，以延期付款方式从法国、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日本等国引进了65项先进技术设备，总金额(含利息)为2·8亿美元。到了1973年冬，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75%。
1973年1月，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决定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到1979年，引进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3套石油化工、3个火电站、4套综合采煤机组等大型成套设备。
新中国在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帮助外国发展了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了880个成套项目，此间，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被誉为“解放之路”。我国外援专家和医疗队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突出的工作成绩，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请问：这些是“闭关锁国”能办得到的吗?
积极与世界各国友好互访是新中国开放的突出标志
在开放中与各国友好互访，在开放中参与国际大事，使新中国认识了世界，也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大为提高。
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访问苏联，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访问期间，经过双方多次会谈协商，终于对解决涉及中国主权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于1950年2月2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毛泽东主席首次出访苏联，不但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等领域密切合作并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对新中国对外建立外交关系中废除其与国民党政府的旧约、解决有关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自毛主席出访苏联之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都曾先后率团出访。他们中，以周恩来出访最多。周恩来创造性的实践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1954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在访问期间，他同印度尼赫鲁举行会谈，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所规定的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还特别希望运用这些原则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同年6月28日，周恩来访问缅甸，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中印、中缅总理的会谈和联合声明的发表，得到了亚洲和世界各国的赞赏。
1954年4月，周恩来以大国的身份率团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在会上，就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与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16国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经过与苏联、越南等国的共同努力，会议终于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度支那三国的民族权利，这使世界人民看到了新中国为世界和平发挥的积极作用和重要贡献。
1955年4月，有29个国家参与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著名的国际会议。周恩来躲过了蒋介石集团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暗杀事件，并针对美蒋阻扰、破坏、分裂会议的图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主张，反复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倡导团结合作、协商一致的精神，阐明了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家平等、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主张，因而增进了亚非国家对新中国的理解、信任，消除了一些人对新中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赢得了善意与合作，促成了会议顺利进行。经过与会国的共同努力，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和平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涵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阻扰新中国参与世界国际活动的图谋彻底破产，中国的国际威望大为提高。
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陈毅的陪同了，出访亚洲14国，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被称为和平外交之旅。这次访问，周恩来等所到之处，受到各国领导人和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同所到国家的领导人分别举行了坦率而友好的会谈，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分别发表了会谈联合公报。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中国政府同阿拉伯国家和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在马里访问时，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这次出访，在世人面前大展了新中国和平友好外交的大国形象，是新中国走出去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的里程碑，对提高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2月29日回到北京机场时，受到毛泽东主席以及刘少奇、邓小平等和首都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不仅走出去，还敞开国门邀请外国首脑和政要访问新中国。从1949年至1976年，包括苏、美、法、英等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到新中国进行访问，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政府元首访华已形成了一股热潮，他们把访问新中国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当作访华的最高待遇而感到荣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对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说：“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有些访华或没访华的要人，也曾发表谈话或发表声明，感叹心扉。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尼克松对毛主席说：“主席先生的著作感动了一个国家，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说：“我从未见过毛泽东，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可见，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已是须臾不离了,还有什么“闭关锁国”?
在来访中，往往既有一国一团体的，也有同时一国多团体的，还有同时多国多团体的。列如，1967年10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灯火辉煌的接见大厅，会见了五大洲的各国朋友，他们有锡兰自由党议员塞·迪·班达拉奈克和夫人，由名誉团长西园寺公一、团长河源峙虎之助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日本中国通讯社访华小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负责人田中修二郎等，日本朋友阿部真子，由奔平·潘塔翁率领的老挝文教代表团，老挝朋友坎良·奔舍那，巴基斯坦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卡拉奇分会副秘书长马苏德·侯赛因和夫人，由阿卜杜勒·马基德·阿卜杜勒·拉欣姆和米尔加尼·阿里·穆斯塔法率领的苏丹---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由塞尔希奥·罗勃亚德率领的智利友好代表团，墨西哥美洲发行社经理富恩特斯，乌拉圭新生书店经理比森特·罗维塔，乌拉圭朋友鲁文·努·涅斯和夫人，秘鲁《图画商业报》记者赛莉亚·巴里奥斯，法中友协访华友好代表团团长埃伦娜·马希西奥，由汗斯·波根率领的挪威地区工会代表团，由科·阿列库率领的罗马利亚对外文协代表团，澳大利亚公路专家霍华德·舍拉德和夫人(《新闻简报》1968年1《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这些大量的实事说明，开放的新中国，是多么的兴旺啊!毛主席的住处，车龙马水，门庭若市，人气恢弘。
新中国在开放建设中，成就是非常惊人的。1949年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还没有比利时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属世界最低之列，而到20世纪70年代，却变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真可谓毛公盛世，至今仍是世界之美谈。
新中国在开放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当时的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科技工、人民解放军和华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战天斗地，忘我劳动，团结奋进，用血汗凝成的结晶，在中国文明史上璀璨放光。
可是，有人唱反调，渲染“闭关锁国”论。这就歪曲了新中国的形象，否定了老一代亿万人民群众用血汗甚至生命创造出来的辉煌的毛泽东时代。对此，中国人民反对，为新中国开放出力的世界人民不会答应，甚至连正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也不会承认。这是因为，人民在开放斗争中胜利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封锁、遏制开放的较量中失败了。实际上，就是当今世界，封锁反封锁、禁运反禁运、制裁反制裁，同样还存在着，而且，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况且，世界各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为联系，互相依存，这就是说，“闭关锁国”论不仅在中国站不住脚，在世界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近30年的新中国是开放的。不但是开放的，而且，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铲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文化的痕迹，人们内部没有利害的经济利益冲突，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充分发挥了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体力量和导向座标，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式的英模人物不断地、大量地涌现，廉洁为政，为民服务，蔚然成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形成了风气，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人民群众中保持崇高的威望。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抵御了帝修反的和平演变，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好八连精神大为发扬，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得到了弘扬光大。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了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和美德，防止了资本主义腐朽路后的思想文化的侵入，黄毒赌等污泥浊水荡然无存，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成为社会风气。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行依靠群众，面向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使开放的一切工作有着坚实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发扬长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弘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骨气，去除了国民党遗留的崇美之心，媚美之态，恐美之症。对一切在新中国家门口进行阻碍的一切行为，都及时地、坚决地、全部地、彻底地一律予以清除，使社会主义政权得到了巩固，保障了开放无阻。
新中国在开放中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到学习别人，但不跟着别人爬行;争取别人援助，但不依赖别人;引进别人的先进的东西，创造自己的东西，既不苏化，更不西化，而是坚持中国化。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如：国外有农庄、农场，而中国则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根据人民群众的实践，总结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农业六十条》、《工业六十条》和《鞍钢宪法》等，他还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节录)》、在反对刮“共产风”中多次强调等价交换，等等。这些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既是新中国开放的创始人、掌舵者，又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时期举世无双的里程碑。
综观这些，我们得出结论：新中国不仅是开放的，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且开放的旗帜是鲜红的。
历史证明，新中国在开放中，活跃于世界的历史舞台，对世界的发展、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了世界革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革命人民追崇的明星。
吴昌海
2014年2月24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