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老农民》把不让养猪和家禽当作重点宣扬，这个过程一直到1978年.显然有违事实。就国家而言，一向只有鼓励和提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政策不允许。
所谓不让养母猪的问题是太不了解农村了，不是不让养而是有些农民不愿意养。在农村养过猪的人都知道，母猪是不容易养的。
第一是成功率低。一个母猪崽达小留成母猪，有一部分是不生育的。经常出现长到“克郎猪”的时候不得不做“绝育”。克郎猪是指断乳以后到育肥以前的去势猪,分为大、小两种.小克郎猪(小架子猪)是指断乳后到4个月龄以前的去势猪;大克郎猪(大架子猪〕是指6、8个月龄左右的去势猪。
第二是母猪吃的多，成本高。这点不用细说。
第三是母猪风险大。许多母猪虽然也能交配成功，产崽却不一样。好的一窝能产十几头，差的也仅几头，而且成活率低。如果一窝猪产的少了或者没有成活，就赔大了。猪孕期100天，哺乳期40-50天，所以一窝猪一般要消耗5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且母猪不是随时都能交配的，有的和小猪分开10天半个月就可能发情，有的几个月不见动静。猪崽的价格随行就市，遇到价格低的时候，赔的要比生猪多。
通常情况下留母猪是在小猪崽出窝时决定的。小猪崽上市前，除了留作母猪和种猪的以外，其它全部进行绝育手术。阉割后,猪长肉比较快,而且性情温顺。这个过程在笔者老家叫“骟猪”。有经验的小刀手拿着锋利的手术刀，把小猪崽踩在脚下，紧紧握住猪的睾丸，一刀破开睾丸皮，捏挤出一侧的睾丸，再在睾丸上划上一刀，睾丸便开了花，从包皮的刀口里滑出来，接着割断精脉线。此时的小猪撕心裂肺地叫。母猪是从大腿根剪出一些精卵线。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不让养母猪的话，那儿来的猪?岂不早绝种了。
“猪上炕”的情节在农村有。有时母猪生产天气不好，会把小猪放到热炕上，用被子盖上。不是因为不让养，而是对猪崽的保护。
国家从建国以来一直大力提倡养猪，各级还出台许多鼓励措施发展。“养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一头猪就是一个小银行”、“养猪要人均一头”、“养猪奖励工分”、“大力抓好猪饲料工作”等等各种口号贴的到外都是，还有招贴画，宣传养猪能手。
以前家庭人口多，做饭用的都是大铁锅。一般家庭吃过饭后的锅不涮，放进一些肤子、瓜干等或者杂菜熬。地瓜叶子和各种粮食藤蔓包括野菜都是好饲料。妇女、小孩经常挎着竹篮子,带着镰刀,到田边、山边采割野菜野草,称“打猪草”。许多社员收工回家的路上,有时也顺便采集野草野菜回去喂猪。
养猪是当时农村社员最重要的收入，主要是业余时间一星一点完成的，成本很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主要靠养猪。
说国家不让养猪纯是睁眼说瞎话。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指出“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应当以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放到承包单位和私人喂养，基本核算单位只能养少数才有利于生产。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现在正是大牲口配种的最好季节，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好配种工作，力争满怀，并且切实注意保护孕畜。”
195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中共中央1959年10月31日转发了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和发展畜牧业的一系列指示，要求“把养猪业摆到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这封信指的是毛主席关于养猪问题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要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如果能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的来源就解决了。”毛泽东“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的最高指示就来源于这封信。
《前线》1961年21期发表文章《认真贯彻政策,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在不影响集体劳动的前提下，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饲养少量的猪、羊和家禽，培育好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木，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小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公社和生产队现有的养猪场，应该继续保持和发展，但是，绝对不许采取向生产小队、食堂和社员个人征调猪、羊和家禽的办法，来发展公社和生产队的养猪场、养鸡场。社员家庭积肥，交队使用的，应该按质论价，付给报酬。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
中发[1962]49号《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农村里，应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组织集市贸易，便利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交换和调剂自己生产的商品，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
1962年9月27日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该容许他们串乡经营。”
中共中央1972第44号文件，转发了“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关于收集粮食加工下脚料和泔水支援农村养猪的通知”。
《畜牧与饲料科学》 1973年03期《大力发展养猪事业》
《农业科技通讯》1974年12期文章《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基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社养猪业不断发展,一九七O年六月全社实现“一人一猪’。一九七二年以来,在连续两年遭灾的情况下,我们以毛主席的有关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为指针,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不断总结经验,揭露矛盾,坚持斗争,坚持前进,进一步巩固发展了“一人一猪”。连年受灾,粮食、猪只、贡献三不减。一九七三年底,猪只饲养量达到一万四千六百头,平均每户六点九头,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八倍多。”
中发 [1975]20号《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此件发至生产大队)
对于不许私自屠宰生猪的问题在农村并不绝对。城市有肉联厂，农村有食品站。这里供应的猪肉凭票，价格执行的是国家统一价格(0.75元一斤)。集市上销售的猪肉一般要贵一毛钱左右。逢年过节的时候，村里一般要杀几头猪供应社员，价格一般在0.65元一斤。当时农民最喜欢的是猪头，无论是食品站还是私人宰杀，买猪头要凭关系。因为猪头便宜，一般是0.32元一斤。一个猪头一家人过个春节就够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是有机农业，农村施肥的主要来源是养猪的粪便。离开了养猪积肥，农作物难道不施肥就能产出粮食?
当时农村施肥有几个来源。
一是养猪集肥。猪都养在猪圈里，头上是猪窝。猪窝下面是粪坑，经常向里面填土，时间长了就沤成了肥。这些肥由生产队按时挖出，各家捣碎后按量计算工分。(这个情况有的地方不是这样。记得部队拉练时在安徽农村看到有的家庭养猪是拴在门口，还当个新奇事写信告诉家里。)
二是人粪尿。每家的厕所只要满了就告诉队里，由队里负责挑出。夏天一般和上杂草和土沤起来，发酵后施到地里。冬天挑到地里用土搅拌成堆，开春后撒到地里。
三是火炕灰。胶东半岛家家都有火炕，是用土和麦草做成坯子垒起来的。一般不超过两年必须打炕，一者是成肥，二者清理内部的积灰。这些打下的炕灰是农田非常好的肥料，含钾量高。
农村尤其是山区许多劳累都在施肥上。这些土杂肥要送到地里，靠的是车推肩挑。
笔者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向山上挑人烘尿。当时的桶是用泥烧出来的水桶，一碰就碎。满满两桶挑到山上，路上要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会碰碎了。要多累有多累。
不许家庭养猪确实存在过。大跃进吃食堂时，家家户户过“共产主义”。不是不让养，而是没有条件养猪。那个时间很短，是制度改变的因素。如果说到1978年仍然不让养猪，就成笑话了。
其实农民最受压迫的是上世纪八到九十年代。
众所周知，2000年3月，担任过乡书记的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过一封信。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信中提出的“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他提出“刹住浮夸风、减轻农民负担、严治腐败、制订切合实际的农村政策”在后天看来是多么正确。然而这样一位有农村经验的干部后来并没有得到重用，当年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
要写农民，绝对不能遗漏这一历史时期。当时的农村“三乱”可以说登峰造极，苦不堪言，时间长达二十年。而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国家当时的政策，直到今天农民只要提及，几乎没有一个不骂娘的。
《老农民》中描述的农村不准养猪不知道说的是那儿，至少他剧中的场景笔者的老家没有这个问题。
难道又是安徽小岗村?20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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