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教育分两种层次，一种为高中以下的教育，通称为“学校教育”，使用国家检定的教科书，历史观受政府立场的左右;另一种为大学以上的教育，可称为“自由教育”，没有一定的教科书，外人也不能干涉教师的观点与教学内容。
在大学教育中，关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可能有多种讲法，各有其偏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至少有九成以上的教师会称之为侵略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因为战后的历史学界曾从马克思主义史观出发，虽经几番演变，进步史观仍占据着历史学的主流。
但是，在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中，这一点则有所不同。其基调虽然是“和平教育”，但通过对教科书的“检定”，国家的官方见解和立场也可以反映其中。为此，如何去回避对日本近代国家的批判，宣扬其光明、进步的一面，就成为教科书检定的焦点。
有关近代战争的认识，日本政府有意回避侵略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有前因后果的一贯行为，而是试图把其分割开来，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或者强调各次战争之间的非连续性(如回避“15年战争”的说法，不承认中日战争是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偶发性(如卢沟桥事变)、外因性(如偷袭珍珠港)等。
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美化起源于战前的“皇国史观”教育。战后这种军国主义观点虽被否定，但二战后的军事审判和战争责任的追究并未上溯到这两次战争，所以大多数日本人虽然对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作过反省，但通常将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划为例外。而日本政府也有意以此美化近代史，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荣誉感。
如此一来，关于甲午、日俄战争就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解释。大学教育主要指出此两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吞并朝鲜等，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染指亚洲的侵略企图;而大学以下学校的教科书则多在宣传战争对于加强日本国民的自尊心、促进个人主义思想形成、巩固产业基础和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由于这种美化侵略战争的“国家见解”并不一定能为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所接受，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几乎都结束于江户幕府时代，并不涉及近代。为了应付高考，学生只需要背下那几个黑体的单词和主要事件年表即可，不需要去思考、谈论战争的性质。而入学考试的试卷也会尽量避开这段敏感的历史。
三种战争观支离破碎
这种由国家检定课本所带来的教育结果，是三种支离破碎的战争认识，可以说其代表了几乎全体日本人最大公约数的战争观。
其一是“悲惨的战争观”。这是政府提倡的“和平教育”的产物。受过学校教育的几乎所有日本年轻人都会说“战争是一种罪恶”，“绝对再不能重演战争的悲剧”。此观点从表面看无懈可击，但从教科书内容上可发现，此种悲惨的认识不过是来自于自己国家在战争中的“被害”体验。题材也千篇一律，如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体验、冲绳战役的悲惨史实，或是1945年3月美军对东京的大轰炸等。每年的8月15日战败(国家报道都称之为“终战”，以遮掩失败的耻辱)纪念前后，日本首相总要到广岛等被害地去悼念战争的牺牲者，提起310万这个数字。无疑，这只是日本国民的死亡统计，至于侵略国的加害责任和给他国国民造成的死亡，给他国国民带来的悲惨遭遇，日本年轻人知道的并不多，也并不大关心。接受了这种“和平教育”后走出高中的毕业生们普遍认为：战争不可能存在“正义”之说，不管是加害者或是被害者，只要动武那就是一种罪恶。由于悲惨的战争认识仅来自于自己的被害体验，所以大多数日本人意识中的“悲惨的战争”也仅限于对美作战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因为310万日本死难者大都是死于这一时间段。对他们来说，“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并不是什么谈论悲惨的主题。
其二是“值得自豪、骄傲的战争观”。日本的大多数民众，一面认为某些战争悲惨，一面又对某些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这就是对甲午、日俄战争的认识。因为在这两场战争中，日本打的是胜仗。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帝国，改变了东亚几千年来的华夷秩序，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霸主;日俄战争则打败了具有世界最强陆军的俄国，使日本在战后能跻身于列强行列。对日本人来说，这两场战争带给他们的自豪、骄傲完全掩盖了战争的悲惨。并且从得失的对比上，日本人也很难意识到什么叫悲惨。甲午战争中，日军付出的代价不过为战斗死亡者1500人(死亡总数约1万人，其中85%为病死)，却得到了相当于3年国家预算的战争赔款和新领土台湾。而在日俄战争的记忆中，作为大国的荣光，其地位也足以能覆盖住“10万英灵”。此时此刻，本应该成为悲惨记忆的战争，却成为日本民族的骄傲。当然这种支离破碎的战争认识并不都是教科书的产物，很大一部分影响来自于学校以外的场所，如媒体的报道和各种文艺作品。
其三是“不自觉、不知道的战争史观”。这指的是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的吞并。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消灭了一个有几百年历史和国际交往的主权国家，可是日本的教科书却称其为“琉球处分”。“处分”之语意在把这场国际纷争缩小为家庭间的口角，结果由家长出面“处分”了某一肇事的弟兄。现在“琉球处分”作为高考必知的最重要单词之一，以黑体字形式出现于所有日本教科书中。“处分”这词语并不是谁人的捏造，最早出现于日本合并琉球时的政府外交文档中，当时不过是一种蒙骗世界舆论的外交手段。将这种外交辞令不加解释地搬入教科书又赋予了其重要地位，可谓教科书检定者的“杰作”。事到如今，除了一部分琉球本土人外，已不会再有日本人把琉球的悲剧视为战争，也绝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固有领土”问题插手、置喙。
“司马辽太郎史观”泛滥
以上三种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战争认识，我统称其为“无构造史观”，亦即“非系统史观”。这是受到政府管制的学校教育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教育主管部门并非无知，而是有意避开对侵略战争的历史系统进行分析。这种不教授历史系统结构，只培养爱(和平)憎(战争)感情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导致了科学的系统史观被教育拒之门外，非科学的民间史观却在肆意泛滥，如“司马辽太郎史观”。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活跃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他的小说题材跨越古今，著述畅销国内外，对一般民众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流行作家，司马懂得怎样去适应国民的口味。在战后复兴和高速成长的社会背景下，他极力描写时代的光明，鼓舞国民上进，创作了许多激励国民奋斗精神的作品。同时他也经历过战争，痛恨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所以在创作中，他颂扬明治时代的伟业，却从来不以黑暗的昭和时代为题材。这种文艺的手法通过他的作品、评论等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以“伟大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对比的时代解释。所谓“司马辽太郎史观”指的就是这种历史认识。
司马的代表作之一，就是两年前被改编为电视剧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这一作品通过对几个青年主人公的描写，刻画出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国日本”的时代形象。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是这光明时代的顶点。司马认为，此后日本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走向了黑暗的昭和时代。
司马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无意去制造一个什么史观，甚至在生前一直拒绝将《坂上之云》搬上屏幕，唯恐其造成歌颂军国主义的政治效果。可是他这种用来鼓舞国民上进心的创作手法，却被政治家或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右翼学者、教育家利用，使之发展成一种以“伟人的活跃”、“国益的向上”为价值基准的断代史观。现在意图编造所谓新教科书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就是以“司马辽太郎史观”为出发点的右翼组织。
非系统史观蔓延的结果，使日本人无法认识近代侵略战争的一贯性和相互关系。可以说，经过和平教育，大多数日本人都能反省至“九一八事变”，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但能反省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并称其为“侵略”的日本人为数并不多。至于能反省到琉球吞并、且将其称之为“侵略”的人更可谓凤毛麟角。即使在大学的讲堂上，也难听到这种声音。即使是许多进步的和平爱好者、战争反对者也不例外，比如日本著名的和平运动指导者加藤周一。他一方面反战、反核，主张维护和平宪法，一方面又称明治国家的“强兵”政策是防御性的，颂扬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认为“日俄战争是一个分水岭，日本是在其后才走上扩张主义道路的”。
日本大国梦还没做完
甲午战后，日本国内笼罩着一种大国崛起的民族意识，“大国，大国民”、“膨胀之日本”、“雄飞海外”的论调充斥于世，无人不为大日本帝国的崛起而兴奋、自豪。可不久日本又饱尝了所谓“三国干涉”的屈辱，发现自己虽在亚洲可称王称霸，但在西方列强的眼中还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这激发了日本民族的斗志，埋下了对俄复仇的战争火种，并最终使国家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甲午年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大国意识和军国主义的原点，而导火索即为“三国干涉”。因此，在检定教科书中的“三国干涉”可以说和“琉球处分”一样是顶级重要的黑体单词，暗示日本民族不要忘记这个国家的“耻辱”。好像被割去的不是强盗的赃品，而是自己的血肉。与如今的安倍晋三政权一样，至少在心情上，日本的国家教育还在憧憬着一个没做完的、失败的大国梦。
大国主义能拯救日本么?维新后，为了获得领土、资源，日本搞了大半个世纪的扩张侵略，使上千万人丧生，换来的只是战败，几乎将近代化富国强兵的老本也赔了个精光，剩下的只是4个岛屿和8000万饥饿的人口，被逼不得不走小国之路。大国主义终将败国，这是日本近代的教训，血的教训。
战后日本人进行了反省，放弃了大国主义，靠劳动和人的资源实现了小国模式的经济成长。可现在的安倍政权又忘乎所以，热衷于修宪、军备，企图踏着祖上岸信介的脚印，使过去的残梦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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