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

　　人民公社岁月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一、父亲当队长

 　　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会，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令现在的许多人难以想象。

　　那时的村队干部都是社员推选产生的，最后报公社批准。如果群众威信不高，你是当不成村队干部的。由于村队干部直接面对社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社员眼皮底下，也就是直接接受社员监督。另外，通过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那时候社员胆子很大，敢跟大小队干部面对面顶，还敢到公社、县里去告状。只要事实确凿，上级也一定会派人来查处。

　　1970年之前，我父亲曾干过10年多副队长，1970年春天开始担任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其实就是专门带领社员干活。因为要敲钟，所以比其他社员和干部起得早;因为担责任，又比其他社员收工晚。报酬就是阴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个劳力的满工分。我父亲心肠热，喜欢为人家办事，社员都很赞成他。

　　其实，我家祖父辈上是从外地逃荒要饭到这个村上来的，父亲没有兄妹，属于村里名副其实的“孤门独户”。无论是家族还是亲属，我们都没有，在生产队里没有任何势力。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父亲当生产队长绝对没有什么背景和后台。

　　父亲当上队长的原因出在原生产队长身上。那年春天评工分时，原来的生产队长给他媳妇(即老婆)多定了半分。妇女属半劳力，每个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员才能拿到8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照顾的，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8分。队长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结果给她定7分半。为此社员都说队长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来调查，发现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还查出队长利用请木匠做农具的机会，在家里管饭时用的米面超标。2个木匠在他家里一共吃了16顿饭，按规定只能在保管员哪里领取米面16公斤(每顿每人标准0.5公斤)，结果实际领取了21公斤，剩下的5公斤没有退回。队长老婆解释说木匠饭量大，但社员的查访结果相反，木匠坦诚地说，他们1顿连一斤也吃不了。公社调查组就此认定队长有私心，不仅处事不公道，还有贪污嫌疑，就把队长停了职。我父亲原先是副队长，大伙都喜欢他拥护他，就推举他来当队长。父亲一直干到大包干那年退休，原来的生产队长却一直没有复职。

　　父亲干生产队长，我一开始很高兴，感到很自豪。没想到自从我父亲干了生产队长，我们全家不仅一点好处没有捞到，还尽干些“吃亏”的事。

　　父亲还没有当队长之前，我就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了。那时候，公社之下有大队、小队两级生产单位，农活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队需要人时都是从生产队抽调，也就是所谓的大队“统筹工”。“统筹工”包括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乡村兽医、农技员等。“统筹工”都是从各生产队平衡抽调的，各队人数大体平均。相对来说，大队“统筹工”比生产队社员的“待遇”要高一些，比如：工分按年度计算，一年365天都算上工，年底可以拿到3600个工分。大队干部在满分基础上，再另外加10%的熬夜开会加班补贴工分。“统筹工”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以社员都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大队“统筹工”。

　　现在有人可能以为“统筹工”都是大小队干部的子女，其实不是，那都是根据需要和能力抽调的。除大队干部，所有“统筹工”都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技术专长。那些年里有很多知识青年作为大队“统筹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就是文化程度高的缘故。我们生产队，有文化的年轻人都被推荐上学去了，因为我外祖母是富农成分，受影响没有被推荐上中学，结果就成了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年轻人。1969年初，大队医务室原先一名“赤脚医生”出嫁走了，仅仅高小毕业的我有幸成了大队“统筹工”，那年我还不到16岁。

　　父亲当生产队长之前，我已经1年多没回生产队干农活了。可是，就在父亲当上生产队长的那一年，我又开始参加了生产队劳动。麦收前夕，生产队“排镰刀”(就是排能拿镰刀割麦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当时我们医务室一共3人，来自3个生产队，结果就我一人回了生产队。我很生气，父亲却对我说：麦收是老少弯腰的季节，我是队长，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胆说别人!结果我在生产队干了半个多月，直到夏粮入仓才回医务室上班。从此，每年的夏收我都要回生产队割麦子，一直到1978年被公社机关抽调走为止。

　　那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有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年份在本地，但也有时出县、出地区到外地去“扒河”，一干一冬天。父亲当上生产队长那年，17岁的我首次被排“上杠”(抬大筐)扒河。那个时侯扒河非常苦，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从1970年开始到1978年我调公社机关，我连续在水利工地用肩膀抬了7个冬天大筐。人都说干部的孩子能“享巧”，我家可从来没有过。其实，那时的村队干部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否认个别干部私心严重。但是，后来这些私心严重的干部都在“斗私批修”、“农业学大寨教育”等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父亲当上队长后，比过去更忙，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能插手了。我们家住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运东西很不方便。特别是朝自留地里送粪，更不是妇女小孩能干的活儿。那时候运输工具都是用平板车，我们兄妹力气弱不能拉。母亲前几年就是因为从高坡朝下拉粪平板车翻了砸断腿，打着“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现在腿上有伤更不能拉了。父亲没时间，只好和其他男社员换工。别人替我家拉粪，我父亲把自己挣的工分按换工时间拨给他。这样的事情我记得至少有20多次。那个换工的社员一开始坚持不要工分，但父亲就是不答应。我父亲10多年前已经作古，这个换工的社员今年才60多岁，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上次回家他还对我说，还是那会儿的干部办事公道呀。

　　我大妹妹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学校代课教师严重缺乏。校长想让我大妹妹去，但父亲就是不肯出这个“统筹工”。后来，大队把所有高中毕业的学生都统一安排成“统筹工”，我妹妹才有机会去学校代课。父亲说，如果我带头把好处留给咱自家，以后大家谁还听我的。

　　生产队经常要招待一些人吃饭，比如整修农具请来的木匠、铁匠，下乡轮流演出的电影放映员，来生产队给牲畜看病的兽医，冬天请来的说书艺人等。父亲接受原生产队长教训，凡是来人吃饭都安排在五保户家里，做饭的人也由队委会定，选一个厨艺较好的中年妇女来担任。我记忆中，我们家从来没做过类似饭菜接待过生产队的客人。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里没有书桌、书橱，平时看书写东西就趴在母亲的陪嫁桌上。由于桌子太高，木凳太矮够不着，只能把两个四方凳摞在一块。1976年春天，生产队请来木匠打农具，我认识这个木匠，就把想要一把椅子的愿望告诉了他。他说，椅腿的木料不好找，但他家里有，等他回家后一定给我打一把。事情过后大约3个月，他捎信来说椅子打好了，让我去扛。他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我是步行着兴冲冲跑了七八里路把椅子扛回来的。扛回来时这把椅子还是“白茬”，我又买了一盒铁锈红油漆一遍。这件事父亲并不知道。1977年农业学大寨教育运动，有人揭发我利用父亲的职权从木匠手里索要了一把木椅。父亲在社员会上检讨了3次，最后又退赔了3块5毛钱才“下楼”(把有问题的干部临时挂起来称“上楼”，问题说清解决完了，社员认可后才能“下楼”)。事后多年，我都觉得对不起父亲。我的错误做法让他蒙羞，成为他生产队长任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父亲早已作古。老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你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吗?

　　其实，那个时候，多数村队干部都是这个样子。长期接受正确思想教育当然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是社员群众的监督，让干部们时刻警惕，时刻清醒，一点也不敢大意。所以，他们也就能够自觉去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

　　二、两颗大白菜

　　1961年冬天，我还担任着副大队长。有一天，排我带人看夜。所谓“看夜”，就是看守大队仓库。按规章制度，“看夜”必须有一个大队主要干部带队，两个社员参加。那会儿，生产物资都是大队统一管理的，仓库里不仅有各种闲置的农机具，还有全大队社员的口粮，以及准备上交的公粮、来年春耕的种子等。粮食品种花样比较多，有小麦、大麦、荞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黍子、豌豆等，最多的是红薯干，还有一些萝卜、大白菜等蔬菜。粮食都是折子圈着的，白菜、萝卜就堆放折子跟前。

　　那年冬天很冷，那晚又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夜。我和刘好、王家槐两个“看夜”的社员就守在仓库外面过道上。为了御寒，我们还抱来一些干豆草点着取暖。仓库里有一只铁锅，是用来烧开水的。我们三个人一开始闲扯了些村里杂事，后来还分别讲了些年代久远的故事。渐渐就到了夜深时刻，也就是现在的半夜十一二点钟光景，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那会儿口粮紧，每天都是稀的多干的少，又没油水，吃过饭不久肚子就开始闹“饥荒”。一开始大家都忍着，后来是刘好首先撑不住了。他个子大，饭量也大，一开始他拼命喝开水，我亲眼看着他喝了6大碗。后来，他突然发现火堆旁面有几颗玉米粒，就顺手捡起丢进火堆里，不久就听到“啪”的一声，“玉米花”从火堆里弹出来。刘好顺手捡起丢进嘴里，那个香味呀，实在诱人，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香味儿。火堆跟前的几颗玉米粒被刘好拣完了，接着他的眼睛就不住朝玉米折子上瞄。我看了他好几回，一直没吭声。

　　又熬了一回，刘好凑到我跟前，悄悄地说，玉春哥，咱煮点玉米吃吧!我一听，脑子“轰”的一下炸了：这还了得!我生气地严厉训斥他：“你胡噙什么?找死啊!”刘好一听，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

　　我怕他再胡思乱想，就连连督促说：“快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其实，此刻我的肚子也在咕咕叫。刘好朝嘴里扔“玉米花”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口水都差点流出来。

　　我们躺在麦草、豆草铺的地铺上，三个人翻来覆去很久睡不着。特别是刘好，几乎每隔两三分钟就要翻一回身，我感到刚才骂他的话太重了，觉得很不好意思。又过了一会，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我说：“刘好，你真撑不住了?”刘好一听，“忽”地从地铺上爬起来，王家槐也爬起来了，他们直愣愣地望着我。他俩那饥饿的眼神和希冀的目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闭上眼睛想了一回，然后才下决心似地说：“那就砍两棵白菜吧!”他俩一听，立即掀开被子跑过去，抱过两棵大白菜来，一个切菜，一个烧火。白菜很快就炖熟了，白菜里没有放盐，更没有油，就是清水煮的。可是我们吃起来却感到很香。吃完以后，我嘱咐他们，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我是大队干部，这是犯错误的。他们两个向我保证，一定守口如瓶。

　　他们两人一直信守承诺，没有出卖我。

　　但是，我自己却把自己出卖了。

　　1964年底，我们大队开始搞“四清”。开完动员会之后，紧接着就是大小队干部先主动检查自己在过去当干部的那些年里，有哪些地方违背了毛主席教导，做了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干部不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很诚恳地揭发自己，我在其中一次会上也主动交代了1961年冬天那次看夜炖吃两棵大白菜的事情。

　　这次交代的结果，使我丢掉了副大队长的职务。

　　不久后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刘好和王家槐也把那次看夜的情况坦白。特别是刘好，还把那次事情的责任全部揽在他身上。

　　“四清”结束后，停职1年多的我又被社员推选为大队贫协主席，1966年春天还被选为支部副书记。

　　玉春叔真诚地告诉我，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他始终没有忘记。但是，他从来都不后悔自己的坦白交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干部真的很少有私心，如果有私心而且埋在心底的话，他的良心会感到不安。坦白交代后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感到问心无愧。

　　玉春叔1987年病故。我觉得，他走得时候心里一定非常踏实。

　　三、西院二奶奶

　　二奶奶一辈子没起个名字，会计账本上叫张王氏，年长的唤她二大娘，晚辈们都称她二奶奶。

　　二奶奶男人死得早，跟前只守着一个女儿。闺女出嫁后，她一人怪孤单，望见孩子就亲的不行。煮把蚕豆也南北里喊几个孩子来，吃了不算，临走还给装一兜。

　　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病恹恹的。入冬就喘，喘得蜷缩着，三级风都能刮跑。闺女不守在身边，再加这般光景，队里便让她吃了五保。

　　我们村很美。门前清泉，背靠青山，山坡上，房舍间，老辈人还为后代留下了一大片杏园。开春，雪白的、粉红的花蕾绽满枝头，风吹花落如雨;入夏，橙黄橘红的杏子伸头探脑，惹得伙伴们流涎。“四清”时杏园打价入公，每家房前屋后还留两棵备孩子解馋。二奶奶的院墙外有一株，外号“关公脸”，熟时红彤彤的，鸡蛋大小，咬一口如啃香瓜;院内那株“小油果”，果小皮亮，看去透明，塞进嘴如吮蜜汁。尽管“小油果”年年挂果少，二奶奶还是把它留下了。

　　进了五月，二奶奶的小外孙来了。老人拉着他的手：“这棵是咱家的，想吃，门后有竹竿!”又指着墙外：“那边的可不许打!”老人心地实诚，队里打了杏子都先放在她房里。她出门一把锁，连小外孙也不让进。

　　那会老人已七十出头，身子不大好，还不想闲着，缠着队长要点活干(我记得是1967年，那时我父亲还是生产队副队长)。队里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去看杏园。其实这活并不轻松，偌大的杏园，沟沟坎坎的，走起路来磕磕绊绊，馋嘴孩子还欺她年老体弱眼头不济，东躲西藏给她捉猫猫。好在她只管白天，晚上由队里派年轻人看守。二奶奶知道年轻人事多，总是啥时来啥时回去睡觉，鸡叫头遍又早早爬起，好让守夜的不误下大田。

　　那天傍黑，我约小伙伴去偷“关公脸”。谁知刚爬上去就让二奶奶发现了。她攥着竹竿，像枪似地朝上戳。我吓坏了，拼命向上爬。这一来她慌了手脚，扔掉竹竿：“哎，哎，别摔着!”等看清是我，她先放走了小伙伴，转过脸又用指头戳我额头：“你呀，尽朝你爹脸上抹黑!”我羞愧地逃走了，从此再不敢到杏园来。

　　一九七六年春，老人八十二岁时得了一场重病，竟一撒手去了。那会队里还不富裕，可是，队委会研究丧事时，却一致同意多花费点。我父亲是队长，他还找人请来一帮喇叭匠;队里又扯了二十丈青布，姑娘大嫂争争抢抢，裁剪了二百只黑纱分给大伙戴上。丧事办得隆重，出殡的队伍排了半里路。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谁家丧事办得这般气派。

　　推行责任制那年，该分的都分光了，就剩下那片杏园。分开吧，一家一户没法管?放一块吧，可谁来看呢?有人出馊主意：刨掉分了算了。父亲那会刚退休不久，听到这个结果，连连叹气说：“他们哪里是置业的，全是些败家子啊!”

　　父亲早已作古多年，他哪里知道，现在的“败家子”越来越多了!

　　《杏园旧事》是我1985年发表在某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这次转贴只加了最后一句“父亲早已作古多年，他哪里知道，现在的“败家子”越来越多了!”其余一字未动。

　　四、黑大娘看病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黑大娘”叫什么名字了。

　　我印象中，黑大娘个子矮小，又黑又瘦，总是皮包骨头的样子。黑大娘丈夫姓张，小名叫张黑子，可能就是他这个名字的缘故，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指点着喊“黑大爷”，而他的老婆就自然成为我的“黑大娘”了。

　　我与“黑大娘”的频繁接触开始于1969年，那时候我作为“统筹工”分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我的记忆里，黑大娘一直都是病恹恹的，主要是哮喘。只要天一冷，她的哮喘病就会复发或加重，喘得厉害时会憋得半天喘不过气，整个脸都呈紫青颜色。正因为她有这个“长远病”(农村称那些经常打针吃药的人为长远病)，是个老病号，所以我一开始当“赤脚医生”就与她打交道。从1969年起，一直到她1976年初病故，时间跨度7年多。

　　我当“赤脚医生”，最高兴的就要数“黑大娘”。我们这个大队一共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我们自然村距离大队部驻地自然村有2里多路。过去医务室3个“赤脚医生”都是其他自然村的，我们村没有。我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首先方便了我们自然村三个生产队的社员。而老病号“黑大娘”当然会对本村有个医生感到万分高兴。

　　那会的“赤脚医生”，别看医术不高，其实就像“万金油”一样，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不管中医、西医，还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多少都通点门。因为大队医务室是最基层的农村医疗单位，所有病人都要先从这里经过，所以就要求“赤脚医生”必须样样都会一点。治疗原则是不误诊，不耽误病人，拿不准的时候赶快给病人转院。

　　那时侯，上级对农村合作医疗非常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也抓得很紧。从1974年开始，全县对赤脚医生统一进行培训，除举办1期复训班外，还按照区域划片举办了10多期培训班，每期半年左右。我所在的村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卫生先进村，所以我有幸第一批参加了复训班培训。那个复训班办得挺好，都是请的专家或名医生讲课。学习内容也非常系统，从人体解剖到医学病理，从门诊到病房，从中医到西医，从诊断到治疗，几乎全都接触到了。有人说那时候的“赤脚医生”只会抹红汞水，其实这是对“赤脚医生”的一种丑化。到1974年底的时候，我本人至少可以很熟练地诊断和治疗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术，比如脓包切开、男扎(节育术)、女扎(节育术)等;可以做一些急救，比如触电、溺水、吊死、农药中毒等;还可以针灸、拔火罐、抓中药等。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给病人看病是不准带口罩的，还提倡对休克病人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这是考验你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的标准，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赤脚医生”队伍不仅方便了农村最底层的老百姓，文革后还成为乡镇医院的主力军。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当年的“赤脚医生”已经成为乡镇医院的主治医生。我的不少同行后来还进了城里大医院。徐州中心医院有一位经常出国的主任医师就是我的同行加同学。他是徐州市“知青”，当年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另一个大队，不久进了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在全县举办的赤脚医生复训班里，我俩还是同学。

　　那时候，“赤脚医生”除看病外，还担负着农村的卫生工作。比如灭蚊灭蝇、饮水改造、环境卫生等。最重要的是防治各种传染病，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如预防疟疾、清查血丝虫、防治小儿麻痹症、接种疫苗等。我经常要带着各生产队的卫生员上门为老百姓送疟疾药，为小儿看服预防麻痹症糖丸，为小孩“种花”等，夜里还要挨家挨户登门抽血化验血丝虫。我记得，大约到1977年时，我国已有20多种主要传染病绝迹，其中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天花、霍乱等传染病也都没有了。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在全世界都引以为豪的大事。可惜的是，现在听说有很多传染病又都陆续“回来”了，比如疟疾、乙脑、流脑等，实在令人遗憾。

　　我自从当了“赤脚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我们自然村，大家都感到比过去更方便了。别看我当时只有16岁，大家已经不把我当小孩看，而是很认真、很亲切地喊我“大夫”。那时候看病很简单，挂号初诊5分钱，复诊2分钱，只要挂了号，所有诊断和治疗都是一律免费的。所以，我每天到大队医务室去上班，都要在半路被很多社员拦住。他们给我5分钱或2分钱，顺便让我捎回一些发汗药、止疼片、牛黄解毒丸、膏药、纱布等。这样一来，就省得他(她)们再上医务室跑了。

　　但是，“黑大娘”从来不让我捎药，都是自己步行到医务室来拿。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是常年老病号，吃药已经不大管用，每天都得打一针。怎好麻烦你天天给我带药呢!”那时我就觉得，别看这个“黑大娘”长得不好看，心眼倒挺善良的。

　　那时候，医务室药物还是受控制的，特别是一些主要的抗生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等。每月我们到公社医院领药时，主要药物都按大队人口比例分发，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后来，公社医院利用当地中草药，还自己研制生产了不少中成药，其中也包括一些注射用针剂，如毛香、保肝一号、保肝二号等。“黑大娘”的病属于支气管哮喘，且时间太长，一般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她的病，最有效药物就是链霉素。由于链霉素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黑大娘”很通情达理，每次都明确对我说：链霉素少，不能都用在哪一个人身上，你看情况匀我一点就行。她平时来医院，我都是给她注射“毛香”之类，然后再给她开一些氨茶碱、甘草。每隔两三天就给她用一次链霉素。她对此非常感激。

　　1975年冬天，“黑大娘”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有时喘得厉害，连路都不能走了。她不能来医院，吃的药都是她丈夫或孩子来拿。由于连续3天没见她，我有些放心不下，就在那天晚上去了她家。“黑大娘”躺在床上，说话的声音很微弱。见我去她家，她显然很高兴，挣扎着要坐起来，结果被我按住了。

　　第二天晚上，我挎着药箱，带着注射器、酒精棉球和需要的口服药、针剂来到“黑大娘”家。她感动得直掉眼泪。其实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赤脚医生”到病人家就诊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还要半夜三更爬起来为孕妇接生，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可能她从来没让医生去过家里，所以才那么激动吧!

　　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来到“黑大娘”家。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这年的阴历年底，刚好也就是阳历1976年元月下旬时，“黑大娘”的病突然再次加重了。我知道，她的病已到最后关头，就像一盏油灯即将熬尽一样，很快就会熄灭的。

　　那天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黑大娘”的丈夫，就是那个张黒子，突然跑到医务室来。他可怜兮兮地告诉我：你“黑大娘”怕是不行了，她想见见你。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的眼眶直发酸。我二话没说，匆匆收拾一下就跟他回家了。

　　“黑大娘”已经昏迷，可不知为什么，我刚坐到她的床边，她就突然醒了过来。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听到她嘴里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她喊着我的小名，断断续续地说：“这些年多亏了你啊!”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事后我非常后悔，当时为什么就不能说两句安慰她的话呢?

　　若干年后，我总会时时想起“黑大娘”临死那一幕，我为“黑大娘”在临死之前还想着我感到欣慰，她这是在临走之前感谢我呀!可是，最近两年我却不这么想了。其实“黑大娘”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那个社会。如果那个时候农村没有合作医疗，她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长年累月得到及时治疗;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赤脚医生”，她也不可能躺在家里就能打针吃上药。按照“黑大娘”的家庭条件，如果放到现在，她可能不会活那么多年!

　　她摊上了一个好时代啊!

　　五、奇怪的铃声

　　我记事的时候，大队、生产队里就有很多社会团体组织，这些组织与大队和生产队没有冲突。大队一级的各种组织属于大队党支部领导，小队一级属于队委会和党小组领导。比如生产队，除了队委会之外，还有专门的贫协组织，有一人担任贫协组长;党小组长一般由政治队长担任，负责党员学习和社员群众的思想教育;每个生产队还有团小组，由大队团支部经过选举任命团小组长;还有民兵组织，大队为民兵营，生产队为民兵连，根据生产队规模大小和民兵数量的多少，设一名民兵连长和三到五名班排长。民兵连还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基本上囊括了生产队的所有男女劳力，他们是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另外还有妇女队长，负责处理妇女工作，比如调解家庭纠纷、夫妻斗嘴之类，还担负着妇女权益的保护和计划生育工作。另外，生产队还有专门负责治安民调的组织。这些人各负其责，但有些不是队委会成员。与生产对相对应的，大队一级有贫协主席、民兵营长、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等。那个时侯，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组织，12岁以下的孩子有儿童团，每天晚上在打谷场上排队出操、唱歌跳舞等。

　　切莫小看这些组织，在人民公社化时代，他们都各自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民兵组织，我记得四清前，每个民兵连都拥有数量不等的武器，最常见的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三八大盖”步枪，一般一个民兵连有10支左右。大队民兵营还有机关枪，我是亲眼看到的。公社称“民兵团”，县里称“民兵师”。民兵团的武器就更厉害了，有一次到公社开大会，我看到主席台前还摆着重机枪和钢炮。那时候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各级都对民兵组织非常重视，记得当时的南京军区还办了一个32开的杂志叫《东海民兵》，这个杂志就是专为民兵组织创办的，内容很丰富，一直发到生产队民兵连这一级。

　　民兵连是生产队的生产主力，连长的位置很重要，就相当于生产队副队长，主要带领劳力出工，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劳动，民兵连还负担着生产队的社会治安维护等。那时候强调阶级斗争，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民兵连每天晚上都要安排几个民兵分两班进行巡逻。那时候人们的警惕性确实很高，稍有些动静，就会立即武装起来赶到事发现场。1965年冬天的一天深夜，公社武装部突然下发通知，说是一个坏分子逃跑了，可能就藏在我们村后的大山上。接到命令后，大队民兵营立即组织各连，按照上级布置的范围向山头排队搜索。我那时候才12岁，是我们村的儿童团团长，接到命令时我正好在民兵营长跟前，所以也跟着跑去了。参加这次抓捕行动的有公社东半部12个大队的民兵组织，大约1万多民兵参加，把这座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个鸟儿也休想飞出去。等到人们搜索到山顶，才知道这是公社“民兵团”搞的一次演习。类似演习，公社和大队经常搞，有时候还需要青年团、妇联、儿童团等组织配合。那时候，对于坏人来说整个社会就是天罗地网，真有什么反常举动，立即就会遭到致命打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公安部发布通缉令，抓捕两个越狱逃犯。我所在的公社民兵组织闻风而动，连续半个月站岗查夜，直到警报撤除。就我所知，农村的民兵组织从来没有明文撤销过，可现在却早已名存实亡了。

　　下面就开始说说“奇怪的铃声”。

　　1965年冬天，我那时是高小五年级学生，白天上学，晚上回到家就是村子里的儿童团长。每天吃过晚饭，就吹哨子集合，把儿童团员都集中到村子正中间的打麦场上，排好队等待训练。儿童团辅导员是我们大队民兵营长，他的任务就是教我们出操，讲解国家大事，讲解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等内容。另一个辅导员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姑娘，负责教我们唱歌、跳舞。儿童团员出操扛的都是红缨枪，我是儿童团长，民兵营长就专门发给我一支“三八大盖”背着，但里面没有子弹。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也感到很有趣，所以最后大家提出要配合民兵站岗放哨。营长答应了，选几个个子高一点、胆子大一点的儿童团员，分别派到村子各个主要路口，一个路口2个。但只守到10点左右就得撤回来。一是大人担心孩子出事，二是孩子第二天还要去上学，不能让孩子熬夜时间太长。

　　有一天晚上，儿童团员二憨子突然跑到我跟前，非常紧张地小声对我说，他们家里发现了敌人电台。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小炉匠在他家门前干活，由于天太晚，就把小炉匠挑子(工具)放在他们家，自己到生产队的“草屋”(把喂牲口的麦草切碎后，平时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盛放这种草的房子称“草屋”，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到这里睡觉，一来人多热闹，可以听大人讲故事，二来这麦草窝里非常暖和)睡觉去了。二憨子说，吃晚饭时，他突然听到小炉匠的工具箱里有响声，仔细一听，“滴铃铃”的，一连好几阵，跟电影里特务发电报的声音一模一样，所以就赶紧跑来向我报告。

　　我听了以后，赶紧随二憨子去查看。这个工具箱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木头做的，有好多抽屉。我蹲在那里一会，果然听到一阵“滴铃铃”的声音。我让二憨子在这里守着，回去又喊了几个岁数大点的儿童团员一起看守，不许任何人动它。紧接着，我找到民兵营长报告。他去了以后，也听到了这个奇怪的铃声，随即派几个基干民兵把儿童团员换下来，然后又紧急召集三个队的民兵连长开会，最后决定一队的民兵负责看守草屋，在不惊动小炉匠的基础上，要严防他发觉逃走;其余两个队的民兵封锁村子所有出入路口，严格执行只准进、不准出的原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还派了两个社员装作去“草屋”睡觉，以便监视小炉匠的动静。所有工作安排就绪，营长亲自带着一个基干民兵跑去公社报告。那是一个异常紧张的夜晚，三个生产队的队委会成员全部集中到一起，党员、团员也都动员起来，随时听候上级可能来的行动命令。

　　大约1个小时左右公社的人就赶来了，一共有10来个。我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其中有一个是公社党委书记。因为他是老八路，曾到我们学校做过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他们来到不久，就把小炉匠的挑子拉走了，还把小炉匠也带去了公社。再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也一直没有弄明白那铃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我回老家，问当年那个民兵营长，他也说不清楚。他回忆说，公社把人带走后，没有给他们任何答复，他也没有问。因为这是纪律，不该打听的就不能乱打听。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已经过去40多年，可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人民公社社员对这个社会的热爱，对这个社会的关心。社员们从内心里希望维护这个社会的安宁，维护这个社会的健康。我一直觉得，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定，每个普通群众都做出了贡献，他们为新中国的发展付出的汗水功不可没。听说，拉萨骚乱和新疆暴乱时，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事先没有得到一点信息，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我们的民兵组织哪儿去了?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哪儿去了?我们可信赖的群众都干什么去了?我坚信，如果是人民公社那个时代，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不会逃过千百万群众的眼睛。他们不仅会主动进行监视，而且很快就会把这些信息报告到上级政府部门。那个时侯，我们公社只有一个公安员，负责境内24个大队、7万多人口的社会治安工作。他所依靠的就是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远比几十人、上百人的公安队伍要强大得多。另外，那时候是民心所向，老百姓觉得靠山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所以他们觉得所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干的，因为这整个社会都是自己的啊!

　　我有时在想，如果把一切安全隐患都能消灭在萌芽状态，社会治安动态都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西藏和拉萨怎么会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来呢!

　　六、寻找傻丫头

　　“傻丫头”是前院杨启亮的二闺女，小名二丫头。由于她小时患“大脑炎”留下后遗症，不光脑子不好使，连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都喊她“傻丫头”。她比我小一岁，1964年10岁整。故事就发生在那年大家高高兴兴过大年的时候。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年。因为过年首先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其次能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好玩意。

　　距离过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有条件的生产队就从饲养场放倒两头大肥猪，杀了分给社员过年。还有的生产队提前开始磨豆腐、下粉条，为过年做准备。小孩子最喜欢看生产队杀猪，猪的嚎叫声让孩子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过年除了吃扁食(有的地方叫水饺)、饺子(有的地方叫大混沌)、包子、馒头外，还会出现很多过年特有的食品。比如油炸丸子，油炸“猫耳朵”(红薯切成片在锅里煮熟，然后晾干用油炸)，熬白芋糖、胡萝卜糖，做千层饼等。这时候，就是欣赏和比较农家主妇谁是巧手的时候了。

　　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玩。寒假一个月，孩子们能放开玩30天。寒假与暑假不同，暑假不仅天气炎热，还要帮家里干农活。而寒假没有什么农活需要小孩子干。再加上整个寒假期间还有腊月初八熬“腊八粥”、腊月二十四吃“锅盔”(用白面烤的厚饼，类似北方的壮馍)、除夕夜敬灶老爷、大年初一拜年讨压岁钱、元宵节挑花灯等好几个民间传统节日。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有这几天空闲。因为年初五之前不能“动针”，所以连不肯闲着的家庭主妇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整个寒假就在这非常热闹的气氛中不知不觉过去，大家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特别是孩子们，全都觉得不过瘾。

　　寒假里好玩的玩意更多。有的村刚进腊月就开始组织剧团排话剧(说是“话剧”，其实也有唱段。我们这里除了使用河南豫剧腔调外，主要就是演地方戏，俗称“泗州戏”，也叫柳琴戏或“拉魂腔”)，还有的村子提前安排人扎高跷、扎旱船，或者扎狮子、扎龙、扎花轿等，准备到过年、过元宵节时好耍。没有条件的村庄，就只能提前与其他村预约，请这些村的剧团来他们村演几场，或者到远地方去请正规剧团。条件最差的村庄也会请一支外地草班子唱几晚花鼓戏。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大小队干部就是想让大家乐呵乐呵过几天，然后好投入春耕生产。

　　那年我们村剧团排练的是《朝阳沟》，但唱腔不是豫剧，而是我们村特有的柳琴戏(“拉魂腔”)。才刚开始排练，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追着看。正式演出从除夕晚上开始，第二天(大年初一)白天或晚上还会再重演一次。等到年初二起，剧团就开始外出，有时跟其他村剧团对调，有时则是别的村庄专门来请。一般村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为了让本村社员在年初十之前都能看上戏，这个时间段只和其他村剧团对调，初十之后才能应邀到其他村子去。那一年的春节就是这样，到正月十一这天晚上，我们村的剧团出远门，也没有其他村剧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些孩子还没有从欢乐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就只好跑到其他村去看。记得那年正月十一晚上，我们村东边7里远的王桥村放电影，天还没黑孩子们就开始出动。那天晚上放映的是《小兵张嘎》，大家看得真过瘾!电影放完后，又追问第二天晚上到哪里去放。放映员说去胡庄，于是大家都记住了。

　　胡庄在我们村正南方向，大约12华里左右。太阳还没落山，许多小伙伴就开始相约，三五成群开始朝胡庄赶。前院的“傻丫头”看我们兴高采烈地要去胡庄看电影，也随在后面跑来了。

　　电影放到大约9点就结束了，孩子们三五一伙开始朝家跑，谁也没有注意“傻丫头”的去向。我跑回家已经快11点，就赶紧钻进被窝睡觉。还没睡着，就听前院的杨大娘在门口喊，问我见到她家二丫头没有，我说没见，就自顾自睡了。没想到这一夜我们村子就像翻了天，几乎所有大人都被惊动了。

　　杨大娘连续跑了几家，都说没有见到“傻丫头”，她这才真慌了，立即把“傻丫头”丢失的事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听她一说，觉得这是大事，连忙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因为找孩子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他赶紧召集队委会成员，然后又分头把所有男劳力都喊起来。他们一致分析认定，“傻丫头”肯定是跟着其他村孩子跑“迷路”了。队长将这些劳力分成20多个小组，由队委会成员、民兵连长等带队，分头向公社东南片(胡庄周围)的20多个自然村去寻找。大队团支部书记就住在我们村，她自告奋勇去公社求援。她翻山跑到公社后，先叫醒了公社总机(电话接线员，那时候的电话都是手摇的)，让她电话通知东南片8个大队赶紧打开广播大喇叭;然后又喊醒了公社广播员，让她立即通过广播发布寻找“傻丫头”的信息。夜里1点钟的时候，公社东南片8个大队的广播大喇叭先后打开了，20多个自然村同时响起寻找“傻丫头”的声音。听说出了丢孩子这样的大事，公社党委书记都爬起来了。那个全公社唯一的公安员还跟随团支部书记一道，专程赶到我们村帮助寻找。

　　但是，最后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出去寻找的队伍陆续回来，都说没有找到。广播喇叭“开播”之后，这8个大队也陆续回电话，说他们那里没有发现“傻丫头”的踪迹。大家都绝望了，“傻丫头”的母亲杨大娘忍不住放声大哭。很多妇女围着她旁边安慰劝解，还说有可能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呢。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我们村至少有一半人没有睡觉，特别是大小队干部，更没有一个合眼的。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正当大家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村子正南方向的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傻丫头”。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她的头上还裹着绿色的头巾，身上还围着一床花棉被。

　　赶马车的中年人告诉大家，他是东邻公社牛栏村(距我们村18华里)的。昨天夜里，这个孩子(傻丫头)随着他们村看电影的孩子一道，跑到牛栏去了。等到大家发现时，才知道她跟错了“队伍”。由于“傻丫头”说不清自己的村名，也说不清父母亲的名字，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只好把她先送到一个五保老人家里住下，准备等到天亮后再帮她寻找家。

　　赶马车的中年人说，今天一早，生产队长派他把孩子先送到胡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胡庄跑出来的。他到胡庄以后，才知道整个公社为了找这个孩子已经折腾一夜。他听后二话没说，就朝我们村赶过来了。

　　“二丫头”回来了，她的突然失踪让大家虚惊一场。

　　时间已过去40多年，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

　　有时我常常想，那时候的人真热心，干部也都负责任，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家有难大家帮。哪像现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好，年轻姑娘什么时候都敢出门，大人也不会担心。现在不要说一个姑娘家不敢随便出来，就是年轻小伙也不敢独自走夜路啊。最近几年，我听说老家年年都会出现抢劫、凶杀、强奸等恶性案件，到现在还有两起强奸杀人积案没有侦破。因为区划关系，老家现在这个镇只有原来公社一半大，最多4万人口，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加上联防队员有好几十个，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几十倍。然而，治安人员增加了，社会治安状况反而比人民公社化时期恶化了。看来，社会治安状况与管理人员的多少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呀。

　　七、最后的抗争

　　许多官方媒体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载：实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亿万农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他们载歌载舞、一片欢腾，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国农民在经历几十年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真正翻身的大喜日子。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我是1978年秋天抽调到公社机关工作的，一直到1983年底离开为止。那5年，正是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年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亲眼目睹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过程，我完全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1978年之前，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因为有几篇小文章被省里和地区的报纸录用了，还有几首小诗歌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结果我就被看成乡下的“小作家”和“笔杆子”，被抽调到公社负责宣传报道。其实，到公社机关与在大队里差不多，区别就是变成了“社有人员”，那时也叫“亦工亦农”。每月发给28元工资，15元交生产队买工分，13元在公社机关食堂搭伙。那时候物价便宜得很，我每天中午在公社食堂吃饭，晚上6点下班回家，早晨8点上班。晚上如果加班就住在公社机关，那里有我的办公室和床铺。我记得那时候每顿伙食费只要1-2毛钱，别看工资不高，一个月下来还能结余七八元。

　　我到公社机关后没有干成“宣传报道”，因为公社党委秘书发现我会刻钢板，能打算盘(珠算)，还能写文章，就把我留在办公室，帮他做统计、文书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就是每天与各大队会计通电话，索要生产进度和编制各种统计报表。除此之外，就是撰写各行各业的总结、报告、发言稿等。由于需要写总结、发言，我就需要经常跟着公社党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深入村队调研，所以对农村情况特别熟悉。

　　我们这里属于苏北地区，南面与安徽宿县搭界，中间只隔着一条河。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这里比一河之隔的安徽宿县要先进好些年。1978年，我们公社已经实现“旱改水”，绝大多数的耕地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全公社11万亩耕地，有5万多亩水田，一年麦稻两季，还有4万多亩属于山坡高亢地，一般都是小麦与玉米轮作，或小麦与山芋、大豆轮作。其余的1万多亩耕地为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花生、蔬菜、水果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个公社就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1978年，全公社劳动工日平均8毛钱左右，最高的生产队已经达到一块五。那时候，我们公社的副业已经非常繁荣，各大队都有副业队，还有不少队办工业，那时候统称“副业”，如砖瓦厂、加工厂、采石场等。公社的工副业项目比较齐全，已经拥有20多家社办工厂，实力比较雄厚的有水泥厂、磷肥厂、农具厂、综合加工厂、大理石厂、服装厂、酒厂等，每年的工副业产值超过500万元。特别是水泥厂，1978年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0万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有小型拖拉机，公社有农机站，拥有大型拖拉机70多台，农忙季节分头开到各大队，每个大队2到3台。农田水利设施全部配套成龙，村队灌溉沟渠有“大中小”(大沟、中沟、小沟)、“毛腰丰”(毛渠、腰渠、丰产渠)，公社有水库、专用蓄水河道等。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座“排灌站”，种植水稻的生产队一般不会少于两座。可以说，农业生产通过多年良性发展，这时已经成为建国以来的最好阶段。农林牧副渔，全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关于“大包干”这股风，最早是从“河南”(由于我们与安徽宿县一河之隔，老百姓习惯称安徽为“河南”)那边刮过来的。1981年初，我们这里就开始陆续传说安徽“分田单干”的事。社员们人心惶惶地，不知道“分田单干”这股风什么时候吹到我们这里来。

　　说实在话，我们这里的社员绝不像官方报道的那样，对分田单干欣喜若狂。他们不仅不拥护，反而极力反对。社员们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几句话：“那不是“胡弄”吗!分田单干，那么多大牲畜怎么办?那么多机械怎么办?那些沟渠怎么分?山林、河道怎么办?”还有的说，分田单干，那不是跟解放前一样了?

　　“单干风”越刮越紧，老百姓都在提心吊胆的等待着。1981年在不安地等待中过去了，我们这里没有分，但已经开始搞“小段包工”。就是把某一农活，按阶段划分成若干部分，最后按实际完成情况发放工分。这一年春夏两季，有的生产队还按上级精神，在播种后把地包给农民管理，收获时按规定的粮食产量上交生产队，剩下的留给自己。到1982年春天，安徽那边已经全分光了，这边怎么办的问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麦收前夕，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来到我们公社。他希望到几个大队、生产队摸底调查，看看老百姓都是什么反应。我和公社党委书记陪同他先后到了4个大队的30多个生产队，还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结果所有生产队的社员都异口同声反对“分田单干”。还有的社员和干部亲自找到县委书记，恳求他“到上面去说说”，千万不要“胡乱来”。那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正在大队办公室休息，县委书记突然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他接听之后，立即兴奋地告诉陪他一起搞调研的公社党委书记：你就放心吧，上级来“精神”了，咱们这里不学安徽，不搞分田单干!公社书记一听，也很高兴，他当即请县委书记通过广播大喇叭给社员讲几句，让群众先吃颗“定心丸”。我记得县委书记在大喇叭里是这么讲的：“广大贫下中农，广大社员同志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的精神现在已经十分明确，我们这里绝不搞分田单干!就请大家放心吧!”

　　当时我们都跟着高兴，认为大局已定。对于安徽那样的搞法，我们都觉得他们生产条件落后，农业基础差，可能适合分田单干。而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农业条件和基础，是无论如何不能分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县委书记保证的那样发展下去，当年秋天我们这里就强行开始分田了。至于内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公社党委书记带着一班人从地区开会回来，立即召开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什么都不要说了，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上级的政策和精神，不要讲任何价钱!”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具体分田情形我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大同小异，都是那样的分法。尽管下面的干部社员有抵触情绪，但最终还是在公社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坚决贯彻上级精神，把土地分下去了。

　　那一年，我们家分了12亩耕地，平均一口人1亩半。其中9亩水田，3亩旱田。

　　我们家分到还一条牛“腿”，因为与4户社员合用一头耕牛。这条耕牛只用了一季，因为不方便，第二年春天就打价给其中一户社员。

　　我们家还分了六分之一辆“大车”(就是那种非常笨重的“太平车”)，这种车至少需要3头牛才能拉，由于没有这么多牛，所以一直闲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外地收藏家看中了这辆“太平车”，花钱买走了，但这笔钱不知落到了谁的手里。

　　我们家还分了二十分之一台拖拉机，因为是20户社员共同拥有的。第二年我们就把这台拖拉机卖了，一共128个人，每个人头分7块钱。

　　我父亲通过抓阄，把生产队的3间饲养场“抓”来了，后来翻新改造，成了我弟弟结婚用的新房。

　　山林也分了，但因为山林面积太大，不好管理，先后调整了几次，最后也没有找到好办法。结果山坡上的杏树在分田单干的第二年春天就被砍伐干净。山上的松树都是1958年后栽植的，那个时侯已经郁郁葱葱，覆盖整个后山。但去年冬天我回家发现，整个山头已经光秃秃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棵，而且没有多少枝叶，孤零零地在寒风中摇曳。

　　分田单干时，我们生产队的杂交水稻亩产1200斤，现在据说已经能达到1400斤了，比26年前每亩增产200斤。

　　改革还是有成绩的!

　　八、挨饿的年代

　　1958年夏天，我们家从村中间的四合院搬到村北头的一个小院子。原先我们住的那个四合院一共有5户人家，都是土改后搬到一块的。1958年，村里要在这个四合院办大食堂，所以我们几家都搬出来了。我家新搬的这个小院有两间北屋一个小锅屋(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

　　小院子非常简陋，大门朝东，西面靠山坡，巨大的石壁成了一面天然西墙。还有两面墙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有一人多高。刚搬进来时，小院子生机盎然。墙头上爬满南瓜秧、丝瓜秧、梅豆秧，几个硕长的“牛腿”南瓜悬吊在墙头上。梅豆秧上开满细碎的花朵，有白色，有紫色，结了很多梅豆角。那时候我虽然年龄还小，但不少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这个小院子里住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们村里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一是吃食堂。食堂办起来后，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高兴，吃饭时间不到，就结伙到食堂外面排队，大家嘻嘻哈哈的很是热闹。但是，这个食堂开了不长时间就解散了。

　　二是除四害，大人小孩都用竹竿挑着小红旗“轰”麻雀，幼儿园的阿姨还带着我们到厕所周围挖蝇蛹，到各家各户的木床上敲打臭虫。

　　三是植树造林，我们后山上的松树就是那年栽起来的，十几年后便郁郁葱葱，满山都是茂密的松林了。但最近这些年由于没人管，偷偷砍伐的，削树枝喂羊的，采松籽换钱的，把树林糟蹋的不成样子，现在整个山头又都光秃秃的了。

　　四是修路。我们这个村子与公社驻地一山之隔，来往不便，为了跟西边公社驻地连接一起，公社就组织社员在山上修了一条过山道路。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好几个村子的社员群众干了整整一冬天。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大约有2公里，一律修成台阶式的，大约3米宽，两边还砌成石栏杆。这条路已经50多年了，至今还在。只是大家不再翻山，而是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绕道山南公路，这条山道已荒废多年!

　　五是闹饥荒挨饿的事。这也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事情，恐怕也是很多人最想知道的。

　　我印象中，闹饥荒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事后社员们回忆，一致认为挨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上级宣传说我们国家粮食生产的太多，已经吃不完，国家的粮仓也盛不下了。结果下面的干部就不再爱惜粮食，拼命糟蹋，许多庄稼成熟了也不让社员好好收，都烂在地里，还美其名说是“当肥料”。结果那一年大家都“撕开肚皮吃饱饭”，结果到来年春天(1959年)粮食就接不上了。第二个原因是自然灾害。我记得那几年(从1959到1961年)这里年年都有水灾，而且很大。我们住在山坡上，站在高台上朝远看，田地里白花花都是水，一望无际，青蛙在水里整天嚎叫不停，大人就带着我们用磨尖的铁条“穿”青蛙，然后剥开内脏放在锅里炒着吃。那些年不光水灾频繁，还有旱灾，庄稼收成一直都不好。后来还听说是苏联“老大哥”逼债造成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高层内幕，但一连几年自然灾害却是事实。

　　有人说，闹饥荒挨饿的时间长达三年。而我的印象中真正挨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也就是1959年春天到1960年春天那一段。后来的两三年虽然老百姓生活仍然不好，但不管吃孬吃好，已经能填饱肚子，比1959年强多了。

　　其实，即便1959年春天，一开始也是有粮食吃的。因为粮食都统一放在大队仓库里，按人口发放。干部们说国家粮食多得很，这边吃完国家那边就能调过来。但春节前大家还是“撕开肚皮”吃，等到过年之后，大队突然说粮食要按计划了，大人、小孩都按人头领取。最初还能吃饱，后来粮食计划标准不断降低，慢慢就不够吃了。这时大家才开始着慌。人们开始在粮食里掺点蔬菜或野菜，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瓜菜代”时代。开春前没有野菜挖，大家都跑到“晾茬”的山芋地里，刨开冻土，挖那些上年秋天扔在地底下的山芋。有的山芋冻坏了，还有的生了黑斑，苦得很。但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带回家。有了这些红薯，大家就不至于饿肚子。

　　那一年大家确实饿坏了，老百姓家家都揭不开锅。我家在徐州城里有一门远亲，他们在城里饿得撑不住，也跑到乡下来，大雪天和我们一起到冻垡地(收过庄稼后不再接着种，闲置一冬天，等来年春天翻耕。这种地也称“晾垡”、“晒垡”、“歇茬”等)里寻找遗留地底下的山芋。

　　我家自留地里种的是大麦，春天到来后粮食不够吃，我母亲每天都到地里去挖大麦苗子，然后带回家洗干净掺少许面蒸着吃。整个春天过去后，3分地大麦苗都被母亲铲得差不多了。

　　我祖父从河里捉了一碗小鱼虾，让我母亲拾掇一下在锅里炖。我兄妹不懂事，偷偷吃光了。我祖父回来后坚持认为是我母亲故意给孩子吃的，结果他们吵了一架。我祖父气得跟我们分家，10多年后才搬回来。

　　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认识许多野菜的。我母亲带着我到湖里(我们这里把平原地块称“湖里”)、到山上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母亲告诉我哪些野菜能吃，那些有毒不能吃。我都牢牢记下了，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些野菜的名字。现在不少野菜已经上了城里高档宾馆酒店的餐桌，那时候这些野菜可都是农民救命的东西。1959年我还不大懂事，有一次发现山坡上的“狼毒”(一种有毒的大叶植物，上面开着很鲜艳的黄花，下面结出薯块一样的东西)很好看，就用铁铲挖下来，还把下面的薯块拿在手里把玩，结果我的小手中毒，肿得非常厉害，很长时间才消肿。幸亏当时我没有把“狼毒”根当红薯块吃下去，不然命都没了。

　　那时候，山上、湖里的野菜都挖光了，大家就开始吃树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榆树叶和刺槐树叶，特别是那些鲜嫩的刺槐树叶，更是人们采摘的首选目标。其次就是桑树叶、柘树叶、“鬼疙针”等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后来这些东西也被人们吃光了，就去弄椿树叶和柳树叶，这两种树叶都很苦，特别是椿树叶还有一股臭味，所以需要先用水泡，等把苦味、臭味泡掉后再蒸了吃。

　　那时候我们还吃了很多昆虫，蝈蝈、蚂蚱、“蹬倒山”，都能在火里烧了吃，很香。还有“瞎碰”(一种黑色的甲虫，有臭味，先用水浸泡，然后在铁锅或鏊子上煸了吃)、“山水牛”等，当然，像老鼠、蛇等，我也是吃过的。

　　吃野菜、树叶、昆虫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麦收。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走亲戚，因为走亲戚能吃饱饭。我每次到外祖母家，外祖母都会偷偷给我下一碗杂面面条，让我躲在门后面吃，怕我的三个表哥、表弟看见。

　　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大，整个夏秋两季都在不断下雨，很多庄稼都泡在水里，结果当年秋季收成很差。我记得那年的红薯长得很小，就跟胡萝卜似的。由于大家春天就开始挨饿，再也不敢像去年秋后那样“撕开肚皮吃饱饭”，过日子也都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了。收获山芋时，哪怕一个手指头似的小红薯也舍不得丢在地里。收红薯前，还把红薯叶都收起来，因为红薯叶能吃，而且要比椿树、柳树叶好吃多了。从那年开始，我们这里连续多年家家都有收存红薯叶的习惯，可能就是1959年春天挨饿养成的。

　　1959年冬天是一个难忘的季节，那一年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但是大家还是撑过来了，因为上级及时调来了救济粮，还有救济款和救济布等。救济粮并不多，但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希望。我记得，救济粮中有粗粮也有细粮，不仅有小麦、白面，还有玉米、高粱、红薯干，更让我们意外的是还有大米。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四清”后实施的“旱改水”，先前不种水稻，老百姓是吃不上大米饭的，只有到城里才能跟过节似的吃上一次。现在是饥荒年代，老百姓却见到了雪白的大米，实在让社员们喜出望外。我记得我们家做的第一顿大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红薯干、大米掺在一起蒸的，颜色又黑又红，与城里雪白的大米饭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吃起来却觉得很香。

　　难忘的1959年就在我们的记忆中过去了。

　　我从来都不否认那个年月闹饥荒挨饿，但我却坚决否认那些年“饿死许多许多人”的说法。最起码我们这里就没有饿死人。

　　几十年来，为了当年是否饿死人的事，我曾做过很详细的调查。首先，我们家有20多户远近亲戚，大都分布在苏皖两省交界处的数十个公社，有安徽的，也有江苏的，他们中有贫下中农成分，也有地主和富农成分，但没听说任何一家饿死人。其次是我们大队，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时，对全大队情况十分熟悉。我们大队一共748户(1972年)，3300多口人，所有的家庭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在我有意识的调查中，发现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都是病死的或老死的，属于正常死亡或自然死亡，没有一个饿死的。1978年之后，我在公社负责统计，也曾有心在各大队打听过这件事，同样没有人说那些年谁谁饿死了。至于其他地区有没有饿死人，我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掌握的这些调查数据，都是经得起检验的。我的父老乡亲都还健在，我如果说谎，他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但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村上有好几个人曾经全身浮肿，当时都说是吃了什么东西中了毒。现在分析起来，这些浮肿病人极有可能就是饥饿造成的。但这几个人后来并没有死。

　　挨饿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更没有必要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欺骗后人。

　　九、话说乱葬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许多主流媒体经常有文章介绍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很多很多人，有的地方因为死的人太多没法掩埋，都扔在村头的乱葬岗里。

　　我这篇《话说乱葬岗》的文章本来不在《人民公社岁月》的写作计划之内，因为有一个读者突然进入我的博客，而且非常轻蔑地质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那里都是‘饿死鬼’，那里都是饿死的冤魂!你不要再说假话欺骗人了!”

　　于是，《人民公社岁月》里就多了这篇《话说乱葬岗》。于是，我只能再次拿出一些资料和数据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个读者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

　　我当然知道，而且知道得可能比他更清楚!

　　我们村有两处“乱葬岗”，一处坐落在村东南角300米处的“大洼”，一处坐落在村后200多米处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一处低洼存水不能耕种，一处土层太浅无法种庄稼。而且这里非常荒凉阴森，一年四季都被一人多深的荒草覆盖着，荒草里面还藏着蛇、刺猬等野生动物。我小时候因为割草经常光顾这里，所以对这里最熟悉不过。那时候我们年龄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几个小伙伴经常把乱葬岗里的骷髅当球踢着玩。

　　乱葬岗是做什么用的呢?的确是扔死人、埋死人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所有死人都朝这里扔，更不是因为饿死无人掩埋才扔到这里的。

　　我们这里风俗，“乱葬岗”就是把无主的死人葬在这里。比如，一个外乡人突然莫名其妙死了，大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无法通知他的亲人，就临时把他埋在乱葬岗里。以后死者亲属或后人寻来，再将遗骨扒出来带回去。除了无主的外乡人，就是扔那些刚出生不久就去世的孩子。这里的风俗是，人死了都要进“老林”(林地，也叫坟地，是某家族统一集中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戏子、婊子(因为她们身份低贱)是不能进家族“老林”的。既便如此，这些戏子、婊子也不会扔在乱葬岗，大多会找一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掩埋。

　　埋在乱葬岗里的坟全都是“无主坟”。所谓“无主坟”就是不知道死者身份。比如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我们这个山头上战斗很激烈，有很多国民党兵死在这里。战争结束了，因为不知道他们家住哪里，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些尸体掩埋在村头乱葬岗。以后每年清明节，善良的好心人还会给这些“无主坟”添一锨土。我可以肯定地说，人饿死后扔在乱葬岗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即使真的饿死也要埋在自家老林里，因为扔在乱葬岗本身就是后代对先辈的不敬，是要被人家笑话的。只要还有后代，就不会把尸体扔在或埋在乱葬岗。有人说把死人扔在乱葬岗里，这是不懂农村丧葬习俗的表现。

　　幼小的孩子因为还没有成人，所以死后一般也不进“老林”。农村把这些刚生下来不久就夭折的孩子称为“讨债鬼”，死后都扔在乱葬岗里。特别是那些幼小就死去的孩子，大人还故意放在乱葬岗里让野狗撕扯。我们到处踢着玩的那些骷髅，其实就是这些过早夭折的小孩留下的。

　　乱葬岗里的坟一般都不多，我们村上的两个乱葬岗，一共只有十多座坟，还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只有一座坟，据说是解放初期一个外乡人突然病死村头，大家把他掩埋在乱葬岗里。

　　1970年之前，我确实经常看到乱葬岗里扔着不少死孩子。那个时侯，我已经在大队医务室工作，对造成农村许多婴儿夭折的原因知道得非常清楚。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接生不不科学。那时候，每个村子都有一到两个接生婆，她们都是年龄比较大、过去生过很多孩子的妇女，接生全凭老经验。她们的接生方法既原始又简陋，婴儿脐带都是用农妇做衣服的剪刀剪断的，使用时根本就不消毒，所以造成感染的机会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侯婴儿发病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小儿脐疯”，一般是出生六七天开始发病，主要症状是发烧、“抽风”。这种病很难医治，最后都会慢慢死去。据统计，那时侯婴儿夭折死亡，有90%以上都是这个疾病造成的。

　　其实，那时候农村妇女都有这一痛苦的经历和体会。由于1970年之前农村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般妇女都会生育七八个孩子，有的甚至生育10来个。而成活率平均只有50%左右，大部分婴儿都在刚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其主要杀手就是这种“小儿脐疯病”。这也是乱葬岗里死孩子非常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进大队医务室不久，县、公社、大队三级合作医疗曾就婴儿死亡问题做过详细调查，最后得出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产后感染。我记得当时县里医疗卫生部门发给医务室一份调查报告，把“小儿脐疯病”作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占婴儿死亡总数的90%以上。

　　我后来还针对这一情况到外地做过一些调查，他们的结论跟我们这里基本一致。我还就乱葬岗的问题咨询过他们，他们也说当年的乱葬岗主要是埋“无主坟”，另外就是扔那些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没听说饿死人，更没有人把饿死的尸体扔到乱葬岗里。

　　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得到彻底扭转，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已经逐步改善，妇女生孩子都到医院去了。那时上级还明确要求每个大队医务室都必须配备一名女性赤脚医生，专职就是防治妇科疾病和接生。从1970年起，公社卫生院每年都对各大队负责接生的女性赤脚医生进行培训。大队医务室的接生条件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进步，除了难产，一般顺产都不出大队，赤脚医生完全可以胜任。接生不要花钱，最多是孕妇家人为赤脚医生端来一碗馓子红糖茶。由于医学进步，也很少再有孩子得“小儿脐疯病”。由于小孩死亡越来越罕见，而且也再没有外乡人死在这里，乱葬岗就渐渐失去作用。到70年代中期，我们村两个乱葬岗先后废弃，低洼的那一处改成稻田，山坡上的那一处栽了果树，无主坟也都迁走，现在已经看不到乱葬岗的任何痕迹了。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看了我的这段文字，都会理解当年的乱葬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也就不会再相信什么“饿死人没地方掩埋都扔在乱葬岗里”的谎言了。

　　十、农村接生婆

　　我本来准备将计划中的《人民公社岁月》30篇系列文章顺利写下去。但是，一些网友的质疑，促使我不断修正原来的写作计划，同时还必须再查找一些新的资料，增补一些新的内容，帮助那些有疑问的网友弄清楚当年曾经发生重大事件和事实真相。

　　今天(9月8日)早晨，网友“bingh”在我的《人民公社岁月(9)话说乱葬岗》一文后面发表评论说：“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家乡在哪里?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解放以后婴儿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而且人民公社都有卫生院，不会是用接生婆接生，你说的情况是在解放前的农村吧!如果你不能解释你的家乡在哪里，那就是假的。”

　　我的“家乡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这位网友一共提出3个问题：一是“解放以后婴儿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二是“人民公社都有卫生院，不会是用接生婆接生”;三是我描写的是“解放前的农村”，而不是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再次明确告诉大家，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大量数据，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农村婴儿死亡率确实就是这么高。

　　先说说我周围的一些实例。

　　我的老母亲在20年中先后生育了9个孩子，最后只有我们兄妹5个成活下来。其中有一个弟弟是1965年出生的，活到1岁多时出疹子(即天花)死去。从1967年到1973年，先后又有3个弟弟来到人世，但都在出生一个星期左右患“小儿脐疯病”，“土”、“洋”办法治疗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死去的。我岳母一辈子生了10个孩子，最后只有3个成活。我爱人的大哥比二哥年长15岁，中间有7个孩子刚生下不久就死去了，其中有4个是解放后出生的。我家前院的一位妇女，一辈子生下12个孩子，只成活了3个，死掉的9个孩子中，有7个生于解放后。我所在的生产队老队长(1970年之前)，他老婆先后生了11个孩子，最后成活5个。1970年之前，我们大队绝大多数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都生过四到五个以上的孩子，其中有50%左右没有存活下来。这个数据是我们大队医务室调查妇科病时统计出来的，绝对真实、可靠和准确。我在《人民公社岁月(9)话说乱葬岗》一文中，说婴儿“成活率平均只有50%左右”，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绝不是笔者的杜撰。

　　第二个问题，1970年之前农村是否用“接生婆接生”。答案是肯定的。我母亲生下我们兄妹9个，没有一次去过医院，都是在自己家里请接生婆生产的。我曾调查过，那个时侯到医院去生孩子的妇女非常少，除非出现难产、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家人才会把产妇送往医院。产妇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生孩子呢?首先是路程远。我们公社一共24个大队、176个生产队(1970年数字)，距离公社卫生院(设在公社驻地)最近的大队5华里以上，最远的将近30华里。那时候交通工具非常落后，到公社医院看病、生孩子是十分不便的。我们这里属于平原，只有少量小山丘，如果是山区的农村，到医院去就更不方便了。其次是妇女没有到医院生孩子的习惯。那时候农村妇女实在“厉害”，怀孕后一直参加生产劳动，直到快生产了还在农田里忙活，我们村就发生过两例把孩子生在大田里的事。三是很多妇女不把生孩子当回事。有的妇女，孩子生下没有成活，当时哭几声，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我这样讲绝不是说那时候妇女心肠“狠”，而是实际情况。她们在20多年中生了很多很多孩子，有时候连孩子生日都记不清，对一个刚生下就夭折的孩子，她们已经麻木了。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刚怀孕就宝贝似地“供”起来，几家人围着孕妇转，还定期到医院做孕前检查。现在去医院生孩子起码要几千元费用，与那时候是没法比的。关于“接生婆”，我们那里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普遍，部分村队，到70年代末还有。其实，尽管有“接生婆”，也不是所有产妇都请。一般来说，年轻妇女生育头胎、二胎是要请的，而不少已经生过几个孩子、自觉有经验的妇女，就在自己家里生，至多婆婆、小姑子在跟前帮一下忙。上面的三个原因中，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当事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医院远不方便。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才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还有专门培训的卫生员、接生员，孩子死亡率大大降低，接生婆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他怀疑1970年之前，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不至于如此落后。其实，这位网友可能不了解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1970年之前，特别是1965年“四清”运动之前，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十分落后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农村普遍开展合作医疗，同时又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卫生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才开始改善。但真正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则是7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

　　关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我想再介绍一些重大事件和相关数据，来说明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

　　1965年6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的核心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原文如下：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个著名的指示，从另一侧面充分证实当时农村卫生状况是多么落后，要不然毛主席也不会发出这一指示的。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卫生部在送给毛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工作上的失误。原文如下：

　　“由于卫生部领导长期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在城市，以致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 2亿5千余万元，占 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 16%。这就是说，用于 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 5亿农民的还多。”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当时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积极组织卫生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情况，提出落实指示的具体要求，敦促卫生部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

　　“六·二六”指示是一年后的1966年秋天才公开的。这一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1965年1月，毛主席还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随后决定将城市医务工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毛主席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

　　上述介绍，从不同侧面证实：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至少到1970年以后才开始改善。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新中国建设以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成就，只是想说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是逐步好转的。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后什么都好，好像一天就改变了旧世界，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我知道，网友提出某些质疑是出于好心，也是善意的。他们之所以提出来，主要是担心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公社。所以，我应该对这位好心的网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十一、三妮要读书

　　三妮比我小4岁，1972年刚好15。因为她上学晚，15岁才在大队“戴帽中学”(文革开始后提倡就地办学，很多中学特别是初中都搬到农村基层来办，初中称“戴帽中学”，高中称“联办中学”或“联中”)读初一。可是就在这年夏天，三妮突然辍学了。

　　1968年春天，三妮爹患肺结核病在医院查出来。那时候这种病是很难治的，大家闻之色变，都习惯把这种病说成“痨病”，有文化的人说是和林黛玉一样的。“肺结核”这个新名词，大家是后来才知道的。三妮爹初得病时很轻微，本人也没当回事，直到后来突然咯血，三妮的娘才开始着慌，用平板车拉着他四处求医。

　　三妮爹是从1971年秋天开始咯血的，断断续续大半年，到1972年初春时突然重起来，后来竟卧床不起了。三妮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在大队“戴帽中学”上初三，一个在山口(公社驻地)中学上高二。本来家庭生活就不是太富裕，爹病重后，生活越加困难起来。一家三个孩子上学，全靠一个妇女挣工分，日子过得实在够呛。三妮娘权衡再三，决定两个男孩继续上学，把三妮的学停下来。那时候农村还是有点封建的：三妮是女孩家，学上得再好最后也得嫁出门，书是给人家读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三妮回家能帮她娘收拾一些家务，在这方面，女孩要比男孩强得多。

　　三妮辍学后，心里非常难过，背地里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有一次我去大队医务室，正好路过她家自留地。发现三妮在苇丛里哭泣，一问才知道，她娘不让上学了。

　　三妮说，就是因为上面有两个哥哥，所以爹娘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不让她读书。后来还是学校老师到家里多次动员，她爹娘才松口同意。可是当她上学时已经9岁了，比别人家孩子晚了两年。现在，好不容易到手的读书机会又突然失去，她心里很难过。我听了她的叙述，也很同情她，就问：“你还想上学吗?”她眼里含着泪，重重地点着头说：“想，做梦都在想!”

　　我一听忙告诉她，那你就不要哭了，我去跟老师说说，让他们做你娘工作!

　　她听后直摇头，连说恐怕不行，老师已经来过好几回了，她娘根本听不进去。

　　我只好安慰她，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学校。因为学校就与大队医务室挨边，平时没事我总喜欢朝那里跑。喜欢去学校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为了看报纸。那时候，大队报纸都是先送到学校，里面有我最喜欢看的《参考消息》。学校校长姓黄，是本大队的一个资格比较老的民办教师。他说，老师已经去三妮家三次了，但一直没有做通她娘的思想工作。我问原因是什么，黄校长说主要是家庭困难。我替他出主意，学校不能免去她的学费吗?黄校长笑了，这话还要你说，她的学费一直都是免收的。包括他哥哥，这几年也没收学费。黄校长考虑一会，突然对我说，光免学费不是办法。他们家太困难，如果想动员三妮上学，就得先解决她家的后顾之忧。你爹是队长，去跟你爹说说，让生产队帮他们一下，我们学校再发动学生，帮她家多干些农活和家务，她娘也许就能同意了。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好，答应回去就跟爹说。

　　当天晚上，我把三妮辍学的事告诉了爹，并把照顾她家的事也顺便提出来。我爹一听，当即就说，生产队一直都是照顾她们家的。向和(三妮爸爸的名字)患病后，生产队就安排他看护山林，不仅活轻，阴天下雨还能记满分。去年底决分(年终分红)他们家透支80多块钱，队委会研究后都给他们免除了。现在看病都是合作医疗，除了挂号，也不要花什么钱，还要生产队怎么照顾他家呢?我说，向和患病需要增加营养，是要花钱的。能不能到公社给他家争取一些救济或补助呢?爹说，上次到公社开会，他专门到民政助理办公室，给向和申请了15元救济款。民政助理说，这种救济款一年一个家庭最多只能申请两次。听爹这样一说，我考虑半天，又出主意说，就不能想点办法，生产队也补助救济他们一点?爹说，那得开队委会研究，看看大家是什么意见!

　　第二天上午，我到学校找黄校长，把我爹答应开队委会研究的事说了，黄校长很高兴。他说，他已经在做早操的时候向老师和同学做了动员，让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帮助生活困难的三妮家，好让三妮回学校读书。我听了以后也感到很高兴，说学校真负责。黄校长摆摆手说，别夸了，哪是负什么责!现在上级要求很严，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儿童失学。如果出现失学儿童，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生产队和学校的“助学”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学校动作很大，除了继续给三妮免去所有学费外，老师还决定，她的所有书簿费、课本费以及学习用具等，都由老师负责包下来。12个班级统一发动捐助活动，其中16个老师捐了33元钱(每个老师2元，校长3元)，380个学生捐款63元零6毛，加上老师捐款，一共96元6毛。这些钱准备在动员三妮上学时一起交给三妮娘。学校还做了分工：3个初中班学生，由老师带领负责三妮家的农活，包括自留地各种庄稼收割、脱粒、播种等;5年级(那时候没有6年级)学生，轮流安排年龄大些的到三妮家料理家务，比如打扫院子、挑水、出粪池子(农村的一种沤肥料的池子)等。

　　队委会研究的结果也很快出来了。三妮爹病重卧床，就照顾性的把看护山林的活交给三妮娘，每天记6分，阴雨天不扣，平时拉三妮爹看病耽误的工也不扣。另外，每月再给她家补助5块钱。年终分红时如果透支，就全部免除。队委会意见拿出来后，生产队又专门召开社员大会，把研究意见公布出来让大家讨论。结果大家基本没有意见，只有一个常年犯胃病的社员提出来，他的情况也需要生产队照顾。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几个社员站起来，一致指责他私心太重。眼看人家都快要死了，还跟人家争“照顾”。这一来，那个社员就低着头不敢说什么了。

　　动员三妮上学那天，我与黄校长等人一起去了三妮家。黄校长把老师学生的捐款递给三妮娘，然后把学校各班级准备如何帮助她家的计划也告诉了她，最后才提出让三妮去上学的事。三妮娘一开始还以为大家是纯粹劝三妮上学的，有些不高兴。后来看到这一情况，愣了半天，二话没说趴在地上就给黄校长磕头。大家一见慌了，连忙把她拉起来。我也很感动，当即表态：以后向和哥(论乡邻称呼我和向和是平辈，三妮应喊我叔)除了去公社卫生院拍片、化验(当时，大队医务室还无法做这些医疗检查)外，打针就不要再到医务室去了。你们每天只要拿2分钱复诊挂号费，我就把需要的针剂和口服药都带回来，每天早晚两次来给向和哥打针。她一听，嘴里哭着喊“太麻烦大兄弟了”，然后又想跪下来，被我一把扯住了。她还说，生产队也千方百计照顾她家，现在的光景比狗蛋(三妮大哥)他爹好好时还强些，真得感谢大家，感谢党和毛主席啊!

　　当大家要走的时候，三妮娘拍着胸脯保证：你们放心，明天一早就让三妮去，再不要你们来第二趟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当年的三妮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记得，三妮爹是1973年夏天去世的，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两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由于生产队一直照顾他们家，学校也一直帮助他们家，而且向和去世后，三妮娘不需要继续拉他到处看病，他们家的日子反而比三妮爹活着时还要好，家庭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起来。他们兄妹三个没有一个中途辍学，两个上到高中毕业，三妮上到初三，因为没有考上高中才回的家。三妮二哥1977年恢复高考时还考上南方城市的一所大学，毕业分派到县城里当中学教师，直到现在还没退休。三妮20岁那年出嫁，婆家距我们村20多里路。因为我很少回家，三妮娘去世后，她也很少回娘家来，所以我有几十年没有见到她了。三妮娘是1988年秋天患肺癌死去的，乡邻们都传说，她的病可能就是当年丈夫传染的。

　　真是巧得很。今年清明节，我在回去上坟路上竟碰上了给爹娘烧纸的三妮。她已经变成了老太婆了，头发白了一半，岁月的沧桑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她见到我非常激动，老远就跑过来：“XX叔，那些年真是亏了你们哪!可惜俺不争气，没把书念好!”她还说，那时侯亏了有集体、有生产队，他们兄妹三个能上起学。要是搁现在，别说父亲还有病，就是没病，一家也养不起三个学生啊!她接着又难过地说，她娘生病时，他们兄妹仨拼了两万多块钱，她家的7000多块钱还是东凑西挪借来的，好几年才还清。要是像过去那样有合作医疗的话，她娘也许不会走得(指去世)那么早!说着她的眼圈红了起来，她凄凄地说：“俺娘从查出病动手术，只活了不到半年!”

　　我听了她的话，也觉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十二、巧手樊梨花

　　那几年，范丽华的名气很大!不仅我们本大队社员知道，提起范丽华，全公社也有很多人知道她。她名气大的原因，一是名字起得响亮，二是手巧。范丽华这个名字，与历史上征战疆场的女将“樊梨花”重名(其实只是谐音，三个字写法没有一个相同)。别人提起我们生产队时，都会说：知道知道，你们队有个“樊梨花”，是“拾棉能手”。

　　范丽华是村西头范老五的二闺女，1972年时20周岁。范丽华个头不高，但长得挺秀气。瓜子脸，红中透白，像熟透的桃子，模样挺喜欢人。1972年之前她还没啥名气，是公社组织的一次劳动竞赛给她扬了名。

　　范丽华从小手就心灵手巧。跟妈妈学女红，学烹饪，学做家务，样样都比姐姐学得快，而且比姐姐做得好。1972年，她高中毕业回家劳动，不久就被生产队安排到棉花专业队。那时候，生产队按照农活不同分成若干专业队，除特殊情况，专业队一般不参加其他农活。比如蔬菜专业队，专门负责种蔬菜，一般只有三四个人。忙不过来时，生产队再派人搞突击。还有水稻专业队，整修“稻母地”(指育苗“秧板田”)、落谷、施肥、防治病虫害由专业队来干。等到大面积插秧、收割时，才动用生产队全体劳力。棉花专业队比其他专业队人数多一些，但活计较轻，多以妇女劳力为主，而且女青年在数量上占优势。因为棉花生产周期比较长，所以一年中，这个专业队的存在时间最长。

　　棉花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生产队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相对其他农作物，棉花的生产环节和技术含量都比较复杂，不仅占用人力多，还需一定技术。所以除了棉花移栽和大面积采摘需要全队劳力出动外，其他诸如“打”营养钵、下种、抖沟、施肥、喷药、打棉杈这些技术活，都是专业队自己来干。

　　范丽华一进棉花专业队就显示了她的灵巧特长。她不仅迅速掌握了许多植棉技术，而且操作速度也很快超过其他人。比如打棉杈，每人分两趟，她总是第一个干完，而且“打”得又干净又好。从7月下旬开始，棉花陆续地零星开放，专业队就开始采摘。等到8月上旬，棉花盛开，满地白花花一片，专业队忙不过来了，生产队就组织所有男女劳力突击拾棉花。

　　有人不清楚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情况，都想当然地以为社员就跟小岗村的社员一样：干活“大呼隆”，偷偷“磨洋工”。其实远不是那样。那时候，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十几年，不仅各种机制健全，内部管理也是很成熟的。几乎所有农活都采取小段包工、以工计酬的激励政策。这种激励政策非常科学，不仅不能“偷懒”，而且机制制约你，使你无法“偷懒”。比如采摘棉花，并不是男女老少一齐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多干少一个样。采棉时，男女劳力一字排开，每人揽两趟，按顺序朝前赶。最后以采摘速度和采摘数量计算工分。同时还有人专门检查质量，质量不合格的要返工，甚至扣罚工分或者不给工分。落在后面的社员和返工的社员，不仅挣不到工分，而且十分丢人。记得有一次，我家前院四妞拾棉花落在最后，羞得回家趴在床上直哭，连晚饭都不愿吃。

　　采摘棉花时，最重要的是讲究“三净”。所谓“三净”就是没有“眼子毛”，没有“鸡屎撅”，没有“花藏叶”。“眼子毛”是啥?，就是采摘时，棉壳内还残留少许棉花，飘飘的;“鸡屎撅”就是烂桃子里的棉花。这种棉花开不开，都像蒜瓣一样藏在棉桃壳里。因为这些未开的棉花，上面有黑色斑点或霉点，外观就像“鸡屎撅”似的，所以大家都这样称呼它。“鸡屎撅”属于次花，但不能扔，需要采摘下来分开晾晒。“鸡屎撅”晒出的棉花一般定为三级、四级，价格要比一级花便宜很多。所谓“花藏叶”，就是采摘时光顾速度不顾质量，棉花里掺杂干棉叶。“花藏叶”的棉花拾掇起来很费事，也很麻烦。这种棉花黑白相间，很扎眼，也很容易看出来。棉花收购站收购时很严格，只要发现“花藏叶”，就一律拒收。所以采摘时不能把干棉叶弄到棉花里。

　　采摘棉花时，除了分开趟子看采摘速度，最后还要过秤看采摘分量。男女劳力分好趟子后，每人腰间围着一个特制的大布兜。这种布兜分左中右三个兜，中间大的那个兜盛放好花，两侧小兜，一个放“烂瓣”(即“鸡屎撅”)，一个放“落花”。所谓“落花”就是采摘前已经落在地面上的棉花。这种棉花因为沾有许多棉叶和泥土，需要专门收拾。采棉结束后，生产队专职检查组要挨趟检查，然后进行综合评比。检查内容很多，主要看留没留“眼子毛”、“鸡屎撅”和“落地花”，棉棵上还有没有遗漏的棉花等。过秤时，再检查有没有“花藏叶”，还要看好花与“落地花”、“鸡屎撅”是不是分清爽，有没有“混杂”情况。几项综合后再记工分。

　　那天，是我们队当年第一次集中劳力拾棉花。男女老少100多人都来了。作业组长(棉花专业队队长)分好趟子，大家就齐刷刷进了棉地。那一年棉花丰收，“伏桃”(三伏前结的棉桃，质量是最好的)多，一入秋满地白花花的，让人看着舒心高兴。一开始大家并没把范丽华看在眼里，以为她是第一年参加劳动的中学生，能跟上趟子就不错了。没想到几分钟后，范丽华就“蹿”在前面，把大家落下一大截。几个多年的“拾棉能手”不服气，立即齐心朝前赶，企图超过她。没想到，这些多年的“拾棉能手”全都败下阵来。到中午收工，范丽华不仅干得最快，质量最好，采摘分量也是全队最多的。这一下把社员们轰动了。范老五在我们生产队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炫耀，这回却因为女儿出尽了风头，满面红光地接受人们祝贺。

　　8月28日，公社每年一次的“拾棉大赛”开始了。我们大队的参赛选手中就有范丽华，也是她首次参加比赛。大赛场地设在邻近大队的一块很大的棉田里。开展这种大赛时，围观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很多，大家都想目睹今年的“拾棉冠军”会花落谁家。48名(每个大队2名)选手中只有两名男青年，其余都是女的。大家各显神通，一进棉地全都五指并拢，两手出击，犹如仙女采花一般。这次大赛没有任何悬念，范丽华以无可分辨的优势夺得第一名，把第二名落下20多米远，采摘分量也比第二名重了2公斤。质量更是无可挑剔，是所有参赛选手中第一流的。选手们对范丽华另眼相看，大家尽管输给了她，但输得都很服气。观看比赛的各级领导和群众都围着范丽华看，喜欢家长里短品评是非的妇女们，都说这个“樊梨花”长得“真俊”。

　　那年公社拾棉大赛搞得非常隆重，奖品也十分高级。除了奖状、镜匾外，第一名奖品是一台大型交直流两用收音机。这种东西那时候还不多见，只有大队广播室才摆那玩意。我们生产队也感到很光荣，专门开着手扶拖拉机把范丽华接回来，就好像接新娘子似地。从那以后，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我们队有个“拾棉能手樊梨花”。

　　那时候，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各级领导，对不同行当的“生产能手”特别重视，除了给予很高的政治荣誉，还给予实际的享受待遇。生产队记高工分就不用说了，上级领导还会重用你。当年秋天，大队就直接点名要范丽华到大队担任农业技术员。这个好事还没开始实施，公社就来通知，调范丽华去公社农技站工作。这一来，我们大队轰动了，都说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才毕业不到半年的范丽华，一下子就变成了“公社干部”。

　　范丽华这个“拾棉能手”开始风光起来，提起她大家都伸出大拇指。因为她人长得秀气，又是很醒眼的“人物”，而且还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成了很多青年小伙爱慕追求的对象，说媒的几乎把范老五家门挤破了。那时候，“劳动生产能手”真光荣啊!

　　范丽华1976年24岁时出嫁，对象和她一个单位，是公社农科站的农技员。但这个小伙子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是正儿八经分配到我们公社的国家干部。范丽华出嫁举行结婚典礼那天，连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都赶来祝贺。

　　1986年秋天，我在镇政府驻地的一家饭店门口见过范丽华一面。那时候她已在镇农技站工作，负责杂交水稻的制种繁育。我开玩笑问她：“不做你的拾棉能手了?”她笑着说：“现在都分开单干了，一家一户的，谁还种那么多棉花?我是有力使不上了!”

　　十三、能人刘瘸子

　　说过范丽华，就该说说刘四了。

　　为什么想起来说他?因为刘四是我们队公认的“大能人”。那些年，他为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四和我一个队。他从小患小儿麻痹症，长大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撇一撇的，大家背后都喊他“刘瘸子”。刘瘸子书读得不多，但脑瓜子聪明，看啥会啥。

　　刘瘸子比我大10岁，四清(1965年)那年二十二。他的“聪明”劲很小时候就开始显现，十来岁就落个“小能人”的美誉。他姐姐嫁给县陶瓷厂的一名工人，这个工人老家在江南宜兴。有一次刘四去姐姐家，发现那里种了很多水稻。这种水稻脱壳后就能做出又白又香的大米饭来，这让刘四羡慕不已。他仔细琢磨好多天，详细了解了水稻的栽植方法，决心回家试一试。他来时带了5斤稻谷，偷偷在庄前河沟里搞试验。还把河沟两侧坡地整平拓宽，弄出大约1分地左右的水田。落谷、插秧都是偷偷干的，开始大家还不知道他鼓捣啥玩意，水稻都半人高了，还不知道这是啥庄稼。那一年，我们这里破天荒产出了水稻，刘四的那块1分水田收了60多斤，装了满满一大口袋。刘四种水稻的事轰动了全公社，那一年是1963年，比我们大队开始“旱改水”试种水稻早了整整两年。

　　1965年夏天，我们这里正处在“四清”高潮，大队从公社领来“旱改水”的任务，要我们这个平原为主的大队，先改造100亩水浇地，并开始试验种植水稻。上级还派了一名农技员前来作技术指导。

　　农技员姓李，是镇江高资人，农校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公社。他来后听说刘四在两年前就开始种水稻，立即饶有兴致地找到刘四，并建议大队安排刘四做他的帮手。

　　第一年，我们队的“旱改水”任务是10亩。由于以前都是旱地，土地不平，无法灌水。所以“旱改水”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平整土地，把高亢地带的土壤挪到低洼地方去。结果生产队的社员们忙活了半个多月，才把这块试验田整平。大家都说，吃大米饭真不容易啊!但大家的热情很高。那时候，农村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山芋、玉米、高粱、大豆，口粮是以山芋、玉米为主的，小麦产量很低，每年分的小麦数量只占口粮的五分之一。为了能尽快吃上大米白面，大家干劲十足，再累心里也感到高兴。

　　1965年，农村的生产作业工具还很落后，运输靠笨重的太平车，一个生产队能有几匹马和一辆马车就算极好的了。耕翻土地还没有拖拉机，主要用黄牛拉犁，有时候还要靠人力拖。我记得，旱改水之前，我们这里是从来都不向地里浇水的，主要原因就是地不平，没办法浇。其次就是历年来都没有用水浇地的习惯。那个时候纯粹是“靠天吃饭”，遇到干旱，只能干等老天下雨。实在没有办法也就大老远挑水浇一浇，所以农作物产量很低。再一个就是缺少浇灌机械，我是“四清”那年才第一次见到放在水里就能抽水的“潜水泵”，而且全大队只有一台。因为我们大队实行“旱改水”试点，这是公社发给我们的。

　　土地整平后，我们队在靠近庄东大沟旁边还搞了1亩“秧板田”。全大队的落谷、拔秧、栽插，都是在农技员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刘四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因为刘四对水稻栽插管理有经验，所以农技员就去其他生产队，我们这个队就直接交给刘四了。那一年可把刘四累坏了。因为没有抽水机，全靠人工用笆斗一下一下朝上提水。他一面自己琢磨技术，一面虚心向技术员请教，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中秋节过后，我们队的水稻开始收割，打下来过秤，10亩地收了7600多斤。这可是20亩小麦的产量啊!水稻丰收把大家喜坏了，也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我们队是全大队惟一以山地为主的生产队，平原地很少，所以“旱改水”工程量非常大。从1965年开始，到1971年，全大队10个生产队，有9个队顺利实施了“旱改水”，水浇地占总面积90%以上，水稻种植面积也超过耕地总面积的50%。而我们队的600多亩耕地，直到1971年才有90亩实施了“旱改水”，只占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我爹是1972年春天开始担任生产队长的。我爹当队长的第二天晚上，刘四就一撇一撇到我家来了。他说：三叔，咱们队应该抓紧时间实施“旱改水”，过去麻叔(原来的生产队长)根本听不进，我也懒得跟他说了。

　　我爹问他具体怎么搞。刘四说，除了留出120亩棉茬地(种棉花的耕地，这种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收完后就耕翻放着来年春天使用)，其余的全部改水田。这个工程量很大，只能一块一块来，先易后难。我估摸着，最多15年就能全部改完。我爹想了半天，光吸烟不表态。刘四着急地说：我们现在多出点力、流点汗，以后就会好过了。咱们队的土地都是山地，只要改成水浇地，土质要比其他队的沙碱地肥得多，到那时候，全大队就看我们的了!三叔，不要再犹豫了，我保证，只要这样干，不出5年，咱们队的社员就都能吃上大米白面!

　　我爹一听，就说行，但咱得先开个队委会，等队委会同意了再开社员会讨论。我爹还说，这不是“三把两撅腚”(比愉快的意思)的事，要好多年才能干完呢!

　　召开队委会时，我爹专门吸收刘四参加，结果刘四又说服了队委会的全体成员。开社员会时，刘四再次发表“演讲”，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5年告别红薯吃大米”。大家被他鼓动起来，都说刘四这人脑瓜子好用，他的话可以听。咱们就辛苦几年，卯足劲干吧!

　　说归说，干起来可不容易。我们生产队的土地，多数在山坡、山沟里，有时一块地两头落差悬殊好几米、十几米，工程量实在太大。为了做到有计划地改造，队委会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做了一个“15年规划”，采取刘四“先易后难”的办法，一块一块进行改造。第一年出动男女劳力120人，突击改造刘家林64亩。结果干了一冬天，第二年春天，刘家林的土地全部栽上水稻。大家尝到了甜头，1973年冬天又干了一冬，改造石碑地57亩。这一年，为加快改造进度，生产队还征得社员同意，扩大公积金比例，添置了一部“手扶头”(指小拖拉机头)，一部爬坡机。改造工程进度不仅因此大大加快，劳动量也大大减轻了。

　　1974年、1975年，我们公社连续两年参加外地水利工程，主要劳力都走了。我爹和刘四就带着留在家里的妇女劳力干，两冬天先后改造了胡家林、红土沟，合计51亩。毛主席逝世的那年冬天，生产队走了40多个劳力去徐洪河泗洪水利工地，家里老弱残疾喊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口号，大干了一冬天。那年我们队过年都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年初一、年初二在家里过，大年三十还都在地里，年初三就开始出工了。这年改造了洪口和涝泉窝两块，一共48亩。

　　刘四的愿望提前一年就实现了。1975年，我们生产队栽插210多亩水稻，当年产量18万斤。小麦面积460亩，产量15万斤，除去交“爱国粮”和留种子，年终分配每口人120斤小麦、280斤水稻(水稻分配多的原因，是因为小麦向国家交售的数量多)。那年人均口粮550斤，细粮分配首次超过了粗粮。但大家还是粗细搭配着吃，一是大家多年吃粗粮习惯了，二是细粮还可以卖点钱用来盖房子等。其实，大人孩子平均每人400斤细粮，就是不吃粗粮也完全可以过去了。刘四“5年告别红薯吃大米”的愿望提前成为现实。大家都说，能吃上精米细面，多亏了刘四。也有很多人说多亏了队长。但我爹说，还是刘四功劳大，一开始我也没信心，都是他鼓动起来的。

　　多年来，我们这里都是“山芋饭，山芋馍，离了山芋不能活”，现在离了山芋老百姓也能活了，而且还真正吃上了好米好面，这可是老百姓盼了多少辈子的事啊!

　　其后的5年，我们队又先后改造了难度比较大的石窝子、老狼窝、刀把地等10来块零散的山地，到1982年春天，生产队的578山地，有501亩得到改造。后山“鬼打灯”77亩地，本来是列入1982年冬天改造计划的，但因为这一年实行“大包干”而搁浅。这块没有改造的77亩山地，是生产队最后、也是最孬的一块地，谁都不想要它，最后只好按人头平均分配，每人2分5厘。

　　那年我爹已经退休，社员分开单干，改造山地的事情没人提了。社员都是各干各的，也组织不起来了。我爹好几次跟我说，真可惜!要是“大包干”再晚来一年，咱山后“鬼打灯”那块地就改造完了!算起来，整个改造工程用了10年，比原来的15年的改造规划，整整提前5年。

　　去年我回老家见到了刘四，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过去一撇一撇地能走，现在年纪大了，需要拄着拐棍才行。因为腿有残疾，他的对象一直不好找。1986年，他43岁的时候，花钱买个“四川媳妇”，结果还没有给他生孩子，就在半年后的一天夜里，把值钱东西裹着跑了。此后他就一直单身生活，没有再讨老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刘四现在竟是村上最困难的一户。他身体残疾，不能外出打工。再加上年龄大，种地也不方便了。这个当年让几百名社员吃上精米白面的刘四，晚年却如此凄凉。也不是没人管他，而是因为大家都忙着打工挣钱养家，顾不上他。另外，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他这个当年的“能人”，他已经被时代冷落了，抛弃了!

　　但他的心还是热的。他遗憾地对我说，要是大包干再晚来一年，咱们队的山地就改完了。如果所有地都能变成水浇地，咱们队就更好了。实在可惜啊!

　　我心里一激灵：他的话竟与我爹27年前说得一模一样。

　　我问，“鬼打灯”那块地现在种什么了。他说，现在啥也没种。种庄稼产量低得很，有人觉着不划算，就把地荒在那儿，没人管了。

　　我临走时掏给他500块钱，他死活不愿要。我塞到他怀里就跑，跑了好远，不知为什么鼻子突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十四、副队长胖墩

　　我爹担任生产队长以后，最主要的帮手就是副队长胖墩。他和民兵连长杨学忠，是我爹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胖墩的大哥郭庆祥与我爹年龄相差不多，多年来相处很要好。他们兄弟和我同辈，胖墩喊我爹三叔。我爹当队长时，把原本当民兵连长的胖墩改为副队长，又把刚从学校高中毕业不久的杨学忠提为民兵连长。

　　胖墩名字叫郭庆斌，但很少有人喊他名字，都喜欢喊他二胖或胖墩。一来因为他排行老二，二来他确实非常胖。但是他的胖不是虚胖的那种，而是很健康的那种胖，浑身上下都是肌肉。一伸胳膊，胳膊上立即隆起很多“劲疙瘩”;一伸腿，腿就像铁杠子一样，几个人搬不动。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仅有力气，而且能吃苦。只要能吃饱饭，不管白天黑夜就只管拼命干。就像一台发动机，只要不断油，就能一直嗷嗷叫地转下去。

　　胖墩的优点很多，但缺点也不少。首先是长相不好看。个子只有1.58米，比一般女孩子还矮。由于个矮体胖，就像圆形木墩子似的。“胖墩”的外号因此而来。不光身材矮胖，脸膛也长得不受看。宽大的方脸上堆满肉，还有很多红色的粉刺疙瘩长在上面，经常有白色分泌物溢出来。1972年的时候，胖墩就31岁了，还是单身一条，是生产队里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尽管如此，一直还没有姑娘看上他，也没有人上门提亲。他还有一个妹妹，那年17了。爹娘想用妹妹给他换亲，他说什么都不同意。还说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让妹妹为他受委屈。

　　胖墩能干是出了名的，他的力气在方圆几十里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起他的能干，有个例子能证明。

　　那时候，社员家里都有几分自留地，夏天差不多都是种的红薯和玉米，秋作物收完后再种小麦。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红薯快要收获的前夕，社员们都会提前半个月收，弄到城里去卖，好让城里人提前尝鲜。玉米也不等成熟，很嫩时就掰下来，挑到城里赶“早”市。因为城里有好多人喜欢吃煮玉米，提前也能卖个好价钱。由于我很小时都是以红薯、玉米为主食，有一段时间因为天天吃红薯，受凉伤了胃，经常吐酸水，以后看见红薯就反胃。这些年在宾馆、饭店、酒楼的餐桌上，经常会有红薯面、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争争抢抢，我却从来都不吃。说实话，红薯和玉米，我可是早都吃够了!

　　闲话少说。中秋节前夕，胖墩家的红薯该收了。因为提前收能卖好价钱，等到大面积收获时，尽管产量高，价钱却下来了，再卖也就不划算了。因为胖墩是副队长，每天清晨还要早起敲钟上工。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夜里12点就动身，挑200斤红薯，去30华里远的城里去卖。由于不能在城里零售耽搁，所以只能尽快兑给贩子，然后再匆匆忙忙折回来。一连5天，他每次都挑着200斤红薯去城里，兑完再回来敲钟带大家出工。大家听说这件事后都惊奇地伸舌头：一是很少有人能挑200斤重的担子赶30里路;二是很少有人一连5天几乎不睡觉地撑下来。我爹知道后很生气，就责怪他说，你给我说嘛，我好让学忠(民兵连长)那孩子顶几天，要不把你累病了咋办!他笑着说，我的身子还没有这么娇贵?放心，再跑几天也没事。他说这话，我爹还是相信的，因为从来就没听说他生过什么病。也从没见他累趴过。

　　我爹喜欢胖墩的另一个原因是能吃苦。他嘴里从来都没说过“难”字，也没说过“累”字。那些年水利工程多，一进入冬季几乎都要扒河(即农田水利工程)。他除了带总工外，还要带一个小组。他这个小组都是体弱力气小，别的组不肯要的。他把这些人都集中他组里，他来带着。为了不影响整个工程进度，他带的小组每天都是上工最早，下工最晚，中间歇息的时间也最短。他还把最重的活留给自己，抬大筐时他拉后杠，总给前面人留出大半杠头，整个大筐几乎拥在他的怀里。由于扒河都是爬坡朝上面抬，他个子矮，分量几乎都在他这一头了。这样干活是很吃亏的，但他从来没有任何抱怨。

　　为了给大家“打气”，带来欢乐，每次中间歇息，他还要读书给大家听。他读得很响亮，好像从来没干过活似的，浑身都是劲。他读的书有《烈火金刚》，有《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破“四旧”之后，很多“老书”都不多见了，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找来的。有人说，那时不让看这些“老书”。可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有很多人找“老书”看，并没听说谁受了处理。我就是1974年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那是一本竖排版的书，薄薄的一册，石印的，还有绣像，封面上印着《石头记》字样。

　　他和我爹搭档的5年中，队里几乎所有主要生产活动都是胖墩带领社员完成的。我爹常说，庆斌(胖墩的名字)真是个好孩子，那些年多亏了他。

　　一转眼到了1977年，那年胖墩已经36岁了。这些年，我爹曾托了好些人给他介绍对象，但姑娘一和他见面后就不愿意了。我爹为此很着急，但也没有好办法。

　　这年秋天，我们县煤矿面向农村招工，每大队两个名额，属于大集体性质。所谓“大集体”就是比国家计划差一些，但也用粮票吃饭，也按月拿工资。我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大队书记，要求把名额给我们队一个。大队书记听我爹的意思想把胖墩送到煤矿去，就说，他可是你的好助手啊，他走了你怎么办?我爹说，庆斌确实是个好孩子，他这么能干，能吃苦，我也舍不得让他走。可就这么下去，一直找不到媳妇，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大队书记听了很感动，就说那好，开会时大家再研究研究。

　　没想到在研究时发现了问题。因为上面有严格要求，招工年龄一律不得超过35周岁。胖墩那年已经36周岁，年龄过线了。我爹听说后，拉着大队书记一起跑到公社，专门找到分管招工的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听了汇报，连说“开口子”他做不了主，还得书记说话才行。我爹和大队书记又一起找公社书记。公社书记一听是胖墩，就说是那个很能干的副队长啊?我爹连说是，还以央求的口吻说，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他走，可是，我不能耽误他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啊。再说，我们提倡做老实人，咱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呀!公社书记也很感动，连说，对，像他这么老实能干的人，我们就应该照顾。他当即安排大队书记回去写报告，把胖墩的平时表现写清楚，要写好点。公社负责与县招工办联系，并以公社名义写申请。另外，公社再特批郭庆斌为生产标兵，然后以此名义申请县招生办“开口子”照顾。

　　我爹听后很高兴，就说，有书记这么说，他就放心了。

　　事情果然办得很顺利，从大队、公社到县里，一路绿灯!胖墩在1977年10月1日这天成了煤矿工人。

　　更让我爹高兴的是，邻村一个姓白的姑娘愿意嫁给胖墩。我见过这个姓白的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可能因为挑拣得厉害，高不成低不就，已经29了还没嫁出去。尽管胖墩长相差些，但因为是煤矿工人，这个身份掩盖了长相的缺陷，也算一俊遮百丑吧!当时大家都很羡慕胖墩，都这么大岁数了，竟苦苦地等来一个漂亮媳妇。

　　胖墩对我爹一直很感激，每次回来都带着媳妇到我家，说话拉呱，半夜了还不肯起身走。

　　他每次感谢我爹时，我爹总会说，这都是公社和大队做得好。他们不给你打报告，你也走不了。看来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对，做老实人就是不吃亏呀!

　　1978年底，胖墩媳妇给胖墩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实妮儿”，就是做老实人的意思。

　　可是，乐极生悲。1982年，已经进矿5年的胖墩突然患了肝炎。当年治疗好之后，第二年又复发了，而且很快转成肝硬化腹水，1983年底病故。那年，她女儿才5岁。

　　我爹说，他的病可能就是那些年累出来的。

　　也有人说，他命中注定要吃苦!你看，才开始享福就消受不起了。

　　胖墩的媳妇后来改嫁走了，女儿留在了郭家。

　　去年我回家，听说“实妮儿”出嫁后经常回来看奶奶。她奶奶今年已经95岁，“实妮儿”也31了。不过，我从来都没见过“实妮儿”长什么样子。是随她爸爸呢?还是随她妈妈?我在心里祝愿：“实妮儿”一定会像她爸爸那样老实忠厚，一定会像她妈妈那样清秀漂亮!

　　十五、田头批判会

　　我们老家这地块，南方人说是“北方”，北方人说是“南方”，是一个说南不南、说北不北的地方。当地有句顺口溜，就是专门说徐州地域特点的。这段顺口溜只有两句：“南蛮子，北侉子，中间夹个楝喳子”。“南蛮子”和“北侉子”好理解，“楝喳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楝喳子”是徐州方言，指的是一种喜欢飞到楝树上叽叽喳喳啄食“楝豆子”的小鸟儿。“叽叽喳喳”就是形容人说话快，而且听不清楚说啥的意思。从这两句顺口溜里，也能理解徐州人对地域划分的界限。徐州人坚持认为，如果从口音辨别的话，徐州北边的人是“侉子”，徐州南边的人就是“蛮子”。凡是那种叽叽喳喳说话忒快的，肯定就是咱徐州人。

　　徐州这一代，外地人特别多。仅我们村就有100多口人，占全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这些外地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山东和河南逃荒要饭、“跑反”(战争年代躲避炮火称“跑反”)过来的。这两个地方的人，说话口音与当地区别很大。我小时候，就觉得他们说话很好听，也很有趣。他们每个人都很和蔼，特别喜欢孩子。住在我家附近的“侉大娘”，就是我从小非常喜欢的长辈。

　　“侉大娘”是山东人，“麻奶奶”是河南人。“侉大娘”的男人就是我们村拄着双拐的张瘸子，他可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从我刚记事的时候起，他们三人就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爷爷奶奶经常给我讲他们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后来就是他们自己讲，最早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地方称“四清运动”)的时候，他们到大会主席台上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经常在田头地边讲。他们的故事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但还是想听。因为他们讲得很动人，很多人听了都跟着流泪。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1969年农历11月底的一天，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我们队不久的时候。那天，生产队全体劳力都集中在南大洼平整棉茬地。吃过早饭，大家打着红旗、扛着铁锨来到地头，照例先开展忆苦思甜和田头大批判。那时候社员出工干活，事前都要搞忆苦思甜或开LD路线批判会，中间歇息时还会开展唱歌比赛或读报学习等。这样做不仅能活跃生产气氛，还能激发大家的干劲、热情和劳动积极性。

　　那天开工前，第一个站起来忆苦思甜的就是“侉大娘”。“侉大娘”那年虽然只有44岁，却显得非常苍老，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她老家是山东滕县的，日本鬼子打来那年(指徐州沦陷的1938年)春天，听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还喜欢欺负妇女，他爹娘就赶紧带着全家朝南边逃。那年，“侉大娘”才刚刚13岁。他们刚跑到徐州，日本鬼子就从后面追上来了。日本人的飞机从天上朝下扔炸弹，把他爹娘和弟弟妹妹都炸死了，只剩下她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张瘸子老娘看着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很可怜，就领回家给儿子做了童养媳。第二年，“侉大娘”14岁就跟张瘸子“圆房”做了夫妻。“侉大娘”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他爹娘弟弟妹妹被鬼子飞机扔炸弹炸死的时候，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

　　“侉大娘”诉完，张瘸子接着诉。张瘸子那年已经64了，比“侉大娘”整整大了20岁。“张瘸子”说，黑孩娘(指侉大娘)“跑反”来那年，他已经33岁了，但那时他并不瘸。因为家里穷，一直都没有说上媳妇，老娘才把黑孩娘领回家给他当童养媳。1948年冬天，徐州周围到处打仗，这一回是解放军跟国民党打(即后来的所说的淮海战役)的。农历十月起，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大炮和机关枪的声音。村后山上，解放军占了南面山头，国民党占了北面山头，两边对着开枪，打了三天三夜国民党才逃跑。十一月底，解放军打胜了，国民党军队慌里慌张朝西南方向跑。当跑到咱们村时，就开始拉年轻力壮的老百姓给他们当挑夫。结果一下给抓走了5个。最后就他一人跑回来，其他几个都死在外面了(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没死，八十年代从台湾回来。他说被国民党军队裹到台湾后，一直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在花莲开了一家小吃铺。他证实，其他三个人都在逃跑时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了)。张瘸子说着也开始掉泪，他说，他是夜里偷偷跑出来的。他在前面跑，国民党兵在后面追。后来就朝他开了枪，其中有一枪打在他腿上，他就势滚进已经结冰的河里。等到国民党兵走远了，他才爬到附近一个老乡家。后来老乡托人捎信，家里才来人把他抬回去。他回家后开始治腿，由于伤后落水受冻，再加上时间太长，最后没能把伤腿保住，从那以后就成了瘸子。他一边说一边哭，侉大娘也陪着哭，很多人都跟着流下了眼泪。特别是刚刚下放的几个女知青，更是哭得特别伤心。

　　第三个诉苦的是“麻奶奶”。“麻奶奶”那年54岁，她与“侉大娘”是同一年逃到我们村的。但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河南。“麻奶奶”说，她家住在河南开封南面的乡下农村，那年她才23岁。徐州被鬼子占领后，接着就朝西进攻，很快就把开封府也攻占了。有一天晚上，他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人喊“发水了”。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来，哭爹叫娘朝外跑。那时候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肚里还揣着一个。他们在大腿深的泥水里跑啊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终于跑到一个小山上。等到天明一看，周围全是水，一眼看不到边。她瞅瞅四周，公公婆婆不见了，男人不见了，两个孩子也不见了。他们在山上等了好几天，水才慢慢退下去。老家都泡在水里了，大家回不去，她等不来亲人，只好随着逃难人群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直走到咱这村子。她肚里的孩子也跑“掉”了(指流产)，没办法，就跟村上的老光棍何老五结了婚。后来通过打听才知道，这场大水，她娘家、婆家一共13口，最后就剩下她一个人了。麻奶奶边哭边说，你们知道那大水是怎么“发”起来的吗，原来是孬龟孙日本人开着飞机扔炸弹，把黄河大堤炸开了，淹了咱几十个县，死了好几百万人哪。这万恶滔天的日本人，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他们害死了俺全家啊!

　　她正哭诉着，知识青年小李突然发问，你说的是哪一年啊。麻奶奶想了想，就说，是日本鬼子打来那年(指1938年徐州沦陷)，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秋天的事。小李突然大声说，那不是日本人炸的，是国民党炸的。她这一说，大家都愣住了。麻奶奶多年来一直都说是日本人作的恶，怎么忽然变成国民党的事了。小李言之凿凿地告诉大家，这不会错的，历史资料记载得很清楚：蒋介石为了截住日本人，亲自下令军队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炸开。结果没挡住日本人，却把咱老百姓淹死了几百万。

　　大家一听，顿时哗然。麻奶奶破口大骂：这个千人尻、万人揍的蒋介石，他不得好死呀。

　　这时，团小组长三菊开始带领大家呼口号：“打倒日本鬼子!”“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人们跟着振臂高呼，义愤填膺，声音洪亮，那个现场和气氛是真实的，而且是绝对装不出来的!

　　带队干活的民兵连长(1972年后改为副队长)胖墩是初三毕业，有些文化。他挥着手说，咱们今天能过上太平日子，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毛主席救咱穷人出苦坑。咱们要感谢恩人毛主席，感谢救星共产党，千万不能忘本。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DXP吗，就是因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咱们再回到旧社会，受地主反动派剥削和压迫!让咱们再继续过苦日子、穷日子，做日本人的亡国奴!你们说，咱们答应不答应?

　　大家振臂高呼：“不答应!”

　　胖墩又喊：“我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跟着喊：“不同意!”

　　胖墩马上开始“战前动员”：“好!为了不再过苦日子，咱们就要好好干社会主义，一起建设咱们的新中国。现在我宣布，按照原来分配的小组进行突击，力争今天中午前把东边两格子(指地块)地全部整完。大家有没有决心?”

　　大家很高兴，也很兴奋，都大声回答“有!”

　　随着胖墩的号令，各小组长率领社员进入作业场地，整个田野里响起了欢快的歌声。

　　几个刚下乡的知识青年说，这种干法太有意思了，干活也不觉得累。

　　胖墩说，你们说的什么有意思?

　　女知青说，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呗!

　　胖墩笑了：咱们贫下中农都吃过苦，哪个肚子里没有这样的故事啊!

　　十六、历史反革命

　　我印象中，住在大团汪(水塘)东边的“邓嬷嬷”，一直就不招人喜欢。她的脸上从来没有表情，也没有见她说笑过，她一个人一直在那个矮小黑暗的小屋里孤独的生活着。

　　所谓“大团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夏天里，水塘里漂着菱角、鸡头米，还有莲藕、高瓜子(一种草本植物，茎部可吃)等。天气炎热时，很多男人喜欢到这里来洗澡。但因为水塘很深，大人都不许小孩子单独到这里来。水塘东边是一队打谷场，收获季节这里很热闹，但过了这个季节就很少有人到这里来聊。打水塘东边有两间低矮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但是，我5岁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小屋子里还住着人，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邓嬷嬷”。

　　5岁那年，有一次我追赶不听话的小花猫，一直追到“大团汪”东沿。我发现小花猫钻进秫秸堆里去了，就找根小棍朝里戳。正一边戳一边叫喊，突然发现秫秸堆那边探出一个头发蓬松、满面皱纹的脑袋来。我大吃一惊，以为遇见鬼了，大声哭喊着朝大路的方向跑。正好我爹从此路过，我才不再害怕。爹听了我的叙述，连忙说，哪有什么鬼?她不是鬼，是人!如果你害怕，以后就少到那里去。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小屋子里还住着一个令人害怕的老太太。

　　我第一次见到邓嬷嬷的时候，她已经70岁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别的老太太都有尊称，比如让孩子喊某某大娘、某某奶奶、某某老太太(比祖父祖母高一辈分的人)等，却没有人给她一个尊称，大人小孩都喊她“邓嬷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13岁那年，爷爷曾给我详细讲述了邓嬷嬷的历史。

　　邓嬷嬷是从外地逃荒要饭过来的，来时还带着两个已经10多岁的儿子，大的叫邓合忠，小的叫邓合发。他们逃荒要饭来到我们村后，好心的乡亲把他们收留下来，娘儿仨就一直住在潘家草屋里(喂牲口盛放草料的地方)。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了，但都怕出力气不想干农活。老大邓合忠拾掇个货郎担子，走乡串户换针头线脑，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拜认苏皖交界梁庄村青帮头子吴端胜“干爷”(也有说是认的“师父”)。从那以后翅膀就硬起来，货郎担子扔了，天天跟着吴端胜在黑道上混。后来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短枪别在腰里。打那以后，邓家日子开始好转，邓嬷嬷(那个时候才40多岁)也开始风光起来。老二邓合发见哥哥这般威风，也出来跟哥哥一块跑，后来还练出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他们弟兄两个经常在后山用枪打野兔子，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对枪呀刀的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弟兄却特别喜欢，可见他们弟兄俩胆量不同一般。

　　徐州沦陷(日本人占领徐州)那年，邓合忠28岁，老二邓合发也23岁了。一个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把邓家弟兄都引进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队伍。

　　那年7月，青帮头子吴端胜所在村庄突然跑来一个日本兵。这个鬼子拖着一支三八步枪，在村头先强奸了从徐州城“跑反”过来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又闯进村子继续找“花姑娘”。刚好吴端胜本家侄女被鬼子发现了，一直追到吴家院子里来。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吴端胜和堂兄弟吴端言一起，把这个鬼子杀了。三八大盖沉到水井里，又把尸体大卸八块，压在西山乱石底下。日本鬼子无缘无故少个人，天天来这个村子寻找。见风声越来越紧，吴端胜怕人早晚出卖他，便带着徒儿徒孙上山当了土匪。

　　第二年(1939年)春天，共产党八路军将徐州以南30多支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八路军“亢营”(因为营长名叫亢维德，所以对外称“亢营”。亢维德最后在安徽时村被汉奸抓获，押送徐州日本宪兵队遭杀害，是当地有名的抗日英雄)。吴端胜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也在这年春天接受改编，还担任了“亢营”营副兼六连连长。邓家兄弟随着吴端胜也成了八路军，邓合忠还被委任为六连副连长兼路西区区长。

　　结局本来应该是很美好的。如果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邓家弟兄一定会有很辉煌的前途和未来。可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使他们弟兄俩都走上了不归路。鬼子汉奸知道邓家弟兄当了八路军，就派人做邓嬷嬷的工作。没想到邓嬷嬷非常爽快地答应跟鬼子合作，并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将邓合忠几十条枪的一支抗日队伍都带进了鬼子据点。邓家弟兄从八路军摇身一变成了皇军“小防队”(类似伪军，但只是地方武装，不是正规部队)。由于邓家弟兄对八路军情况非常熟悉，短短几天，就有很多八路军联络点被破坏，还有不少地下党员被逮捕杀害，其中“亢营”三连连长张XX(家住苏皖交界处官桥，名字记不清了，解放后被定为烈士)就直接死在邓合忠手里。邓合忠叛变不久，吴端胜也投靠了国民党“顽军”，1941年在洪泽湖解放区被我镇压。

　　鬼子投降后，邓家弟兄又投靠了国民党。解放战争后期，邓合发随国民党军队南撤，在启东地区与解放军发生激战。由于邓枪法好，先后伤我多名战士，最后解放军组织几名“神枪手”才将其击毙。不知什么原因，邓合忠在解放前夕并没有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却在苏皖两省交界处隐藏起来。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邓悄悄回家看老婆孩子时被民兵抓获，两个月后在安徽萧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萧县属于江苏管辖)桃山集被镇压。邓被镇压后，老婆带着孩子远远改嫁走了，只剩下邓嬷嬷一个人。邓嬷嬷那时候已经60多岁，可能是年龄太大的关系，政府也没有追究她什么责任。

　　尽管没有追究责任，但两个儿子都是反革命，都是革命的叛徒，而且还有很多命案在身，她本人也为日本人效过力，所以大家还是把她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来看待。“四清”开始时，她已是70多岁的人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人难为她，而且还一直把她当五保户对待。因为她已经不能劳动聊，总不能活活饿死她呀!

　　我一直猜测，可能她自觉罪孽深重，自觉对不起两个儿子，自觉对不起收留他们母子的善良乡亲们，所以自打解放，她就很少出门，始终把自己封闭在小屋里。她头发不梳脸不洗，也不跟别人说话，甚至直到她死，很多小孩都没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儿。她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是赎罪还是思过?是反省还是忏悔?真就没有人知道了。那时候，与她接触最多的只有生产队保管员。保管员负责把邓嬷嬷的口粮送过去，有时还为她买油盐酱醋以及日用品，每年的布票也由保管员负责，并按照她的要求添置衣服被褥。因为那个时侯她还享受着“五保户”待遇，这些事情生产队是必须负责的。

　　1970年，邓嬷嬷已经80岁了，还那样无声无息地活着。有人感到惊奇：这个邓嬷嬷还真怪能撑呢!可是这话才说过没多久，邓嬷嬷就出了事。

　　那是1970年腊月初的一天凌晨，天气非常寒冷。突然听到有人喊“失火了，快救火!”这一点农村人是最讲究的，也是最厚道的：无论谁家失火，哪怕你和这家有仇有怨，也得暂时放到一边。如果你不去救火，全村老百姓都会骂你“不地道”，“不是玩意”!

　　是邓嬷嬷家起的火!尽管她家距离水塘很近，但由于天冷结冰厚取水不便，再加上火是夜里发生的，等到发现时火已冒顶(火先从屋内烧起，屋顶已经烧穿，说明快烧完了)。大火扑灭后大家发现，整个屋子已经化为灰烬，邓嬷嬷也裹在被子里烧焦了!

　　事后人们分析，有可能是因为那天夜里实在太冷，邓嬷嬷烧火取暖不慎引起的火灾。她住得比较偏僻，等人们察觉时已经晚了。

　　最近这些年来，有人故意污蔑造谣，也有不少人听信了宣传，以为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那时候只讲斗争，不讲人情也不讲亲情。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的。那时候人们心地非常善良，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隔阂。相互之间不需要什么戒心，大家相互帮助，生活虽说苦点，但过得很有盼头，心里也感到热呼呼的。不像现在似地，大家都是各顾各，人情好似一张纸。其实邓嬷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侯对待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邓家兄弟和吴端胜都是我们家乡的名人，方圆几十里上百里都知道，我们老家新修的县志上就有详细记载。我上世纪80年代初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老套传奇》，其中对他们也有很详细的描写。那部纪实小说是根据健在的当事人采访材料写出来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

　　十七、懒断筋逸事

　　我和韩解放一个生产队，他是1948年腊月二十四出生的。因为那年年底淮海战役胜利，徐州城乡庆祝解放，所以爹娘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懒断筋”则是别人给韩解放起的外号，他混上这个外号的时候已经是1964年秋天，那时他已经初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干活了。

　　听我爷爷说，韩家以前富着呢。韩解放的爷爷是我们村最有钱的财主，光平原上的肥沃好地就有200多亩，山坡上还有1顷多(1顷折合100亩)。家里养着6头耕牛，还有一头大骡子。常年雇3个人干活，当收当割的农忙季节还要雇10来个短工。可惜，韩解放的爷爷置下这么大的家业，却养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韩解放的爹小名“叫驴”(娇生惯养的孩子都起一些很难听的名字，说是阎王爷不要，好养活)，他出生时老娘已经38岁，突然养出一个大胖小子，可把老两口喜坏了。“叫驴”出生前，上面已有3个姐姐。“叫驴”是韩家的独根独苗，也是全家的宝贝疙瘩。他的出生给韩家带来了希望，总算有人继承香火了。农村是很讲究这个的，闺女再多不抵儿呀!如果没有儿子，再大的家业最终都是人家的。

　　“叫驴”生下后就掉进蜜罐里。因为他上面有3个姐姐，所以不管家里有啥活都不要他干，饭要端到跟前，馒头要递到手上。他的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摔盘子摔碗，就这样爹娘也是由着他，不敢拗着他的性子。没想到，“叫驴”15岁那年学会了喝花酒(据说就是妓女做陪的那种)、逛窑子，还学会了赌博。一开始爹娘不知道，等到知道时，他家的两千多块“大头”(银洋)已让他偷光，还把200多亩好地都赌了出去。老爷子听说后气得大口吐血，没几天就去世了。老爷子死了，“叫驴”的恶习仍旧不改，还是成天跑到徐州城去嫖赌。到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剩下的100多亩山地加上房子、牲口、农具也都输得精光，最后只剩下两间西屋，娘儿俩总算没住在露水地里。老娘实在没法，就自作主张把“叫驴”大姨的闺女说给他，让他们姨兄妹“亲上做亲”，希望有个媳妇能拴住他的心。那年已是1948年初，由于韩家已家徒四壁，没有赌本，“叫驴”也没钱进城潇洒了，可能韩解放就是那些日子怀上的。但是，“叫驴”虽然不出门，但债主却天天上门讨债，吓得“叫驴”半年多不敢进家。徐州解放后，人民政府集中打击赌博吸毒嫖娼，债主从此才不敢上门。“叫驴”说，要不是人民政府，他的命最后也得让债主拿了去。所以“叫驴”从内心里还是很感谢新社会的。另外还有一个令他做梦都想笑出来的好事：土改时他家被划成中农(成分都是按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划定的。按韩家情况确实应划为贫农，但农会干部都不同意，说韩家是因为“叫驴”赌博才败落的，给他划贫农不合适)。后来就有人说，幸亏“叫驴”把家产鼓捣光了，要不还得给后代留下一个地主成份扛着。

　　1953年韩解放5岁，“叫驴”突然患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病，吃啥药都不管用，只撑了不到半年就死去了(前几年有人据此推论，“叫驴”可能得的是“艾滋病”。理由是“叫驴”经常接触下三烂女人，很多脏病都是通过那种事传染的。我坚持说“不可能”，那时侯怎么会有这种病呢)。“叫驴”死的时候，婆娘才25岁。她熬不住，“叫驴”周年忌日后不久就抬身(指改嫁)走了。从此，韩解放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韩解放1955年入学，一直上到1964年初中毕业，在学校读了9年书。现在想起来，幸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韩解放摊上了好时光。要不然像韩解放那样的家庭，别说上学读书，就是饭也吃不上。新中国成立后，要求所有适龄孩子都要去学校读书，所以说韩解放才有了上学的机会。韩解放的奶奶没有吸取儿子的教训，对孙子依然娇惯得很，什么活都不让他干。他的同学放学回家后，都要忙着去割羊草、割牛草、沤肥料，帮助父母干力所能及的活计。放寒假的时候还要到生产队干农活，比如扒河、割麦子、刨山芋等。但韩解放从来没干过，即使有同学来喊，他奶奶也总是用有病来搪塞。就这样，韩解放在奶奶的庇护下一直到了16岁。

　　从学校回生产队，不干农活是不行了。韩解放只好无可奈何地拿着农具出工。可是，他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浑身都是“懒肉”，才干一天就不想出门了。已经74岁的奶奶找到生产队长，哭得泪人似的，说是可怜可怜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给他分派一些轻活吧。队长也觉得这孩子实在干不了重活，就派他“看青”(看守未成熟的庄稼，一般都是委派年老体弱或多病的人)。可是，他一到田头就想倒头睡觉，牲口跑进来糟蹋了庄稼也不知道。最后生产队又把他抽回来，分派到积肥队(为牲口准备草料、垫牛铺、起牛粪等)。这种活不是太重，但不能睡懒觉，每天都要早起。韩解放一直都是喜欢睡懒觉的，时间长了，没人再愿意跟他在一起。最后实在不行了，队长只好让他再回加工队，参加正常农活。相对不太重的农活他还能忍受，稍重一点他就不想干了。比如冬季扒河抬大筐、夏季收割小麦，秋季刨山芋等。这些农活都是非常重的，为逃避重活，他想出一个装病的法子来。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官不差病人”，也没有谁去难为他。可时间一长，其他社员就有意见了。所以每次队干部喊他干活，都要带着“赤脚医生”一块去。你不是有病吗，那就现场给你检查。如果真有病，就在家歇着;如果没有病，对不起，必须出工!他装病的事很快就传开了，队长气得骂他不是“农民种”，有人背后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懒断筋”。从此，这个外号就一直跟了他一辈子。

　　他装病的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我却是1969年当“赤脚医生“后才知道的。那年收麦前夕，韩解放又病倒了，说是“拉肚子”。他形容自己拉肚子拉得很厉害：顺腚窜(就像水龙头一样朝外喷)，一天20来回!带队干活的民兵连长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路上连长就告诉我，有啥就说啥，不能包庇。我到韩家一看，韩解放真的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一看就是典型的脱水症状。我跑到他家茅厕一看，确实有很多水样大便。民兵连长没法，只好先走，让我给韩解放看病。我连忙给他挂水，一连挂了五天。病好了，小麦也收完了!

　　那年冬季，公社规划在我们村子前面开一条蓄水河，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女劳力一律上工地。这时韩解放又病了，说是发高烧。连长再次让我跟他一起去，到了韩家，韩解放躺在床上，我用体温表一量，乖乖，三十九度五，真是高烧!连长气得一扭头走了。水利工程干到一半的时候，有社员提出再上韩解放家看看，如果病好了，就该来干活了。带队的连长没好气说：“不去，就让他在家挺尸吧(气话，指死了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意思)!”

　　1972年我爹当生产队长时，韩解放已经24岁了。刨山芋那天，他来我家请假，说是肚子疼。我爹说：“您这样下去怎么行?以后连媳妇也难说，到那时后悔就完了!”他可怜兮兮地说：“三叔，我真肚子疼!要不让兄弟给我诊断诊断?!”说着就凑到我跟前来。我知道，头疼、肚疼是很难诊断的，他硬说“头疼、肚子疼”，你也没啥办法。

　　其实，我爹说的很有道理。那时候尽管提倡晚婚，但农村小伙子一般在20岁左右就开始有人提亲，到二十四五岁还没定下亲来，那可就危险了。

　　韩解放假装“发烧、拉肚子”的秘密，还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有一回他碰到邻村同学，一时高兴就把偷懒法子当成经验吹出来。“拉肚子”很简单。他大姨夫是个郎中，抓中药的。他从那里偷来一些巴豆(排泄药物)，什么时候需要装病，一粒巴豆就能拉好几天。“发高烧”的法子更损，大冬天夜里他故意光着膀子跑出来冻，不感冒发烧才怪呢?韩解放的这个同学回家一说，很快就传到我们生产队。由于这一招太损，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了。有人一提我们生产队，就说“知道知道”：你们队有个“拾棉能手”樊梨花，还有个“懒断筋”韩解放。我爹听后气坏了，他把韩解放喊到我们家臭骂一顿：“你这个狗日的，可给咱队增光了!”

　　骂归骂，关心还是要关心的。我记得，我爹那些年经常把他喊到家里来，苦口婆心劝他，让他好好干，将来说个媳妇成个家。那些年里，只要有人再说“懒断筋”，我爹总是为它辩护：现在不懒了，改了呢!从1973年起，我爹就张罗着给他说媳妇，但一直没有人家愿意。我爹还给妇女队长交代任务，让她多找找人张罗，还说年龄越大越不好说，再搁几年就把孩子耽误了。另外，他奶奶都80多岁了，总不能一直跟着他呀!

　　说实话，自从我爹当队长苦口婆心又骂又劝后，韩解放确实比以前勤快了。但是，他这个“懒断筋”的外号臭名远扬，只要提起他，姑娘家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愿意嫁给他呢?

　　1981年，韩解放已经33了，还是光棍一条。那年他91岁的奶奶突然去世，韩解放的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由于河南(指一河之隔的安徽省宿县地区，不是指河南省)比我们这里落后，很多姑娘都喜欢嫁到我们这里来。我爹知道韩解放在附近名声不佳，就让妇女队长到河南那边看看。那年春天，妇女队长还真给他说成一个。见面那天，我爹怕出岔子，让韩解放到村南头大路上去迎接。谁知姑娘没走大路，而是从村东边生产路抄近过来的。她走到东边邻村打听我们队和韩解放家，人家一听，就说“你是找‘懒断筋’啊?你和‘懒断筋’什么亲戚?”气得这个姑娘连俺们村都没进就回头跑走了。结果，直到“大包干”分田单干的1982年，韩解放仍是光棍一条。此后多年我不在家，他的消息也就不清楚了。

　　1990年我回老家时，突然听说韩解放失踪了。

　　我少年时的伙伴小胖，把韩解放那些年的情况都详细告诉了我：

　　大包干以后，地都分到各家各户了，韩解放不想摆弄庄稼，而且也不大会摆弄，结果第一年连种子都没收上来，第二年干脆撂荒不种了。后来说想跟建筑队打工挣钱，但包工头都嫌他太懒不肯要。最后干脆学了这个!小胖把食指和中指伸出来，做出“剪刀”形状。我不明白啥意思。他笑着说，就是“俩夹”(小偷、扒手的别称)呀!

　　我吓了一跳：“真的?”

　　“还骗你不成!”小胖接着说：1984年秋天韩解放回来了，还带回一个30多岁的女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但吃住都在一起。大家发现韩解放似乎很有钱了，吸的烟卷全是过滤嘴“大红旗”(当时徐州地区最高级的香烟)。但大家都不知道他的钱是咋挣的。从那时起，韩解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一次，过十天半月再离开，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后来，咱们村刘青云到洛阳出差，在火车上看到了韩解放。当时韩解放被乘警用铁铐子铐着，后面还跟着几个人，说是抓住一个“扒手”。在那种情况下，刘青云当然不敢上前相认。从那以后，大家才知道韩解放原来干的是这个行当!

　　小胖接着介绍说：两个月后，大约是1986年5月份，韩解放又回来了，但没有任何人去点破他。韩解放仍然吸着过滤嘴“大红旗”，还骑着一辆雅马哈，但这回带来的女人已经不是原先那个了，比上次那个年轻一些，漂亮一些。此后，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他就要回来一次，每次带回来的女人都不一样。可是从1986年12月份起，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如今已经快4年了，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有人猜测，干那种事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被愤怒的失主打死扔到荒野了，也有可能在分赃内讧中死去了。

　　是死是活，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十八、农家院纪实

　　我们家在村北首小院住了两年多之后，到我上小学2年级的1961年秋天，全家搬进村西山坡跟前的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里。这个院子比原先那个小院宽敞多了，两间堂屋，两间西屋，整个院子100多平方米。我在这个小院住了20多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我记事开始一直到分田单干，我们共搬过两次家。这两次都在人民公社化时期，而且都是住的农家小院。我记忆中的农家小院，一直都是温馨美好的。即使梦中回到那个小院，也一直留恋不已。

　　刚搬进这个小院时，全家人最兴奋的人就是我。一是院子比原来的院子大，还有一个可以避雨的小门楼;二是这个院子再不像原先那样孤零零的。小院周围有许多农家，这些农家都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

　　对孩子们来说，院子大就意味着游戏玩耍的空间大。而对大人来说，院子大可以利用的地方就多。比如，可以在院子里种植一些瓜果蔬菜，可以在院子里盖一些猪棚羊舍。我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她的精心侍弄下，我们家的小院整个夏天都生机盎然。墙上爬满了丝瓜、葫芦、四角梅，开着白的、红的、紫色的花朵;墙角下有南瓜、冬瓜、毛冬瓜，黄色、绿色、白色的果实藏在叶丛底下;在这些蔬菜的边缘地带还种了向日葵、蓖麻籽、洋姜等杆状植物。由于种植的东西多，离好远好远就能看到我们家被各种颜色的叶子、花朵包裹着，遮掩着，美极了。除了蔬菜瓜果等植物，我母亲对养殖还有着特殊兴趣。不过，母亲的这一兴趣是我们从小就特别厌烦的。因为，为了她养的那些猪、羊、鸡、鸭，我和贪玩的兄妹，天天都要跟着她一起忙碌，没有一刻空闲。比如，为节省饲料，夏天我们要到湖里(指平原大田)、山上去弄猪食，割羊草，冬天还要到处弄河土、塘土(很肥沃的泥土)、碎草等，背回家垫猪铺、垫羊圈。我们家养殖的东西种类很多，除鸡、鸭、鹅，还有猪、羊、狗、猫和兔子。因为有个勤劳的母亲，那些年也把我们累坏了。

　　1970年之前，我们家一直都是饲养的肥猪，养到够磅(毛重120斤以上)时就送到公社食品站出售。那时候生活还不是很宽裕，缺少猪饲料，所以猪也长得特别慢，一头猪差不多一年才能长到120斤。我记得，1969年我曾先后3次跟父亲到公社食品站去号猪(过磅前专业人员摸猪肚子、腰肋等处，根据这些指标定等级，当地俗称“号猪”)。第一次份量不够赶了回来，一个月后再次赶过去分量还是不够，到第三次过磅才123斤，刚刚达标。

　　那时候，社员喂猪卖钱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积攒肥料。社员们都是算过账的，喂猪赚不了什么钱。之所以喂猪、喂羊，主要就是靠猪铺、羊铺肥料挣工分。我回忆，那时候喂猪的社员户多数是人口多的家庭。因为人口多就会产生很多剩饭、剩菜和洗刷的泔水，如果没有猪，这些东西就白白丢掉，很可惜的。那时候农家生活还不富，人口少的家庭没有多少剩饭、剩菜、刷锅水，单靠饲料是养不起的。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很多，1969年全家9口：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妹5个。我母亲常给我们说：“喂猪不挣钱，零钱聚整钱”。意思就是说，平时节省一口两口东西喂猪，原来舍不得花的零钱都聚到猪身上，等猪长大出售，积攒起来就能办件大事。她还说：“喂猪不挣钱，回头看看田”。意思是说，养猪、养羊主要是为积攒肥料。那时候，生产队社员除正常出工，主要工分来源就是肥料。开始收肥料之前，生产队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评工分，详细查看各家各户的猪铺、羊铺、垩池子，然后给肥料定出工分值。另外，那时候社员家都有“自留地”，平均每口人1分左右。这些肥料除了交给生产队，还要给自留地留出一部分。但所有留下的肥料都要经过队委会检查，然后才能朝“自留地”运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某些私心重的社员专门把好肥料留下来。

　　那几年的春秋夏三季，我们兄妹始终都不能闲着，一有空就被母亲赶出去打猪草、割羊草，有时候下雨天也得出去。母亲说，割的猪草、羊草越多，我们省出来的饲料就越多。说老实话，猪、羊这些动物是非常喜欢吃野草、野菜的。比如猪，最喜欢吃苋菜、麻麻菜、拉拉秧、老牛拽(一种根系发达的野草，很难拔)等;羊最爱吃的是抓秧、白草、毛毛谷等;小白兔最爱吃的是“猫眼子”(一种有毒的植物，但不知道兔子为什么非常喜欢吃，而且不会中毒)。母亲尽管养了很多动物，但我们的任务只负责管好猪、羊两张大嘴，其他的不用我们管。因为我们家靠近山坡，天一明母亲就把鸡放出来，将它们赶到山上找草种籽，找小虫子，我们不必为它们操心。至于狗和猫，就更不需要我们管了。

　　1970年冬天，母亲突然从二姨家弄回一头小母猪来。这头小母猪来到我们家时已经四十多斤重，快能“跑圈”(发情配种的意思)了。以前我就知道二姨家常年喂母猪，好像收益比喂肥猪高，而且肥料也积攒的多。因为喂母猪一年到头猪圈不闲着，喂养肥猪就不行了。肥猪出栏后猪圈一般要闲置一段时间，直到买来新的猪仔才能重新使用。

　　说起这头小母猪，还有一段令我难忘的故事。母猪来到我们家的那天晚上，由于是一个新环境，它一直嚎叫不肯吃食，直到晚上10点钟饿极了才吃。母亲开始不放心，最后一直看见它钻进草窝睡下才离开。可是，夜里12点钟的时候，母亲起来发现小母猪不见了。猪圈墙头一米多高，这头小母猪竟然翻过墙头跑了。我们全家急坏了，全都爬起来到处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母亲说，别是跑回二姨家了吧。大家都说不可能，因为二姨家住在“河南”(我们这里与安徽一河之隔，习惯称安徽宿县为“河南”，不是指河南省)，距我们这里20多华里，小母猪是装在麻袋里弄回来的，它怎么可能认识回家的路呢?但是，猪既然不见了，到那里看看也好!因为我是老大，又是男孩子，这个任务最后必然的落到我头上。我把最要好的伙伴刘孩一起喊上，为壮胆，还把家里的大黄狗“欢欢”也带上。我们凌晨两点多钟出发，到二姨家时已经快5点了。没想到这头小母猪还真的跑回二姨家去了。我们都感到惊奇，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认识回家道路的。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们格外小心了。小母猪带回家以后，先用绳子捆在后腿，一直等它习惯后才松开。

　　自从喂了母猪，母亲更忙了。不仅要饲养大的，还要伺候小的。母猪生产规律一般是两年五窝(即两年生产5次的意思)，为了准确判断母猪发情期，准时配种，就要时刻注意观察，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那时候，我们村南5里就是公社配种站，生产队的牛驴骡马，社员的母猪母羊，都是赶到那里去配。1973年前后，配种站还引进两只蒙古种羊，这在当年引起社员们异常高涨的养殖热。大家纷纷把发情绵羊赶去配种，一般经过三四代，当地绵羊就能通过杂交繁殖出与蒙古羊十分相似的品种来。由于蒙古羊羊毛价格高，社员们都很热衷这种饲养。我记得1973年，我家就养了两头母绵羊，生产的羔羊都是鬈毛的。那时，我们这一带有句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蒙古羊，盖子猪，三转一响红瓦屋”，就是形容一个社员家庭，只要有了这几件就非常富裕了，女孩子找对象就要找这样的家庭。(“三转一响”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这头小母猪在我们家一共饲养了6年，先后生产了10多窝仔猪，直到1976年年底才更新。喂母猪是很辛苦的，我母亲为了它不知受多少罪。1972年冬天，天下着大雪。母亲发现母猪在不停地衔草(母猪快要生产前的独特表现，把草叼到一起就是准备下窝用的)，连说猪快要“下”(生产的意思)了。猪下窝时跟前必须有人守着，不然生下来的小猪仔可能会因为胎衣裹着嘴巴喘不过气憋死，也可能被烦躁不安的大母猪压死。母亲没有在屋里睡觉，而是披着被子在母猪跟前守了一夜。母猪圈是建在大门外右侧的，上面用山红草缮起来，圈门朝东，门口没有任何遮挡。我天明起来时发现，雪下了半尺厚，母亲身上全是雪。但母亲很高兴，母猪黎明时分顺利生产，下了11头小猪，除了一只死胎，其他小猪都很健康。

　　那些年，我们家9口人，有6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除了出工，还在家里搞了这么多养殖种植，可以想见是多么辛苦。在全家人辛勤努力下，1976年之前，我们家先后建起两栋瓦房，我就是在其中一栋瓦房里结的婚。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令人回味，特别是那个小院，始终充满着我们全家的希望和快乐。

　　这些年来，有些人宣传说，人民公社时期不允许社员搞家庭养殖种植，连门前屋后种的果树和蔬菜都要拔掉，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还说宁让“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准长“资本主义的苗”。其实我们这里就从来没有这码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殖种植，公社配种站就是为生产队、为社员发展养殖业服务的。这家配种站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才因为土地产权问题被迫撤掉。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尽管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养殖种植，但必须摆正公私两者关系。生产队经常开会教育社员，绝不能因为家庭副业影响集体生产，这是一条原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肥料，不能将最好的肥料藏起来。生产队会统一安排检查，给你留足“自留田”的肥料。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那时候，只要不违反先公后私这个大原则，只要不侵害集体利益，家庭副业是绝对允许搞的，没有任何人阻止。至于其他地方如何我不得而知，至少我们这里是这样。

　　十九、余三虎造屋

　　村南头余家，连续两代都是人丁兴旺。余老五弟兄五个，到了他这一辈，又接连生养了5个儿子。余老五分别给儿子取名大虎、二虎、三虎、四虎、小虎。队里的社员都戏称他们弟兄5个是“余家小五虎”。

　　余家老三乳名“三虎”，学名余德水，和我年龄一般大。6年小学我们始终在一个班读书，1966年正好13岁。三虎不喜欢读书，特别不喜欢数字，他说一看洋字码就犯困。但他脑子并不笨，只是心思不在书本上，学不进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都回了家。年龄太小干不了农活，就帮家里干些琐事和家务。余老五石匠出身，有一手好雕刻打磨的好手艺。他见三虎回家后瞎琢磨，就告诉他，你别的学不来，就跟我干石匠活吧!

　　我们村紧靠山坡，村后就是海拔180多米高的女娲山。那时候，我们这里盖房子都不用砖瓦，下面是石块垒砌，上面是麦草覆盖。与平原不同的是，平原垒墙多用土坯，只有地基才使用石料。我们这里得天独厚，靠山吃山，所以都是石墙到顶，这令平原地区的农民十分眼热。

　　余老五让三虎学石匠有两层用意。一是学个手艺将来好在生产队拿工分。石匠在我们这里算手艺活，只要出工每天就可以拿到同等劳力的最高工分;余老五的第二层用意，就是想带着三虎顺便开采石料，然后给5个小“老虎”盖房娶媳妇。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大虎已经19岁了，虽然还没说媳妇，但也到了提亲年龄。余老五多少还是有些后顾之忧的。多少人家盼儿子盼得眼发绿，他家虽然有五个生龙活虎的男丁，但羡慕是别人家的事，他自己可并不轻松。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建房子，而且一栋还不行，而是五栋。儿子与闺女不一样，闺女好打发，多就多给，少就少给。儿子就不行了，没有房子就别想娶媳妇。你不仅要有住的房子，还要有成亲办喜事的酒席钱。儿子的房子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是该抓紧时间了。五个儿子中，大虎喜欢看书，文革前初中毕业，毕业后被大队安排到农科队当农业技术员。他对父亲的石匠手艺不感兴趣。二虎那年16了，他一门心思想当兵，想去集体厂矿当工人。他也不喜欢石匠活。只有三虎不同，一听说让他学石匠，当即表示同意。他还约我跟他一起学，说他爹愿意手把手教我们。那时候我也考虑到盖房娶媳妇是早晚的事，所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966年冬天，我和三虎开始上山。那时候大人白天都要出工干农活。我们这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夏天可以给生产队割牛草，冬天就没有我们合适干的活计了。那天一大早，余老五带着我们俩，分别扛着铁镐、铁锨，拿着锤子、錾子，兴冲冲上了后山。他把我们带到村后一个露出石块的地方说：先从这前面刨，什么时候刨到石头根部为止。

　　我们这里的山丘不高，也与西部那些整块石头似的大山不同。我们这里的石头都很有规律的排列着，埋在坚硬的土层里。开采石头之前，需要先把石头表面或石头跟前的土层以及类似石头的膏皮清除干净，然后才能开采。我们一开始太轻视这个活计了，还以为土层很好清除，没想到难度那么大。松软一些的土层还好，就怕那些与石头差不多硬的石膏皮。一铁镐下去，两手震得发麻，只能刨下鸡蛋那么大一小块。我们干了一天，最多只刨出三四筐土。我们累坏了，两手也震裂出了血。晚上余老五收工回来，夸奖我们干得不错。他对我们手上出血一事不以为然，并说干石匠活这是常见的。“三天不见血，要得血憋胀”。我们俩拼命刨了七八天，终于在石头前面刨出一个一米宽、三米长、两米多深的塘子，而且露出石头底部。这时，余老五才开始教我们如何使用“撑子”(有地方叫楔，破碎石块的一种采石工具)，如何掌钢钎打炮眼，如何装药点火，如何截取石料等。也许是受到感染的缘故，我突然对石匠这种手艺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起学了10多天之后，我也独自扛着铁锹、铁镐上山了。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了两年多的石匠生涯。关于这段生活，我准备专题叙述。

　　三虎没有辜负他爹余老五的期望。他很快就掌握了石匠手艺的全套本领，除采石，还学会了垒墙、石刻、打制石头工具如石碾、石磙、石磨等。到1970年17岁时，他已是周围十几里小有名气的“石匠师傅”了。那时候，石匠手艺还是很受欢迎的，无论谁家，只要盖房就离不开他们。生产队对社员盖房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年轻人娶媳妇用的新房。生产队石匠出工建房时，一律由建房家庭按工时划拨同等劳力工分。那时农村还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除了划拨工分外，开工、齐工(结束的意思)还要管两顿饭。这两顿饭是很讲究的，至少端上八到十个菜，还要上白酒。看到他们吃得嘴上油光光、喝得醉醺醺地，其他社员都很羡慕。

　　三虎不仅学会了石匠手艺，还为整个余家立下了汗马功劳。1970年之前，他和老爹一起(主要是三虎)，起早贪黑开采了200多方(立方米)石料，为大虎、二虎弟兄俩每人建了三间新房。那时建房，只要四檐齐(房顶下面部分)就等于竣工大半，上面封顶所用的木梁、屋笆、麦草，只相当于工程造价的三分之一。1972年，三虎又开采石料为自己盖了三间新房，他的房子质量大大超过两个哥哥。因为房子上面没用一根麦草，全部是红瓦封顶，周圈还用三行红砖封檐。这在我们村还是第一家。其后的两年里，他又和爹一起为四虎、小虎准备了足够的建房石料，1975年冬天一气呵成，盖了两栋高大气派的红瓦房。大家都说，三虎真不简单，“小五虎”弟兄几个多亏了他。

　　我离开老家20多年，还是2007年夏天在城里一家建筑工地见到的三虎。三虎已经50多岁，背部微微有些驼，头发已白了多半。他在这家建筑工地做拌灰运砖的小工，每天工资45元。我取笑他这么大岁数还出来拼命。他说，你哪知道，小三至今还没结婚，出来拼命是为小三盖房子哪!

　　我很奇怪，你盖了几十年房子，自家还缺房子?

　　他苦笑着说，过去那样的房子早已不行了!女家同意结婚的条件就是“上三下五”的两层小楼，不盖就不嫁过来。三虎还告诉我，他们家连续盖了两栋楼，大儿子、二儿子结婚成家后，他的家底不仅折腾得精光，还欠了4万多。现在盖房子不像以前了，建筑材料贵得很，一栋小楼至少七八万，庄户人靠那几亩地，就是等到牛年马月也弄不来那么多钱!现在小三(指他三儿子)在海宁(浙江)打工，一年最多挣两万。媳妇谈妥二年了，房子没盖好就不能结婚。没办法，只好出来挣钱帮补帮补“小三”。

　　我说，你不是有石匠手艺吗，怎么还出来干小工?

　　三虎说，石匠手艺已经过时了，现在谁还用?眼今盖房都不再用石料，地基用水泥浇铸，上面用砖头或砌块装填。再说他年纪大了，不干小工干啥?挣大钱的地方谁要?

　　我安慰他说，你们家已经盖了两栋楼，不简单哪!

　　他笑了：“话不能那么说。这些年全家省吃俭用，整个家业都拼在房子上面了。眼下大家都是攀比着，一家盖楼房，其他人家也得跟着盖，不盖女孩子就不愿嫁过来。现今女孩子都很现实，都考虑结婚后的小日子，才不管你家现在有钱没有钱呢?你以为农村房子盖得好，生活就真好了?其实大部分家庭都是因为孩子要结婚，没办法才盖的，就是借也得要这个脸面!就说我们家吧，前几年给老大、老二盖房子，亏空还没补上，现在又轮到小三了。等把小三的房子盖好，我们两口子就老了。手里没有积蓄，还欠几万块钱外债。我不干拿什么还债?不干恐怕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再说，我们以后老了、病了怎么办?指望孩子们养活?笑话!他们现在都还靠打工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读书，哪来余钱养我们!你不知道，现在上学、看病贵得吓死人，上个幼儿园一年就要好几千块。他都担心他们以后日子怎么过!”

　　问起他们弟兄几个，他说都跟他家差不多，但二哥(二虎)相对要差一些。二哥有慢性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二哥的三儿子今年30多了，因为楼没盖好，如今还没把媳妇娶家来。四弟(四虎)好一点。老四1977年招工去了煤矿，虽然煤矿早已停产好多年，但每月还能领几百块钱。说是到了退休年龄就能拿到1000多块，那时就好过了。

　　三虎还说，本来想借钱先把房子盖上再说，可弟兄几个都不宽裕，他也无法张口。现在他还欠着几个侄子的2万多没还，在他们面前就更难张嘴了。

　　我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盖房子反而比以前更困难了!他赞成我的意见。他说，他们弟兄五个幸亏是那年月。要是搁现在，非得有几个打光棍不可。那时老父亲领着他们连续建了5栋房子，接连娶了五房儿媳妇，没欠人家一分钱。要是今天这光景，非把老爹愁死不可!

　　二十、吃药不要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里的大人小孩都会熟背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药是上级发，关心咱社员。八天服八次，防治以后患!”这首歌谣非常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亿万老百姓身体健康的关心。

　　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一种疾病在我国广大农村很多地区传播和蔓延。它就是肆虐多年、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急性传染病——疟疾。疟疾病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染的，发病后先冷后热，当地人俗称“打摆子”。根据疟疾传播原理，人的血液里只要有疟原虫，就可能诱发疟疾病。蚊子叮过患了疟疾的病人后，再叮咬他人，就会通过血液将疾病传染给健康人群。

　　疟疾病发作都有一定规律，发作时间大多集中在夏秋两季，一般多在午后。有的病人隔天发作一次，有的病人每天发作一次，也有少数病人隔两天以上发病。发病时先是浑身发冷，哪怕头上顶着炎炎烈日，也会“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嗦不止，就是盖上两床棉被也会浑身打颤。发冷时间一般持续2到3个小时，然后冷的症状逐渐消失，浑身开始发高烧，温度可达到摄氏40度以上。出了大汗以后，病人开始昏睡，大约3到5个小时后病人才能完全清醒。今天疟疾发作过去了，等到明天或后天同一时刻又会再次发作，如此循环反复不止。最多的可以连续发病一两个月，最后把健康人的身体彻底拖垮。

　　疟疾病对人体损害很大，除了大量消耗人的体力，还会造成身体极度虚弱。最可怕的还会留下后遗症：凡是发过疟疾的病人一般都会出现“肝大”症状，当年有很多青年人参军时，都在这一“关”被卡下来。医生朝肝部一摸，大声说：“肝大3公分(厘米)”，得!你的参军理想瞬间就破灭了。

　　疟疾这种病很难治，在我们这里又称“邪病”。传统的治疗大多采用迷信方法。比如在病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朝病人怀里放些东西，如故人衣服、动物尸骨等，说是可以“驱邪”。我小时候就用过这种办法，但最终还是连续发作了16次。最后不“打摆子”了，大人高兴地告诉我“邪气”已经驱走了。直到后来我当了大队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迷信。那都是老百姓在对疾病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心理治疗。听老人们说，以前发疟疾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硬撑着。当然，撑过一定时间疟疾也会自动终止，但那时病人已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

　　疟疾病的集中爆发，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进入七十年代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最高峰时的1973年和1974年，许多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几乎人人发病。下午生产队长敲钟干活时，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躺在床上不能出工。我记得1973年夏天，我们队7名队委会成员同时发病，出工时当队长的父亲只好让不是队委会成员的团小组长领着干活。疟疾的爆发流行不仅严重侵害了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和影响。

　　疟疾的爆发流行一开始就引起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从1968年起，上级有关部门通过农村各级卫生机构，对疟疾病进行防治。比如组织群众灭蚊，给病人服疟疾药等。不管是内服药物还是针剂，全是免费的。

　　但是，通过两三年努力，疟疾病的传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最后，上级卫生部门通过研讨(我们当时听传达，说是中央、国务院直接责成卫生部进行的)，发现疟疾病一直控制不住的主要原因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杜绝疟疾传染，就必须发动群众搞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还要开展全民性的疟疾防治。只有彻底消灭蚊子这一“传播媒介”，杜绝疟疾病人这个“传染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疟疾流行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性爱国卫生运动，进行灭蚊灭蝇，这项工作很好开展，唯有全民服用防治药物进展得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治过程太复杂，而且服过药后还有强烈的药物反应。根据防治方案，每人每个疗程8天，需要连续服用8次。紫色、粉红色两种药物一起服下，成人一次要服一二十粒(具体用量记不清了，但成人至少在10粒以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用这种药物后绝大多数人都会出现呕吐、恶心、头昏等症状，所以大家都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得病时恨病吃药，病好过抛在脑后”。结果连续搞了两年，效果一直不理想。

　　从1974年春天开始，我们徐州地区8县(其他地区我不了解，但徐州地区是这样搞的)全民动员，开展为期两年的大规模“抗疟运动”，先后组织了好几万人，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具体做法是：以县为单位，把所有赤脚医生都集中组织起来，编成一支支工作队，跨公社分赴各地开展“抗疟”。我是赤脚医生，也有幸参加了这两年声势浩大的“抗疟”工作。1974年3月中旬，我随抗疟工作队来到距离我家40多公里的房村公社;4月中旬又转战到50公里外的塔山公社。1975年3月中旬我被分到徐州市北面15公里的柳新公社东城大队;4月中旬又来到徐州东郊25公里的紫庄公社岐山大队。

　　“抗疟运动”都是分成三个阶段，每期大约20天：5天宣传发动、登记造册，10天时间送药上门或送到田间地头(包括8天疗程和2天找补)，5天时间检查验收。宣传发动阶段还要求每个社员(特别是成年人)都要会背诵上级印发的“抗疟歌谣”，以此检验宣传发动工作是否家喻户晓。除外公社派来的工作队员，本公社还要抽调相当于工作队2到3倍的医务人员和中学生，配合工作队进驻各大队，一般得大队都要派驻3到5名。另外，大队还要求抽出1名主要干部专项负责(一般是支部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也有大队支部书记亲自抓的)，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密切协助。生产队由副队长、妇女队长带队，大队赤脚医生全体出动，每个生产队除原有卫生员，再抽调5-7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分别组成2到3个服药小组。每小组3人，一人负责分发药物，一人负责拎着水瓶送水，一人负责对照花名册登记。要求亲眼看服下肚，服完药后还要张嘴检查，防止个别社员含在嘴里不朝肚里吞。公社派驻的工作队成员，与大、小队干部、赤脚医生组成若干小组跟踪检查。

　　整个疗程结束后，大队先组织自查，每个社员都要询问到，看有没有漏服的，有没有疗程不够的，有没有药量不足的。大队自查之后，公社再组织互查。只要发现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除严肃处理派驻的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还要重新组织返工。每个公社开始这项工作前，都要隆重召开抗疟动员大会，要求三级干部任何人不得缺席，各大队书记还要在会上表态。服药工作完成后，公社还要召开总结表彰会。那两年，我家有不少搪瓷缸、日记本，上面都印着“XX公社抗疟纪念”字样，那是我多次参加“抗疟运动”的记录。

　　在岐山大队“抗疟”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该大队有个姓杨的瞎子，那年30多岁了。都说“瞎子会诌，聋子会扯”，杨瞎子平时没事，就喜欢冬天坐在太阳底下，夏天蹲在阴凉地里瞎琢磨。他很聪明，会编打油诗、顺口溜，既押韵又合辙。他仰着脸天天听社员们学唱“抗疟歌谣”，也忍不住喉咙眼发痒，依韵编了一首。

　　上级印发的6句歌谣是：“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药是上级发，关心咱社员。八天服八次，防止以后患!”

　　他改编后的6句变成了：“疟疾蚊子传，吃药拿现钱。药是上级发，吃了也白搭!八天服八次，啥时能服完?”

　　上级要求背诵的6句歌谣没学会，不少社员却把杨瞎子改编的6句歌谣背熟了。很多小孩蹦着跳着到处喊唱，可把负责这项工作的大队副书记老江气坏了。老江要处理他(处理办法就是罚他家200个工分)，我连忙拦住说，算了算了，他也是当玩笑瞎编的，教育教育就行了。后来杨瞎子听说这件事，让侄子领着摸到大队部，跪下就给我磕头。

　　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抗疟”一连搞了两年。1976年之后，各公社则根据不同情况自己开展防治。其实，肆虐多年的疟疾病到1975年秋季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大队1973年发病人数是2600多人，占总人口的80%。1975年发病人数下降到3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1976年发病人数不足50人，只占总人口的1.5%。1977年，我们全大队只出现7例。到1980年，我们大队的疟疾病就彻底绝迹了。

　　今年清明节，我回家上坟时听乡亲们说，已经绝迹20多年的疟疾病现在又出现了，仅我们自然村(原有3个生产队，1000多口人)，去年就出现了20多例。我听后非常担心：千万别像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疟疾爆发和流行啊!

　　因为我曾做过八年多的乡村赤脚医生，我非常清楚，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对目前一盘散沙的农村老百姓来说，实在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因为那时侯党和人民政府能够不失时机地组织人力物力开展“运动”来“抗疟”，而且全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多年不准搞“运动”了，老百姓手里又不宽裕，再爆发疟疾怎么办?恐怕只能采取“驱邪”办法来对付了!

　　二十一、凤阳花鼓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除了春节前夕各自成立宣传队(也有称农村剧团)排练话剧过年演出外，平时文艺活动很少。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大小队干部就会经常请一些民间艺人给大家说说唱唱，让忙忙碌碌的社员们乐和乐和。那些年，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说鼓书、唱三弦的，一唱就是好多晚上。特别是入了冬，有时请来的说唱艺人，一部书要唱个把月。大家吃罢晚饭，都不约而同地搬着板凳朝生产队办公室或牛棚里跑。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到那里去，小孩子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听书，主要是为取暖凑热闹。一到晚上，办公室或牛棚里就会提前准备好木材，在中间架起来燃烧，烤得人们脸上红扑扑的，身上也烤得暖烘烘的。那时候，大白天也经常有遛乡的演唱班子到村里来。这时候，大小队干部就会把他们留下来表演一场。那些演唱班子大小规模不一，内容多种多样。有耍把戏的，有除大法的(就是现在的变戏法、玩魔术之类)，有耍猴子的，还有拉洋片的(一种很原始的类似电影一样的东西)。这些演唱班子，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不要搭戏台，在打麦场上画个圈，社员四周一围，就可以演出了。演出完毕，生产队专门负责去各家筹东西，每家收半碗玉米或小麦，最后打总一齐交给班主。如今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演唱班子的表演情景。特别是1973年冬天来的那个凤阳花鼓戏班子，更是记忆深刻，一直都忘不了!

　　那个花鼓戏演唱班名叫“余家班”，男女老少11口人。班主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班子里两根台柱子，一个是外号“叫破天”的小青年，还有一个是长相俊俏的女孩“小红袄”。一开始大家并没在意这个花鼓戏演唱班，因为这种说唱卖艺的班子大家见多了，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可没想到这个班子不同，他们的表演很快就把大家吸引了。

　　凤阳花鼓戏班子的服装很好看。女孩子穿红戴绿，小伙子披红套黄。余家班里的女孩“小红袄”是主角，几乎阵阵到。她一会扮作温柔勤快的小媳妇，一会妆成顾盼含羞的大姑娘。服装也不断更换，一会穿清一色的绿色裤褂，一会穿清一色的红色裤褂，一会又换成粉红色的或红绿相间的服装。大家感觉最好看的还是那身绣着大红牡丹花的绿色裤褂。“小红袄”穿戴鲜艳，人也长得非常秀气。瓜子脸，弯月眉，高鼻梁，樱桃嘴。人们说，世间所有好看的东西都长在她脸上了。再加上她的嗓子高，身段软，唱腔柔和，婉转动听，眼神还滴溜溜地会勾人，惹得很多小伙魂都丢了。一队曹奶奶跟大伙说，她活了60多岁，还从没见过像“小红袄”这么好看的女孩。

　　那个外号“叫破天”的小伙子，表演的时候喜欢穿开怀短袖红马夹，下面是宽松的米黄色裤子。他的功夫很好，能在地上连续空翻十多个跟头，还能如飞轮一般连续在场子里转上好几圈。很多年轻人看了他的表演都拍手叫好，还把他当成了年轻人的偶像。

　　演唱班女孩子穿的服装布料大多是丝绸的，穿在身上轻飘飘的，像能飞起来。凤阳的花鼓也跟我们这里的大圆鼓不同，薄薄的、扁扁的，就像大盘子那么大。扁鼓周围还系着红绸子，有的系上红色的“中国结”。他们的节目规模都不大，多是独幕小段子，演员最多三四个，蹦蹦跳跳的很欢快。鼓点时急时缓，演员腰肢扭动幅度很大，动作也很夸张，唱得曲调更有点特别，很有泗州戏“拉魂腔”的味儿。我记得那次他们演出的节目有《孟姜女哭长城》、《小两口摆渡》、《赶庙会》、《相女婿》、《挑花灯》等。内容不是多奇巧，但手法多采取误会，所以显得既诙谐又风趣。当“小两口”因误会斗嘴时，那一种风趣会引得大家拍手跳高。“小姐”对着镜子思念情郎时，小伙子们又忍不住大喊大叫。那天，不少小伙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小红袄”，恨不能把她吃到肚里去。中午的表演很成功，到了快该出工时，大家还不肯让班子收场走人。我们自然村一共三个生产队，3个队长见大伙很喜欢，便一起商量着，准备留他们再表演一晚上。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下午干活也都格外有劲。

　　那天晚上，生产队派人提前在村中间打麦场上高高挂起汽灯。这种灯是烧汽油的，灯芯用丝绸做成，点起后非常亮，相当于现在的100瓦大灯泡。大家都把汽灯说成“小太阳”。由于节目还是中午演的那些，所以那天晚上的演出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下面我主要说说花鼓戏演唱班的两个主角：“叫破天”和“小红袄”。

　　演出结束后，根据生产队统一安排，这些人都被分别安排到有条件的农户家中住宿。那时我自己住三间屋，地方宽敞，结果“叫破天”就分到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叫破天”很健谈，人也风趣。我们在一起聊了几个小时，到下半夜三点多才入睡。他告诉我，他今年才17岁，“小红袄”是他姐姐，已经19岁了。他们这个班子是两家联合组成的，从种完小麦起，已出来将近一个月。他们家住凤阳城东20里乡下，村子里不到500口人，却有十几个花鼓戏班子。这些演唱班一到冬天农闲时就出来。叫破天打趣说，这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他们自己喜欢说是“要饭生意”，就是出来混口饭吃的意思。他们之所以这个季节出来，一能节省不少粮食，二来还能挣回一些钱。班主把筹来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去卖，换成钱后再分给大家。春节快到的时候回老家，等过罢年再出来，一直到春耕时回去。“叫破天”还告诉我，凤阳坐落安徽东北部的淮河南岸，距我们徐州最多200公里。他们那里几乎每个村都有演唱班。演唱不分季节和场合，打谷场上，田头地边，随时随地都能敲打说唱，非常热闹有趣。

　　演唱班的另一个主角“小红袄”，那天晚上被生产队安排到杨老六家，跟他闺女小梅住在一块。小梅那年17岁，他哥哥杨光明20岁。杨光明是我们村上非常聪明的一个年轻人，笛子吹得很好。每年春节组织宣传队，他都是乐队主角。说杨光明聪明，是说他的悟性极好。比如吹笛子，他根本不用看谱，只要听你唱一遍就能马上吹出来，而且一点不差。那天晚上，“小红袄”分到他家来住，让杨光明兴奋得睡不着觉。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都是小梅后来告诉大家的。其中最经典一段就是：杨光明高兴地告诉“小红袄”，他能把她晚上唱的曲调，全部用笛子吹出来。“小红袄”不信，最后他们干脆一个唱一个吹，竟珠联璧合。“小红袄”感到奇异，当时就非常高兴地夸奖他：“你吹得真好!”杨光明连想都没想，马上兴奋地接着说：“是吗?那我就一辈子吹给你听!”他这话一出口，“小红袄”立即红了脸，低头不再说话了。杨光明也觉不好意思，连忙跑回自己的屋。

　　第二天，余家班子没有走成。我们大队一共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头天晚上其他自然村社员也赶来我们村看演出，他们回去都一致说好，要求队长也请班子表演一场。结果，余家班子在我们大队先后演了6场，呆了3天多时间。这3天里，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杨光明都一场不落地跟着去看，而且还自告奋勇吹笛子为他们伴奏。大家都说，这个杨光明被“小红袄”迷住了。小梅知道哥哥心思，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娘。她娘也觉得“小红袄”不错，有心想为他们撮合，可小梅爹说什么都不同意。他说，这些演唱班四海为家，将来娶回来到处乱跑，你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他大发雷霆，吓得小梅娘再也不敢吭声。

　　后来，余家班子走了，杨光明和“小红袄”的事也像一缕轻烟，被风吹得很快没有踪迹。可是大家并不知道，杨光明为这事与爹大吵一场。自从“小红袄”离开，杨光明躺在床上一连几顿不吃饭。小梅说，他哥哥几个月里都闷闷不乐，身子瘦了一圈，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慢慢恢复过来。

　　前些年，我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凤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明文化的发祥地。凤阳花鼓与凤阳花鼓戏、花鼓灯被称为“凤阳三花”。改革开放后，凤阳出了个小岗村，它的名气比流传了几百年的花鼓戏还大。“小岗村”不仅成了农村改革的发祥地，也成了“分田单干”的代名词。

　　前天(10月20日)晚上，我从一篇资料上看到，万X在安徽推行“大包干”时，为了造势，把花鼓戏演唱班子外出当成“讨饭”，还说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外流“讨饭”。其实万X在这里偷换和混淆了“讨饭”的概念，把凤阳农民农闲季节出去卖艺谋生与逃荒要饭划成了等号。在农村，收罢秋播种结束就是冬季农闲。能歌善舞的凤阳人不肯在家呆着，便带着全家或几家联合，到周边地区表演花鼓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节省粮食，二来还可以挣些钱回来。这纯粹是凤阳老百姓农闲季节的一种谋生手段，根本不是去“讨饭”，这跟“叫花子”有本质上的区别。

　　另外，我那时见到的凤阳花鼓戏演唱班，女孩子都穿得花花绿绿，喜气洋洋的;男孩子都一个个英俊潇洒，浑身是劲儿，哪有万X说的“蓬头垢面”，就像“叫花子”似的!如果硬把这种演唱也当成“讨饭”的话，我觉得现在“讨饭”的太多了：到处走穴的演员不是“讨饭”吗?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是“讨饭”吗?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在大江南北“讨饭”!那些当年曾污蔑凤阳农民“蓬头垢面”去“讨饭”的人，现在面对一亿多“讨饭族”，又会怎么说呢?

　　二十二、入党申请书

　　最近看到一组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不仅是全世界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最大执政党。很多人都说，如今在中国入党很容易，只要上面有人，或有钱有实力，都能轻而易举地“混”入党内。这在过去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当年入团都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的门槛就更高了。我自己的入团经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是1972年入的团，那年已经19周岁。这个年龄入团应该算是大龄了。我入团之所以这么晚，与我的性格大有关系。记得第一次团小组开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团小组长特地通知我参加，听一听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结果会议刚开始，大家就开始给我提意见。其中有好几个团员反映我骄傲自满，看不起人，不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我很委屈，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队医务室做赤脚医生，天天跟病人打交道。平时大家都出工干农活，我们很少在一起，怎么去打成一片呢?一个女团员就此解释说，说你骄傲是因为你眼眶子高，认为自己是作家了，连书都不肯借给人家看。我听她这么一说才明白过来。原来那时候我很喜欢文学，经常偷偷写点小东西，自我感觉良好时还喜欢念给人听，其实并没有发表什么作品，根本谈不上啥作家。可那时农村青年人不懂，认为肯看书肯写文章的就是作家。至于不肯借书一事，这事确实存在。因为我喜欢书，生怕别人把书借去弄丢或弄脏、弄坏了，别人来借时就显得很不情愿。就因为这，大家给我提了很多意见，说我骄傲看不起人。

　　有错就得改。那时大家都要求进步，我也不例外。既然大家有这个意见，如不下决心改正，大家就不能原谅。不能原谅，入团申请也就不能通过。我一狠心，咬咬牙把200多册厚薄不等的图书全搬出来，送到大队团支部的图书室，让大家放开看。第二次开团小组会，我又参加了。本以为这次一定能通过。可大家却说，还要考验一段时间。理由是：不能只看一时的积极热情。有的人为入团喜欢做做样子，等以后入了团可能还会骄傲。结果一直等到1972年年底，大家看我的确是真心实意的，团支部大会才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

　　至于入党，那就更严格了。我加入党组织以后曾参加或主持过多次党支部会议，也曾多次参与举手表决通过预备党员或党员转正等。那时大家都是面对面提意见，没什么顾忌，有的意见还提得非常尖锐，真正触及到你的“灵魂”深处。但最近这些年已经走样了。开会成了走过场，就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的。况且最终结果跟大家的“意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谁也不想得罪人，话也尽捡好听的说。其实大家很明白，你就是提意见也没用。大家心知肚明，基层党组织成了少数人手中的工具，早已不是什么“战斗堡垒”了。2010年，我的家乡就出过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上级党委突然宣布“某某”参加村支部书记选举。这“某某”在村人眼里就是一个地痞混混，大家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入的党。大家心里不服气，因为是无记名投票，所以很多人不给他画勾，最终落选了。可没想到，上级党委仍然采取变通办法，借口新当选的书记领导能力不足，调出去学习锻炼，让落选的这个“某某”来主持支部工作。你说这不是愚弄大家，拿党员开涮吗?其实这种事农村实在太多了，大家早已见怪不怪!

　　六七年前我还在报社的时候，我所在单位召开支部会，讨论通过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为预备党员。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平时表现并不好，只因他的直系亲属是党委一位主要领导，所以他的入党问题成了我们支部的重要“任务”，而且还要确保一次性“通过”。他的预备党员和转正，两次会议我都借故请假。因为，我不可能也不敢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我又不能昧着良心举手，所以干脆躲得远远的。

　　前面说了那么多，主要就是想引出我家后院潘四大爷几十年坚持不懈写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972年的时候，潘四大爷已经四十八岁，他的入党申请书也写了20多年，但一直没有通过。

　　潘四大爷解放前跟着爷爷上过5年私塾，写得一笔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这在小山村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秀才”了。可没想到，他的这一出众才华反倒害了他大半生。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潘四大爷21岁。那一年，潘四大爷的一个远房表叔当了国民党的小乡乡长，因为他知道潘四大爷写得一笔好字，又会打算盘，就请他去做小乡文书。这一干就是三年多，直到1948年底徐州解放。徐州解放后，新成立各级人民政府。因为潘四大爷有文化，那时候识字人不多，潘四大爷属于稀缺人才，结果被请去担任共产党的小乡文书和会计。其后撤区并乡，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潘四大爷始终在乡和大队里从事文书、会计等工作，直到1972年，他还担任着大队的现金保管。这二十多年，他一直干着公家事，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党组织。他一直想，跟公家干了这么多年，连个党员都没入上，将来怎么跟孩子们交代?但是，几十年来，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书写了几十份，他的入党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潘四大爷入党申请多次受阻，关键卡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因为他干过国民党的小乡文书。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历史问题成了最大障碍。大家都知道潘四大爷表现好，工作积极，人缘不错，很有上进心，还肯帮助人，入党申请的心情也是真诚的。问题是，很多历史清白的申请者都还没有加入，潘四大爷的申请就只好先朝后放放了。其实，潘四大爷曾多次向组织说明，当年当小乡文书是别人请的，他并没干过什么坏事。因为这个地区属于国共两党拉锯地区，他给国民党政府筹过粮饷，也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做过事。他还在家里多次请共产党地下党的区长吃饭，还在一起喝过酒。支部根据他的介绍派人外调，好在那位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区长还活着，就在邻省一个地区做民政局局长。他亲笔写来证明，证实潘四大爷给共产党干过事，出过力。这个当年的地下区长明确表态确实在他家吃过饭喝过酒。大队党支部根据外调材料，于1964年春天召开支部会，讨论通过了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可是，向公社党委报送材料之后，最终还是被公社党委卡住了。党委意见是，这种情况过去多次碰到过，需要慎重考虑，建议再考察一段时间。可是没想到，这一“考察”不要紧，竟耽搁了好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事变动频繁，潘四大爷的入党问题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我入团的那一年，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终于有了转机。当年那个在他家吃过饭喝过酒的区长调到本地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潘四大爷找到他，谈到自己的多年入党心愿。这个当年的地下区长满口答应跟地方党委沟通协调，结果这件事很快就得到了落实。大队党支部再一次通过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材料第二天就报到公社党委。可是还没有等到党委审批，老区长就出事了。有人揭发，老区长在抗战时期与土匪刘大麻子是结拜兄弟，而刘大麻子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还有人揭发，解放战争时期，老区长经常在一个老地主家落脚。他在这里落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主的小老婆跟他私下里相好。揭发者还说，当年这个地主已年过六旬，从城里妓院讨回来的这个小老婆才刚满19岁，况且时局眼看要变，天下马上就要变成共产党的了，所以老地主明知自己戴了绿帽子，仍然睁只眼闭只眼，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两件揭发不管真相如何，上级却不能置之不理。老区长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职暂时被免，人也被送到干校，一边学习一边接受审查。他这一审查不要紧，把潘四大爷的入党申请彻底耽搁了。这一耽搁又是好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潘四大爷已经退下不当现金保管了，他的入党申请还没有得到解决。

　　不过，这期间仍有一件事让潘四大爷高兴万分。1976年春，潘四大爷的三儿子在部队入了党，还提为排级干部。他高兴地跑西家奔东家，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消息告诉人们。他喜上眉梢地说，小三子一定干得不错，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就入了党呢?

　　高兴归高兴，他自己还是很难为情。每当他面对自己的儿女或亲邻朋友，都会红着脸很不自然地说，你看，咱给公家干了一辈子，最后连个党员也没入上。有人说，你这辈子不也干得红红火火吗?他连忙摇头摆手：惭愧惭愧，愧对先人哪!

　　八十年代分田单干后，潘四大爷一直在家务农。他的身体不错，直到快八十岁时还帮孙子干农活。但是，他以往开朗的性格却慢慢发生变化，常常沉默寡言半天不说话。他的大孙子大二时在学校就入了党，消息传来，他却没有任何高兴地表示。人们说，人一上了年岁，可能都是这样子。

　　2006年，潘四大爷已经82岁。这年冬天，他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大腿骨折，躺在床上多半年，一直挨到第二年的秋天。儿女们看他精神状态不好，估计这一年是难以撑过了。10月底的一天，儿女们来到他的床前。潘四大爷看着已经四十多岁的小女儿，问：“小羽快毕业了吧?”小女儿说：“还有一年，快了!”大家知道，小羽是个异常聪明的孩子，当年高考是全市的文科状元。潘四大爷很喜欢这个外孙，没事总喜欢把小羽的名字挂在嘴边上。潘四大爷问：“小羽入党了吗?”小女儿一愣，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其实小羽这年的上半年已经在学校入了党，但小女儿知道父亲一辈子没入上党，一直是个缺憾，她怕刺激老人，就撒谎说：“正在申请，还没入呢!”没想到老人摆摆手，长出一口气说：“告诉他，没入就不要入了。现在的这个党，已经不是先前那个党了!”老人这句话让儿女们大吃一惊，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说啥好。老人接着说：“我说的是真话，还是让孩子多学点吃饭的本事，世道已经变了，以后的孩子，活得比我们要难哪!”

　　潘四大爷的这番话和当时的场景，是她女儿亲口告诉我的。我相信她女儿不会撒谎，她也没有必要对我撒这个谎。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一辈子都想入党的潘四大爷，为什么在即将咽气之时却对儿女们说出这番话来?

　　二十三、老实人刘孩

　　说起老实人，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杨德军。

　　杨德军比我大三岁，1966年高小毕业时正好周岁十六。杨德军乳名“刘孩”，是她姥姥给起的。乡下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孩子生下来后，吃“喜面”(庆祝孩子出生摆的酒宴，有的放在生下来第9天，有的放在第12天，因为姥姥家要送米送面庆贺，所以叫吃“喜面”)之前就要起好名字。据说，杨德军生下来9天吃“喜面”时，名字还没有起好。他外祖父家姓刘，因为是刘家女儿生的，他姥姥就自作主张为他起了个“刘孩”的名字。名字起好后，杨德军的爷爷不高兴，认为杨家的孩子不能用外姓，但是名字起好不能再改，就在“刘孩”的前面加了个“杨”字，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叫“杨刘孩”了。乡下孩子即使上学也很少喊大名，我的印象中，1969年杨德军19岁了，我们还都在他后面喊“杨刘孩”。

　　我们小时候非常羡慕杨德军，认为他命好，有福。他小时候很胖，就像一个圆木墩儿。一般来说，胖娃子都是招人喜欢的，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喜欢他。杨德军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实，不招惹是非，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村里，他的口碑都很好。无论干什么，他都会尽力去干，从来没有怨言。他不喜欢说话，只知道老实干活。但他并不聪明，成绩在班里属于下等。由于他的个子大，有力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六年级时还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劳动委员，胳膊上别着“三道杠”，大家看了非常羡慕。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老实孩子，大人教育孩子也都拿老实孩子做榜样，喜欢说“看人家杨刘孩多好”，或者“也跟人家杨刘孩学学”等。他的老实口碑让他“占”了很多便宜。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要从各班挑出两个贫困学生，不仅免学费、书杂费，每学期还发给3元簿本文具钱。这3元钱是非常可观的，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一学期的学费、书杂费才一两块钱。其实，杨德军家并不困难，他家生活状况要比我们家好得多。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之所以选上他，就是因为他的口碑好：老实。

　　他的好口碑还让他摊上一件天大的好事。

　　1966年，我们村在公社驻地上学的7个高小毕业生中，有6个考上了初中，我考试成绩还是全公社第一名，唯有杨德军一个人考上的是农中。同学们都有点看不起他，可是，这个让我们看不起的人突然摊上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大家一时都傻了眼。

　　那年夏天，我们高小毕业的前夕，学校里已经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校园里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暑假结束到中学报到后，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高潮。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参加闹“革命”。从这年的9月下旬开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陆续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把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一幸福时刻终于来临了，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公社摊上5个第一批去北京去见毛主席的名额。这5个名额是这样分配的：中学2个，农中1个，小学界2个，在农中上学的杨德军被选上了。这些学生去北京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打着红旗，列队唱歌，把他们送上火车站。我当时就哭了，觉得杨德军比我们幸福。我当时就想，尽管我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一名，可是与杨德军的荣誉幸福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这年冬季，我和杨德军分别在不同的学校参加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后来还分头随红卫兵组织出外“大串联”，春节前后回家，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回到家乡的杨德军，好事仍然不断。我1969年进大队医务室。1971年冬天，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出嫁走了，杨德军被提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队干部。除了享受一年3600个工分外，还能经常到公社、县里去开会。他还是那样不大言语，但老实能干。1973年，已经23岁的杨德军，有人开始给他介绍对象，对象是邻村的，还是个高中毕业生，人也长得很漂亮。可是，杨德军就是不愿意。那时候都提倡晚婚，男青年至少25周岁以上，女青年至少23周岁以上。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有的年轻人到二十七八岁还不结婚。杨德军亲口告诉我，因为他是大队干部，在28岁之前他是不会结婚的。

　　那些年里，不声不响的杨德军确实为大队、生产队出了不少力。我记忆中，他先后三次带领全大队的民工外出扒河(水利工程)，因为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虽然一直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但只能当副手。从1972年开始，他连续5年被评为县、公社两级优秀团支部书记。这些年里，媒人几乎踩破了他家的门槛，给他说媳妇的媒人一个接一个，他一直不同意，非坚持28岁以后再谈婚论嫁。1976年冬天，徐州地区8县数十万农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我们所在的公社民工全部开拔到泗洪县金镇附近的“徐洪河”工地，这是杨德军最后一次带工扒河。从工地回来后，大队书记考虑到杨德军已经26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确实很难再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就向公社打报告，希望公社把他安排到社办企业里去。那时候社办企业是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进了企业就算社办“亦工亦农”人员，除了拿出部分工资缴队拿生产队的满劳力工分外，每月还有10多元的工资剩余。公社很快就为杨德军安排了工作，任命他为公社砖瓦厂副厂长，每月工资28元，缴队15元，还能剩余13元。这时候的杨德军还憧憬在美好的梦境里，决心在砖瓦厂干个名堂，然后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

　　可是，杨德军万万没有想到，现实把他的美梦击碎了。1978年以后，已经年近三十的杨德军突然不像以往那样受人宠爱了，上门提亲的也越来越少。从1981年起，砖瓦厂被厂长承包了，这个厂长不喜欢杨德军这种老实人，很快他的副厂长职务就有名无实了，脱坯、进料、装窑的重活是他的，好处却没有他的份，他已经与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他也看出这个厂长不喜欢他，就到公社副业办公室反应。但此后不久，很多企业陆续被厂长承包，企业内部的许多重要位置都被厂长安排给自己的亲属子女，公社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安排他。他先后换了好几家企业，这些企业的头头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老实人，只把他当成出力流汗的工具。1983年下半年，我们这里开始分田单干，拿钱买工分成为历史，33岁的杨德军万般无奈地回家，开始种他的责任田。

　　杨德军的人生下坡路从此开始了。老实能干，过去是褒义词，是大家学习效法的榜样，现在却成为懦弱无能的代名词。为他登门提亲的媒人越来越少，姑娘对老实能干的青年人已经嗤之以鼻了。头脑灵泛的、眼头活络的开始在社会上吃香，拎着录放机、叼着烟卷的长头发青年越来越受姑娘们青睐。从1983年开始，33岁的杨德军明显憔悴了，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白胖胖的，不仅黑瘦，额头上还添了皱纹。他的母亲开始唉声叹气，忙着乞求人家给儿子介绍对象。可是，人心不古，老实能干在人的心目中已经贬值了。

　　1984年春天，34周岁的杨德军终于结婚了，媳妇小他8岁。但是，他娶回一个媳妇，却赔了一个妹妹。他们两家是“换亲”，20岁的妹妹嫁给了29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杨德军新娶媳妇的哥哥。

　　我有很多年没有见到杨德军了，最近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2010年7月，我干奶奶(父亲自小认的干娘)突然病故了，我赶去奔丧，在那里见到了杨德军。没有想到，杨德军的变化如此之大，就像一个猥琐的小老头。他所从事的职业更让我吃惊，原来他已经成了“土头”。所谓“土头”，就是我们这一带专门负责殡丧活计的，包括为死人穿衣、下葬、扎灵棚等，还要负责殡丧礼仪，如路祭、家祭、点汤、火化、送盘缠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农村中最低下的行当。但他干得很认真，也很专业，就像他小时候那样一丝不苟，实实在在。据说，每一次丧事大约忙碌三四天，他可以得到大约200元钱，此外还可以得到一些香烟、毛巾、肥皂等物品。

　　在办理丧事过程中，我问他怎么学起了这个行当。他笑笑说：我这个样子，能去干什么呢?

　　听了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他这些年的经历。杨德军早些年主要跟建筑队干小工。但是，大家都欺他老实，脏活重活都是他的，好处却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没有技术，报酬很低。工资一般都是老板先开给包工头，包工头再开给承包的小建筑队，小建筑队的头头最后再给工人结算，本来钱就少，他们层层尅扣，并变着法儿少给你，最后就所剩无几了。因为他人老实，头头就专门难为他，不是说你解手时间长了，就是说你毁坏了工具，罚得你晕天黑地。你如果表示不乐意，他就马上撵你滚蛋。后来年龄越来越大，建筑队干脆不要他了。

　　2003年冬天，村里有一家办丧事，老“土头”何圣斌忙不过来，就喊杨德军过来帮忙。他发现杨德军不声不哈，肯干老实活，就想收他当徒弟。一开始杨德军觉得这是个下贱活，不想干，后来想，自己已经没人愿意要，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个办法，干“土头”毕竟是条挣钱门路，于是就跟着干上了。

　　杨德军似乎很得意。他说，这个活没人愿意干，所以他不怕有人来竞争。而且农村也是少不了这个行业的。现在一个月至少能“上”七八个活，也能收入一千多块，比干建筑收入虽然少些，但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活计也不重，他很满足。他自嘲地说，怎么不是过一辈子呢?

　　前后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了!老实人以前是大家的楷模和学习榜样，现在却成了懦弱无能的代名词。

　　二十四、憨子二领叔

　　我是怀着悲愤的心情来写憨子二领叔的。

　　上世纪初，我的曾祖父挑着担子，前面筐子里坐着两个牙牙学语的幼儿，后头筐子装着全部家当，担子后面跟着我的曾祖母(老太太)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儿子和女儿。他们一路逃荒要饭从皖北来到苏北，就在后来我出生的地方安家落户。由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好跟人家当佣工，做短工，赖以养家糊口。我的两个姑奶奶还不到10岁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二爷爷正当年轻力壮时死于当地富家之手。我们老王家最后只剩下爷爷一根独苗。只因家境贫寒，爷爷直到30多岁时，才收留了从山东逃荒要饭来到苏北的我奶奶，这才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段悲惨家世我将另找机会详细描述，此不详叙)

　　祖父成家之后，只生下我父亲一人。那年月，外乡人出来混世不容易，要想立足，就得在当地攀个亲戚或认个本家。如果实在攀不上亲戚认不成本家，也可认几门干亲，相互有个照应。我们家在本村一直孤门独户，但干亲却有好几家。这都是我祖父为在当地立足给儿子(我的父亲)认下的。

　　憨子二领叔大我4岁，属牛的。他父亲会石匠手艺，我祖父成家后曾跟他学过活，时间长了两人拉得挺投机。我祖父就让我父亲认他干爷，他们也就成了干亲家。

　　二领叔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干爷爷，一共生养两儿两女。大儿子叫大领，二儿子叫二领。为了这两个古怪的名字，我曾专门探究过。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大领”，就是耕地甚多的东家在农忙期间雇佣短工时，需要一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就是“大领”。什么是“二领”呢?就是“大领”有事不在，顶替大领带着大家干活的人。我至今也不知道干爷爷为什么要给他的儿子起这么古怪的名字。也许乡下人没文化，起名都很随意的缘故吧。干爷爷石匠手艺不错，人也挺能干，小日子还过得可以。几个儿女也很聪明伶俐，唯有他的二儿子脑瓜不太好使，人们都喊他“憨子”。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农村里智障者很多。除了憨傻的成年人，我们村与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憨子和傻子就有七八个。他们的名字前面都冠以憨傻二字，如“憨郭三”、“傻李四”之类。但憨子和傻子还是有些区别的。因为同样是智障，程度总有轻重之分。所谓傻子，就是智障非常厉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而憨子只是不太聪明而已，技术含量高的农活不能干，出力流汗的粗活还是可以胜任的。我的这个二领叔就属于憨子之类。说实话，我对二领叔始终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虽然不太聪明，但有一身蛮力气，而且舍得出力。用农村话说，就是很能干。

　　二领叔比我大四岁，他知道我是他的晚辈，保护我就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小时候割草、打柴在一起，就是玩游戏也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干侄儿，所以他始终以长辈身份自居。当我被人家欺负时，他总是第一个跑过来跟人家拼命。

　　二领叔力气大饭量也大。1970年冬天，公社在我们村前开挖一条蓄水河。为了赶工期，晚上经常要架上电灯加班。生产队还特意做好大米饭等大家加班结束后吃“夜宵”。二领叔吃饭不用碗，都是用陶瓷盆子。那天晚上他吃了三盆，后来人们用白瓷碗量了一下，结果发现三瓷盆相当于15白瓷碗。二领叔的饭量一下出了名。但大家对此并不讨厌，因为能吃就能干。他不仅有力气，而且舍得出力，抬大筐都是拉后杠，一抬一天。人家都是上铣(装土)抬筐替换着干，他从头抬到尾，从来没叫过苦，也不用人替换。

　　二领叔的心眼好，心肠也热。他一辈子没结婚，却十分喜欢孩子。我们村上的孩子，他几乎全抱过。我的儿子女儿出生后，他最喜欢来我家，让孩子骑在他的脖子上，俗称“骑尿脖”，满村子乱跑。听孩子喊他二领爷爷，他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那年公社驻地放映《少林寺》，他把我那三岁的儿子驮在身上，翻山越岭带着去看。因为是露天电影院，人很多，而且大都是站着的。孩子看不见，就只能一直骑在他的脖子上。那天晚上6点从家里翻山过去，夜里12点再翻山回来，前后6个钟头，孩子就一直骑在他身上。我听说后感动地对妻子说，人都说二领叔憨，其实他是最知道远近厚薄的人!后来我女儿出生，她更是喜欢骑二领爷爷的“尿脖”，只要上去就不肯下来。直到现在，提起二领爷爷，我的儿子和女儿还都难以忘怀。

　　二领叔有力气，干活也肯出力，但生产队给他划的工分并不高。男劳力一般是10个工分一天，只给他划8分。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生产队从1972年开始实行“大寨评工分”，就是社员的工分报酬不再由生产队干部说了算，要开会大家一起来评。评工分时有人为二领叔打抱不平，说他出力大，工分却给的太少。最后大家统一意见，凡是纯粹出力的粗活，二领叔与其他男劳力一样记分。技术含量高的细活，再与男劳力区分一下。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承认二领叔的男劳力身份。因为生产队虽然有粗活细活之分，但具体分工时不给分细活就可以了。这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社员群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分田单干以后，二领叔的劣势开始显现出来。那时候我的干爷爷已经去世多年，干奶奶年老体弱，大领叔分家另立门户，两个干姑也已先后嫁到外地。二领叔只会干粗活，地里耕耙摇耧播种，场里扬场打落起垛，他都干不上来，只能等大领叔干完再腾出手来帮他干。后来不少农户嫌种庄稼收入太低，都先后搞起大棚蔬菜或搞其他特种养殖种植业。二领叔仍然种着庄稼，麦稻两季。我们这里分田单干前好多年就实现了“吨粮田”，所以一年下来，虽然挣不了大钱，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农忙季节过去，人都闲在家里，很多人就出去寻点活干。没有家庭拖累的，就去南方打工，还有的去新疆拾棉花，一去几个月才回来。二领叔没出远门，就跟着建筑队干点粗活，比如和泥、搬砖之类。大工每天100元(2010年前后)，小工60元。二领叔属于小工，每天60元工钱，除去下雨阴天和停工，每个月差不多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如果日子就这样下去，二领叔也算有个着落了。但是，世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二领叔除了干粗活，细活是不能干的。这些倒不算什么，问题是二领叔不会做饭。为此，我的那个干奶奶很是发愁。一开始，干奶奶把希望寄托在大儿子身上，如果她去世，二领就可以跟哥哥或侄儿吃饭。反正他家里还有一些积蓄，不会白吃的。可是，大领叔的两个儿子都在很远的外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连大领叔也跟着去了。他的一个女儿也嫁的很远，很难来照顾这个叔叔。2000年前后，我们全家陆续迁到几十里之外的新城区，也难以顾及到他们了。那是2008年前后，已经八十多岁的干奶奶感觉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没有办法，只好开始慢慢教二领叔做饭。二领叔一辈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何时会做饭?他不愿意学，还说以后没人做饭吃就去敬老院。干奶奶气得不行，连骂他是“憨黃子”(苏北方言)，还说她死了，“憨黄子”连一年都不能撑，非饿死不可!

　　2010年7月，88岁的干奶奶突然病故。出殡那天，二领叔对我说，你在公社(乡下很多人至今还把乡镇政府称为公社，可能是习惯使然)干了那么多年，跟公社的干部熟，给他们说说，把我送敬老院去吧!

　　农村大包干前，我们村一直都是有敬老院的，分田单干后还存在好几年，后来因资金来源问题而停办。其实不光我们大队，我们公社所有村的敬老院都在分田单干后陆续关了门。公社敬老院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办起来的，当时公社办敬老院主要是做示范，办成一个不仅规范而且标准高的敬老单位，以方便各村学习效法。各村敬老院停办以后，公社敬老院没有停，一直办到现在。

　　干奶奶过世后，我专门去了当年我曾工作过的公社机关——现在的镇政府。当年的熟人已经不多，好在一个主要负责人当年曾跟我一起工作过。他答应帮忙，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镇敬老院只有20多个房间，全员住满只能容纳48位。现在全镇够养老条件的五保老人有500多，敬老院住不下，只能采取“缺一补一”的办法。就是说，死掉一个才能再安排进去一个。这位负责人说，只要缺员，就首先安排我的这个二领叔。

　　二领叔自从我干奶奶过世后，只好一边忙碌一边等待。他还是跟建筑队干小工，中午在建筑工地用餐。建筑工头烧汤做菜，民工自带干粮。经过干奶奶两年多的强制调教，那时候二领叔已经多少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了，比如烧稀饭，蒸馒头之类。但是，他烧稀饭时经常糊锅，馒头也蒸的半生不熟，甚至不像个馒头样儿。他还学会了拍黄瓜、糖拌番茄之类。生吃熟捣，慢慢熬着等待进镇敬老院。

　　可是，他还没等到镇敬老院缺员，自己却于干奶奶去世的第二年夏天突然去世，他的死与干奶奶相隔不到一年，果然应了干奶奶的那句话。

　　关于二领叔的死因，大家估计是饮食引起。他死时是夏天，天气炎热。他早晨做了很多稀饭，这也是他的习惯，以便晚上回来吃，省得再做。可是，等晚上回来，稀饭已经发馊变质。他又不懂，回来后又饥又渴，灌饱肚子就睡下了。第二天他没有去工地上班，邻居们感到很奇怪，大中午门还关着，也没有上锁。推开门一看，他已经躺在床上没气了。屋子里臭气熏天，满床都是粪便。

　　二领叔死了，我们都很伤心。当我把二领叔的死讯告诉在南京的儿子和女儿时，他们也都非常难过。

　　我们兄妹几个全都尽到晚辈责任，操劳好几天把他送下地。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很难受。我一直在想，如果他能进敬老院，绝不会死得这么早。因为他只有62周岁，搁城里才刚过退休年龄，辛苦一辈子，正该享受享受。另外，如果搁在人民公社时期，他也绝不会死得这么早。因为各村都有敬老院，绝不会把一个五保老人拒之门外。大队小队的干部也不会撒手不管不问，更不会让一个五保老人死得这么惨!

　　二十五、全民学雷锋

　　现在人们提起毛泽东时代学雷锋活动，不少年轻人都以为那是作秀。其实当年学雷锋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全民都在认真学，全民都在争着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真心实意的。

　　先说两件小事，以佐证当年学雷锋活动的普及和深入。

　　第一件发生在俺的邻居杨家。

　　杨家的男当家在徐州铁路上做饭，也就是现在的单位食堂大师傅。他有两个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大的7岁，小的只有5岁。我们村后是一座100多米高的小山，翻过中间山梁就是公社机关驻地。津浦铁路从公社机关驻地西侧通过。杨家的女当家在生产队干活，孩子交给奶奶看着。男当家的每周五下午回来，周一早晨再坐火车赶回去。他的两个孩子小时候很顽皮，每到周五就知道爸爸要回来了，而且还会带来很多好吃的，所以吃过早饭就朝火车站跑。孩子奶奶怕他们跑丢了，就一直跟在后面追。可是，奶奶是小脚，根本追不上。等追到火车站，两个孩子早已爬上火车去徐州找爸爸了。他们是小孩，坐火车不要票。再加上每天都是乘坐这班车，时间一长，列车长、乘务员都和两个孩子混熟了。他们也知道孩子的爸爸就在徐州铁路工作，都乐意把他们带过去，等下午再跟爸爸回来。他们哥儿俩上午坐车去徐州，下午坐车回家来，来来回回三年多，从没出现一丁点差错。那时候，任何人都敢把孩子交给不熟悉的列车员或解放军战士，只要告诉他们在那个车站有人接就行。今天这个社会环境，谁敢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随便交给陌生人?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们村通往小学的路上。

　　小学坐落在大队部驻地北边，距我们自然村大约二里路。我们大队一共五个自然村，除一年级之外，其他年级的孩子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孩子们在家吃过早饭或午饭，便结伴三三两两地去学校读书。那一天吃过早饭，村东头刘奶奶收拾一下准备看望女儿。她女儿婆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只要去就必须从学校门前经过。刘奶奶有一手做酱菜的好手艺，她晒的豆瓣酱远近闻名。女儿最喜欢吃她晒的豆瓣酱，这天去女儿家，她特地用瓷坛子装了满满一坛。才刚走出庄，就碰见一群去学校上学的二三年级小学生。他们一见刘奶奶拎着瓷坛子，看样子怪吃力，都跑过来要帮忙。刘奶奶怕他们碰坏了，连连摆手拒绝。谁知其中有两个孩子眼捷手快，早把坛子抢到了手。他们俩人手中正好有一根棍子，他们把棍子穿在瓷坛绳子上，一人一头抬着走。他们两个很高兴，因为学雷锋的机会被他们抢到了，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他们一边唱着，一边蹦蹦跳跳朝前跑，不多一会就来到两村中间的大石桥。大石桥上面铺着青石板，桥面有十几米长。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只顾高兴，瓷坛子晃来晃去就像打秋千似的。谁知他们肩上的棍子太细，一下闪断了。瓷坛子突然落在石板上，砰地一声裂成了几瓣，一坛子豆瓣酱全洒在了地上。两个孩子吓坏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其中一个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刘奶奶怕吓着孩子，尽管心疼，还是连连说没事没事。两个孩子仍然不敢动，既不敢去学校，也不敢回家。刘奶奶没法，只好先去学校向老师解释清楚，然后再回家向两个孩子的家长说明白。听说学校为此专门开展讨论：学雷锋要不要注意方法和效果。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要求同学们千万不能好心办坏事。这次大讨论让学生们大受教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先说这两件小事，就是想说明那个时候全民都在学雷锋，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没有谁去强迫，也没有谁去号召。那时候，老人倒地有人敢扶，碰见病人有人敢管，遇到坏事有人敢问，与今天的唯恐避之不及实在是天壤之别。

　　下面再来说说我曾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197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人跑到卫生室，说是村子北头路边躺着一个孩子，可能病了，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听后赶紧带着药箱朝村子北头跑。跑到跟前一看，这个孩子大约七八岁的样子，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正在发烧。他的上身穿着半截袖的褂子，下身是一个短裤，屁股底下全是带着酸腐臭味的大便，臭烘烘的引来苍蝇横飞。我初步判断，这个孩子极有可能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患的是急性肠胃炎。我对围观的人说，在这里不行，需要赶紧送卫生室去。孩子躺的地方正好临近生产队菜园，看园的董老三一听，二话没说，把孩子抱在怀里就朝卫生室方向跑。我那个时候才干赤脚医生不足二年，经验不多。但因为我们村是国家卫生部树立的卫生点，公社卫生院常年派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住在我们大队，帮我们开展农村环境卫生和防疫工作。这位医生有多年临床经验，他诊断后，同意我的判断，当即按照急性肠胃炎进行治疗。我把他抱到医务室的简易病床上，先给他挂水。大约下午5时左右，两瓶水挂完了，孩子的烧也退了，而且人也清醒过来。我问他家是哪个大队的，孩子看着我半天不说话。弄了半天我才发现，孩子原来是哑巴。晚饭时分，卫生室东隔壁的钟老五家，听说有个外地孩子生病住在卫生室，赶紧烧了一碗红糖面水，还卧了两个荷包蛋送过来。那时候，农村人治疗拉肚子多用土办法，就是烧面水加红糖然后再卧荷包蛋，一般不让拉肚子的病人吃油腻食物。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就陪着孩子睡在医务室。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大队副主任家。副主任董相仁分管文教卫生，学校医院都归他管。听了我的汇报，他说他马上就给公社打电话，让公社广播站赶紧广播一下，看看这个哑巴孩子是那个大队的，弄清了赶快给送过去。董主任办事效率很高，中午十二点，公社广播站就把我们收留哑巴孩子的事广播了出来。这一天，我们一直在医务室等待着，可直到晚上8点多也没有任何消息。小哑巴的腹泻已经止住，我让他住在医院里。医务室的另一个赤脚医生是位女同志，吃饭时干脆就把他带回家，吃饱饭再带回来。

　　听说我们医务室收留了一个小哑巴，结果来了很多好奇的人。知识青年小李见状忙说，她的一个同学懂哑语，把他请过来，就能弄清哑巴孩子的住址了。我一听很高兴，便请她帮忙。小李二话没说，推着自行车就去请她同学。她的同学也是知识青年，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另一个大队。这个大队距离我们大队十多里地，小李走后一个多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才和她同学一起赶回来。原来，她这个同学有个姐姐是徐州聋哑学校的老师，姐姐平时言传身教，所以他也学会不少哑语。可是，小李的这个同学来到后跟哑巴孩子比划了半天，硬是打听不出来他是哪个大队的。小李同学说，这个小哑巴没学过哑语，没办法沟通。这时我们才知道，哑语也不是生来就会的。

　　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了两天，一直没人前来认领孩子，大家都很着急。董主任说，会不会是其他公社的?我一听有道理，连忙说这需要跟其他公社联系一下。团支部书记小张(小张出嫁后，团支部书记才换成的杨德军)说，这事她来办。当天上午，小张去公社写了介绍信，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周围公社联系求援。她跑了一整天，直到晚上8点才回来。她说，她一共去了四个公社，四个公社的领导都答应立即开大喇叭广播。可是，又是一连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信息。哑巴孩子到底是哪里跑来的呢?

　　还是董主任经验丰富。他说，从孩子穿戴看，他不会是外地的。既然周围公社没有消息，会不会是徐州郊区来的呢?我一听，对呀，徐州郊区还有好几个公社呢!郊区距离我们公社最近的是奎山公社，其他三个郊区公社都在城区另一侧，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跨城跑这么远，小哑巴极有可能就住在奎山公社。

　　具体事情还是团支部书记小张跑的。她再次到公社写了介绍信，然后去郊区奎山公社联系。奎山公社驻地距我们村大约三十华里，小张办完事下午三点才赶回来。

　　事情真让董主任猜对了，哑巴孩子正是奎山公社三官庙村的。奎山公社的大喇叭一广播，孩子父母就听到了。此时，孩子已经失踪了7天，他们正急得要死要活的，到处奔波寻找。但他们始终以为孩子跑城里去了，所以一直在城里忙活。他们做梦都没有料到孩子会跑得那么远，而且会跑到遥远的乡下来。据孩子父母介绍，小哑巴跑出前跟弟弟争东西，被爸爸用鞋底打了几下屁股，结果就跑了。可能是又渴又饿吃下什么不洁食物，才病倒在我们村头的。

　　孩子父母万分感激，他们连连说，要不是这么多好心人，孩子恐怕早就没命了。除了感谢我们医务室的几个人，孩子父母还带着小哑巴分别跑到医务室东邻的钟老五家，跑到董主任家，跑到团支部书记小张家，跑到知识青年小李家，跑到看园的董老三家，向他们表示感谢。

　　事情过去了很久，小哑巴的父母还又一次专程来我们大队，向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表达谢意。

　　我一直在想，还是那个年代好，有那么多的热心人。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人都有一份爱心，人人都乐意帮助别人。那个年代，我们从没听说那个老人倒在地上没人敢扶，突然发病的倒在地上没人敢管。南京那个讹人徐老太，恐怕只有特色年代才会出现!

　　二十六、两战徐洪河

　　1970年冬季，17岁的我第一次参加扒河(农田水利工程)，从那以后，我先后参与的大型水利工程不下十次。那时候扒河全靠两个肩膀，200多斤的大筐一抬一冬天，一直干到1976年春季才结束抬大筐的历史。此后虽然还参加了几次，但已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作为其他身份参战的。前后参与的十多次水利工程，最难忘的是两期徐洪河大会战。

　　开挖徐洪河，是国家“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江苏境内的一部分，首期工程是1976年冬季开始的。那时毛主席刚逝世不久，所以这期工程带着非常浓厚的时代色彩。数十万民工从徐州所属各县浩浩荡荡开到泗洪，开展为期两个多月的大会战。在通往泗洪的公路上，各种车辆络绎不绝。车上绑着红旗，车身贴着大红标语，写着“继承毛主席遗志开展南水北调工程”、“化悲痛为力量大战徐洪河”等文字。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同，朝工地运送物资和民工的交通工具也大相径庭。条件好的用四轮或50拖拉机，条件差的用手扶，也有用马车、平板车运送的。我们大队是徐州市机械局下设的知青点，机械局领导非常热心，派来五辆大客车，把200多民工送到工地。又派来3辆解放牌大卡车，把各种物资也一次性运到泗洪县的金镇肖庄。肖庄是我们大队民工营的驻扎点，距离施工现场大约500米。整个水利工地绵延数十公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到处都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开挖徐洪河，实现南水北调”的巨幅标语。

　　那时候水利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地区和县统称指挥部，公社称工程团，大队称工程营，生产队则称工程连。红旗上一律落款写上某某工程团某某工程营某某工程连等。我这次也去了泗洪，但不是以民工身份参加。因为这次外出离家远，200多名民工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所以公社统一布置，要求每个大队必须去一名赤脚医生。我们大队医务室只有两人，另一位还是个妇女，所以只好让我跟队。另外，公社还要求每大队要有一人负责政工宣传，大队考虑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的，我去工地，可以宣传医疗一肩挑，能省掉一个人。

　　我之所以说两期徐洪河工程令我难以忘怀，是因为首期工程让我有两件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期工程则让我伤透了心。先说说首期工程的两个意外收获。

　　第一个收获，我在徐洪河工地认识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八十年代后期担任中国青年报报社副社长的樊永生，另一个则是后来享誉全国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

　　我们到达工地后，地县两级指挥部开会，要求负责政工的必须定时向指挥部汇报各种施工信息，每个星期至少还要向地县两级指挥部主办的《工地战报》撰写一篇稿件。也许是碰巧了，刚到工地的第一个星期，地县指挥部的《工地战报》就采用了我好几篇稿件，还刊载了我写的两首诗歌。就因为这两首诗歌，让我结识了樊永生。那天我刚进地区指挥部大门，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突然迎面走过来问：“你就是王继庭吗?”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叫樊永生，是地区团委筹建组的。这次来徐洪河工地，主要负责报道宣传。他说看了我的诗歌，写的还不错，就想跟我结识一下。我诚惶诚恐，一时不知说啥好。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会写诗，只是瞎写划而已。后来得知，他也很喜欢写诗，我认识他时，他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作品。自从跟他熟悉后，回到徐州我还经常去地委大院找他，每次都留我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聊，谈得很开心。我们主要谈写作，他还多次帮我修改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地区团委筹建组的，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妻兄担任《农民日报》副总编，通过他才知道樊永生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的副社长。我妻兄听说我和樊永生有交情，当即与他电话联系。没想到樊永生出差了，我们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也再也没有见到他。

　　结识的另一个人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她是樊永生介绍我们认识的。王安忆从上海下放皖北，后来到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这次到徐洪河工地，是随团慰问演出的。那时的王安忆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在文学界也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樊永生介绍她时，悄悄告诉我：王安忆是茹志娟的女儿。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名人之女。因为茹志鹃是全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我很早就读过的。王安忆回上海后，通过作品走向全国，名气比她母亲大多了。过去人家介绍王安忆，都说她是茹志鹃的女儿。现在人们介绍茹志鹃，恐怕都要说她是王安忆母亲的。后来我曾和王安忆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深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徐州日报社工作，有一次王安忆从北京回上海路过徐州，顺便下车看望自己的第二故乡。她应邀到徐州日报社做客，报社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中我说起当年徐洪河的见面，她想了半天没有印象，我也就没有再继续攀谈。后来我的一篇作品在上海获奖，颁奖大会上再次见到了她。鉴于上次经历，我没有主动套近乎，只象征性地跟她握了一下手。

　　首期徐洪河的第二个收获是发表了很多作品。两个多月里，我先后在地县两级《工地战报》上发表新诗30多首，其中有好几首就是经樊永生修改后发表的。另外还有三首新诗发表在《新华日报》钟山文学副刊上。这是我首次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很是兴奋了一回。

　　首期徐洪河会战，让我回味的东西很多。说实话，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干劲和热情非常高，那是让人终生难忘的。200多民工在徐洪河工地苦战70多天，直到大年二十八才回家。原定工期45天，最后竟拖延了将近1个月。工期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挖到4米深处遇到流沙。只要是扒过河的人都知道，水利施工最头疼的就是流沙。头天晚上刚疏浚好引水沟，第二天早晨就被流沙溢满，前功尽弃。流沙还容易引起塌方，不仅给施工带来极大难度，还容易出现事故。遇到流沙以后，各施工单位都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我们大队从后方运来600多根洋槐棒，像楔木桩一样，把洋槐棒砸进河道两侧，以固定河坡，防止塌方。

　　由于流沙的出现，工期大大延长。我们大队工程营原计划40天完成任务，结果干了72天。最早带工的大队副书记当年已经50岁，在工地硬是累出一场大病，最后只好中途换人接替。团支部书记杨德军是施工营副营长，也累得连饭都吃不下。最要命的是，由于工期延长，后勤供应出现了问题。此前所有物资都是一次性运送到工地的，现在蔬菜、米面即将用完，工程才进展一半。各施工单位都派人回家求援，要求加派民工，增加物资。我们大队米面还有一些，主要是副食品已用完，只剩下几百斤大白菜。扒河是很重的体力活，伙食太差不行。我曾陪着带工的副书记先后两次去泗洪县城采购，但是，又与这个很小的地方聚集数十万民工，又因为需求量太大，猪肉根本买不上。我们从县城买只回两口袋咸菜，对付了三顿早饭。其余几顿午饭和晚饭，都是煮大白菜。好在这种苦日子只有不到三天，后方就紧急把猪肉和大米白面送了过来。

　　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后方给予前方很大的支援。公社剧团和放映队多次来工地演出，各级领导也带着礼品到工地慰问。尽管工地因出现流沙而推迟工期，但大家的干劲很大，热情也很高。临近年关的时候，几乎所有施工单位都把民工分成三班，一天二十四小时，歇人不歇机(用手扶拖拉机头改制的爬坡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施工间隙过长给流沙带来蔓延机会，还可提高功效。各施工单位还召开诸葛亮会，研究讨论加快进度和对付流沙的办法。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各施工单位都动员全部力量投入一线，团营的主要干部都赶到工地与民工一起干。本来我是不参加施工的，最后也上了工地，光加夜班就去了五个晚上。

　　这次徐洪河大战历时两个多月，徐州地区出动民工数十万。当时徐州地区共有八县、200多公社、4000多个大队，每大队平均出动150名民工，民工总数至少在60万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数十万民工聚集在几十公里长的河道两侧数百个村庄里，两个多月里竟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刑事案件。只听说发生过盗窃案，逮住好几个小偷，但都是外地流窜作案，不是民工所为。更让现在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十万男青年在这里两个多月，竟没有发生一起强奸案或流氓骚扰案件。我觉得这主要与当时的军事化管理和教育有很大关系，各级施工单位都对民工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紧，跟部队一样，反复教育民工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民工与地方老百姓搞好关系，哪个单位出问题，由哪个单位的领导承担责任。各公社还要求民工营配备政工人员，除搞好宣传外，主要就是开展民工的思想教育。记得一次放电影，因为争位置两个施工营的民工发生争执，但争斗很快被制止。第二天，施工营主要负责人通过广播大喇叭做检讨，检讨录音在工地连续播放好几天，此后再没出现类似事件。

　　当然，工地上也不是风平浪静一点事没有。施工过程中因界墙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还是时有所见。但只要被上级领导发现，都会及时加以解决，以免矛盾扩大。其实，地县两级指挥部一开始就明文规定不允许单位之间留有界墙。但牵扯单位利益，界墙纠纷仍然或多或少的存在。我们公社就因界墙出现一次大事故。其中有两个大队之间历史上有矛盾，施工时互不相让，之间出现了界墙。团部领导曾出面协调，两个大队也都同意拆除，但还没等到拆就出事了。那天吃过午饭，两个民工靠在界墙向阳的一面休息。由于太阳光照射，原先冰冻的界墙开始融化，2米多高的界墙突然倒了下来，把两个人压在下面。大家干着急没办法，只好用钢丝绳捆住界墙顶端，然后开动爬坡机拉拽。没想到钢丝绳没栓牢，等到拉起1米多高时，钢丝绳突然滑脱，又重重倒下去。这一下比第一次更加致命，因为第一次是徐徐倒下的，这一次却是突然倒下来，其重量和压力可想而知。结果把界墙清理完后，其中一个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次事故发生后，各级施工单位亡羊补牢开展教育，此后再没出现过界墙纠纷。

　　当然，没有发生强奸流氓案件，并不等于没有任何男女私情事。水利工程结束后，有不少民工从驻地附近讨了老婆带回来。泗洪地区比我们这里落后一些，那里的女孩子很乐意到徐州来。当然这属于正常恋爱，别人不能干涉，也是无可指责的。

　　第二期徐洪河工程是1990年冬季实施的，与首期工程相隔了十四年。二期工程在我们徐州境内，距离我们村只有几十里路。当时我在镇党委办公室工作，也被抽调去工地指挥部，负责政工宣传。时过境迁，这次施工与首期大不相同了。二期施工时，农村早已实行分田单干，仅民工的抽调组建就成了大难题。人民公社时期都由大队生产队负责组织，按劳力排，排到谁谁去，任何人也不能推辞。现在不行了，地都分到户，必须按分地数量摊派民工。有的家庭棒劳力很多，但因土地少，只出一个工就可以了。有的家庭老弱妇残，劳力不足，只好花钱雇工。当地雇不上，就到外地去雇。还有的家庭跑运输搞建筑或办个体企业，也采取雇工办法。当然也有自认为身份高的人，腰包有钱又不想出力，也都采取雇工办法找替身。由于人员组织难度大，开工前一个月就召开动员会，直到开工时仍有好几个村没把民工组织好。开工后，因人员成分复杂，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当地人和外地人掺在一堆，也很容易产生矛盾和激化矛盾，打架斗殴的事层出不穷。团指挥部为此专门成立了治安保卫组，共12个人，派出所长亲自带队，还带来5个民警6个联防队员。我们指挥部一共40多人，为了解决矛盾，大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指挥部全体出动，就是为了制止打架斗殴等突发事件。有一次，某村民工之间打群架，我们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去制止，因为是晚上看不清楚，打斗双方都各持武器(铁锨铁镐等)，还有的用砖头石块攻击对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一块石头正好落在我的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为这，我躺在床上休养了十几天，至今也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强奸案、调戏妇女等流氓行为更是多次发生，其中一起轮奸案，四五个民工被抓。还有一个施工营干部白天不去工地，在家里与女房东通奸，结果被女房东丈夫抓住了，险些弄出人命来。

　　首期徐洪河工程，我们全公社有6000多民工住在几百里外的工地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派，更没成立什么治安保卫组织。我有时想，如果把那次远征放在今天，真不知会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来。现在群体事件那么多，老百姓的心都散了，真要出现群殴或打斗事件，场面失控，可是很难收场的啊!

　　二十七、工程员老梁

　　老梁的资格很老，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他就是我们公社的水利工程员，负责全公社20多个大队、180多个生产队的水利施工。人民公社时期，每年都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有时在本地，有时还要出远门去外地施工。因为毛主席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每年一到冬季，全国各地农村都把主要精力和人力投放在水利工程上。正因为如此，水利工程员这个工作才显得特别重要，其责任也显得非常重大。每年冬季即将到来之际，是水利工程员最紧张、最忙碌的阶段。施工前，他要提前做好施工方案的制订、工程规划的布局、工程工期的预测以及开支预算等。工程开始后要监督和掌握施工进度、竣工验收。工程结束后还要搞工程决算。老梁的业务能力很强，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领导对他也很信任。我认识老梁是从首期徐洪河工程开始的。那时候，他每天都要扛着标杆和镜子(一种测量工具)，在工地上来回“打点”。所谓“打点”就是用镜子测量高度，看看河道还需要再挖多深，堤坦堰坝的高度是否到位等等。竣工验收时也要“打点”，测量一下是否达标。他从工地经过时，很多人都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梁，来，给俺打打“点”。大家“老梁老梁”的喊，我也从此记住了这个叫老梁的人。

　　首期徐洪河工程结束的第二年，我被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负责全公社的会计辅导和统计。党委办公室与水利办公室门连门，我和老梁每天都能碰面。那时候，干群关系十分融洽，吃饭时书记主任跟大伙坐在一块，聚在防空洞上面的水泥台上，一边吃一边说笑，亲热的就像一家人。我到公社时还很年轻，只有20多岁，年近50的老梁理所当然地在我面前以长辈自居。他很热心，记性特好，算盘也打得非常熟练，而且能左右开弓。两个算盘放在一起，两只手一起动作，噼里啪啦，最后结果如果一致，就省得再复核了。我打算盘就是那时跟他学的，也能左右开弓。他在机关呆的时间长，阅历丰富，我们一起闲谈时，他总像长辈一般开导我：年轻人千万不要火气太盛，更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随便议论，也不要随意表态，等等。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觉得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好，所以也很感激。我一直在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人家毕竟一片好心嘛!

　　人民公社时期，水利部门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部门。因为各级政府每年都有水利工程。我至今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我们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至少有十多起。其中包括国家级的治淮工程、大运河疏浚工程，省级的南水北调工程、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市县级的有微山湖大堤修复、伊庄水库疏浚等。除上级大型工程外，公社、村、队三级也有自己的水利工程。公社的工程主要围绕开挖灌溉蓄水的大沟、中沟以及小型水库，村队两级则集中在河道疏浚、小沟开挖以及农田水利配套，如毛沟、腰沟、丰产沟等。

　　我印象里，老梁一直都是个大忙人，每天忙忙碌碌的。但是，只要他手头工作告一段落，办公室马上就挤满了人。他喜欢下象棋，很多人到他的办公室来都是找他下棋或观棋。说实话，老梁的棋艺一般，但他喜欢下。人们都说观棋不语真君子，其实乡村根本没有那么多讲究。观棋的人不仅喜欢指指点点，有的甚至越俎代庖，伸手替下棋人挪动棋子。也许是老梁脾气好的缘故，观棋的人都故意偏向他的对手，替他的对手支招。围观的人唧唧咋咋的，再好的脑子和棋艺也抵挡不住，最后的结果总是他输掉。这时大家都会嘻嘻哈哈让老梁请客。老梁也不在意，马上让食堂大师傅炒个菜，他再拿出一瓶酒，邀大家喝几口，落个大家高兴。

　　老梁50出头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个普普通通的水利工程员。他带出来的徒弟有好几个在当地任职或提拔到其他公社当了领导，他还呆在老地方，做一个普通的水利员。对此我感到非常奇怪，论业务能力，论实践经验，论资格，论水平，他都早该提拔了，可一直没有提起来。我从内心里为他感到不平屈。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直到1988年的夏天这个谜底才彻底解开。

　　1983年我被徐州日报借调做编采工作，1988年因工作需要再次回到老地方。走的时候叫人民公社，回来时公社已经改成镇了。回镇机关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档案。此前，档案都是办公室按永久、长期、短期等分类整理保管，统一存放在档案室里。1988年春天，上级指示所有档案一律整理后送交县档案局存放。怎么整理呢，就是将永久性的档案，包括人事、工资、职务、奖惩等原始材料，凡用圆珠笔、铅笔书写的，一律用碳素墨水笔重新誊抄一遍，并附在原件前面重新装订起来，然后报送县档案局。这项工作很复杂，也很费时，我们六七个人干了将近两个月才全部搞完。也就是这次档案整理，我才弄明白老梁一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的原因。

　　在人事档案里，我看到一份有关老梁的材料，其中包括两份检讨书、一份处分决定、一份上级批复。材料很多也很杂，这里实在没有必要全部抄下来，我干脆将这些材料综合归纳，按照自己的理解复原整个事情经过吧!

　　1953年秋季，老梁刚好20岁出头。不过那时他还不是“老梁”，而是名符其实的“小梁”。因为他解放前跟爷爷上过私塾，又会打算盘，就被县里组织的统购统销工作队抽调去了。工作队的驻地距离我们这里七八十里，小梁那时没结婚，平时不回家就住在单位。单位还有一位抽调上来名叫小燕(化名)的女孩，当年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人可能长得很受看，也很活泼。她和小梁相处长了，双方感到很能说得来，所以就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显得很亲密。当时小梁在家已经说了媳妇，本村的，但还没有结婚，也没定亲。不知怎么回事，小梁和小燕经常在一起的事传到家乡，他那个还没有定亲的媳妇突然找到工作队，大吵大闹，说是小燕破坏了她的婚姻。单位立即找小梁和小燕，要他们如实交代。他们两个都承认很喜欢对方，但只是在一起说说话，拉过一次手，其他并没干什么。领导很生气，你拉人家手干什么?赶紧写份检讨，让组织审查。小梁和小燕很听话，如实写了检讨，小梁还就整个事情经过写了一份详尽的材料。小梁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媳妇不依不饶，非要组织给个处理决定，并要求小梁跟她回家，不回家她就坐在单位不走。单位没办法，只好做出让小梁回家的处理意见。上级很快就给出批复：同意处理意见。最要命的是批复后面还加上了一句话：该同志作风不检点，不宜重用。

　　可能老梁自己并不知道，他的档案里至今还存放着他的检讨、单位处理意见和上级“不宜重用”的批复。就是这份档案，让老梁几十年窝在老地方，干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水利工程员。我为老梁感到委屈不平，觉得上级的批复有些太过分了。因为当年的小梁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他们两个只是拉了一下手。拉下手不要紧，结果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去年(2013年)夏天，一位朋友带我认识了市里某局局长李某。这个李局长40多岁，年富力强。据说他的背后很有背景，可以预见，今后肯定还会继续飞黄腾达。李局长很会来事，喜欢说笑，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他那天执意不让我们走，非要一起吃个便饭不可。说是便饭，其实很丰盛。他带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二十岁出头。一开始他说是他妹妹，是某中学的教师。可是喝着喝着，他突然站起来，让这个“妹妹”给我们敬酒，还说这是“您弟妹”的酒，不喝不行。在我们苏北，“弟妹”是指兄弟媳妇的意思。他这样一说我感到很奇怪，刚才还说是他“妹妹”，怎么一会就变成他老婆了呢?再说，他们年龄相差20岁，怎么可能呢?朋友见我发愣，用脚在下面踢了我一下。我立即回过神来，接过“弟妹”的酒一饮而尽。喝酒回来的路上，朋友说，你这是少见多怪吧，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什么弟妹?他的情人!相好的!

　　事情过去也就完了，没想到两个月后我们又见了面。这次他还像上次那么热情，非留我们吃饭不行。他还说，现在就打电话让您“弟妹”过来陪酒。我以为就是上次那个，可是到酒桌上一看，换了，这个比上次那个还年轻，恐怕还没有20岁，听她自我介绍，还是在校大学生。年龄虽小，说话却很老练，一句一个“大哥”，然后把酒敬上来。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去年底的一天，我在某朋友儿子的结婚典礼上，又见到了这位李局长，没想到他身边的女孩又换了，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一位朋友悄悄告诉我，这个李局长很色，他经常换女孩子，一年至少要换几个。李局长自己也把这个嗜好当成炫耀的资本。他曾多次公开说，玩几个女孩算啥，只要跟对了领导，政治上不出问题，这种屁事谁有工夫管?再说，女孩子都喜欢我，我又有啥办法?

　　说女孩子都喜欢他，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究竟图什么喜欢你?还不是看中了你手中的权力和腰包里的金钱。没有权力和金钱，女孩子理都不会理你!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好笑，老梁曾经因为拉了一下女孩手，结果被认定“作风不检点”，“不宜重用”地埋没了一辈子。现在倒好，玩女孩竟成了有权有势领导干部们的嗜好，而且大多数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且以此为荣。这种事过去比天大，不少干部因此被拿下。时代变了，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事了。现在的官员公开玩女人，公开养情人，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而且成了官场趋之若鹜的追求。官场上，权贵养情人包二奶已经不奇怪，没有情人二奶反而不正常了。

　　我再次为老梁感到委屈和不平!

　　二十八、陈光掌大印

　　“陈光”不是正式名字，是我们生产队社员陈洪生的外号。陈洪生小时生过秃疮，除了耳根附近还剩下不多几根头发外，整个脑瓜都秃光光的，所以大家都取笑喊他“陈光”。陈光的二弟也是秃子，人们给他取的外号叫“陈亮”。“陈光”、“陈亮”，顾名思义，就是“又光又亮”的意思。对待头上“少发无毛”之事，他们弟兄俩的态度完全不同。弟弟“陈亮”护得特别厉害，无论春夏秋冬，都把帽子严严实实盖在头皮上。他还最怕人家说他“秃”，更怕人家揭他的帽子取笑。有一回，缺心眼的二愣子杨大嘴跟他开玩笑，趁他不注意突然摘掉他的帽子，顺手扔进旁边的大塘。“陈亮”恼羞成怒，把杨大嘴按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此后好多年都不跟杨大嘴来往。“陈光”与弟弟“陈亮”大不一样，他对自己的秃脑瓜并不介意，谁喊都不急也不恼。有人故意在他面前说：“太阳落山黑灯瞎火怎么办?”他不仅不生气，还故意意把帽子摘下来，把头伸到人家的眼皮底下：“你看，电灯泡不来了吗!亮不亮?”人家说：“亮，真亮!”，他就很得意、很满足的样子，摇头晃脑，好像秃脑瓜是他骄傲的本钱。

　　“陈光”的年龄比我父亲大两岁，比我大26岁。我记事的时候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父亲和他平辈，喜欢跟他开玩笑，一见面就故意取笑：“大白天还开着灯干啥?”他的反应也特别快，马上接过话头：“我怕你瞎个熊眼看不着路啊!”尽管我父亲喜欢跟他开玩笑，却绝对不允许我们“犯上作乱”。我六七岁的时候，曾跟在人家后面大声喊“陈光”，父亲知道后，用鞋底在我的屁股上打了好几下，从此再也不敢喊了。父亲说，他是你大爷，“陈光”能是你乱喊的吗?

　　“陈光”虽然秃，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到过朝鲜。他家里有一个白色的搪瓷茶缸，上面印着“最可爱的人”几个大红字，这几个字印证着他的光荣历史。其实，他自己曾明确告诉大家，自己一枪一弹都没有打，才刚过鸭绿江仗就打完了。也就是说，他才过朝鲜边境，朝鲜战争就结束了。若干年后我曾采访过他，他说他参军后一直在炊事班，除了烧水做饭，啥事都没干。也可能是他谦虚，但他确实说不出什么英雄事迹出来。但是，他是在部队入的党，表现肯定不会太差。后来复员回家，成了我们生产队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之一。正因为他的党员身份，使他成了队委会成员，还是生产队的“掌印”人。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感到奇怪，他既然是个秃子，怎么会当兵去朝鲜呢?这点连我也搞不明白，也许当年参军不像后来把关那么严格吧!反正“陈光”参加志愿军入朝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曾出台相关文件，他也曾因此按月领取了好多年的生活补贴。

　　说起“大印”，有年岁的人一定会记得六十年代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叫《夺印》，后来还拍成了同名电影。这出戏反映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反映两个阶级阵营拼命争夺领导权的故事。其实，《夺印》里所说的“印”并不是真正的“印”，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古代官员赴任时都是携带大印的，大印就是身份证，丢了大印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夺印”，也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意思。

　　农村有没有“大印”呢?其实也是有的。所谓“大印”，其实就是“公章”。那时候农村一共分三级：公社、大队、小队(生产队)。公社、大队均有党政两个公章，即公社党委、社委两个章，大队党支部、队委两个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社、大队两级的社委会、队委会都统一改成了革委会。生产队虽然都有党小组，但党小组没有公章，只有生产队一个章。公社、大队一级的公章是圆的，生产队的公章则是椭圆形的。这些公章或“大印”一般都放在各级办公室抽屉里，由公社党委秘书、大队会计、生产队会计等人掌握。除了这些公章，生产队还有一个特制的木刻“大印”，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大印”。

　　这种木刻“大印”一般都是长方形的。长约40厘米，宽30厘米，上面刻有生产队名称或各种各样的图案，多为阳文(即文字为凸出来的那种)。“大印”的作用就是粮食入仓后加盖在粮食上面的，一般由政治上可靠、工作上认真的人来掌管。粮食收下来，需要晒干扬净，先送到公社粮管所交足公粮，然后再分配社员口粮，还要留足储备粮、机动粮和下年使用的种子粮。粮食入仓后，为防止潮湿发霉，要经常倒弄出来晒太阳出出风。每次出出进进之后，掌“大印”的人都要前来，把池子或折子里的粮食刮平，然后在上面分别盖上几颗“大印”。每次动粮食，掌印人都要携着大印过来，先查看粮食是否动过，经过他的认可后才能进出。进出后再重新加盖一回“大印”。掌印人没有什么特别报酬，因为需要经常开仓验粮，生产队一年补助掌印人300个工分，300个工分并不多，也就是象征性的。粮仓门锁共有两把，钥匙分别掌握在生产队长和保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想动粮食，生产队长、保管员、掌印人三人缺一不可。

　　掌印人一般由队委会指定，但“陈光”却是社员举手选出来的。社教运动开始那年，原来的掌印人突然病故，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掌印人。本来队委会指定谁干就可以了，结果一句玩笑话让“陈光”成了新的掌印人。我父亲那会还是生产队副队长，那天晚上开社员会，我父亲突然说，黑灯瞎火这会怎么开?“陈光”知道这是我父亲在取笑他，是冲他来的，立即站起来大声回应：不要紧，我来了。这一声喊把大家笑成一团。会场气氛如此热烈，队长也受到了感染。他说，咱们队需要一个新的掌印人，仓库没有灯，黑灯瞎火怎么办?“陈光”马上接着：不要紧，还有我呢!队长一听，那好，同意陈洪生掌大印的举手!刷，结果所有人都把手举起来了，全票通过。“陈光”掌“大印”就是这么来的。

　　“陈光”是党员，又是复员退伍军人，干事认真，由他掌“大印”大伙都信得过。但是，就是因为他太认真，结果把队长给得罪了。

　　那时候，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种类很多，如小麦、水稻、玉米、大豆、高粱等，有的生产队还有花生之类。粮食分储备粮、种子粮、机动粮。所谓“机动粮”，就是需要经常动的粮食，数量不多，最多也就是一两千斤。这些粮食一般用作招待之用。比如，农机站的机耕队下队耕地，公社放映队来村里放电影，收种之前请木匠、铁匠修理农机具，兽医前来给耕牛骡马等大牲畜看病等，这都需要招待一下。所以生产队都会留出一部分机动粮。因为机动粮经常要动，都是单放着的，多年都不曾盖大印。其实，这也就是生产队的一个“小金库”，由队委会掌握。说是队委会掌握，其实就是队长说了算。队长让保管员拿来钥匙，就可以把机动粮弄出去了。“陈光”对此并不知情，第一次盖大印时，他坚持把机动粮也盖上。队长很不高兴：多年都不盖，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陈光”不同意：粮食是集体的，也是大家的，管理好是咱们的责任。他们俩说着说着都动了气，就有些言差语错，最后竟顶了牛。队长一生气：这大印不用你管了，你交上来吧。“陈光”眼一瞪：你说啥?我是社员举手选举的!不让我干也行，那得再开社员会，举手把我选下来。队长气得干瞪眼，但拿他也没办法。因为队长知道，机动粮本身就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捅到社员会上，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他忍气吞声，只好让“陈光”在机动粮上面盖了大印。后来公社领导听说了这件事，特地在会上提出表扬，并要求全公社各生产队都要在机动粮上盖大印，以免个别生产队长从中牟私利。

　　“陈光”掌“大印”的第三年，还因为他的认真负责破获了一起盗窃案。

　　那年秋季多雨，天气潮湿。天晴后，生产队决定把仓库里的粮食倒腾出来晾晒一下。“陈光”来到后，仓库们已经打开。本来可以朝外倒腾粮食的，“陈光”却坚持要仔细查看一下。这一查不要紧，还真让他查出问题来。他发现粮折子内侧有些凹陷，断定这粮食已被人动过。队长一听就火了：你什么意思?“陈光”说，我也没说是你动的，你急什么?说着他跳上粮折子囤，用脚一踩，结果粮折子里凹下一个大坑。人们大吃一惊，赶紧仔细查看，最后才发现粮食真的被动了。我们生产队的仓库是六十年代初期建的，墙基用石头垒了半米高，上面都是用粘泥垛起来的。窃贼从土墙外面挖出一个内高外低的斜洞，用尖利的竹管插进仓库内折子里，粮食也就顺着竹管流出来了。通过过磅，粮食少了大约五百斤。生产队的粮食被盗，这在当时属于大案。公社派公安员前来，结果案子很快就破了。公安员分析，窃贼能把洞直接挖到通往有粮食的折子里，说明窃贼对仓库内部构造和放粮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最好笑的是，窃贼偷盗粮食时是用口袋扛的，没想到有一只口袋破了，粮食顺着破洞漏了出来，一直漏到窃贼家门口。窃贼作案的那天早晨，邻居起来放鸡，发现一大群鸡在路上寻找粮食吃。当时邻居还感到很奇怪，这路上怎么会有粮食呢?公安员破案时，社员反映了这一情况，结果顺藤摸瓜，窃贼很快就被抓住了。这个窃贼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好吃懒做的社员，为这事被判了好几年徒刑。这个社员平时就爱偷鸡摸狗，群众口碑也不好，最终被判刑也是他罪有应得。

　　“陈光”的认真负责受到了公社和大队的表彰，那一年还被公社党委评为优秀党员。但“陈光”和队长的关系一直都不好，队长曾几次想换掉他，但怕社员群众不同意才隐忍下来。七十年代初期，原来的队长因故被公社停职，我父亲代理生产队长。“陈光”就一直跟着我父亲继续掌大印，直到八十年代分田单干时为止。原来的队长被免职后，一直认为是“陈光”在后面捣的鬼。可我觉得陈光不是那种人，他喜欢直来直往，有意见就当面提，不是那种背后下黑手的人。队长可能真的是冤枉他了。

　　“陈光”病逝于2010年冬季，终年83岁。他病逝时我恰巧不在家，没能前去帮助操办他的葬礼，心里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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