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包括其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兄弟”(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等口号，总是从其社会本身的利益结构出发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虽然看似是站在中立立场上对整体社会进行言说，但实际上，这些意识形态理论和话语，从来都是从具体利益出发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从来都是有着特定阶级立场的。
在北大教授高鹏程所著的《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明确指出，“共济会就是‘自由、平等、兄弟’(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主张的实际承担者。现代共济会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运行了有近30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资本主义确立、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主流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内，共济会的活动几乎遍及全球。”
1984年秋，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地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实际上，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逐渐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M.戈尔巴乔夫，其他如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戈尔巴乔夫通过各种手段在重要岗位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在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
秘密的英美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在这种大背景下，1987年电影《悔悟》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是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在此前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的重要信息。
我们无法证实《悔悟》的公映以及所谓“新闻自由”对于整个苏联的影响，但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普希金”会所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会所的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诺维科夫”会所。共济会《苏格兰礼期刊》对“法国大民族会所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会所和苏格兰礼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英美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国际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8期，摘自2014年第26期《思想理论动态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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