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发表微博，称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批准号’是10971179，资助经费30万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可以查到”。凯迪网也发表《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揭露孙经先研究真相》(以下简称“《洪振快》文章”)，说“本人长期关注孙经先的所谓‘研究’，证明其研究和‘非线性泛函分析’八竿子打不着。本人质疑，孙的研究和自然科学有什么关系？违规拨款一事”相关领导“是否从中发挥了作用？”
上述微博和文章充分暴露了洪振快无事生非、制造谣言、公然撒谎的真实面目。
（一）关于我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问题
1. 关于我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事情的真相如下：我在2009年和另外两个学校的学者合作，以我本人为项目主持人，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在当年获得批准。项目名称为《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项目批准号为10971179，资助经费30万元，项目起止时间为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这些信息可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网站上查到，可见如下网页：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fundation_search2&mod=view&mid=3be34211f966679a
2. 我主持的上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于2012年12月结题，我也按时将结题报告连同在该基金资助下发表的56篇论文（其中SCI期刊论文39篇、英文论文44篇）全部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审核。该委员会已经审核通过并同意结题。所有这一切，任何人如有怀疑，都可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询。
3. 我和我领导的课题组在上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发表的56篇文章中，有55篇是发表在专业数学期刊上的，完全属于纯数学论文。“《洪振快》文章”提出质疑的是我2011年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篇文章标注了这一基金。他的理由是“本人长期关注孙经先的所谓‘研究’，证明其研究和‘非线性泛函分析’八竿子打不着。”
我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的一个关键性的工作是对蒋正华先生的研究进行商榷。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是用数学方法进行的，其基本工具是“非线性规划”，稍微了解一点现代数学的人都会知道，这与非线性泛函分析是有密切关系的，并且这也是我本人长期关注的数学问题。我对蒋正华先生研究的商榷，也是从数学角度进行的。洪振快对现代数学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非线性泛函分析，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外行，居然在这里“证明”了我们数学家的某项“研究和‘非线性泛函分析’八竿子打不着”，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于以上原因，我在2011年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章中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这是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相关规定的，并且这也仅仅是我和我所主持的项目组所发表的56篇文章中的唯一一篇。以上就是事情的真相。
4. 我主持的这一项目是在2010年开始，并在2012年已经结束，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上是明确公示了的。洪振快查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当然他是明确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在微博中，故意隐瞒了这一点。我主持的这一项目的研究课题是《非线性泛函分析极其应用》，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上也是明确公示的，洪振快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却移花接木的故意把这一课题篡改为我的另一项研究课题《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洪振快微博中所称的所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我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课题进行了资助，“‘项目批准号’是10971179，资助经费30万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可以查到”，完全是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制造谣言、公然撒谎。
（二）关于相关领导“发挥了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违规拨款”的问题
“《洪振快》文章”公然歪曲上述已经非常清楚的基本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诬陷相关领导在我申请上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诬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违规拨款“。该文把上述诬陷冠之以“揭露孙经先研究真相”的标题，完全是制造谣言，企图对我本人、相关领导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诽谤和污蔑。
我的上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数学科研项目，是在2009年2月申请，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经过严格审查后获得批准的，项目批准通知书下达的时间是 2009年9月4日。当时我还没有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想法(我是2010年暑假以后才有了这个想法的)，我关于这一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是2011年发表的，相关领导最早也只能是在2011年才有可能知道我在进行这一研究。“《洪振快》文章”却编造了相关领导2009年在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过程中就“发挥了作用”，这显然是无中生有，制造谣言，进行诬陷和诽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我的研究项目《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进行了严格审查后予以批准，我本人和我所领导的课题组也按时在2012年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研究任务，并且已经经该委员会审核通过后结题。在这种情况下，“《洪振快》文章”莫须有地以相关领导“发挥了作用”为由，制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违规拨款”的谣言，这也是对国家自然科学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诽谤和诬陷。
（三）我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课题的基金资助问题
在上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结题以后，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承担过任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其他任何单位的科研基金项目。我2013年和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红旗文稿》、《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开放时代》、《现代哲学》)等刊物报纸上发表的所有的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论文和发言稿，都没有标注任何基金的资助。这一基本事实洪振快是非常清楚的。他明明知道以上事实，也明明知道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束时间为2012年，却在微博中故意删掉这一基金项目已经在2012年12月结束的关键性信息，编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目前正在对我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进行资助的谎言，目的就是为诬陷、诽谤我本人、其他同志和单位制造所谓依据。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揭穿洪振快所制造的谣言，我们将以上事实公之于众。
（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与数学无关”的问题。
“《洪振快》文章”称我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和‘非线性泛函分析’八竿子打不着”“和自然科学有什么关系?”这充分表现该文在学术上的极端无知。
马克思早就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我国现代数学的主要奠基人华罗庚先生也全力倡导数学家要特别关注各个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与数学有关的重大问题。对于数学家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只要它和数字有关，就都在数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等人，他们自己对现代数学一窍不通，却在那里竭力散布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与数学无关、数学家研究这一问题“是外行”等荒谬论点;杨继绳本人就说过“人口问题不是用数学能推导出来的”;在他编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位叫李澈的人竟然狂妄地宣布：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恐怕也无能为力”，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而“《洪振快》文章”也质问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和自然科学有什么关系?”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极端无知。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据系统。利用现代数学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研究这一复杂数据系统，揭开其中的秘密，这也恰恰是给数学家提出的一个重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之所以广泛流传长达三十年之久，是与长期以来数学家没有介入这一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杨继绳、洪振快等人在数学上是名副其实的外行，他们根本不了解现代数学的深邃的思维方法和丰富的数学工具，不了解这些思想和工具在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在内的许多重大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所起到的强大作用，却狂妄自大的宣称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与数学和自然科学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请他们再读一下马克思的这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五）“饿死三千万”谣言的破产
洪振快在他的微博中“公然撒谎”和明目张胆的制造谣言，是为了为 “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辩护。
在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我国“饿死三千万”这一观点的三个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蒋正华、杨继绳、曹树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蒋正华先生的反应：我们对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学术批评，并把这一批评公之于众。我们的批评已经公布快两年了。蒋正华先生的反应是不回应。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态度，这可能在实际上是他已经默认了我们的批评。蒋正华先生的错误是一系列的重大数学错误，数学上错了是根本无法辩解的。所以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
杨继绳的反应：杨继绳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了回应，他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全部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今年1月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文章《“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明确批驳了他的主要错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见到他对我们的这一批评做出公开回应。我们等待着他的回应。
曹树基的反应：2013年11月《开放时代》在上海举行论坛，曹树基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了回应。在他发言后，我当场对他的发言进行了全面批驳，最终他哑口无言(在《开放时代》今年第一期上刊登了我和曹树基当面激烈辩论的全部发言)，并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见到他对我们的批驳做出公开回应，我们也同样等待着他的进一步回应。
“饿死三千万”是一个重大谣言，任何人为这一重大谣言辩解都注定是徒劳的。在我们批驳杨继绳、曹树基的文章(发言)分别在《红旗文稿》、《开放时代》发表以后，眼看“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就要破产了，洪振快就跑了出来。
一方面洪振快在《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的文章，漏洞百出地继续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谎言辩护。我正在写文章对洪振快的文章进行批驳。在这里我要首先指出的是，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它唯一的就是利用一个极为荒谬的所谓“数学公式”，继续编造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谣言。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了这个所谓“数学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极端荒谬的、完全错误的。洪振快要想让人们相信他编造的谎言，那么他就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从学术上论证这一“数学公式”的正确性。如果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我们等待着洪振快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如果他不回答，那就表明他已经承认了他的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洪振快采取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编造谣言、公然撒谎，对我本人、相关领导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诬陷和诽谤。即使使用这种卑下手段，也同样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
最后要问的是，洪振快断章取义地运用所谓的史料肆意抹黑英勇的狼牙山五壮士，由此遭到义愤挨了骂，但他好像还记得法律手段并企图运用法律手段起诉别人，而他对我本人、相关领导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诬陷和诽谤，就不怕别人对他进行起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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