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第四版，1946年3月17-18日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争，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在暴敌侵凌下所显现出的光荣和骄傲。但由于过去战争环境的限制及日寇的封锁，国人对联军的英勇斗争很少知道。为此，记者特远道往访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将军及其部下老游击队员数十人，经半月以上的访问详谈，就所得材料将中共及抗日联军十四年在东北的斗争史实，略述如下：
一、抗日运动的萌芽与旧抗日军的瓦解
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地下党的工作。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寇毫不费力的掠夺了满洲，一个空前的民族灾难首先降临于东北的时候，中共即开始在辽宁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首先，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城市工矿区组织了数万工人的抗日救国运动，但很快的均被日寇多门师团以武力镇压下去了。其领导人物如杨美奎(中共党员)等许多重要干部，多遭逮捕惨杀。以后东北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移至北满，在日寇未到或统治薄弱之处，不论城市和乡村，都广泛组织了各种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活动。其中尤以哈尔滨之学生运动作用最大。哈尔滨之工业大学、第四中学、法政学校以及永吉之吉林师范等校，多数学生均卷入爱国运动，且在运动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王光宇、陈名亚、唐尧仆等。
在这一时期中，虽然国民党正在进行“剿共”内战，但中共东北组织以国家民族为重，指示全党同志，组织群众爱国运动，武装反抗日本。但当时在一部分人(特别是上层分子)的心目中，还相当普遍的存在着希望南京政府出兵及国联调查团会武装干涉日本的幻想，因此阻碍了运动向前开展。为此中共东北组织特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向群众宣传，指出：东北人民唯一的出路，不是指望国民党和国联，而是自动组织起来，普遍发动游击战争，不怕开始是无组织的，散漫的，但在斗争中却会逐渐团结统一，增强其战斗力量。这些主张曾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别在东满、北满地带及延边高丽人民中，无不踊跃响应，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者络绎不绝。
当时在东北还有一部分抗日的旧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冯占海等部，以及丁超的二十八旅、李杜的二十一旅、被赵芷杏遗弃的十九旅以及苏炳文、宫长海、李海青、王德林、姚振山等，这些旧军队将领虽然怀抱着不同的动机，且内部斗争激烈，部队脱离群众，但当时却都起着抗日的作用。对于他们，中共当时是采取了团结帮助政策，一方面动员爱国的青年学生成立义勇军，大批的充实其力量;一方面又派自己有力的干部去帮助他们，如在中东铁路东线和南线的帮助自卫军，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发动工人响应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等;在辽西、热河一带中共更派遣张寿篯等同志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抗日军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党员到处为抗日军奔走呼号，帮助抗日军做参谋，做幕僚，甚至当兵;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比比皆是。周保中同志，先在自卫军担任宣传指导工作，后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刘铁钢同志(留比学生)任自卫军杨耀军部参谋长，杨靖宇同志在吉海、沈海线一带活动，冯仲云同志奔走沈海线组织民众自卫军。在松花江下游，在乌苏里江左岸，在宝庆饶河附近，中共优秀干部很多都参加了抗日自卫军。
这时，中共曾多次向抗日军将领建议，希望他们一方面要团结联合，一方面要各自为战，建立长久的根据地，但在军政策划上要力求互助策应，要建立一定的联合组织，对内要肃清内部奸细及投机分子，严肃军队纪律，对外要吸收各阶层爱国分子参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到武装与人民结合。在战场上，主张没收汉奸财产，为了顾及民众生活，不能立即实行军费征发，各党各派不要受南京政府扩大内战的影响，要互相帮助，一致抗日。但可惜的是中共这些爱国主张未能为旧抗日军将领所全部接受，特别是吉林的自卫军、马占山的抗日军、辽宁民众自卫军等，均过分带有旧军队的封建色彩，与群众脱离甚远，只是依靠单纯的军事，加之他们内部派系复杂，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因此使敌人奸细有隙可乘，预先埋伏了毁灭的危机。
当时敌人在东北的兵力，已从一个师团增至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开始由南满向北满活动，并在吉林利用张海鹏，在北满利用张景惠，在辽宁利用于芷山等汉奸充当先锋，更布置大批特务奸细到抗日军中充作内应(其最著名者如王子佑、李华生、刘占奎等)一步步的向北满压迫。潭江一战，马占山部溃败，影响所及，旧抗日军军心涣散，很快的，丁超、李桂等部即从哈尔滨仓皇撤退。三二年底，辽宁民众自卫军在东南满也受到严重打击，唐聚五、王邵文等部相继瓦解，唐、王均单身逃入关内。
这时，吉林东部王德林的救国军，由于周保中，胡泽民、李延禄等同志的帮助，能容纳爱国群众，接受中共主张，遂得到大大发展。但不幸由于内部派系分裂的影响和日寇奸细的挑拨，自卫军与救国军竟发生了意见分歧及军事上的冲突摩擦，当时周保中同志在救国军中任参谋长之职，在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下，曾极力从中调解，团结两军。在他的斡旋下，李社、王德林、吴义成及一些进步人士听从了他的主张，调整了内部纠纷，并开始建立了联合军总司令部，以丁超为总司令，王德林、李社副之，周保中同志担任总参谋长，共同制定了统一的作战计划。
但是纠纷虽已解决，武装冲突虽已避免，日本帝国主义从内部分裂抗日军的计划却并未从此结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敌寇一路从哈尔滨、珠河向东侵进，另一路从方正、依兰侵进，自卫军与救国军都遭受截击而先后瓦解，丁超投降，李杜、王德林、孔宪荣率万余人逃往苏联。此时在西面，官长海、冯占海、李海青、田霖等部，也受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意志涣散，士无斗志，在松花江边中了日寇的奸计，榆树一战，四五万人都被消灭，仅冯率三千余人败走热河。吴义成在汪清、东宁间见势不妥，亦发生动摇，准备继王、李、孔之后逃之夭夭。
至此，这些东北旧抗日军遂大部瓦解，只有中共吉东党组织，以周保中同志为首，积极主张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坚决抗日到底。
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与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
一九三三年夏至三四年初，旧的抗日军将领虽死降逃散，但抗日武装却并未消灭。其中大部分溃散为零星部队，各自为战，有的且以胡子、山林队等形式反抗日寇，如长江好、天下来、老双胜、平南洋、东双胜、三江好、小白龙等。这时许多没有武装的群众，亦纷纷加入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继续抗日。这时，抗日重心是在吉林东部松花江下游一带。在镜泊湖，以周保中同志为骨干组成了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救国军以吴义成为司令，周任总参谋长，下率姚司令振山、柴司令世荣等九路(李延禄同志独编一抗日游击军)，并动员了大批爱国青年及共产党优秀干部充实救国军的骨干。救国军以额穆、安图为根据地，军队有组织的向沈海吉海一带挺进。
与此同时，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尚有下列各地人民游击队的出现：
(一)巴彦游击队：为中共北满党于三二年派出之干部所组织，以张聘扬(平大学生)等为首，数目达五、六千人，在巴彦一带与日军作战。
(二)饶河游击队：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以崔石泉(韩人〉、李学福、张景楷、李斗文为首，在富锦、宾清、佳木斯一带进行活动。
(三)磐石游击队：在杨靖宇同志直接领导下，以中韩工农为基础。
(四)珠河游击队：在哈尔滨东，以李启东(韩人，云南讲武堂十七期步兵科毕业)、赵尚志等人为首，在中共北满省委及珠河县委帮助动员下组成。
(五)东南满联合游击队：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王德泰等人为首，为中韩人民联合抗日游击队。
(六)宁安游击队：以张建东，于洪仁等为首，在吉东宁安县委领导下组成，先为抗日农民义勇队，后改为宁安游击队。
(七)汤原游击队：以夏云阶、戴鸿宾为首，在中共地方党帮助下成立。
(八)海伦游击队：由中共海伦地方党直接领导组成，力量不大。
(九)密山游击队：在中共密山县委直接领导组成。
这时抗日运动的特点，从军队方面来说，有下列三种形态：第一是人民的军队，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依靠群众，以爱国知识分子及工农分子为基础，如上述各地之游击队，他们武装虽坏，但战斗力很强，因此他们能给日寇很大的打击。
第二种是旧军队，如自卫军，救国军以及和土匪山林队合流组成的抗日义勇军等。当时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田霖、阎孝直(飞云龙)、李华堂、王荫武等部队。这些部队的特点，是违反群众利益，内部派系复杂、军中容纳奸细，且作战大都表现消极。
第三种是救国军姚振山及柴世荣等的部队，其素质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合计以上三种军队，其总数不下二十五万——三十万人。虽然当时在满洲的日军已由三个师团增至六个师团，二十个左右的守备队，以及两三个步骑混成旅。但就全局观之，抗日军给日寇的打击较诸过去更加有效。如在敌人修吉会路时，曾用重兵步步为营，掩护修筑，而掩护部队却经常受到游击队的歼灭打击。中东路线由于抗日军的截击，交通几乎成停顿状态。此外吉敦线的列车、松花江的航运亦经常不断在抗日军的打击威胁之中，日寇所占各城市、据点，其情形亦无不如是。敌满洲驻军如板垣、清水等师团没有一个不曾受过游击队的打击。一九三四年的满东日报，曾根据日寇自己统计，日寇官兵在这一年“讨伐”中战死负伤者，达五万人以上，实际尚不止此数。
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以自己的武装积极行动，成为打击日寇的模范和主力，在政治⊥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所有的抗日武装，如南满在杨靖宇、魏拱名(注：应为魏拯民)等同志领导下，把各种部队集中起来，改编为抗日人民革命第一军，他们进出于通化、临江、长白等地，并曾占领濛江、抚松地区。在东满以童长荣、王德泰、陈翰章、王润成为首，编成抗日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他们占领了东边四县，进出敦化、额穆。在吉东，以周保中、张建东、柴世荣为首，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包括吴义成、孔宪荣、姚振山的救国军及宁安、吉东游击队)，经常出袭宁安、牡丹江、穆棱、苇河一带，并曾占领绥芬河。在珠河一带，以赵尚志、张寿篯、冯仲云为首，组织了抗日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建立松花江沿岸之联军司令部，包括珠河、汤原、依兰、通河、方正等地。以李延禄等为首的第四军也成立起来了。一时军威大振。
三、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
三五年春在中共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了，全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辖十一军。第一军为杨靖宇，第二军为王德泰、魏拱名，第三军为赵尚志、李兆麟(即张寿篯)，第四军为李延禄，第五军为周保中、柴世荣，第六军为夏云阶、戴鸿宾，第七军为李学福，第八军为谢文东，第九军为李华堂，第十军为王亚臣、苏安仁(注：应为汪雅臣、张忠喜，第十军正副军长，1941年1月30日同时牺牲)，第十一军为祁致中。
以上各军，以一军、二军、三军、五军等为其中之基干部队，成份最纯，作战力最强。改编后，军队中建立了各种制度，如教育、供给、政治工作等，在军事上更划分了作战地区，配合活动。
由于联军的统一和巩固遂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注意，立即于满洲增兵至三十万之众，不断的向联军进行“讨伐”。此时联军除坚持反“讨伐”战争外，也加强了对日满军的政治攻势，很多日军因受中共反法西斯以及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鼓动，不仅爱看联军的报纸传单，而且发生了同情抗日联军的行动。如宁安日军七十八名，秘密逃向哈头沟去，经农民廖老头的关系，要转投抗日联军第二军，后因迷失路途，无人引导，不得已又转回宁安，被宪兵捕获处死。又如东城日兵三人，曾把讨伐队的子弹装满一汽车，偷偷地开往联军阵地，连车带子弹转送给了第五军，并留下一封热情的信。
在我政治攻势下，伪满军反正哗变的事也曾屡屡发生。如号称伪军战斗力最强的李寿山的《靖安军》，在辽东作战受到杨靖宇部一次严重打击，及政治宣传后，发生了大批的杀死日本军官哗变反正的事情，后该部开至吉东一带，与二、五军作战，因在我政治宣传下，又有大批官兵在军官吴刚、杨德仁的领导下，投降过来。至此，日寇急将其调回，并将残余三千人全部缴械，重新改编。其它警备旅及地方警察队等，由于联军兵威，亦多畏惧作战敷衍了事，从此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的力量的强大。
为了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敌人曾由南而北，由西而东进行了无数次“扫荡”，并严密防范从长春到延吉一线，企图把南北满抗日运动截然分开，还在群众中采取残酷的烧杀政策和归大屯、保甲制、连坐法等统治。同时，又派遣大批特务到游击区和抗日联军内部来，到处破坏，并在中韩人民杂处之地，挑拨民族感情，企图使中韩军民互相冲突。但这些阴谋诡计，很快的都被东北联军团结有组织的群众揭露粉碎了。
四、抗日联军的辉煌战绩
一九三六——三七年是东北抗日运动高潮的时期，中共除坚持与扩大东北的抗日运动外，并与关内爱国人士取得联系。联军曾特派张健东、李延禄代表东北抗日军民到京沪平津各地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出兵援助东北，虽未获实际效果，但扩大了联军的影响，兴奋了祖国的人心，一时长江下游各界如马相伯等爱国人士，及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诸将军多解囊相助;张学良将军亦再三派遣自己的代表信使往还，表示国仇家难誓死雪洗。西安事变前后，联军复派代表奔走呼吁，援助平津学运，支持绥远战争，并数次通电，主张全国抗战，指出东北地位的重要。三七年上半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按照南满、东满、北满三地区划分军区，改抗日联军十一军为三路指挥，第一路总指挥为杨靖宇，魏拱名同志为政治委员，其基本部队活动于南满及朝鲜北部;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同志，其部队以五军柴世荣军为主干，包括四、七、八、十、十一(注：十一军归属三路军编制)各军，活动于东满，直达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左岸;第三路军总指挥为张寿篯同志，政治委员为冯仲云同志，其部队包括三、六、九军(那时夏云阶同志已战死)，活动于北满。各路军都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及良好的军民关系，办学校，出报纸，组织群众，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抗日高潮。
同年，东满和北满地方人民政府成立，直接与日伪满政府对峙，一时在人民政府领导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中，遍插起抗日的旗帜。群众高唱抗日歌曲，处处欢迎抗日联军。许多敌占区的居民亦多受此影响，偷偷搬来。每遇敌人“讨伐”时，群众即组织自卫军，担任通讯、担架、侦察、警戒等工作，甚至抬着土枪，配合联军作战，宣誓要死守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运动的顶点，也是联军所谓“骑大马过大山”的顺利时代。
七七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更加积极活动以打击敌人、以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攻城夺寨、破坏交通，到处袭击敌铁路据点。在南满，杨靖宇部展开攻势，由东而西而南，曾几度进出南满线，威震朝鲜，消灭日军守备队甚多。在东满，沿镜泊湖岸及汪清、延吉、敦化间，第二军陈翰章部予敌人打击尤重。此外，由于全国抗战的影响及在联军的号召与攻势下，伪满军普遍动摇，首先有宁安警察大队李景文(注：应为李文彬)部全部反正，投降了第五军，且在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屡次给日寇部队以极大的打击。接着满军三十八团大批发生叛变，投降第六军。号称满伪军精锐的二十九团赫奎武部，亦在其部下杀死了日本军官十余人后，全部投降于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一时影响所及，反正抗日之举不绝。
五、艰苦奋斗的时期
一九三八年开始，日寇在满洲增兵至四十万——五十万，不断的向联军“讨伐”，企图消灭其心腹大患。三八年至三九年间战争异常激烈，各地联军均遭受重大损失。南满杨靖宇部在击溃日满军精锐三十四、三十二两团，斩俘数千人，冲击了日寇一个军管区兵力的包围，杀开了八道帐篷之后，终于在敌人重兵追袭下不得不向东北东部山林撤退。临行时根据地群众扶老携幼，迤逦随行，声言愿和抗日联军同生同死，不愿再受日寇的压迫。
北满、东满情况更加严重，日寇企图用计诱引联军部队齐集下江(松花江)，好一网打尽，结果被我识破，未能得逞。此时日寇所到之处，极力破坏游击区，不惜用毒辣手段将与抗日联军有关系的群众尽行杀光。以抚远(注：应为抚松)一县为例，该县植人参的散户五、六千家全被残杀。沿辽吉边区长白山麓之牡丹岭、老松岭，沿牡丹江两岸，及乌苏里江左岸，所有山边村落，山中的猎户，全部被日寇驱杀殆尽。以伪三江省而言，过去人烟熙攘，居民热心抗日，日寇称之为“共产党的乐园”，烧杀过后，早已是一片荒凉了。
此外敌人更厉行“集团部落”和保甲连坐政策，将山沟森林中的零星居民全部集中起来，深沟高垒，以日寇正规军为主，屯田兵为辅，还有准备队与特务警察，把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完全断绝了。
这是东北抗战最困难的叫期。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时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砍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的在雪地上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腿骨痛时，火堆又成了他们的医生。有时候在倾盆大雨中，地下江成水滩，他们便在水中垒起断木，冒着雨，穿着湿衣睡在上面。这情形曾一连半月以上。没有粮食吃，他们便抢夺敌人的牛马或以草根树叶为食。因为每吃一顿饭，都必须以血肉和生命来换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脱下自己脚上的靴煮食。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的事是极平常的。有时候他们因为饥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很多人跌在地下就不会再起来，哨兵必须倚着树身站岗。一根稍粗的断木他们不用很大的气力就不能跨过。一到冬天，风雪寒冷的威胁在丛山密林中更加严重，大雪常深达腰际，偶一不慎，便会被风雪掩埋起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拿出来就即刻冻白，一离开枪栓手指就会粘下一层皮来。
这时候，虽有许多群众冒险于夜间组织运输队以粮食、布匹、食盐、火柴等物供给联军或将粮食留在地垄里，上面盖以土雪，任联军挖食，但十有八九都遭日寇惨害。以致联军冻死饿死者为数极众。
然而联军并不因此气馁，他们仍然没有一天不行军作战，没有一天不设法打击日寇。群众也并不因此屈服，仍然结群集伙，纷纷参加联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和敌人奋战，至死不屈。
六、周保中同志独撑危局
一九三九年，满洲日军增加至七十万之众，以四十万用来“讨伐”抗日联军，战争达到空前频繁与残酷的阶段。马屁盔山、莲花泡诸役，联军伤亡数以千计。三九年五月，王德泰在南满桦甸大蒲财河战死(注：王德泰已于1936年牺牲)。接着杨靖宇同志亦于四○年二月二十日(注：应为二月二十三日)在濛江殉国。他的战友魏拱名、周旭杰、曹亚范等亦相继牺牲。一时抗日联军将领及中共省委县委以下优秀干部牺牲者甚多，大部分部队亦多被日寇击溃，那时候邓铁梅及王亚臣已被击溃，李延平、王光宇双双战死于北满松花江一带。于九江亦告兵败。(注：于九江实为策划叛变被处决)而一部分民族败类如谢文东、李华堂等却在严重的考验下，在一九三九年春先后投降敌人。此时中共鉴于形势的严重，乃一面改组党及群众组织，埋藏起来，进行潜伏活动，一面极力将军队加以整编，西部以金日成、陈翰章、陈名亚为中心，依据敦化、王爷岭及镜泊湖以西地带进行长期苦战。东部以柴世荣、王汝起、张镇华、黄玉清为中心，在牡丹江、宁古塔及松花江下游地区活动。另一部崔石泉、季清江(注：应为季青)、李文彬等部，继续在乌苏里江左岸依据完达山脉，分头活动。其中王效明部直达江边，截船攻岛，给日寇运输及捕鱼等小队很大打击，一时插着抗日红旗的船只曾沿乌苏里江欢唱行驶。
此外，完全出敌意料之外，联军北满第三路军在张寿篯(李兆麟)、戴鸿宾等领导下，突入黑龙江平原，切断滨通线(哈尔滨至通化)，攻占克山、拜泉，进入三肇地带(肇泉、肇源、肇州)，引起敌伪很大惊慌。当时哈尔滨伪满航空学校三百余名学生，激于义愤，群起暴动，向肇泉移动，准备参加抗日联军，但不幸为敌寇追击，于中途全部消灭。以上这些活动，都以中共吉东省委为中心，以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同志及其战友柴世荣、崔石泉、张寿篯、冯仲云等同志共同支持，因此敌人对周恨之入骨，到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并且曾宣布：如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且曾直接下战书给周将军，其中称：“周保中将军，你若真是英雄，请摆开队伍来打，不要老是偷偷摸摸的袭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于四一年冬在满洲增兵达百万，同时关内正面战场日趋消沉，使日寇便于集中军力进攻抗日联军，企图消灭共产党。此时情况更加严重，抗日联军弹尽粮绝，日以菌类野草觅食。群众完全被隔绝，数十天不见一人，即令偶尔见到一两个山中猎人或伐木的樵夫，亦大多数是被敌人训练的特务奸细，一见到联军人少，则加以戕害，人多就跑去报告日寇。平时联军行动为了避免敌人寻迹追击，需要消灭雪迹，广设疑路，以迷惑敌人。战争之苦实出人难想之外。许多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死于敌人的枪弹，即死于冻饿。最后，迫不得已，在周保中同志领导下，不得不分散军队，组织极秘密的游击队，依据完达山脉，奔板子岭与北满东西兴安岭，进行游击活动，非到有利的条件下不袭击敌人。如遇敌人大部队来袭时，或隐蔽于密林中，或作数百里的大转移，以保存仅余的部队及各部妇孺病弱同志。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最难支持的时代，但在周保中同志坚贞忠勇至死不屈的意志下，终于支持下来了。在此期间，部队中由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及铁的纪律，从未有过叛变者。他们很久以来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党断绝了联系，完全是孤军苦战，因此敌人曾绘了这样一幅漫画讽刺他们：画中画抗日联军站在一棵大树上，下面是“皇军”，在砍树，树已经倾斜，眼看抗日联军就会掉下来。敌人企图以此来动摇联军的军心，但是，联军同志们看过后，都气愤愤的说：“现在无论如何不会掉下来，下来的时候还在将来，那时候不是从树上掉下来，而是从上面跳下来，歼灭你们!”
一九四三、四四年，抗日联军的分散部队曾在绥化、东兴、庆城等地出没无常，不断给日军以打击，并破坏其军事设备。东部王效明、姜信泰、刘雁来所部，在松花江下游秘密活动，并以小部进出牡丹江、西苇河、宁安、敦化一带。金日成部亦有计划的分布到辽吉边区地带及延边北部。在哈尔滨附近，联军农民将领王名顺部始终坚持对敌斗争，至死不屈。他们只能作三五人的小组活动，然每到一处必袭击车站，破坏交通，尽力恢复东北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坚定人民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并以实际活动告诉敌伪：无论如何艰苦牺牲，东北抗日联军是消灭不了的。
七、东北抗日联军的复起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满洲形势突起变化，全东北各地分散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周保中早日准备计划下，到处蜂起，在日寇各条战线后方打击敌人，搜剿残败敌伪军，协助红军作战，并于苏军占领区协助维持秩序，领导人民进行民主运动。联军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经过干锤百炼而培养出来的一批干部，已均在群众热烈欢呼下出发至东北各地参加工作。现在东北抗日联军已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分布于东满、北满各地，部队总数已达十五万人。目前已和在关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原东北军张学诗、吕正操、万毅等部及热辽的八路军合组成将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准备为争取东北人民的民主自由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附文1：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周保中
本文原载《星火燎原》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985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周保中文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英勇地坚持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斗争，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按照毛泽东思想加以系统地总结，这里仅是个人一些粗略的回忆。
一
旧中国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是："关东有四宝，高梁、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东北真是个富庶之地。这里有黑嫩平原的肥沃的土地，有闻名世界的原始森林，还有数不清的名山大川，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可是“九一八"日寇一声炮响，南京反动政府便在“以和平对野蛮”、“不准抵抗”的卖国政策下，把这片大好的河山拱手送给了日寇。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到处唱起了这样的怨歌：
“攘内安外”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
历史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人民的救星。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事变之后，又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指出：日寇侵略东北的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东北人民的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结果;东北人民和一切爱国军队，不能抱任何幻想，自己组织起来救国自救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意志和愿望。随着东北三省的失陷，一个自发的抗日高潮，便在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出来了。一部分旧东北军，在民众抗日怒潮推动下，也被迫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意志起来抵抗日本。
还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中共东北党的组织便在延边、绥宁以及吉(林)海(龙)铁路沿线组织、领导过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多用原始武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它对于后来的群众革命武装斗争，却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事变发生后，党一面着手在上述有过武装斗争基础的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面派干部，党、团员，以及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参加到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大刀会等抗日队伍中去，力图在党的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的初期，采取合法与秘密的方式，以及争取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进的工作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和领导他们抗日。为了同一目的，党还以极大的努力，在各地给那些抗日武装以支援。
那些以旧军队为基础的抗日军，虽然装备优良，兵额充足，有些部队还有过实战的锻炼;但是，军队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是国民党人，反共积极，抗战消极，甚至有的暗中与日本特务勾结。他们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帮助和支持群众的抗日斗争，而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出兵”。各派之间又经常为了争名夺利、抢地盘、扩充个人势力、骗取关内外爱国捐款等，相互争吵，相互火并。对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更谈不上接受，甚至多次收缴我党组织的游击队的枪支。日寇充分利用了这些上层人物反动、腐败的弱点，施加政治分化、特务渗透、诱降等活动。就这样，三十多万旧抗日军，不到一年的光景，垮的垮，降的降，跑的跑。名扬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摇身一变，成了“满洲国”的国防大臣。(注：马占山1932年初一度就任伪满“军政部长”，旋即反正继续抗日)原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当了汉奸。李杜、王德林、唐聚五、冯占海之类，纷纷绕道逃回关里。各地方一些自发的抗日武装，有的也因被地主阶级把持，或没有正确的方向，被日寇击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趋于低落。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些小游击队，冲破重重困难，发愤图强。同志们握着原始武器，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有的赤手空拳装成打架告状的，混到伪警察署去摸枪;许多党、团员与反日会员卖短工，发动妇女同志纺线织布，赚了钱去买枪买弹;有的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打入到伪军中去，组织兵变。就是这样，党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先后在延边、磐石、珠河、海龙、宁安、密山、汤原、饶河等地，建立起了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的抗日游击队。虽然，这些游击队在前进道路上曾经受了不少挫折，有的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被日寇打垮了;有的刚刚组织起来被“抗日军”缴了械;有的因阶级路线不明确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或是被叛徒出卖了，但是，困难与挫折吓不倒坚定的革命战士，同志们失败再起，一次不成再二次，从血的教训中学习领导本领。
东北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是在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游击”的一次指示信到达之后。这时，各地的游击队都已发展了，壮大了。东满延边人民游击队，打破了日寇挑拨民族团结的政策后，汉族与朝鲜族之间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因而使部队迅速得到了发展，并且扩编为东满抗日游击队。南满磐石和海龙游击队合并为南满游击队，发展更快。珠河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正式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并且吸引着一万多人的旧式武装向它靠拢。后来，汤原游击队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斗争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开展起松花江下游的游击战争。此外，饶河游击队与密山游击队也在乌苏里江西侧展开活动。同时，党又在各路旧军队中，广泛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重新组成的救国军总司令部，团结了一些救国军的领导人，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并且积极展开了战斗活动。虽然有些队伍整编以后不到一年又垮了，但是从全局来看，由于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政治成信，在统战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后期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与统战工作的成绩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抗日联军第五军，多数部队是利用救国军的基础加以改造的。
到一九三三年底，新的斗争局面已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队，先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成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核心力量;南满和北满以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救国军已基本上接受了我党的领导;各地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几乎普遍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的挫折之后，又活跃起来了。
二
热河失陷之后，日寇为了加紧法西斯统治，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继之又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它签订了“塘洁协定”。丧权辱国的国民政府，承认了长城为“满洲帝国”国境，并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划归日寇统辖范围。这种卖国行为，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与此同时，日寇对东北人民加紧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在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所谓“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量地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掠夺民族工商业，并实行武装移民和经济封锁。在军事上，则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军，收编扩大伪军，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妄图用这种法西斯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治安肃正”和巩固“满洲帝国新秩序”的阴谋。然而，和侵略者的梦想恰恰相反，由于民族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和我党奉行的正确政策的影响，新型的抗日军队的成长，东北人民的抗日怒火越烧越旺。依兰县土龙山的数万农民举行了大暴动，并在十天之内，在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了日寇饭塚大佐(注：饭塚朝吉，死后追赠少将)以下三千余名(注：原文如此，疑系“三十余名”之笔误)。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队，积极向日寇占领的中小城市、铁路沿线据点袭击，多次粉碎了日伪军联合的大“讨伐”。
一九三四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根据这一人民武装抗日运动新发展的局势，着手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队伍，先后改编成十一个军，并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2月20日发表的)。其中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各军大都实行三三制编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五到七个连。武器装备除了步马枪和轻重机枪外，还有追击炮、狙击炮、步兵炮。这些武器都是从日寇手中缴亲的。军队中建有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有党委会，连有党支部。十一个军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五万五千余人。此外，还有不在联军编制之内但接受统战指挥的武装约二万人。人民喜庆联军壮大，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颂歌：
“十大联军”十万人，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日益成长壮大的联军，不断地向各铁路沿线进攻，长白山下;松花江畔，遍地烽火起。伪靖安军在吉东地区被打得狼狈溃败。南满东边道地区“剿匪”总司令邵本良和大汉奸伪军头子李寿山曾多次向日寇三毛司令许愿活捉杨靖宇，然而一碰到抗日联军的部队，则成团成营被歼灭，最后邵本良自己也作了我军的枪下鬼。摩天岭一战，日寇死伤近千人。辉南、安图、汤原、方正、宾州、依兰等县城曾先后为我军攻克。日寇拚命要修筑的京图(注：此处“京”指伪都“新京”即长春，“京”图铁路即下文的长图铁路)、图佳(注：图们、佳木斯)、虎林(注：原文如此，实为“虎饶”，即虎林至饶河)、绥佳(注：绥芬河、佳木斯)等铁路线，在我军的不断袭击下，其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修筑绥芬河的“国防”公路的计划，在连遭我军五次打击之后而彻底破产。中东、吉海(注：吉林、海龙)与南满的各铁路线，屡遭我军破坏，成列的军用火车被颠翻在道旁。一些孤立的伪军据点经常被袭击。特务、暗探潜入我游击区，被游击连、农民自卫队、妇女会等组织破获。就是在日寇占领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沿线，也有秘密的救国会展开各式各样的斗争。一九三五年秋，满洲省委撤销(注：满洲省委于1936年6月正式结束工作)后，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四个省委相继建立。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抗日联军十一个军逐步改编为三个路军。第一路军辖一、二军，活动于西起辽、沈，南达安东(注：今丹东)，北至长图铁路，东至鸭绿江地区，共约三十余县;第二路军辖四、五、七、八、十军，活动于中长路哈长段东侧、牡丹江流域、松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共约二十余县;第三路军辖三、六、九、十一军，活动于松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东西、黑龙江右岸地区，活动最远时到黑嫩平原，共三十余县。
“七七”事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了最高峰。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联军控制。伪军纷纷动摇，曾经成连、成营、成团的投诚起义。日寇惊呼着：“三江已成共党乐土”。
三
东北三省，是日寇执行“大陆政策”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又是“反苏策战”的前进阵地。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便成了它的“心腹之患”。日寇为了巩固这块基地，关东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增至七十万，同时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它一面加紧施行“归屯”政策，凡成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我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稳扎稳打、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我游击区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不断受到挫折。我军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里露营。
在露营的日子里，部队除武器外，帐幕、小火炉、小锅、碗筷、锹、镐、斧、锯、针线、药品等一切都要携带。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支歌中所说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队还穿着单衣。篝火，成了野营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东西。一首“露营歌”里，生动而逼真地描绘了这种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桔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靰鞡底，都成了食物。偶尔猎取到一只野兽，那是上等食品了。至于医药，更是奇缺，战士们负了伤，连一条白布绑带也没有，从身上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来继续战斗。医务人员的药包里，除了少量的红汞药水，唯一的内服药就是一点鸦片。更严重的是，日寇还经常以“篦梳式”、“踩踏式”围攻山林，到处纵火、施放毒药。同时他们还无耻地把女人画片、女人服装挂在树上，甚至到处留下酒食和“亲恳书”、“招降书”，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我军。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军的坚强意志。战士们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不可摧。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同志，在日寇层层包围中，饮冰雪，食草根，率领一支小部队战斗到一人一弹，壮烈殉国。冷云等八个女战士，在重围中英勇奋战，最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投入牡丹江;一个班的战士在“十二烈士山”上，和数十倍的日寇奋战一昼夜后，全部壮烈牺牲，宁死不做俘虏。赵一曼、夏云杰、王德泰、陈翰章、李延平、王光宇、张镇华、许亨植、朴吉松、冯治刚……无数抗日英雄的美名，永铭在东北人民心中!
在严重的斗争关头，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负责同志集会讨论，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并重新划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将三个路军的各军整编为十一个支队，继续坚持同日寇强虏进行殊死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初，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同志再度集会。这次会议，比较正确地估计了全国的局势，提出了长期斗争的问题;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取消主义”，提出“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从此各支队便统一在东北党委领导之下，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游击方式，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了十五支小部队展开活动。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地下武装。各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最有游击活动经验的中级干部，战士都是经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同志。这十五支小部队，在东北党委会的负责同志直接指挥下，分遣在北满、吉东、延边、辽吉边区等地，展开了机动、灵巧的活动。……
四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这一期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日寇自欺欺人所宣传的“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满洲共产党覆灭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日寇的一些孤立的据点常被袭击。 一九四三年初，我军一支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一次伏击战就歼灭了日寇一百多人。我转入以整训为主的部队，更加紧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准备迎接新的局势。干部都学习了一些有关党史的文件，并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读到了“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等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东北抗日联军处于和党中央隔绝的状态，当读到这些文献时，同志们无不感到鼓舞。对照东北多年斗争的实践，干部进行了思想整顿，政治水平、指挥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经过整训的部队，虽然人数远不能和一九三七年发展最高峰时相比，但是质量提高了，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我们从无线电中收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更是欢欣鼓舞。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负责同志，估计到新的局势;立即拟订了新的行动计划。八月九日，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东北抗日联军又和苏联红军、八路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斗争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其中有着许多经验教训，有待参加这一斗争的同志进一步探讨。尽管这一斗争还有许多弱点，并且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这一游击战争是有巨大意义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前，首先给了日寇以严重打击，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迅速实现，有助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当“七七”抗战爆发后，又从敌人背后侧击，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像毛主席所说：“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仅据日寇官方缩小了的统计，前前后后被抗日联军毙伤俘的官兵约十八万人。至于伪军被消灭的，不知要超过这个数字多少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更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面貌，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附文2：痛悼周保中同志
王一知
《人民日报》 1964年5月6日
在革命斗争中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亲密战友保中同志，同我和我的孩子们永别了。我们党失去了一名忠诚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这些天来，保中同志的音容笑貌，一幕一幕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和孩子们都感到无限的悲痛。
保中同志从入党以来，三十多年如一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所交给他的任务，积极地为党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党派他到东北去工作时，因他是云南人，首先要与酷寒作斗争;第二他是白族，说南方话，要进行语言上的革命。因此他在东北群众中能扎下根，闹起革命，是克服了无数困难的。在那些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生活条件下，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坚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日寇必败，中国革命必胜。
从大革命到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中，他一直是站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与国内外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他曾先后负伤五次，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就有三次，其中一次伤势很重，肠子也打出来了，当时斗争艰巨，又无医疗条件，他自己毫不呻吟地将肠子又装进伤口，采点野草敷起来。他这种安静如常的态度，影响到其他伤员也不再喊叫了，对其他同志也是很大鼓舞。他带着伤每天还要行军和指挥作战。宿营时又要给同志们上军事课或政治课，或开会研究对敌斗争部署等。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则说：“多少同志倒下去了，没倒下的就要坚持斗争，闹革命就是要经得住一切艰难困苦的考验。”
全国抗战开始后，东北游击战争进一步得到发展，抗日烽火到处燃烧，使日本侵略者到处碰壁，到处挨打。日寇为了侵略全中国，首先要拔除插在它心脏上的钢刀――东北抗日联军。那时日寇精锐部队关东军增加到五十万人，对东北抗日游击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围攻。在那些残酷的斗争年代里，断粮断盐，吃草根树皮，已是家常便饭。有时冬天换不上棉衣，在那大雪飞扬，烈风刺骨，敌人步步追踪，有时一天要打几仗的情况下，虽然饥寒交迫，困累难当，可抗日联军越战越坚强，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这时他鼓励同志们说：“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常说：“虽然我们不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但他们会知道东北人民子弟兵是在怎样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假如我们在胜利以前倒下了，中央也会来收尸的。若能和中央取上联系那该多好，真是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温暖怀抱。”这正是当时所有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们心坎上的语言。
记得在一九三八年的一个夜晚，部队已经露营，保中同志在篝火前召集了本战斗队的全体指战员，他手中拿着两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一般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这是《新华日报》，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响起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斗争更有办法了!”那种激动人心的情绪，是难以形容的。尽管那两张报纸已残缺不全，每到露营或休息时，他就和同志们一起坐在篝火前或山坡上进行学习讨论，并贯彻到实际战斗中去。
一九三八年冬整个情况愈加恶劣，敌人继续增兵到六十万，并采用依靠据点，稳步前进，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实行大包围套小包围，来回网罗搜攻;漫山遍野，满坡满谷，四出进攻，以数十架飞机轮番侦察、扫射、轰炸，以步兵骑兵交替搜索，妄图一网打尽，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尽管在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北风怒吼，大雪齐腰，冻得断指裂肤这种极度饥疲困乏的情况下，深陷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而他却坚定地向同志们讲清敌我情况与斗争前途，鼓励同志们：“振作革命精神，巩固革命必胜的信念，必须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即使在不能避免牺牲的情况下，也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苟且偷生，玷污伟大革命战士的气节。目前，要以迅速的行动进行突围。”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就跟着敌人踪迹行动，然后穿绕过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过两昼夜的强行军，行程二百里，钻出牡丹江东岸的敌人包围圈。紧接着又以神速的行动，袭击了方正县陈家亮子日寇森林采伐队，达到了歼灭日伪军、补充枪支弹药、服装给养的目的;并解放了一千多木业工人。他指挥的部队，在其他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下，就是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大讨伐”计划。
正是由于他忠于民族解放事业，忠于党的事业，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因而日寇对他深恶痛绝，骂他是“逆贼”。早在一九三六年日寇就先后在牡丹江地区，松花江下游等地区，张贴布告或散发传单，捉拿他和购求他的首级，赏金由五万元增加至十万元。
在解放战争中，他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仍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后来又参加解放大西南的工作。当他来京参加南下准备工作时，就发现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要治疗休息半年，他说：“多少同志们倒下去了，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眼看多年来的理想――解放全中国，就要成现实，决不能掉队。”他决然南下了，回到他的故乡――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由于他是白族，早期出来参加革命，对多民族的云南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他带病坚持了三年多的紧张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冬，心脏病就更加严重了。医生再三劝告他一定要坚持休息治疗一年，同志们也都劝他听医生的话，这时他才肯休息治疗。接着组织上调他到西南工作，他到了重庆，根本没有考虑治病问题，马上投入了工作。在他的心中只有党的工作，他总认为个人的病算不了什么。到一九五四年夏，病情已发展到难于支持的地步，才来京治疗。
九年来，他一直在和疾病作斗争。他又有胆结石病，每次发作都严重地威胁着心脏，随时存在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始终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处理自己的疾病，只要他的病痛稍有减轻，他就又忙着看文件，整理历史资料，接见来访同志，或出去参加会议等。我曾劝他少看点文件，多休息一会，他就说：“我为党工作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只要我能动，就要为党多做些工作，不看党的文件怎么行呢?”
一九五九年他发生了严重的心肌梗塞，正在医院卧床时期，从外地来了两位同志要找他谈问题，由于考虑到他的病还在危险期，医生嘱咐不准会客，秘书就迟延了几天才告诉他，他就批评秘书：“远道来的同志更应及时接见，我不能起床，躺着谈谈也好嘛。过去斗争时和群众在一起，今天更不能和群众疏远。”很多同志劝他多休息，把病养好了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总是说：“有口气、能吃饭，就应该工作，否则就是人民的‘账主子’了。”
保中同志对待群众、对待同志，有极深厚的阶级情感，热心地关怀和帮助同志。对来信来访是有问必答、有求必见。有的事已隔年久一时想不起来，他就写信向老战友询问后再回答。答复来信和接见来访同志，他都是很认真的。有的信他直接复，有的复信秘书写了还要他修改后才发出。今年元旦前，因病积压了些未办件，待病体稍有减轻时，就同秘书一起加班加点的赶了两个多星期。我劝他不是急件何必忙呢?他说：“就是不该积压，能动时就应赶着办完。”
保中同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注意俭朴，遵守制度。对孩子也从小就教育他们要养成艰苦朴素，能吃苦耐劳的习惯。他经常向孩子们讲，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的;饮水要思源，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斗争;因而孩子们也能较严格地要求自己。
保中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受到了党中央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战友们及同志们、朝鲜战友及其他国际友人们的亲切关怀，我衷心的感激。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继承保中同志的未竟事业，我要更好地工作，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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