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卫生运动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运动”之一。如今，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运动”大都告别了历史舞台。然而，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延续至今，并且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各级政府仍然保留着高规格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卫生奇迹的主要经验之一，是中国人的创新，她突破了发展中国家无法实行的高投入、高技术的医学模式，而是发挥每个人作为健康生产的主体作用，“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现代西方医疗卫生理念的变革正来源于中国的实践。爱国卫生运动近六十年来的经验值得深思和借鉴。
“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卫生奇迹的主要经验之一
诞生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带有浓郁的时代印记。当时的两件事情导致了它的诞生。首先，朝鲜战争中美军对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中央政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其次，新中国经过长期战乱，人均寿命只有35岁，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传染病泛滥。迅速遏止疾病蔓延，成为巩固新生政权、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切入点。卫生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些，正是“爱国”的来历。
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为首任主任。
在建国头三十年，政府发挥了社会组织程度高、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特点，使爱国卫生运动广泛覆盖了全国城乡。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包括整治环境卫生，除四害，调查研究地方病，改水改厕，收集中草药防治传染病，健康教育、健康体检等。1949年到1978年，新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其中的原因，除了我们熟知的公费医疗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之外，爱国卫生运动的普遍开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爱国卫生运动”是符合医疗卫生特殊性的新模式
经济学家看问题，总喜欢抽象掉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特性。这样固然有利于抽丝剥茧，以简驭繁。然而如果这种抽象成了习惯，便容易被自己的模型禁锢住，忽略了产品本身的属性，甚至是不应当忽略的属性。之所以有“爱国卫生运动”而没有“爱国餐饮运动”，这是医疗卫生行业特性使然，是因为爱国卫生运动符合了医疗卫生行业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医疗卫生行业的最终产品是健康。在健康的生产函数中，贡献最大的是生活方式和环境，共占75%，基因占15%，医疗服务也只占不到10%。
所以，看一个医疗卫生体系的绩效如何，应该看健康绩效，而不是看是否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医疗卫生服务，要“跳出医疗看医疗”。在关于医改的讨论中，如果把“动员一切资源扩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医疗卫生的这个特点。
针对医疗卫生的这个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预防为主”。爱国卫生运动是“预防为主”的典范。当时，缺医少药的现实，逼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依靠和发动贫下中农大搞卫生”。“让群众知道预防工作是自己的事，群众就会想办法把预防工作搞起来，坚持下去。
” 第二，是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和“土”医生一起“认真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搞好三改（改猪圈、改水井、改厕所）四灭（灭四害）工作。“土”医生，已经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向不卫生的旧习惯、旧风俗作斗争。平时“赤脚医生”深入到田头、水库工地，有病治病，无病宣传，把预防工作做到生产第一线。 第三，广泛的防治地方病、常见病运动。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时能做到的不少事情，今天仍然很难做到：几乎每个生产队都“依靠和发动贫下中农大搞卫生”，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县、公社、生产队的三级卫生防疫网，上下呼应、通风报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家家户户宣讲开窗户、晒衣被、大扫除的习惯。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一些地方一年四季都要发动群众防病。据《人民日报》报道，山西晋城的一个公社，根据传染病的发病规律，一年四季都要发动群众服几次药：冬春季，服“松针汤”、“板兰根汤”、“三豆汤”、 “紫草液”预防感冒、脑炎、麻疹等传染病；夏秋季，吃“小地菜”和大蒜预防肠道传染病；夏热天气，服“清凉水”、“六一散”预防中署；冬季，用“山里红” 擦手脚，预防冻伤。
江苏如皋县何庄公社刚刚实行合作医疗的时候，看病的人很多。大队干部和医务人员就去认真调查发生各种疾病的原因，发现绝大部分是由于卫生条件不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于是深入到贫下中农中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想办法、出点子，切实做到“三管”（管水、管粪、管饮食）、“四灭”（灭鼠、灭蝇、灭蚊、灭臭虫），使社员养成开窗户、晒衣被、大扫除等卫生习惯。
这些措施因陋就简，将公共卫生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但是却是真正实现了“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而在人民公社瓦解之后，除了少数地方之外，农村的爱国卫生运动一度停滞。上面提到的一些做法——深入家家户户的体检、健康教育、传染病预防，直到今天，许多地方都还没有做到。最近三十年，我国的医院鳞次栉比，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服务量大大增加，医疗费用突飞猛进。然而，这三十年的人均寿命增长仅仅5岁，远远小于和我国同等起点的国家，婴儿死亡率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了绝对上升。和缺医少药的年代相比，健康绩效却相对后退。其原因之一，便是在医疗服务水平提高之后，“预防为主”的方针被有意无意的淡化。医院的机制设计，鼓励医务人员多提供医疗服务。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没有激励去做短期不赢利的“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这些状况，直到本世纪“非典”之后才有了显著的改观。
第二个特点是，“健康”的生产过程，不是由供给者单方面完成的，而是由医疗卫生工和患者（包括潜在的患者）双方共同完成的，需要消费者主动参与生产过程。健康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是千千万万的人。健康是一种具有多重属性的产品：它既是消费品，能给人带来效用；又是一种投资，会不断折旧，需要不断进行再投资；它具有外部性；它还是一种功德物品（merit good）：个人在许多时候并不知道“健康”是怎样生产的，不知道什么样的医生能给自己生产“健康”，也不知道自己怎样生产“健康”；再加上人的理性有限，通常不能充分意识到“预防为主”的重要性，而倾向于在患病之后消费昂贵却效果有限的医疗服务。了解这些特点之后，如果再用简单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分析医疗卫生行业，就显得过于简单了。要维护健康，不仅需要医疗卫生部门提供服务，还需要通过恰当的机制，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使得全体居民都能够参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决策，参与到“健康”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来。
爱国卫生运动，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些目标，被称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是通过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来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无独有偶，这种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和当前最前沿的公共卫生改革措施异曲同工。2006年英国卫生部发表的报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声音》[1]，其核心就是在公共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和主动性，要使得居民广泛地参加到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中来。
“爱国卫生运动”对于新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爱国卫生运动的精髓，是预防为主，这对于新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预防为主”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的特点，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做好预防，以较低的成本避免疾病，节约了患病后的大量医疗支出，低成本换来了高收益，这是效率。并且，以健康作为产出衡量的效率是医疗系统的宏观效率，而以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服务产出来衡量的效率是微观效率。微观效率高，医院门庭若市，宏观效率未必高，而预防为主则是实现宏观效率的途径。预防疾病，人人能够做到，且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能够减少人群之间由于收入等的差别而带来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差别，这是“预防为主”带来的公平。
在新的医疗卫生改革中，我们要明确，医改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健康，实现健康最经济的办法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和理念，而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机制设计上。对整个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激励，要有利于它们主动进行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不是独立于医疗服务的，而是贯穿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甚至贯穿于人的社会生活的全过程。从概念上，作为公共品的公共卫生和作为个人消费品的医疗服务是可以分开的，即所谓“医卫分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比如手足口病和甲流，由于患者首先在医院集中，如果生硬的“医卫分开”，独立于医疗服务机构之外的公共卫生部门就较难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实际上，公共卫生服务要依托医疗服务，医疗服务需要公共卫生的配合，这是在医改的制度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爱国卫生运动的启发性还在于，医改要成功，就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目前的医疗模式，过于重视后期治疗，轻视前期预防，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机制的设计和投入上，也已经根深蒂固的成为了许多患者的观念，这增加了医疗模式转换的难度。这个问题其实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现代医学科学、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医疗卫生制度，在制度设计上鼓励医疗技术的提高、医疗服务数量的扩大，这对提高人类健康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也是全球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医疗卫生服务的边际效用递减作用极为明显，通过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改善健康的边际作用已经越来越小，西方发达国家也在思考医学模式的转变。我国有爱国卫生运动和传统医学的经验，更应该充分发挥这些后发优势，实现医学模式从疾病治疗（Disease Care）到健康维护(Health Care)的转变，从治病到治人，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爱国卫生运动”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珍惜和发扬光大
爱国卫生运动，虽然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却和现代的医疗卫生理念不谋而合。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珍惜和发扬光大。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其中最根本的理念——预防为主、全民共建、全民共享，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
近年来，尤其是SARS之后，我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项扶持公共卫生的政策，以农村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广泛开展，不少地方进行了改水改厕、创建卫生城市、健康教育等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既需要政府的物质投入，更需要机制的建设；既需要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更需要把全体居民动员起来。目前，爱国卫生运动还侧重于政府主动提供设施和服务，居民被动接受。动员的宣传力度和动员范围还不够大，健康教育等措施还没能达到全民覆盖。诚然，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动员的难度更大，但这是必须要作的事情。只有人人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人人主动参与到环境改善、疾病预防和健康维护的活动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共享健康”。每个人的健康，必须要靠自己，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只有人人动员起来，才算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
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是超越医疗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体现的“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理念，正是建设和谐社会、使全体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理念。在建国以来的头三十年里，爱国卫生运动是依托于高度组织的城市社区和农村人民公社。爱国卫生运动实施的过程，不仅是改善卫生、强健身体的过程，同时还是加强社会交往，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城市的卫生员和农村的赤脚医生，走家串户，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医生和潜在的患者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和契约关系，有利于彼此形成信任，这对于改善今天的医患关系，是有借鉴意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和谐社区，公共卫生运动是实现社区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
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理性看待自己的历史遗产。爱国卫生运动发轫于计划经济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既有教训，但也有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经验。但如果由于计划经济期间的不足，就不去观察和借鉴这一时期的正确经验，不是理性的做法。实际上，中国今天的一切模式和经验，都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改革不能够割断历史，今天我们说的“中国模式”中的许多要素，都是在那个时期孕育和萌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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