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美国：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

　　《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第九章读懂西方

　　第三节 看透美国

　　有人说，美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也是中国人最恨的国家。这句话太夸张。其实，所谓一般人喜欢或羡慕美国，实际上是喜欢、羡慕美国富强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或受所谓“美国梦”的影响，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至于恨美国，这样的人近年来开始多起来;无论爱还是恨，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都是基督教文化：同根同干，但是枝蔓不同，历史不同，地缘政治背景和利益不同，宗教、思想、理论和主张也有不小的差别。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欧洲人是先小人后君子，战后霸权已去，去得久了，也想“从良”作好人;美国是后起的霸权，现在虽然霸权衰落，毕竟还有不少优势，于是美国(右翼)想恶人做到底。一般说来，近代基督教文化并不否认道德，所以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就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又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思想家，特别是产生了一大批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到19世纪更产生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着西方文明走向衰落和分裂，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二战以后道德地位在西欧有所上升，所以德国能够对战争罪行进行忏悔。与基督教相比，东正教一向赋予精神和道德以更高的地位，所以俄罗斯以“正教”自居，也能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刻的思想家和列夫·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更能产生列宁那样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美国文化中有欧洲传统的影响，早期也有理想和很多好东西，例如也能产生马克·吐温这样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是美国政治为寡头集团所控制，战后美国的一切更走上了高度商品化道路，葬送了美国文化，也终将吞噬美国。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崩”不要紧，美国走了邪路，好东西被吞噬，就成了现在万人恨的美国。

　　一、盎格鲁-新教文化

　　美国文化也叫盎格鲁-新教文化。新教是欧洲宗教改革产生的基督教教派，基本思想与基督教一样，也来源于犹太教。犹太教奉雅赫维为唯一真神，即上帝，基督教读做耶和华，是同一个神。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雅赫维上帝的“特选子民”(简称“选民”)，因此特别眷顾他们，将迦南(今巴勒斯坦南部)作为上帝的“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这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缔结的契约。北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家园，但是欧洲人要鹊巢鸠占，于是根据《圣经》编排出一套说辞，以取得所谓合法性。最早登上美洲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乃对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移植，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就是加以选择和“移花接木”的处理，逐步形成了盎格鲁-新教文化。

　　盎格鲁-新教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的美利坚人都以《圣经》为根据阐述他们在新大陆的使命，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他们说，美利坚是‘新天地’，‘正义之家’，是上帝赐予的土地。”据说，这是美利坚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其实是假托上帝的名义，自我授权，将侵略殖民合法化、神圣化。有了这套说辞，相当于有上帝壮胆，这样杀起印地安人来就理直气壮了。于是，华盛顿成为摩西，林肯成为基督。人人尽知的，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领土和家园，从欧洲越洋跨海而来的最早的白人定居者，现代美国人的祖先，屠杀了7000万到9000万印地安人，霸占了北美洲。这段历史，是永远无法从美国人心头抹去的一片阴霾;正因为如此，几百年来印地安人的幽灵一直在美洲大陆徘徊不去，如泣如诉，直到永远。这实在令人不堪忍受，所以美国人需要新教，需要每周都去教堂，需要上帝拯救他们的灵魂，驱散那些冤魂。如果没有想象中的基督赋予美国“定居者”的“使命”，要杀人如麻，两百年如一日，对于任何人来说，即使如文明进化大大晚于中华民族而相信“人性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也是于心何忍的。

　　新教为屠杀土著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圣经》的思想，印地安人和一切非基督徒都不是人，只是近似于人类的动物。所以直到19世纪，在美国的法律中，印地安人都不是人类，而华人被蔑称为“支那曼”(Chinaman)。在“排华法案”的欺压下，华人是排在印地安人和黑人之下的，是“非人类之中的非人类”。(75)亨廷顿至今还说：“当时这里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除了可以杀掉和向西驱赶的印地安部落以外，这里还没有社会”。(76)印地安人不是人，他们的部落也就“不是社会”，自然“这里还没有社会”，逻辑也挺简单。大部分美国人对“911事件”感到困惑不解，而有色人种比较容易理解，道理就在这里。因为美国人认为，他们天生就比别人优越，因为杰弗逊说“上帝在他们心中进行了特殊储备，使之具有重要的和真正的美德。”(77)过去优越，现在优越，永远优越，他们要求上帝只拯救“唯一的选民”——美国人。于是别人只好自己拯救自己了。美国人要在印地安人的白骨堆上建国，特别需要这种意识形态。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人看到资本主义不公平，上帝对资本家偏心眼，也就不信这套说辞，所以巴黎公社就唱起《国际歌》来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由于北美的印地安冤魂实在太多，道德成为美国人心灵的梦魇。于是有新教的教义为美国人进行心理按摩：人类不存在自由意志，道德与信念没有关系。既然上帝挑选了我们，我们就只需要信仰上帝，服从上帝，不需要理睬道德。可见，其所以需要编织出“美国信念”，乃是因为只有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背负了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他们屠杀印地安人才是问心无愧的，他们才是自由的，他们才能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美国人。他们是在以一种崇高的方式，理性地做这种“看似”残忍的事，实际上并不“残忍”，因为印地安人不是人，只是近似人类的东西。必须这样设立“美国信念”，否则所谓欧洲“定居者”就不能自由地成为美国人。这样一来，登上美洲大陆、屠杀了几千万印地安人、鹊巢鸠占以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就能够良心自安，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既然上帝‘应许’了我，我就可以自由地杀死他们(况且他们并不是人)”，于是灵魂就得到“救赎”，晚上谁得着觉，精神就自由了，就可以自由地作美国人了。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洛尔所说，如同“勃鲁托斯杀死恺撒以后对着他人文主义的神发出他形而上的呐喊：‘我可以自由地杀死恺撒。’它的翻版是‘我可以自由地设立价值观念’，提炼到本质就是‘我可以自由地杀死伟大的国王’。”(78)勃鲁托斯是莎士比亚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剧目《尤利乌斯·恺撒》中的人物，剧中描写勃鲁妥斯在杀死恺撒以后，内心的愧疚摧毁了他的自由，而且他的夫人也因此精神错乱而自戕，勃鲁妥斯又进一步为妻子的死而内疚，并两次梦见恺撒的灵魂。莎士比亚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看来：谋杀是头等罪行，谋杀者将永远受到良心谴责，除非他是个魔鬼。创作“美国信念”的必定是熟悉莎士比亚作品的盎格鲁-撒克逊高级知识分子，他必须遮盖莎士比亚的理性之光，使得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同胞在大批量屠杀印地安人之后免于勃鲁妥斯所受的精神折磨，而且要让他们一切都干得心安理得。所以，“美国信念”巧妙地将“内疚”一词从美国人的精神词典中抹去，至今美国人在道德上没有包袱，生活得理直气壮：他们靠自己的勤奋得到一切，他们不欠任何人(包括印地安人)的任何东西，如果需要，他们随时准备“拯救”(称霸的别名)全世界，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使命。谁让上帝选中了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呢?最好就有优先权，就应“例外”。因此美国人绝不会有中国人道德反省时那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文化心理。这就是“美国信念”的伟大作用，可见“美国信念”的与莎士比亚不是同类，是一个反人文主义者。这也是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就是历史和地理：西欧是西方世代居住的地方，是西方人的家园;北美洲是鹊巢鸠占，美国文化是西欧文化移植北美，经过对印地安人种族灭绝后的文化变异。

　　盎格鲁-新教文化，经过早期白人定居者一段“殖民开拓”的历史实践，融入代表白人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等等华丽的概念，到18世纪形成了所谓“美国信念”。其中灭绝印地安人、实行奴隶制和白人种族主义都是根深蒂固的美国理念。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霸主，美国人越发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优秀“选民”，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应许之地”，美国人需要“拯救”(统治的别名)全世界，即把自己的理念和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于是，“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由‘希望的乐土’重新定位为十字军之国。”(79)这些都构成所谓美国的新教价值观，正如亨廷顿说“这一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新教精神”。(80)什么新教价值观?新教精神?是否为种族主义的别名?而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信念”的基础，“美国信念”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发展和完成形态，它们构成现代美国文化的核心。“美国信念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国民身份的基础。”(81)加入美国国籍的人要为此宣誓的，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迫过程，其手段包括劝导、引诱和强迫。如果移民被认为无法同化，就会在被榨干了血汗以后遭到驱逐，象19世纪华工的遭遇一样。所以，美国的这套新教价值观的本质很恐怖。亨廷顿也说：“美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国家，是一个由少数种族统治各少数种族的国家。它自以为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国家，以此自诩。”(82)美国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实际上美国对亚洲移民的法律限制直到1952年才取消，亨廷顿也承认“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实际是一个白人社会”。(83)亨廷顿说：“这些批评是对的。在美国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而成为美国人。这对他们有利，也对国家有利。正如本杰明·施瓦茨所说：‘这一精英的宗教和政治原则、风俗和社会关系及其善恶标准和道德标准，三百年来一向就是美国的特色，今天尽管人们庆贺‘多样化’，情形依然如此’。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化山和种族上的支配地位，它不会容忍事关美国特性的冲突和混乱，所以这个国家才得以摆脱种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冲突而享有自由，尽管这些自由比我们的国家神话所说的自由要少得多。”(84)所以美国绝不容许攻击新教文化，象中国社会可以肆意攻击漫骂传统文化的现象，不要说在美国是匪夷所思的，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美国有80-85%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其余的异教徒(包括无神论者)在美国是社会的边缘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华盛顿说：“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若无宗教原则，是无法保持国民道德的。”其真实含义是无法保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利益最大化的。美国不仅是基督教国家，而且是新教国家;不仅是新教国家，而且不同于欧洲的新教国家，是“新教的新教”，即新教的异端。上文说盎格鲁-新教的创立中对基督教教义有所选择，就是专挑有利于实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大利益的，所以照抄了诸如“上帝的选民”、“应许之地”、“新耶路撒冷”之类，有利于确立自己侵略印地安人领地的野蛮行为的政治合法性，至于妨碍其行为和利益的东西，例如“摩西十戒”(包括不谋杀、不奸淫、不偷盗、不做伪证、不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和财物)，当然就不在“借鉴”范围之内了。基督教也有重视道德的教派，例如正教，所以正教视西方基督教为离经叛道，在这方面，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新教创新国家。早在美国独立以前，有识之士就指出，美利坚人“是新教徒，但属于那种最反对默默屈服于他人思想和意见的新教徒，所有的新教，即使是最冷静最消极的新教徒，也都是持异议者。但是在我们的北美殖民地流行的宗教是抵抗原则的进一步提炼，是持异议中的持异议，是新教中的新教。”(85)俄罗斯学者彼得罗夫说：“美国是西方及其文明最彻头彻尾的化身。”(86)这句话的东正教含义，等于说美国的新教几乎是一种邪教。在儒学看来，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好看而有毒素的蘑菇，“新教中的新教”就是这种毒蘑菇上长出来的更毒的蘑菇。所以，说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是欧洲基督教文化分裂出来的异端，这是美国人也不否认的。所谓异端，是指美国文化一般说来更具奋斗冒险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埋头苦干精神，更加崇尚自立，更极端，更加赤裸裸、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财富上的成功，更加忽视精神追求，也就更加自私，更加野蛮，更加粗鲁、粗俗，甚至否认道德，等等，所以老欧洲人往往轻视美国人及其文化。2007年7月6日是美国独立231年纪念日，一位英国记者以独特的笔调祝贺美国的生日：“美国太爱钱了，它崇拜金钱，把市场当作上帝。美国太吝啬了，它的捐款比例比其它国家低。美国很粗俗，是个暴发户。美国的文化地位低下，却要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令人害怕‘美国化’。”(87)说到捐款，是指美国“不习惯”对外援助。美国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为0.1%，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人均为29美圆，发达国家人均为70美圆。(88)但是美国习惯于军事支出，占全球50%。所以这位英国记者接着说：“美国是个伪君子，它把为自身利益发动的战争粉饰成人道主义干预，用刺刀来输出民主。美国自相矛盾，它煽动一些不民主国家的‘政权更迭’，却为另一些不民主国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贸易。美国的外交政策出尔反尔，他摒弃了维持了数十年和平的‘不先进攻’原则，用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先发制人’取代了‘威慑’。美国与以色列走得太近了。美国抵制多边协议，喜欢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美国招致欧洲国家嫉妒，导致它们想要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势力集团。美国撞上了砖墙——中国的长城。美国没能解决伊斯兰教难题。美国甚至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大选中的投票率只有44%。”(89)

　　欧洲人从踏上北美大陆，实际上就开始了长达两百年的灭绝印地安人的战争。这完全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是美国文化不同于欧洲国家和其它国家的一个历史原因。沃勒斯坦说，创立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那么，创立美国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呢?所以美国太需要新教了。当然，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战争。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战争漠视人的生命，使人嗜杀。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恩格斯说：“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所以，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区别，也在于脱离兽性的多少。

　　二、“美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

　　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向外逐求的文化，恰好与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相符，加以借助科学技术的翅膀，乃将人类生产力的扩张发挥到极致，这可以美国为最。美国人对世界物质资源的追逐和控制，对物质生活的享受挥霍，对征服人类(军费)的投入之大，成果之巨，最令人拍案惊奇。这首先得益于早期登陆北美的欧洲人的宗教文化创新，借助宗教改革，将盎格鲁-撒克逊的民(种)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最大限度地注入基督教文化，创造了盎格鲁-新教文化，再加以地缘政治学和新帝国主义的锤炼，使美国文化成为全世界最世俗也最具侵略性的文化。儒家文化反对物欲诱惑，主张寡欲、节欲，用道德抑制物欲，用精神来平衡物质，这个道理并不错。说宋儒主张窒欲(“存天理，灭人欲”实际是主张节欲)，今人批为不人道，违背人性，其实是西方观念;放纵“人性”，实际是放纵“人欲”，是不是就更“人道”呢?抑或是“兽道”了呢?美国最崇拜实力，崇拜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是兽道。其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诈骗500亿美圆的丑闻暴光后，就连美国自由主义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也说：“我们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们需要的是道德救援。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市场、道德和管理之间的核心平衡。我不想扼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动物精神，但我也不想被它们吞噬掉。”(91)可见美国人明知道推动资本主义的是一种动物精神，美国也需要道德与动物精神的平衡。其实这正是东方文化的作用和特征，儒家文化自觉地从修身入手，以道德平衡物欲，是基于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孟子就反对明确动物精神，主张人必须“异于动物”。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美国人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92)中国人有理想，看得远，与历史悠久有关;美国人没理想，只看眼前。“忘记过去”，是因为他们历史太短，短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忽视未来”，也是因为多行不义，未来渺茫。穆斯林认为美国人的宗教都是虚伪的，美国人根本不信教。亨廷顿还说：“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93)其实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真正角色是打扮成保姆的恶霸，这样说就全面和真实了。所以，早在20世纪初，一个熟悉美国的欧洲人就对辜鸿铭先生说：“美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94)

　　美国由于“没有灵魂”，只有利益，所以美国在本质上缺乏实力。这个根本弱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战场上。斯大林说得好：“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95)但是美国人很狡猾，善于使用“巧实力”，例如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通过洗脑来操纵意识形态的政治战略战术，并将其运用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战后美国政府的洗脑政策是双向的，对国际有冷战、“和平演变”战略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由少数精英集团垄断;对普通民众，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宣传向其灌输美国制度最好、美国至上，美国有责任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等“美国信念”，并诱导大众专心于提高和享受物质生活。使得普通美国人不仅不关心政治，而且除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以外，对社会和世界漠不关心，以利于精英集团操纵社会意识形态和操纵选举，垄断政治生活。精英集团高度政治化、专业化，普通人被物质生活淹没、不懂政治而“傻瓜化”。事实上，普通美国人的思想、价值诉求和精神生活无非是多赚点钱，今天换一部汽车(美国人习惯于开新车，往往开不到十万公里一定换车)，明天换一所房子(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家七次，当然不都是换房子，也换工作)，至于伊朗和伊拉克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在地球的什么位置，甚至华盛顿、纽约在地图上什么位置，都不重要，反正美国是世界第一就行了。

　　美国官方在从不放松“讲政治”的同时，又有意识地纵容一般公民中的“去政治化”倾向。结果造成一般美国公民政治上的普遍的惊人的麻木。一位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退休美国老人给普通美国人做了这样一副“素描”：“这里的人通常不问政治，他们讨厌政治，他们只关心家庭经济，对邻居家发生的事不感兴趣。”至于伊拉克战争，“他们认为这是很遥远地方发生的事，同时，他们又相信总统说的话，布什说伊拉克是美国的一个威胁，萨达姆是一个恶魔，他在准备新的‘9.11’，因此必须解除武装。那么，美国人就认为应该是这样。”(96)换言之，一般美国公众对于国际政治，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这其实是美国政府所需要的，可是这种公民素质却与美国的地位不相称。他继续画自己的“素描”：“另外一个问题是普通美国人的知识面很窄，他们不了解世界其它地方的事。我可以肯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分不清伊拉克和伊朗，也不知道这两个国家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不久前，一项民意调查要求一些美国大学生指出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在美国地图上的位置。结果，绝大多数人不能指出来。这是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事，那么，就可想而知很多没有进过大学的美国人的水平了。”(97)这是很悲哀的事情。白宫不会不了解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一定认为美国和世界的事情有精英们管着就行了。这位老人继续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一般很高，他们为自己所处的状况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这些是他们用努力和自制力换来的，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问题是美国人已自私到别人发生的事对他们都无关紧要的地步。美国人只知道看管好自己的财产。除此之外就是好战观念，美国人从小就培养好战观念，从小就玩星球大战的游戏，他们在这个游戏里是战无不胜的超人。”(98)这其实说的是美国当局对国民“去政治化”和很“讲政治”的两手教育方式。普通民众不关心政治，更不懂政治那“肮脏的玩意儿”，正可以使政治精英们放心大胆地玩儿“政治”，实际是包括“玩”(愚弄)老百姓在内;而从小培养国民的好战心理，长大了就可以上战场为精英们拼命。在美国，精英集团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人，至少也是白人，黑人奥巴马当总统是破天荒，也是一种掩盖美国政治本质的现象。但是在当兵的人中，比例恰好相反。对于许多有色人种的移民及其后裔来说，一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和一些不体面的工作，但是征兵却要首当其冲。所以，在美国政府口口声声维护的“美国利益”中，其中“分蛋糕”的区别和学问是很大的。老百姓一旦不懂政治，也就与分蛋糕的事无大关系了，有什么是什么了。美国一般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更不懂政治，光相信政府，结果从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特别是布什政府，都大肆为富人减税，为穷人削减福利，美国一般民众既不明就里，也没脾气。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情况怎么样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说所谓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一个时期以来他们的利益也是受损的，其经济社会地位是下降的。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被洗脑，至今仍是新自由主义虔诚的信徒。他们不懂政治，更不懂国际政治，其实也不真的懂理论;他们崇拜的西方经济学，是经过“去政治化”处理过的，所以他们经受多年西方经济学训练以后，许多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们是提着自家的猪头，在拜别人的佛;结果在实践上，他们被人家卖了，却替人家数钱;他们在被人家宰割，却麻木不仁，感觉良好，其实是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好在近年来这些情况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撒旦原是《圣经》中上帝跟前的六翼天使，专门负责在人间设置诱惑，后来堕落成魔鬼，成为邪恶的代表。按照奈的定义，虽然撒旦教人堕落，但是也具有软实力(影响力)。有影响的前美国参议员邦普斯说：“金钱是善政(good government)的最大障碍。”(98)金钱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美国更多地用金钱，而且还用别人的钱、借来的钱作恶，就成了撒旦。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用4500个大兵换取了75万人以上伊拉克人的生命，比例为1：166，而且战费只需美国印钞票，世界各国背，甚至直接出自外国，符合“最小最大”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也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国家普遍认为美国是撒旦。查韦斯骂美国更是撒旦不离口。普京说美国是希特勒，也是撒旦。说美国是撒旦，还因为美国象撒旦一样千方百计诱使发展中国家官员学者犯罪，拖人下水，在许多国家扶持与其有“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集团被称为“伯克利匪帮”(以其成员多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命名)。美国是不是撒旦?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是误炸吗?美国人自己都不信，库普乾说：“发自美国战舰的精确制导炸弹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一侧变成了瓦砾，加上华盛顿一直因为北京政权的高压方式及其对台湾的威胁而在惩罚北京。”(99)美国为了少数人发财，搞金融创新圈世界的钱，搞出金融海啸来;继续向世界转嫁危机，包括继续向国际社会发债，软硬兼施，拿别人的钱来塞狗洞。这是不是撒旦?瑞典经济学家尼尔森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率先树起贸易保护的壁垒，属于典型自私自利的表现，应该说，美国政治和经济界的一些所谓精英，把达尔文主义中冷酷、残忍的东西学得很透彻。(100)其实，不如说美国的新教文化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通。正因为如此，汉斯摩根索、亨廷顿、保罗·肯尼迪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西方国家没有道德优势，所谓道德优势都建立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是虚幻的。这次金融危机将这一点暴露无遗，特别是美国。

　　问题是美国人自己也骂“政府是撒旦”：“GOVERNMENT IS SATAN”。布什政府的倒行逆施，连美国高层许多人也看不下去，但是他们多用政治语言或学术语言。金融大蔓索罗斯这样描述布什政府的政治哲学：“根本原则可被总结为以下方面：国际关系是权力关系;权力决定胜利，法律使胜利合法化。美国无可非议地在后冷战世界占绝对权力地位，因此它可以把它的观点、兴趣和价值观强加给整个世界。世界将会从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中受益，因为美国模式已经证明了它的优越性。然而在前几届政府的领导下，美国都没能充分地发挥其权力的潜能。这一情况必须被纠正。美国必须坚守其在世界上的霸权。”(101)这是用国际政治语言描述的撒旦。吉米·卡特是作过美国总统的，他对美国政治分析说：“原教旨主义在宗教和政府中越来越有势力，他们把具有历史传统的辩论变成了僵硬的黑白站队，抹杀对细节和微妙差异的探讨，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身诋毁。同时，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同流合污，极力削弱曾经备受尊重的政教分离体制，促进两者的融合这一切助长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新保守派’势力，使他们能够在内政和外交上实施他们长期受挫的政治主张。”“另一个因素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前所未有的影响下，大笔经费被注入到政治程序之中，政府内部决策过程日趋保密。”(102)卡特这里说的是1980年他卸任总统之后，也就是里根上台以后一直到小布什的时期。1980年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正是里根、撒切尔上台以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时期，可见至少在卡特眼里，充满原教旨主义气味的新自由主义是撒旦。有一部旧戏叫《杀狗劝妻》，戏中的焦氏将她的婆婆打了个皮开肉绽，还倒打一耙，大叫：“东邻家，西舍家，你们都来瞧啊，婆婆打儿媳妇呢!”这种大背良心的泼妇蛮行，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被谴责的。但是美国在国际上，这种事情没少干。归根结底，正如郎咸平所说，在文化上“美国人是一个虚伪的民族”，“并且他们虚伪的程度远远在中国人之上”;他们所以这么重视‘integerity’(正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舆论和法律的压力”，正因为美国社会法律的压力大，所以这个民族虚伪而有纪律。而且，“这个虚伪的民族却总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来指责我们。”(103)

　　三、美国政治和“世界内幕”

　　了解一国的文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该国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后，美联社的一篇文章说：“历史和统计数字都已证实的第一个结论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推动力不是总统和政党来决定的，而是控制了美联储、华尔街、军工企业和硅谷的经济金融精英决定的。”这些精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前台人物，而是后台老板。“第二个结论是：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不是总统或政党领导的，而是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的经济金融利益集团，他们通过游说者和活动家对政党、议员和官员施加影响，左右总统的决定。第三个被证实的结论是：当竞选尘埃落定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会停止互相攻击，在制定保护经济集团利益的国家战略政策方面互为补充。”(104)所以，美国的媒体一贯愿意营造一种美国“希望变革”的氛围，特别是在总统大选期间搞各种花样做各式各样的竞选“秀”(shou )，不过是媒体为了美国“总资本家”这个大老板的利益，为头脑没那么复杂的大众演出的娱乐或游戏节目而已，那些声嘶力竭的竞选者们所演出的各种“秀”，与阿姆斯特丹妓女橱窗里的“秀”(shou)，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范例。宣言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真实含义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核心的白人发财致富的自由(绝不包括有色人种);北美13州与英国宗主国的平等，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平等;至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平等，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在实践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民主的政治条件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表面上的政治平等必将随着财富实力的差别转化为富人对其他人的优势(统治)和不平等，并逐渐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样)置于富人的统治之下。历史准确无误地证明了这的道理。

　　俄罗斯人由于有东正教的独特角度，他们对近代欧洲宗教革命以来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政治本质是这样概括的：“在这当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应当属于犹太人创立的共济会，可以把它定义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上流社会与犹太教的秘密联盟。这种联合的基础是金钱——犹太人作用的强大工具。特别是共济会的政治目的在于保证犹太人平等，包括推翻君主政体，破坏天主教会的作用，使世界民主化。”而犹太人深谙一个民主政治的原理：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表面上人人平等，本质是有利于富人。俄罗斯人认为，从那时起形成的近代“世界的内幕”，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的发动机，它打着民主的幌子，借基督教徒(共济会)之手在全世界秘密地推动这个进程。它极力使社会变得无意识，使其失去绝对的精神财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金钱才能成为最高的价值，投资寡头的真理才能成为唯一的‘真理’。”(105)“世界的内幕”到底是怎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相信人性善，结果近代遇到恶人，老是吃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忘记了豆是腥的，一相情愿地“让世界充满爱”，以为真的是“同一个世界”，作“同一个梦”，结果还是不免吃亏，吃大亏。其次，虽说是改革开放，书店图书馆充斥着英文这种全球化语言的著作，但是仍然是信息不对称，只看到西方自由世界，看不到“黑幕”。没办法只好借助于俄文资料，虽然是二手货(译本)，但聊胜于无。“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俄罗斯民族性烈嗜酒，尤嗜烈性酒，又善饮。近年来俄罗斯饱受折腾之苦，如梦醉之后初醒，进行深刻的反思，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

　　根据俄国学者披露，西方世界的政治是以极少数寡头控制的，有着遍及社会各领域的，众多分支机构的，多层次的，并以各种伪善的意识形态概念(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包装为掩护的类似黑手党式的组织。其主要的思想来源是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上的右翼世界主义，主张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融入一个由世界政府领导的统一的全球结构体之中，消除种族、宗教、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实际上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俄国人称之为一种“嵌合体”，按照东正教文化的解释，它是一种狮身龙头的怪兽，将两种完全不可能相容的系统结合在一起，代表一种邪恶的力量。

　　“所谓黑手党式的嵌合体，可以概括地划分为三个级别：全球的、区域的、地方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某个领域的。全球嵌合体是全球规模的地缘政治，表现形式是幕后的世界政府，诸如国际关系委员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式的世界主义组织，小圈子的‘纯血统’社会精英，世界银行家、资本巨头，某些国家的高层领导等等，以及所有无论如何都受他们控制的各民族、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世界。这个黑手党有自己的国会，它可以控制联合国，有海牙法庭式的司法机构，有俯首帖耳的世界大众传媒，有以北约为代表的军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还有可以凌驾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的其它监督和权力机构。”(106)该学者认为，20世纪末俄罗斯也形成了这种“最歹毒最危险的嵌合形态”，成为其“地方性嵌合体”，“只要看一下把国家财产违法私有化的主人们，俄罗斯金融业、掌握石油、天然气、能源和大众传媒的寡头们，还有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的人们就足够了”。认为，“认识黑手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应当指出，这一机制是通用的。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全球，在地区(国家)、当地条件下，还是在可以观察到的历史时期中，这一机制运作得都非常成功。总之，今日俄罗斯的强势等级和弱势等级是由政权正式和非正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分配的相互关系决定的。简易的示意图是这样的：国家的正式组成部分越是高于非正式组成部分，那么国家就会越强大。俄罗斯是一个弱国，因为它是靠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来实现现有权力的，这一组织正在改变和毁弃苏俄传承下来的国家传统。”(107)

　　世界主义的思想很早就有，有世界主义才有冷战构想。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霸主，美国也就控制了西方的思想和战略，成为世界主义的司令部。20世纪先后存在的国际联盟(1919-1949)、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成为推行世界主义的工具，但并不是其自己的机构。20世纪中世界主义组织有自己的机构，多具有保密性，而且经常变换名字，例如叫“为建立世界政府的十字军远征”(由英国议员亨利·阿斯博尔内于1946年组建)。西方舆论界只是在不久前才得知世界主义的三个主要组织机构。这些组织属于非官方性质，却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影响力。它们与官方组织的区别在于有很大的研究、设计功能，注重实效，摆脱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程序。

　　第一个组织机构即“国际关系委员会”(英文缩写为CFR)。它的创始人为美国最大的银行家摩根。该组织从事全球范围内的美国战略研究，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一体化和建立世界政府(也称全球化政府)。该组织成立于1921年，名为“世界卡尔涅加基金会”，参与其中的政治家不仅“德高望重”，且对世界未来均持世界主义观点。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也是苏格兰共济会的高级代表，所以一般可以认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方案具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内容。

　　第二个组织机构叫彼尔德伯格俱乐部，1945年成立，以荷兰某城市一家旅馆命名。该组织联络分析家、政治家、金融家和知识分子。该机构由来自国际关系委员会的美国成员，被视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分支机构。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世界主义组织机构叫“三边委员会”，1973年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建立，旨在大西洋主义和美国领导下，将在技术和市场等领域领先的三个地缘政治空间联合起来。所谓“三边”具体指：第一，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内的美国空间;第二，欧洲空间;第三，由日本控制的太平洋空间。三边委员会由国际关系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美国人领导，总部设在美国，另有两个分部设在欧洲和日本。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国际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有资料显示，他是世界政府首脑。此外，掌握世界主义方案的核心人物还有地缘政治家和大西洋主义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就民族而言，所有世界主义的首脑人物都是犹太人。(108)

　　所有世界主义方案的基本方针都是在西方的“人道主义”、“民主政治”等价值观的庇护下，向世界一体化(全球化)过渡。上述组织机构就是要通过分析家、政治家、金融家、知识分子、媒体工等各方面精英的共同努力，为在全世界推广这个世界政府的世界主义方案。为此必须“克服”所有试图在全球化面前保持自己民族“特色”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力量，这显然包括中国在内。所以，美国太需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了。

　　近十来年，俄罗斯的硬实力有所恢复，软实力也在恢复。官方虽然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俄罗斯共产党还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仍是一派力量，在社会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带有东正教色彩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工具。对于上述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和披露的资料，笔者不拟多加评论，相信读者自会分析判断。无论如何判断，希望引起党和国家有关方面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加以深入研究。

　　黑幕毕竟只是黑幕，不完全是政治现实，而且已经失败。亨廷顿作为美国右翼有影响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霸权已经终结，西化已经完全失败，美国霸权不得不后撤。事实上，无论由美国控制的全球空间，还是“由日本(代表美国)控制的太平洋空间”，都只是一种臆想。世界已经进入文明转型时期，客观上要求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相应地实现政治转型和文明转型。进入21世纪，世界在文明上向东看，在政治上向左转。世界在呼唤孔夫子，在呼唤马克思。美国文化不能产生为世界治本的马克思，但是至少能产生为美国治标的罗斯福。奥巴马只是比小布什多一点“巧实力”，绝不是罗斯福。

　　注释：

　　(1)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美)缪塞尔·亨廷顿著，周琪、王绯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

　　(3)同上，第60页。

　　(4)同上，第35页。

　　(5)(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75页。

　　(6)转引自钱文忠：《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2007年9月16日《文汇报》。

　　(7)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9页。

　　(8)同(2)，第36页。

　　(9)同(2)，第37页。

　　(10)同(2)，第60页。

　　(11)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认为，西方早期成功的秘密被埋藏在重商主义的历史中。参见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九章《历久弥新的重商主义》。

　　(12)同(9)。

　　(13)《圣经·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圣经》中文译本、版本不同，译名和编辑处理有出入。

　　(14)同上，第十九节。

　　(15)同上，第三十一章第七节。

　　(16)《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

　　(17)《孟子·滕文公下》

　　(18)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张承志书评，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

　　(19)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转引自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页。

　　(20)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21)所谓中世纪，系指欧洲公元600年至公元1500年基督教统治的漫长而黑暗的时期。所以“中世纪”这个概念自17世纪产生以来在西方文献中长期含有贬义，现在已经不然。参见(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66页。

　　(22)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基督教义的集大成者。

　　(23)参见(美)爱德·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

　　(24)樊国良：《燕京开教略》，上篇，第51页，1905年，北京。转引自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页。

　　(25)参见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5-256页。

　　(26)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转引自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页。

　　(27)(法)安田扑著，耿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译者的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8)转引自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29)徐康宁：《西方为何不感谢中国》，《环球时报》2008年12月25日。

　　(30)(德)米勒利尔F Muller Lyer：《社会进化史》，转引自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3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32)这也是由于社会风气良好，刑事案件少发。“在邹平乡村，尝闻父老谈，在从前地方发生命案，极属稀罕。光绪二十一年某村发生一命案，远近动色相告，或走数十里往观验尸。若甚新奇，又感严重。盖计算附近一二百里幅员内，二十年光景未曾有过也。”参见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33)参见《萨科齐挑动中法风暴》，《环球时报》2008年12月8日报道。

　　(34)转引自(美)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35)同上，第52页。

　　(36)同上，第233页。

　　(37)同上。

　　(38)转引自(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39)参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6页。其它两次决战为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41)这是重农学派代表魁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不提供“纯产品”，属于“不生产阶级”。教士阶级无疑更是“不生产阶级”。可见，古典经济学早就认识到宗教的寄生性。

　　(42)改革开放以来，有论者抨击中国党政两套班子，机构重叠。如果认为，党这一套机构都是闲人、冗员，特别是认为这是中国特色，西方没有，那就昧于历史了。又有论者说，中国这一套是照搬苏联。其实，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神职人员一直是一个庞大而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每年消耗大量社会财富。伊拉克的美军，都配备有相当数量的随军神甫，做美式“思想政治工作”。而中国自古(商朝以后)没有宗教，四民社会中，只有士是“不生产阶级”，农、工、商都直接从事生产和流通，社会不养闲滥杂人。加以中国农业、手工业技术先进，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国共两党的体制中先后引进政工体系，是从苏联学来的。共产党还加以创造性发展，将“支部建在连队上”。但是苏联共产党这一套从何而来?不言自明。

　　(43)(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44)同上，第66页。

　　(45)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1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46)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引自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页。

　　(47)巴恩斯H E Barnes著，王斐孙译：《社会进化论》，新生命书局版，第二一一页。转引自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48)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不能远洋航行，罗马人称霸地中海就以为是世界帝国了。自从13世纪指南针西传欧洲，善于航海的欧洲人改变了世界。所以指南针是全球化的指针，而《马可·波罗游记》在全球化早期则起了某种特殊的作用。

　　(49)(英)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序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10页。

　　(50)转引自(英)李约瑟：《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载(港)《大公报》1974年5月29日。

　　(51)参见梁漱鸣：《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3页。

　　(52)同上。

　　(53)(英)罗素：《中国之问题》，中华书局版，第192页。

　　(5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2页。

　　(55)同上。

　　(56)(美)伊曼钮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7)同上。

　　(58)转引自(美)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歧译：《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59)约瑟夫·康拉德(Gonrad Joseph)：《黑暗的心》，转引自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扉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60)(美)伊曼钮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美国实力的衰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61)同上，第126页。

　　(62)《决心从良》，台湾中央社伦敦2008年12月24日电。

　　(63)(德)赫尔穆特 施密特：《西方价值观在亚洲行不通》，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1月7日。

　　(64)同(2)，第251页。

　　(65)同上。

　　(66)(美)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67)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68)见《重光葵回忆录》。

　　(69)同(63)。

　　(70)《30%日本人有中国血统 徐福与日本的历史关系》2008年04月21日 深圳新闻网。

　　(71)郑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72)(日)《这场危机预示着世界文明进入转换期——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谈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朝日新闻》2009年2月3日。

　　(73)刘迪：《日本为何成了独立文明》，《环球时报》2009年2月6日。为日本杏林大学综合研究学部副教授。

　　(74)(美)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歧译：《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75)(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5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85页。

　　(76)同上，第35页。

　　(77)同(74)，第376页。

　　(78)(美)约翰·卡洛尔著，叶安宁译：《西方文化的衰落》，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79)转引自(美)缪塞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80)同上，第53页。

　　(81)同上，第41页。

　　(82)同(80)。

　　(83)同上，第43页。

　　(84)同上。

　　(85)同上，第55页。

　　(86)同(43)，第42页。

　　(87)(英)莫里斯·萨奇：《醒醒吧，睡美人美利坚》，《金融时报》2007年7月4日。

　　(88)同(74)，第352页。

　　(89)同(87)。

　　(90)《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

　　(9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大破解》，《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2月17日。

　　(92)同(2)，第250页。

　　(93)同(2)， 第252页。

　　(9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1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9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96)转引自符勇：《帝国危机》，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97)同上。

　　(98)同上。

　　(98) 同(74)，第395页。

　　(99)同(74)，第78页。

　　(100)《金融危机考验国家道德》，《环球时报》2009年2月5日报道。

　　(101)(美)乔治·索罗斯著，燕清译：《美国霸权的泡沫》，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

　　(102)同上，第2-3页。

　　(103)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2页。

　　(104)拉美社哈瓦那2008年11月7日电。

　　(105)同(38)，第66页。

　　(106)同(38)，第146页。

　　(107)同上。

　　(108)同(38)，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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