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字诀再探---评郭军宁《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过程辨析》

《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刊有郭军宁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过程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郭文）。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的回忆录，笔者觉得郭文的辨析有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谈些看法，供参考。　　

一　　

一、《龚楚将军回忆录》中记载的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前委及“十六字诀”产生过程不足为信，郭文的基本论据不充分。　　

郭文中说：“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委员。”另据郭文所引的龚楚回忆的原文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红四军到达砻市，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经奉党中央之命与杨开明同到砻市，是日下午二时召集会议，……首先由杜修经传达党中央的几点重要工作指示。他说：‘中央认为：……党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应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领导党务，关于人选问题，中央指定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另在红四军干部中遴选委员数人，实行集体领导；’”【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 香港明报月刊社 1978年5月初版  第151页】　　

史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历史资料是怎么记载的。　　

(一）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的成立时间、人员组成与龚楚回忆有出入，且无龚楚其人。　　

1、1928年11月初才送达井冈山红四军的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明确：“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1928）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1/4489555.html】　　

2、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77页】　　

3、杨克敏(即杨开明）1929年2月25日《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讲：“前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毛泽东为书记，朱德为军委书记，由毛、朱、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及特委书记共五人组织之（根据中央六月四号给四军的信所组织的）。有工农运动委员会、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之组织。”【 江西省档案馆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31页】　　

4、红四军前委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说：“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11月送到井冈山红四军——引者注）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织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第59页】　　

5、毛泽东在1929年6月1日经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去年十一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指1928年6月4日的信——引者注）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团委营连支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五（1929）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4/4489585.html】　　

6、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讲：“在去年十一月，中央六月来信，要在军队中成立前委，指定朱毛及地方党部书记并工农分子各一成立前委，四军执行这个命令，由边界及军中同志共三十余人开特委扩大会（因是时四军受特委指挥）成立前委，选了九个人成立前委会，同时四军成立前军委，因此前委在当时指挥三个机关，一，前军委，二，边界特委，三，工农运动委员会。” 【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16页】　　

7、肖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中写道：“四军党的最高组织是军委。四军成立时，军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担任湘赣特委书记之后，陈毅接任军委书记。1928年11月，按照中央来信，朱德担任军委书记。军委之上成立了前委，毛泽东任书记。”【肖克：《朱毛红军侧记》  出版社  1993年1月第1版  第4页】　　

需要注意的是，郭文所引用的龚楚的回忆中，龚为红四军前委常委是党中央指定的，时间是1928年5月12日前。从以上史料可知，红四军前委是依中央指示组成，且没设常委，更没有龚楚为委员、常委，书记是中央指定并不是朱德提名。时间虽是1928年6月4日中央指示信中所规定，却由于战争环境和交通阻塞，1928年11月上旬才送到井冈山的红四军，红四军前委是在1928年11月份组成的。以上史料均距当时很近，而龚的回忆却是在几十年后的1954年（《我与红军》）和1978年（《龚楚将军回忆录》），哪个的证明力强不言而喻。　　

（二）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红四军前委虽有龚楚，但与龚的回忆时间不合、人员有变，更无龚所述的前委会。　　

那么，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常委是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呢？也不全是。　　

1、中共湖南省委确有指定龚为前委常委之一。在1928年6月底杜修经带来的湖南省委6月26日给红四军军委的信中说：“出发湘南时，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军委取消后，军部组织须特别健全，此点必须做到。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兵士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江西省档案馆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41页】　　

2、省委信中的政策为湘赣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联席会议所反对，没有执行。　　

杜修经在1928年7月向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四军去湘南，是根据湘省委政策。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反对此政策，其理由是：①四军离边界，边界不能自守；②去湘南与八军战无把握；③去湘南粮食成问题；④伤兵不能动；⑤四军在宁冈尚可守；⑥去湘南则与省委隔绝。结果是毛率三十一、三十二团留守边界，朱率二十八、二十九去湘南，但去时很仓促，没有准备好。” 【江西省档案馆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44页】　　

会后的7月4日，仍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报告，报告中说：“袁杜两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收到，即于六月三十日晚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两同志均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并提出“六种实际理由”，“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江西省档案馆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47、48、49页】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为湘赣边界党的”二大“起草的决议中说：“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52页】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再次谈到：“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60页】该报告还第二次谈到：“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 、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80页】　　

3、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红四军前委只存在短短的一个月，且人员不合，时间不对，更无龚所述之前委会。　　

井冈山前委在1928年11月25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讲到“当军队由沔渡出向湘南时，原有之军委取消，组织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及失败退出桂东，取消前委，组织行委指挥之，毛泽东为书记。”【宁冈县党史办编  《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宁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续编）》 1985年  第6页】　　

该报告还谈到“当湘敌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此时红军大队（朱德率领）自宁冈进攻茶、酃，进至酃县，一部士兵（第二十九团全团）思家情切，欲回湖南，不受约束，另一部则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亦不愿转向永新击敌，杜修经导扬其焰，军委亦未能挽救此不利的行动，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之沔渡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毛泽东等从井冈山到，遂议决重回宁冈。”【宁冈县党史办编  《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宁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续编）》 1985年  第5、6页】　　

可见，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军委的信是1928年6月30日由杜修经和袁德生带到井冈山的，30日晚上召开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政策，后来虽由杜修经、杨开明等人不顾联席会议决定鼓动往湘南去，造成“八月失败”，而在会后向湖南省委呈述不执行省委政策的报告仍是以特委、军委的名义，并且“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去年十一月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证明未执行省委的决定，仍是以特委和军委领导红军。在军队从沔渡出发往湘南时（七月十七日），虽然组织了湖南省委指定的前委，但书记是陈毅，且是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出发湘南，而毛泽东率小队留守井冈山，至桂东汇合后（八月二十三日）取消了湖南省委指定的前委。因而，龚所述的前委会是不可能召开的。郭文所引用的龚楚的回忆是不足为信的。　　

二、郭文对杨尚昆同志的说法和陈毅同志的批示的理解和运用等有偏差，郭文的论证有瑕疵。　　

（一）郭文存在论证瑕疵。　　

1、郭文由杨尚昆同志转引陈毅同志的话来佐证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郭文在引用了《龚楚将军回忆录》关于红四军前委的情况后，为进一步增加可信度，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只说“1984年7月9日，杨尚昆同志讲到该书（指《龚楚将军回忆录》——引者注）时说‘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而杨尚昆同志的的原话是：“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 【《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可见，郭文引用杨尚昆同志的话隐去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杨尚昆同志看的也不是郭文所引用的《龚楚将军回忆录》，杨尚昆也没有说明陈毅同志是否看过龚楚的《我与红军》，陈毅同志于1972年1月逝世，更看不到郭文所说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一书。龚楚的《我与红军》一书是香港南风出版社于1954年1月出版的，书中也无红四军1928年5月13日前委的组成及这次前委会的记述。　　

2、龚楚的两本书对红四军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记载也与史实不符，以此作为郭文的基本论据是不可信的。　　

如关于红四军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龚楚写道：“第二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们于上午八时在宜章县立中学的操场上集合了全团官兵，并发动了四百多个民众参加，举行了中国红军第四军成立典礼。……继由朱德致词：大意如下：……现在本军的编组和人事，经过了我与陈龚各同志开会决定，朱德为红军第四军军长，将一四零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龚楚：《我与红军》 香港南风出版社 1954年1月初版  第103页】而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还加上了“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陈毅和我四人连夜开会，商讨成立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等问题。因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我们这个部队的官兵多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人，乃决定采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番号，并即派员去赶制一面斧头镰刀的红军旗备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便在我们几个人经一夜的筹划下，正式产生了！”“第二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一”后的内容同《我与红军》【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 香港明报月刊社  1978年5月初版  第120页】　　

如关于朱毛会师的时间和地点，龚楚在《我与红军》中写道：“五月中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朱舍我率该营先到达水口，发现镇上都住满了颈围红领带的红军。经过连络，才知道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是迅速通知正在行进中的我们，并告诉毛泽东知道，红四军的大部队即将到来。”【龚楚：《我与红军》 香港南风出版社 1954年1月初版  第123页】而在另一书中则说：“四月末，……第三天，我前卫营（廿九团）第一营营长朱舍我到达酃县属之水口，发现镇上都住满了颈围红领带的红军，经过连络，才知道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是迅速通知正在行进中的队伍，并告诉毛泽东，红四军的大部队即将到来。”【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 香港明报月刊社  1978年5月初版  第145页】　　

龚楚的回忆认为：红四军是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单独编成的，且是在1928年1月23日，地点是在宜章，红四军只有军长没有党代表，王尔琢不是军参谋长，陈毅则当了二十八团的党代表，而且都是自己“开会决定”的，朱毛会师变成了红四军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会合。稍有一点党史、军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与历史相距甚远。可见龚楚的回忆是多么的混乱和滑稽。所以，郭文以龚楚的回忆作为其基本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二）郭文对陈毅同志的批示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　　

1、郭文对《星火燎原》编辑部的信的前提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信中讲“记述毛主席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十六诀）的形成和在井冈山斗争中运用的情形。”这里指的很明确，是“毛主席游击战争作战原则”，而不是仅指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或者别人的游击战争作战原则。　　

2、“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广泛宣传了。”并未指出是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而应该理解为包括红四军组成之前朱毛各自率领的两支部队的游击战争实践以及湘赣边界各县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实践。郭文却认为“陈毅此时一直在朱德身边，对朱德的战法感同身受。所以，陈毅认为‘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春初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中。”显然是非常牵强的。　　

3、“以毛选为准”被郭文忽视了。郭文说“由此可见，陈毅的‘尊重’和‘同意’也是有原则的。”却没见郭文列出所谓的原则是什么。对照一下陈毅同志对十六字诀的一贯认识（后面将详述），他的“以毛选为准”却是实实在在地认为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　　

4、对“不能作这样的推断”被郭文误用了。郭文中载“信中说：根据主席说明的时间（1928年5月）推断，这一作战原则可能包括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因为这次大会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与上文所说的时间大致相同。不知这一推断对不对？”很显然，编辑部的信中所指的推断是“时间大致相同”，“这一作战原则可能包括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陈毅同志批示“不能作这样的推断”，也是针对这一“推断”的，也就是说，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不可能有十六字诀的记载。而郭文却认为“这一否定再次说明了他的看法：‘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的游击战中，在会师后的1928年5月得到了广泛宣传。”显然郭文是把陈毅同志批示的意思理解偏了而加以利用的。　　

（三）郭文对十六字诀正式提出的时间前后矛盾。　　

郭文开始说“朱德在红四军前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而详细地提出了‘十六字诀’”郭文说的这个前委扩大会是龚楚所讲的1928年5月13日当晚。但在后面，郭文又说“‘十六字诀’就是在二打永新取胜之后正式提出来的，是游击战争理论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 据何长工同志回忆，“五斗江战斗——一占永新  （1928年5月初）占领永新城以后，部队休整了两天，五月九日召开了欢迎红军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第158页】“草市坳战斗——二占永新……我军一占永新半月之后，五月中旬，江西军阀朱培德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亲自率四个团，从吉安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第一攻击目标就是永新。敌人重兵压境，红四军为求全歼敌人，根据毛泽东‘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主动撤出永新退至宁冈。”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第159页】可见，“二占永新取胜之后”的时间不可能是1928年5月13日。　　

（四）郭文中记述十六字诀正式提出的反映与史不符。　　

郭文借龚楚的回忆说：“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又引用赵镕的回忆说“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郭文还说“朱德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13日晚上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寓意高明、朗朗上口，当时就得到红四军领导和其他军政骨干的热烈响应和一致称赞，”　　

而历史上，十六字诀提出后曾不被人接受。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不少老同志也有回忆。　　

1936年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这四个口号（指十六字诀——引者注）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马连儒  柏裕江编 《毛泽东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2版 第65、66页】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周培源、于光远谈话时在谈到他搞军事时再次说要“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第392、393页】　　

李维汉同志后来还回忆讲“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但当时在苏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才行。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第1版 第337页】　　

杨尚昆同志也认为“反‘罗明路线’，实际的目的是打击支持毛主席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响。”【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版  第78页】　　

宋任穷同志也回忆认为：“博古、李德用自己的一套来指挥打仗，他们首先批判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是‘游击主义’。……他们要打正规战，把许多东西都作为‘游击主义’来批，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得一无是处。”【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8月第2版  第47页】可见，一个口号或是一个战术原则，是不会仅仅因为“寓意高明、朗朗上口”就得到“热烈响应和一致称赞”的，它必须是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并且是成功的才可以。　　

综上所析，笔者认为，郭文所作的辨析不能成立，既没有基本的论据，龚楚是在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红四军的前委会，郭文以此作论据无疑是拿子虚乌有当宝贝，论证过程也有瑕疵，郭文既偷梁换柱地引用杨尚昆同志的讲话，又曲解陈毅同志的批示，加上自己的辨析又前后矛盾，郭文所主张的“‘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由毛泽东大力宣传而推广开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　　

历史文献的记载显示，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十六字诀的认识、记忆是一致的、一贯的。中共中央还在党的决议中加以肯定。　　

一、毛泽东的看法　　

1、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写于瑞金的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正式地作了文字记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人）是柰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退）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第56页】　　

2、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再次提到，他说：“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柰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103、104页】　　

3、1936年，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讲到：“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 【马连儒  柏裕江编 《毛泽东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2版 第65、66页】　　

4、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则是系统地作了阐述：“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相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204、205页】　　

5、1964年8月24日，在同北京大校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谈话中，更是从人的认识的角度谈到了十六字诀，他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第392、393页】　　

二、朱德的观点　　

1、1938年1月，朱德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一文中讲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的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游击作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地应战，而应绝对地独立自主，操纵敌人。十六字的游击战术，便是完全以处处居于主动为原则的。” 【朱德：《朱德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版 第309页】　　

2、1950年7月1日，朱德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毛主席在当时所规定的游击战术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毛主席在发展游击战争中关于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我们执行了这个十六字诀，不断得到胜利。”【朱德：《朱德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39页】　　

3、1962年6月，在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杨至成等的谈话时，也谈到：“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朱德：《朱德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版 第859页】　　

三、陈毅的认识　　

1、1939年9月15日，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照我的意见，我先从我军在历史上所遭遇游击时代说起。我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井冈山时期为中心，运动的特点是处于暴动的初期，其环境是零星的不联系的游击地区、游击方面力量弱小，进攻方面自然也说不到大动兵马，这是在空隙中生长起来，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扰，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95页】　　

2、1945年3月1日，由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中说：“在战略战术上进行最新的改革，一方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北伐时期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方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炼的游击战术。我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面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298页】　　

3、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奉命到中共中央开会，途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到陕北，应以上各中央局和军区的邀请，分别作了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在苏维埃内战时期，井冈山时期，这个战略思想就开始形成了，就有了一个草稿，一个大概的轮廓。……毛主席以十六个字概括这种战略思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年来自卫战争并没有出这个范围。”【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413页】　　

4、1951年8月1日，在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的《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中，再次谈到：“我们回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十六字诀，提出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 【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544页】　　

四、中央的肯定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非常清楚，也可以说是代表党中央作了认可的。决议中载“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斗争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的发展。……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982、983页】　　

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红四军的主要领导者，还是中共中央，都认为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总结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而提出的，这在建国前和建国后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