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0年前日本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日俄战争100年”相比较，日本大众传媒对于今年“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120年”相关话题的文章并不多见。但如果因此而以为日本报界、学界和政界人士，对被他们视为“日本国民国家形成”、奠下日本军国根基的重要纪念日并不关心或已经遗忘的话，却显然是看走了眼。
仔细观察近年来日本大众传媒和政界围绕着“历史”、“靖国”、“领土”、“整军”和“修宪”等一系列话题开展的舆论攻势，及对战后禁区的“突破”，敏锐的政论家都能从中看到“甲午”和“马关”挥之不去的影子。说得确切些，对于急于“摆脱战后体制”的现安倍政权、之前为修宪而制造危机的小泉政权以及民主党政权来说，怎样为大日本帝国进行甲午战争“合理化”解释(及如何看待《马关条约》)，比起如何美化“振奋人心”的“蕞尔东方小国”打倒“白种人俄罗斯帝国”的日俄战争，具有更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释放船长”扯上“三国干涉还辽”
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执政党民主党一部分少壮派议员的激进言行。
针对当时日本官方以日本国内法扣押中国渔船、拘捕船长和渔民(渔民先获释放)，后在中国强烈抗议和未获美国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连船长也释放一事，一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们形容这是“相当于日清战争后日本面对三国干涉的国难，日本国民对此痛恨至极”。
在一份由前外务政务官吉良州司和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牵头起草的“建白书”(即建议书)中，共有43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呼吁时任首相菅直人“堂堂正正高举国益旗帜”，掌舵“战略性外交”。
所谓“三国干涉”，就是当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事件。对于当年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包括在媒体渲染和鼓动下具有“爆发性国民意识”的“国民国家”之子民)来说，如此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的战胜品却得而复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以鼓吹甲午战争为己任的日本报纸《国民新闻》主持人德富苏峰在回忆他获悉这一消息时表示，当时心情简直是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对于战前满脑袋装满“皇国史观”和弱肉强食哲学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存有如此这般狭隘“爱国主义”的情绪，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对于战后“和平时代”(至少在表面上，“和平宪法”招牌一直都还挂着)成长起来的少壮派政治家，居然还停留于《马关条约》年代主张“侵略、割地、赔款有理”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不令人感到难以理喻。姑且不谈“释放船长”和“三国干涉事件”究竟有何可比性，单单看他们将后者视为“国难”的史观，就足以令人对日本今后走向的不定因素感到忧虑。
尽管日本大众传媒并未大肆渲染这个“建白书”，但从后来的动向来看，日本的外交和军事走向与“建白书”的“志士”们之构想与献策相一致。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这些民主党少壮派激进人士具有掌控日本内外政策的能力，但却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观的日本保守派对当下日本的出路有着共同的应对处方。
“近代化成功神话”支撑“义战论”
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为何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罪恶感呢?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的拥护者将这场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因循陋习之国——清国”，即“文明”与“野蛮”两者之间的“义战”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大众传媒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不无关系。
支撑日人“义战论”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行为是否正当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准。翻开明治维新史，不难发现不少高举“富国强兵”旗号的明治开国“先贤”与“功臣”，满脑袋装的都是弱肉强食与民族优劣论的大道理。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莫过于著名报人和教育家福泽谕吉。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将中国和朝鲜等近邻国家明确定位为应该谢绝的“恶友”，主张不与他们为伍，强调要力图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客和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更竭尽其能为这场“义战”摇旗呐喊、欢呼和鼓舞。
一名日本学者在综述日本与甲午战争的紧密互动关系时，这样写道：“日清战争同时也是与媒体变革并进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报章、杂志和照片等新媒体传达的。……在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对近代日本人的精神产生极大影响的军歌也被推广和流行。”
该表示，这里所说的媒体并不只是大众传媒，而是指各式各样传达信息的媒介之总称，包括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商品之推出，“祝捷会”、“慰灵祭”和“战争纪念碑”等。至于以“愚弄和嘲笑支那人”为趣旨和题材的通俗歌谣、图画、报纸杂志和戏剧等充斥日本列岛。
由此可见，所谓“日清战争”促使日本完成的所谓“国民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出兵海外、举国卷入战争的异常兴奋状态下形成和开展的。因此，战后日本人在反思战前的行为及总结战争带来的痛苦经验时，就不能不认真追溯与检讨曾令日人陶醉与兴奋的甲午战争。
“司马辽太郎史观”为侵略“摘帽”
除此之外，促使战后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亦然)不但不存罪恶感，甚至还引以为豪的，是受到“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近现代史长篇小说的影响。
在饱尝战后初期战败国痛苦，日本官方无奈倡议“一亿总忏悔”，国民对军国时代感情极其复杂，充满悲观、彷徨与不安的年代里，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据说唤起了不少日本国民对“日本人”的自信与活力，司马之所以被称为“国民作家”，原因据称也在这里。
然而，对于司马的历史小说，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发现，其中有很多内容出自他个人的杜撰与臆测，含有强烈的舆论诱导意图，他们称之为“司马辽太郎史观”。
所谓“司马辽太郎史观”有几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将明治史和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剥开，将明治史断定为“光明的年代”，昭和史则为“黑暗的年代”;其二是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定位为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防卫战争”，并强调这两场战争都是“公平的战争”;其三是认为日本之变质，是在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都是“愚蠢”与“无谋”之战，至少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年代，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健康的”，是值得引以为豪的。
正是在否定“光明的明治”时期扩张路线与“黑暗的昭和”时代军国路线存有连续性的手法中，司马试图通过否定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侵略性”来为明治时期的扩张政策辩护。积极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宪的右翼喉舌《产经新闻》之所以多次高调策划、连载司马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显然是有这方面特殊用意的。
“东南亚侵略微妙论”为军国“减罪”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舆论界在参与否定明治百年来的侵略史时，除了有如司马那样的“国民作家”通过虚虚实实的“历史小说”巧妙手法，替明治政府“先贤”摘掉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顶侵略帽之外，另一个手法就是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复杂性，否定太平洋战争为“侵略战争”。持此论者还包括一部分被喻为“开明”与“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如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
竹内是日本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和研究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曾经是积极反对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但对于他在1941年12月8日公开发表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声明，竹内始终不认为有错。在战后总结日本的战争责任时，他曾这样写道：“日本进行的战争，既是侵略战争，但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日本人对于侵略战争是负有责任的，但对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这一部分，就不能只是单方要日本负责。”
换句话说，竹内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予以区分。前者日本负有战争责任，后者则不能单单责怪日本。
在这里，竹内好显然是忽视了在日本军政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受尽日本残暴统治的东南亚各地人民之存在与感受。因为，在竹内眼中，只有后进的大日本帝国与先进的欧美帝国两者之间争夺的殖民地;两者为争夺殖民地而大动干戈，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说不清谁是与谁非。
战后以“良心派”姿态出现的学者竹内之流尚且持有如此这般的态度，一向处心积虑要为修宪派兵制造舆论的自民党政客之伺机公然反对“东南亚侵略论”，自不待言。
1994年10月24日，时任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发表了“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他表示，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侵略行为”，对于朝鲜半岛也可以称之为“殖民地支配”，但对于东南亚算不算侵略，他认为“很微妙”。为什么“微妙”呢?因为东南亚当时是欧美的殖民地，这场战争的对手是美国、英国和荷兰等。
针对桥本这番大胆的谈话，当时日本国内外的舆论界为之哗然，但在当局极力向中韩解释此谈话并未“针对中韩”，以及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极力掩护下，风波遂告平息，桥本遂成为战后否定侵略战争而不必引咎辞职的首名日本大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否定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侵略性，和对日本侵略东南亚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似乎互不相干，但仔细分析，却有着相互呼应的内在联系。说得确切些，在为大日本帝国对外侵略史缩短时间段的问题上，两者发挥了异曲同工之妙。
明乎此，人们在回顾和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时，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明治维新政府与清政府谁“强”谁“弱”或者过于热衷比较双方“近代化”与“非近代化”的差距。亚洲国家还得同时留意日本百年来对外战略基本思维的变与不变，并作好应对的方策。
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今日“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也许还得发出明确的信息，以示中国的“富国梦”和“强军梦”，和明治的“富国强兵”路线有何本质上的差异。一句话，如何全面认识与评价明治维新，关乎亚洲人对甲午战争乃至二战纪念之基本态度与意义。(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卓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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