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明君”与“泥菩萨”和“汉献帝”并称的张闻天-----
------国殇尤忆国父难
到今年的九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毛泽东离开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和他所深深挚爱的人民，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了。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便开始了上演对开国领袖毛泽东进行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并进而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既定历史的人间丑剧。而在这出到目前不仅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而且仍然还在继续上演的人间丑剧中，一度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被发挥出了极大的历史作用。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一贯充当反毛、反共和反华急先锋的香港凤凰网再次旧闻新发，刊登出了一篇题为《谁才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并非毛泽东》的文章。而曾经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先生，更是以他所写的图谋彻底推翻中国共产党既定历史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部书，上演了其中的一部重头戏。
由于曾经的广泛宣传，所以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的遵义会议，早就被中国人所普遍知晓。而遵义会议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从而才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这一历史结论，也更是早已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但是由于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便开始遭到了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因此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为主干而书写的《党史》，也有人试图将其推翻。而在建国后曾经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据何方先生本人的自述称：曾经给张闻天当了十余年秘书的何方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对张闻天进行了落井下石一般的揭发批判，故而内心感到十分的愧疚。改革开放之后获得平反以来，为了赎回自己的罪过，于是何方先生便以研究张闻天的名义，开始了对张闻天的大肆褒扬。而经过深入地研究，何方先生不仅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的发现了张闻天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最高领导人。而且还更是因此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党史学界普遍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个人崇拜的说法，并非历史事实”;二，“遵义会议不可能确立什么人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即使只算中央红军，确定的最高统帅也是周恩来”;三，“遵义会议确立的全党领导，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只是其中一员，说确立了他对全党的领导不能成立”。
何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确实不仅是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且过去长期所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的这个提法也的确太过笼统，漏洞太多。不仅与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过程不相符合，而且也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而这才让象何方先生这样一心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心要颠覆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钻了历史的空子。然而正如何方先生所说的“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那样，以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这个太过笼统的提法，是不是也是为了“埋没”一些什么呢?
其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之说，是随着当年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因此它既不是什么“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个人崇拜的说法”，同时也更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和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同志的个人形象而并不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所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之说早在延安时期，便得到了全党同志、尤其是得到了党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的一致认同。然而既然何方先生与《张闻天传》的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的程中原以及《张闻天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八(年谱)》一书的主编张培森等人共同对“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这一历史结论发起了质疑。那么因此也就非常有必要对遵义会议的真相，进行仔细深入的再探究了。
遵义会议上的选举和会后常委分工决定的结果，的确如何方先生所研究的成果那样，张闻天在会上被选为了总书记以取代博古。而在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的常委分工决定中，也更是明确规定了周恩来才是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而毛泽东则只不过就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因此说，何方先生得出的“遵义会议确立的全党领导，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毛泽东只是其中一员”的这个结论，不仅表面上看的确是历史事实，而且也更是高抬了毛泽东。因为当时在决定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对于是否也能够对党务工作和其他工作进行领导或帮助，则连提都没有提。所以何方先生说毛泽东是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实在是抬高了毛泽东。但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和张闻天只不过就是过渡性质的临时负责人的这个结论，不仅早就在全党和全军中形成了共识，而且也更是早就被载入了《党史》。于是何方先生等人为了推翻这个历史结论，不仅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从而证明了张闻天的确是遵义会议上正式选出来的总书记而并不是过渡性质的临时总负责，而且还更是用毛泽东曾经对张闻天和其夫人刘英的“明君”和“娘娘”这样的称呼，让“确立了对全党和全军领导”的毛泽东，自己来“证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总书记地位和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自己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
何方先生的这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手法，看起来的确是很有力，毛泽东也确实曾经称呼过张闻天与其夫人刘英为“明君”和“娘娘”。然而即便如此，那也仍然排除不了张闻天这个总书记的过渡或是临时的性质，否定不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一历史结论。因为在毛泽东称呼张闻天为“明君”之前，还曾经有人称呼过张闻天为“汉献帝”与“泥菩萨”呢。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党中央和其所直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在走过了万水千山之后，终于在四川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给由于打不破蒋介石的围剿而不得不放弃了中央苏区并准备前往湘西与贺龙所部汇合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带来了莫大的喜悦。然而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却由于两伙各怀鬼胎的机会主义分子走到了一起，因此带给中国革命的不仅不是新的胜利，反而却是更大的灾难。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人由于看到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于是便陡起了依靠四方面军的兵强马壮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而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看到了四方面的军兵强马壮，也萌生了急于排挤张国焘而直接掌控四方面军的邪念。如果从“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邪恶人生理念的角度来认识，不管是张国焘和陈昌浩，还是博古与张闻天，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论上都还是能够解释通的。而也只有用这样的理论和理念，才能够解释通他们这些人在两军会师之后的所作所为。
自一九三二年十月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等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而且队伍更是从鄂豫皖苏区突围时的三万，发展到了八万六千多人。此举充分表明了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无论是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还是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的确是都要比博古、李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人更胜一筹。从苏联回国之后不久，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就在苏联人的扶持下，登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这样的宝座。但是苏联人把他们扶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等宝座，是想通过他们来掌控中国革命的，而却不是要他们来葬送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成败如何，对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团团包围之中的苏联，是至关重要的。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对中央苏区的葬送，却严重违背、甚至是干扰了苏联人的战略意图。对于苏联人的意图，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应该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对苏联人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绝决，尤其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所见过、甚至是还亲自参与了的苏联人对像李立三这样险些扰乱了苏联人战略意图的中国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想起来都会令他们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不寒而栗。所以此时如果能够直接掌控张国焘麾下的拥有八万多兵力的四方面军，从而能够再次按照苏联人的战略意图来控制中国的革命。那么不仅就能逃避掉苏联人因他们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必然会施加到他们身上的严厉制裁，反而还一定会得到苏联人的进一步信任与奖赏;而张国焘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不仅在党内的资历远比博古和张闻天等人老得多。而且因为其直接统帅的四方面军的实力又远在一方面军之上，所以又表明了其能力也远比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大得多。故而此时的张国焘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去问鼎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宝座的。因此，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除了给两个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之外，也给两伙机会主义分子们带来了各自的鬼胎。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博古的铁杆支持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泽东的权力时所施展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的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作风的指责。然而尽管当初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用这套流氓手段来排挤不仅创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伦理、而且还更是始终以生命来捍卫这一政治伦理的毛泽东和与他们一样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李立三，的确非常奏效。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年轻的机会主义分子遇到了坚信“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的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那可不仅纯属就是小巫见大巫，而且还更是流氓遇流氓，就看谁更强。因此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泽东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这种流氓手段施加到张国焘的身上时，不仅未再见效，而且当遭到张国焘的反击时，反而马上就又变得束手无策了。
尽管遵义会议纠正了党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并调整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但是张国焘却依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对此不仅根本就不予承认，而且还更是以清算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并追究博古和周恩来的责任为由，要求改变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而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在张国焘以武力为后盾而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了毛泽东敢于站出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外，而其他的那些中央领导人，却不仅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了。而且还更是把维护党中央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毛泽东的身上。而正是在张国焘咄咄逼人地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中，由于只有毛泽东敢于并能够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了党中央，尤其通过坚决捍卫了“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等这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政治伦理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武装政治集团的政治生命。因此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否则，不仅张国焘以武力为后盾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并要强行改变党中央已经做出的战略计划从而导致党和军队分裂的做法算不上是错误，而且即使今后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指挥员如果凭借军事实力而向党要权或是分裂党，那同样也就要算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张国焘便清楚地看出了，此时党中央里的所有人和整个红一方面军，已经一切都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了，而张闻天和周恩来不过就是徒具虚名而已。其实不用算张国焘也都清楚，在他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由于党性强，又根本就不怕他这个政治流氓。所以要除掉毛泽东，那就只有利用毛泽东的党性来制服毛泽东。而利用毛泽东的党性来制服毛泽东，那就只能借助于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之手。可此时的张闻天不仅已经不再象遵义会议召开和会后决定常委分工时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去限制毛泽东，反倒是对毛泽东事事听从。而为了威逼张闻天来利用党的总书记的身份来制服毛泽东，于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指使手下的将领何畏等人，对张闻天进行了一次狠狠的围攻。而何畏等人在对张闻天进行围攻的过程中，不仅对张闻天进行了无端的辱骂和威胁，而且为了激起张闻天的嫉妒之心，还更是对张闻天进行了如此刻薄的嘲讽：“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是曹操手中的傀儡!”面对何畏等人的威胁、谩骂和嘲讽，张闻天是没有任何办法可施展的。因为事实也果然就是如此，在由于处在几十万敌军重重包围的险境之中而造成的党的主要指挥全在军事的历史条件下，他这个对军事指挥任嘛不懂而不过就是靠苏联人的赏识才当上了总书记的人，在苏联人已经指望不上了的时候，不对毛泽东言听计从，又能怎么样呢?不止如此，就在张国焘为了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而步步紧逼的时候，张闻天由于不仅无计可施，而且还更是心惊胆颤，于是就想干脆把自己的这个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得了。张闻天的这种做法，幸亏由于毛泽东的坚决阻止，故而未成。
张国焘伸手向党要权、甚至是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行为，几乎就要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等这些根本政治理论。而在党的根本政治理论就要被彻底颠覆的情况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却维护不了、甚至是都不敢去维护这一政治理论，那还如何对全党进行领导?而就象这样只能算是战场逃兵的行为，如今却也都能被那些大肆吹捧张闻天的人说成了是《张闻天三次主动“让贤”，让谁汗颜?》以此来讽刺毛泽东。而象这样罔顾历史事实和就连文章的表面逻辑都不通的狗屁不如的东西，让吹捧张闻天阵营中的一些自己人都为它感到了脸红。因此《张闻天传》的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的程中原这才不得不出来为他的同类们打圆场，说《张闻天三次“让贤”的说法不确切》。
在张国焘逼迫自己退出中央政治局的过程中，博古也曾经试图对张国焘进行一下回击。可是当他的回击遭到了张国焘的“你这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谈军事!”这样更加猖狂的指着他鼻子的拍桌大骂时，不仅马上就羞愧得哑口无言了，甚至更是吓得以后都很少敢朝张国焘的面。而在党中央的安全万分危急的时刻，周恩来用他的一场大病，不仅躲开了张国焘等对他本人的追究，而且也更是避免了将不得不被迫退出中革军委的尴尬。因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之说，不仅在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胜利到达了陕北，而且还更是源于毛泽东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便为中国共产党注入的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伦理和在万分危急的险境之中坚决捍卫了这一政治伦理。
就像何方先生等人研究的结论那样，不管是在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时，还是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张闻天用他对毛泽东的唯计是听、唯计是从，从而极好地完成了与毛泽东的相互支持与紧密配合。但是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唯计是听、唯计是从，却又招来了被王稼祥形容为不过就是个“泥菩萨”的这样异常刻薄与无情的嘲讽。
王稼祥与张闻天，同是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宗派集团的重要成员。由于有着同样的经历，所以王稼祥与张闻天之间，不仅在感情上也就必然会更为亲近一些，而且还更是有着共同的目的。遵义会议后，就是因为张闻天无法有效地约束毛泽东从而不能完成苏联人的指示，故而才招来了王稼祥对他如此刻薄与无情的嘲讽。王稼祥对张闻天的这种带有强烈的恨铁不成钢意味的嘲讽，暴露出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人在遵义会议的选举、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决定常委分工的过程中所持的那种真实的心迹。而正是由于王稼祥把张闻天形容为是“泥菩萨”的这样刻薄与无情的嘲讽，才使我们这些后人明白了遵义会议上和遵义会议后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选举结果和常委分工的决定。
遵义会议在是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召开的，而在当时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之所以要召开遵义会议，就是在经过了湘江之战的惨败之后，为了解除“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力以改变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前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是连中革军委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都排除在外了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个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解除“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权力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打了败仗，尤其是在指挥湘江之战时遭到了惨败。而解除了周恩来只是其中一员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力，却又决定周恩来一人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在红一方面军仍然还处在几十万敌军重重包围的情况下，这样的决定结果，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的赣州之战之后，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周恩来是无役不与。凡中国人，就一定曾经听到过“三个臭皮匠(裨将)，赛过诸葛亮”的这句话。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就连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这三个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都被蒋介石打得屁滚尿流。那么“遵义会议”后只剩下了一个周恩来，那就更不可能是蒋介石的对手了。对于这一点，遵义会议上参加了选举和遵义会议后参与了常委分工决定的那些人能够不去想?能够想不到吗?尽管在较长时期内不论是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周恩来都高于毛泽东。但是职务的高低，却代表不了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低，代表不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大小。尤其是当时中共产党党内和红军队伍中职务的高低，既不是由每个党员的党内资历决定的，也不是凭每个党员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大小和个人的能力来安排的，而完全是由苏联人根据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需要而指定的。在赣州失利和漳州大捷这样的事实面前，不仅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早已高下立判。而且就连那些做小买卖的人都知道，第一桶金是最难淘的。淘得第一桶金的过程，也是最好地展示一个人的能力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早期还只有不到一千名党员的时候，毛泽东就为党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而后毛泽东赤手空拳，又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创下了拥有七万多兵力的中央红军和拥有五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再加上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中央苏区这样一份偌大的“家业”。而当周恩来执掌了中央苏区的最高权力之后，却不仅没有把它做大做强多少，而且还更是把中国革命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之下，在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这些人为什么还要集体决策而做出了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这样一个决定呢?这样的决策结果只能表明：其一，就是这些人仍然还在为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人负责和着想而并不是在为中国革命着想和负责;其二，就是这些人一贯嫉贤妒能的心理在作祟，而像顾作霖在攻打赣州之前就曾经扬言：“等打下赣州再和他老毛算账”;其三，就是为了推卸他们葬送了五万多红军指战员和几十万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无辜生命的这个历史罪责以便向苏联人交代。而如此的决定，倘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能够侥幸脱离险境，则表明他们当初剥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倘若把机会留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真的带领中央红军脱离了险境，那也就等于是自证了他们当初的错误;而在做出了上述决定之后假如失败了，那么由于他们已经采取了更换军事指挥的措施，所以也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失败的责任。而失败的责任，那就只能是去怪同样也受到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人充分信任的周恩来无能了。特别是这样的决定对于这些人来说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好处，那就是既能利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来榨取毛泽东的军事智慧，而又不给毛泽东留下通过为中国革命建功立业和展示自己超凡的领导能力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这些人为什么既解除了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并允许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却又不赋予毛泽东最高军事指挥权而却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同样要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和湘江惨败负责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幸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知之明，知道并也肯于承认了自己的确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并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打败蒋介石。于是这才先是虚心地求教于毛泽东，积极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后来则干脆就在不声不响之中把自己所掌握的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这个权力，移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因此遵义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会后常委分工的决定，充分暴露出了张闻天等人此时尽管由于已经被蒋介石撵到了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而再也听不到了莫斯科的命令，但却依旧还保持着的那种完全屈从于苏联人意志的纯属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心态。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接连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博古和张闻天马上就从周恩来的手中接过了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开始了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直接控制。然而尽管从周恩来的手中接过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权的过程很顺利，但是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却清楚地知道，由于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开辟的，因为中央红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所以，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在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的广泛影响和个人的巨大威望还在，还正担任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如果想要实现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真正控制，那就只有彻底清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的广泛影响，彻底清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坚定支持者。于是，为了彻底清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广泛影响。博古和张闻天、李维汉等人刚到中央苏区，就开始了对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与古柏等人加以“罗明路线”和“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这个罪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残酷打击。特别是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一方面严厉批判并残酷地打击邓小平，一方面又勾引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并嫁给了自己。而对绝不向任何机会主义分子屈服的毛泽东本人，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博古和张闻天等人也就只能逐步排挤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召开。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虽然毛泽东被提升为了政治局正式委员，但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却剥夺了同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参加六届五中全会的权力。紧接着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更是取代了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只给毛泽东留下了不负责任何具体工作而纯属是荣誉性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从而在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中，彻底排挤掉了毛泽东。
据金一南将军在他的《走向辉煌》系列讲座的《量变与质变》这一讲中披露：一九三三年的三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苏联人就毛泽东的问题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这样内容的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所以，无论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既提升毛泽东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而又不让毛泽东参加此次会议，还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后对张闻天“泥菩萨”的嘲讽，实际上都是在贯彻或是为了能够贯彻苏联人一九三三年三月发来的那封电报的指示。而就是由于有了苏联人这样的明确指示和为了贯彻以及能够贯彻苏联人的这个指示，所以才会出现遵义会议上那样的选举结果和会后那样的常委分工决定。因此王稼祥对张闻天的“泥菩萨”这个嘲讽，就是由于对张闻天没有能够坚决贯彻苏联人这个指示的失望与怨恨。若非如此，那就根本无法解释王稼祥为什么一方面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出来工作，而另一方面却又在张闻天成为总书记之后，由于他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而又讥讽他为“泥菩萨”的这一现象。然而不管王稼祥如何对自己进行冷嘲热讽，但是张闻天却清楚地知道，在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贯彻苏联人的指示已经是次要的事了，而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当然也包括挽救自己的生命才是最要紧的。所以不管王稼祥如何冷嘲热讽，张闻天不仅就是不为所动，反而还这样坚定地回击了王稼祥：“真理在谁手，我就跟谁走!”而毛泽东不管后来是否得知了苏联人发来的这封电报的存在和内容，但是他对张闻天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不仅没有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进行过多的干预，反而还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是非常感激的，故而这才会称张闻天为“明君”。而至于毛泽东曾经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为“娘娘”，那不过就是一句傻子都听得懂的玩笑话了。而只有弱智到极端或是想通过这件事来吹捧张闻天并贬低毛泽东而实在是到了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才会把一句玩笑话也拿来当做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了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张闻天却是在遵义会议已经召开了二十多天之后，才从博古的手中接过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权。而后来博古之所以能够最终放弃总书记的职权，源于周恩来以现身说法地与他所进行的一次长谈。而周恩来在与博古这次长谈中的现身说法，不仅也是解开遵义会议迷雾的一把关键钥匙，而且还更应该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的历史依据之一。
由于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由苏联人所指定的。所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那些急于求活的曾经的铁杆同伙们给毫不留情地轰下了台，可是不仅脸皮极厚，而且还更是依仗着有苏联人撑腰的博古却不但没有马上投降，反而还拒不交出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印章。而直到长征的队伍于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五日走到一个叫作“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因此博古这才把党中央的文件和党中央及总书记的印章交给了张闻天。而周恩来与博古所进行的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由于博古曾经亲口对他的亲信潘汉年进行过传述，因此这才得以传诸于世。而周恩来与博古进行的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内容，目前最为权威与规范的说法就是当时周恩来曾经是这样说的：“南昌起义的失败，我们就认识到，象我们这些人，搞不出个局面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这些人之中再找另外一个人作为领袖。我们这些人，谁也当不成领袖。南昌起义的失败，证明了这一条。广州起义的失败，证明城市暴动的失败，只有在农村发展根据地。而这一套我们谁都不行，谁都搞不过老毛。博古同志，你作为一个党的主要领导者，你不懂军事。党现在主要的指挥，全在军事。因为你不懂军事，所以你听信李德，所以你跟李德绑在一起，所以你犯了很大的错误。你错误的原因不是说你弄错了。是因为你不懂，你错了!所以你要卸下包袱，你要把你的这东西(指党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一个懂的人去领导，而谁懂?老毛懂，这个人能使我们走向胜利。从实质上看，你我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你我不具备领袖的素质，你我不具备当主帅的素质。不要说你不具备，我也不具备。我们这种号召力，我们这种影响力，我们都不及老毛。他行，我们不行，我们得服这口气。”
我国有句古话，叫作“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周恩来，都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毛泽东，那么其他人能认识不到吗?从周恩来与博古的这番谈话的语气中相信任何人都能听得出，这些人在当时、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是由于嫉妒心过于强烈而不服气和坚决贯彻苏联人的指示罢了。而既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毛泽东，那么在遵义会议后决定常委分工的过程中，周恩来是否曾经力辞过“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这一职务呢?那么在“党现在主要的指挥，全在军事”上的这种历史条件下，张闻天又是否又真的具有承担起总书记职责的这个能力呢?对此，不仅后来历史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而且即使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之后不久，何畏与王稼祥就用对张闻天“汉献帝”和“泥菩萨”这样的谩骂和冷嘲热讽，清晰明确地告诉了大家。所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事实。
尽管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去分析和评价参加遵义会议、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参与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的那些人的个人品质，但是“敌军围困万千重”之中，这些人却仍然做出了周恩来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而毛泽东只不过就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一个决定，只能是表明这些人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对苏联人还是非常地负责，而对中国革命却又是相当地不负责。因为在军事指挥上，周恩来根本就负不起必须要率领中央红军冲破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的这个历史重任。
在当年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张闻天可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一九三一年便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年之后的一九二五年六月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之后不久的一九二五年十月，张闻天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二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由于有着深厚的苏联背景，所以刚一回到上海，也就是刚一参加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张闻天就一步登天地登上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高位。当年十月，又更是成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号常委。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奇特的经历，所以张闻天才能在进入到了中央苏区之后，被正式选举为了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号常委并顶替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并在遵义会议后，又接替博古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尽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闻天不得不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从此开始遭到冷落直至失去了总书记的职位，尤其是在庐山会议后更是被彻底打倒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死后，张闻天却又获得了极高的殊荣。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彻底平反昭雪并举行了追悼大会。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含泪为张闻天亲致悼词。在悼词中，邓小平不仅称张闻天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更是认为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以后，中共中央又授予了张闻天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和“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无尚崇高的称号。
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所发挥过的最大作用，就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重新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就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对红军重新的军事指挥，所以这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单从张闻天促成了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重新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这一点来认识，那么张闻天的确是对中国革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差点就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共产党、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剥夺，却也正是因为有了张闻天的积极大力参与才酿成的。
不管王明本人如何矢口否认，但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统治了全党和全军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确是以他为代表的。然而这条统治了全党和全军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路线尽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但是把它推向全党和全军，却是由博古、张闻天、任弼时、顾作霖和李维汉等人来完成的。遵义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能够得以召开，张闻天也的确是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那也根本就无需召开什么遵义会议了;假如中国革命的领导，哪怕只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军事指挥始终由毛泽东来掌握的话，那么中国革命早就顺风顺水地前行了，何需还要等张闻天等人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需要，所以张闻天才能在为中国革命寸功未立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就是由于张闻天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之后，竭力与博古等人一道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因此这才造成了二十几万名红军指战员和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员的无畏牺牲并差点就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葬送中国共产党、葬送了中国革命。所以不管张闻天如何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无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如何坚定，也不过都是在将功赎罪。所以，不管是何方也好，还是程中原或张培森也罢，任何对张闻天的过度吹捧，都是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欺骗，都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特别是如果羞耻之心未泯，那么当张闻天顶着“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与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这些无尚崇高的历史光环，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了马克思和那些无谓牺牲了的二十几万名红军指战员与大批中国共产党员的冤魂的时候，那可就不再是什么“受尽迫害含冤而死”，而只能是羞愧而死了。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初就为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为中国革命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创立了完整的指导理论的毛泽东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十四年之后并晚于瞿秋白和向忠发、博古、张闻天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是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长期存在着只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只要模仿苏联的模式，只要靠着苏联人的指导帮助，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这样一个照猫画虎一般的实用主义逻辑链条。而正是由于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对这一逻辑链条的过度迷信，因此这才不仅导致毛泽东所创造的那种真正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理论却很少有人相信，而且还更是造成了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轻易操控。然而由于蒋介石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穷追猛打从而造成的中国革命眼见陷于失败的事实，所以这才不仅打断了不只是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这样的后生小子，特别是还更有周恩来和朱德等这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所一再宣称的这个逻辑链条。而且还更是把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那些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从对苏联人能够对中国革命进行大力支援的幻想中，打得清醒了过来。而当博古等人所一再宣称的那个中国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逻辑链条一被打断，那么博古等人必然也就破了产;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那些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苏联人的幻想破灭了，当然也就会自己去选择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领导人。因此博古被已经清醒过来了的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那些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轰下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此时张闻天尽管已经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阵营中分化了出来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政治路线还来不及清算的这个历史原因而被选为了党的总书记，但是由于他根本就不具备创立一种和开辟一条能够超越毛泽东所创立的那种革命理论和所开辟的那他革命道路的那样能力，因此也只能遵循毛泽东所创立的那种革命理论和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革命道路来履行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的职责。而如果他不这样去做却再去贩卖苏联人的那套原汁原味的狗皮膏药，那就也只能象博古那样而被人轰下台。特别是在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已经破产了之后，即使是张闻天想继续象博古那样做，也根本就不做不到了。血淋淋的教训和濒临失败的险境，不仅已经把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眼睛都擦亮了，而且也更使张闻天本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跟从毛泽东而象博古那样完全执行莫斯科的路线，那么死亡不仅马上就会降临到普通的红军指战员头上，而且同样也会降临到他本人的头上。
据王明在十多年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揭发，当初在他和周恩来由于分别要去莫斯科和中央苏区而离开上海之前，由他和周恩来这两个现任的党中央常委在指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陈云、康生、李竹声、黄平、刘少奇和王云程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博古和张闻天、卢福坦(之后不久陈云便取代了卢福坦)三人为常委的时候，就曾经明确地告诉了他们，他们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身份不仅是临时的，而且以后到了中央委员多的地方，还更是要马上就把权力交出来。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以及后来取代了卢福坦为常委的陈云以及刘少奇等人到了中央苏区这个政治局委员、尤其是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之后，却不仅没有把权力交出来，而且还更是以现任领导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从而堂而皇之地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当初博古和张闻天以及陈云等人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身份不仅是临时的，而且到了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马上把权力交出来这件事，博古和张闻天、陈云等人不说出来，那是由于为了维护他们已经骗取到手的党内地位而不愿，可是周恩来为什么也没有敢说出这件事呢?
在秘密的状态下成立，特别是党中央又长期地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会有着许许多多的秘密。对于党的这些秘密，长期处在斗争第一线并且在党内很早就举起了武装斗争旗帜的毛泽东当然不会知道很多。而很早便进入了党的领导中枢且又长期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周恩来又肯定会知道得很多。因此据说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叶剑英特意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了纸笔并再三地叮嘱他们，要二十四小时地守候在总理的身边，一定要记下此时的周恩来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哪怕是昏迷中的话，也都要完整地记录下来。然而令叶剑英失望的是，病重之中的周恩来，却没有留下一句话。因此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逝世之后交还给叶剑英的，却仍旧还是他在周恩来生前时所留下的那几张白纸。从而使不仅当了一生的参座而极其精明，而且还更是被毛泽东都誉为是“诸葛一生唯谨慎，路段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在这个问题上不只是闹了个“瞎子点灯白费蜡”，尤其是还更显得极其愚蠢了。
……如果不是王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揭发，那么不仅当年博古和张闻天的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只是临时性的，而且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还要马上交出权力的这个秘密，一定会被他带进棺材。
周恩来带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太多秘密，去见马克思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八•七会议”之后到一九三三年初这一时期的党中央，曾经制造了太多的秘密。而这一切，皆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公开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可是另一方面，党中央却又长期处于秘密斗争的地下状态才造成的。而当中国共产党已经走上了公开的武装革命道路并且又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之后可党中央却又长期处于秘密斗争的这种地下状态，又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由于受苏联人的强力控制才导致的。
当年苏联大力支援我国革命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紧紧包围中打开一个缺口。而我国这个被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恰巧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包围圈上的最薄弱一环。而只要我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自然也就崩溃了。因此苏联对我国革命支援的前提，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符合苏联的利益。而要想使我国革命符合苏联的利益，那就必须掌握我国革命的方向;而要掌控我国革命的方向，那就必须掌控中国共产党;而要掌控中国共产党，那就必须首先要掌控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从而使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苏联才不仅为中国革命悉心培养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任弼时、刘安恭和刘伯承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而且还更是培养出了像王明、博古、张闻天、沈泽民、陈昌浩与杨尚昆等人这样“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并又煞费苦心地将他们或是扶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或是安插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关键位子上，从而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全面掌控。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从陈独秀、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张闻天，都是从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因此由于受儒家文化中的坐而论道那种习惯的影响，都非常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尤其是极其缺乏社会实践的能力。特别是象王明和博古这样的人，更是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所以尽管这些人在理论上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缺少基本的正确认识，所以根本不可能创立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并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能够通往胜利的道路。而党的第三任领导人向忠发虽然是在实际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但是由于他的文化水平太低，所以不仅同样不可能创立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并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能够通往胜利的道路，而且就连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的实际责任都承担不起来，因此这才导致李立三和周恩来、王明在此期间先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特别是这些人不仅不具备创立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并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能够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样的能力，而且就连在经济上解决党的生存问题的能力都不具备，所以这才由于不得不接受苏联人的经济帮助，从而导致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被苏联人所控制。而苏联人为了达到操控中国革命的目的，更是在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狼外婆的礼物。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而绝不是后来象高岗所认为的那样，分成了“白区党”和“根据地党”这样的两个部分。然而尽管象高岗这样把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成两部分的认识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白区的秘密地下斗争和根据地的公开武装斗争这样的两种革命斗争方式，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武装夺取了政权的苏联人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单靠秘密的地下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只有依靠公开的武装斗争。而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那就只有象毛泽东那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然苏联人同时也更清楚，中国革命只要彻底走上毛泽东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那种武装斗争的道路，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再控制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中国共产党了。而要继续控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就不仅要由苏联人培训出来的人来担任，而且党中央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中枢，最好就是隐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只有这样，才便于苏联人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来达到掌控中国革命方向的这个目的。而象王明、博古和张闻天这样被毛泽东称为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又进了机关门而缺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且又在苏联接受了长期教育的“三门干部”，最适宜出任苏联人掌控中国革命方向的“二传手”。
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苏联人在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正面的思想控制的同时，还用对试图摆脱苏联人控制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残酷打击迫害的做法，进行严厉威胁。
从一九三○年六月开始，当时党的实际最高负责人李立三不仅就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推行起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且还更是想通过中国革命，把苏联也拖下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做法，严重威胁到了苏联的利益。于是苏联人不仅马上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撤销了李立三的职务并彻底清算立三路线，而且更是于一九三○年十二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将李立三召到莫斯科进行残酷迫害，并一直扣押了十六年而不准其回国。
就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所以苏联人在制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少冤屈的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太多的历史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中国共产党曾经的中央军委书记武怀让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俞秀松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尤其还是张闻天和陈云等人的入党介绍人的董亦湘等人在苏联被苏联人残酷杀害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和王明产生过激烈分歧的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的失踪与曾经强烈反对过王明和博古等人上台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的真相，直到今天却仍然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周恩来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与博古进行的这次推心置腹长谈的内容，特别是王稼祥对张闻天“泥菩萨”的这样讥讽，不仅隐隐约约地透露了遵义会议的选举以及会后常委分工决定过程的真相，而且还更是充分证明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所以何方先生的“遵义会议确立的全党领导，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只是其中一员，说确立了他对全党的领导不能成立”的这一结论，也就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历史滥言。
共产党人是靠真理吃饭的，共产党的领袖，更只能是靠真理来领导全党，而绝不能靠权力来领导全党。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尽管在苏联学习多年，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学到的只不过就是一些马列主义的教条和苏联人控制中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旨意。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特别是湘江作战的惨败，使张闻天认识到了只有毛泽东才掌握着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真理。因此，虽然也号称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已经被历史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伟人周恩来，尽管他们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了总书记和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的决定中，被民主决定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但是由于张闻天和周恩来都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与毛泽东相去甚远，于是在遵义会议后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的过程中，这才都已经能够自觉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因此这就像现代京剧《沙家浜》里刁德一提醒胡传魁“这支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那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恩来，由于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又没有自己的军事路线。既没有政治领导能力，更没有军事指挥能力。而由于当时党的指挥又全都在军事上，所以毛泽东实际上也就成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下最后决心的人。至于博古由于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的一系列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由于做到了彻底的幡然悔悟，从而同样也开始了自觉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特别是接替了博古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在自觉地接受毛泽东领导，在主动地追求真理的这方面，做得又比谁都要好。因此当王稼祥讥讽他不过就是个“泥菩萨”的时候，张闻天却用“真理在谁手，我就跟谁走”这样的坚定回答，有力地回击了王稼祥对他的讽刺挖苦。
张闻天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起来之后的一九四三年里自动失去的。延安整风运动就象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照出了象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政治骗子的原形。逼迫得王明不得不揭发了当年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身份不仅是临时的，而且以后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还更是要马上就把权力交出来的历史真相。好在张闻天极其聪明，未等被轰下台，在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选举出来之后，马上就主动放下了总书记的架子跑到晋西北搞调研去了。
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并谋求党和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是为了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完成党在思想上的统一，而是为了提高全党同志的认识，而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权威与党和人民军队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早已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下，早就通过领导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的事实而自然树立起来了。尤其是如果没有树立起巨大的权威并实际上已经身处党和人民军队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毛泽东就是想发动延安整风运动，那也发动不起来。
在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被日寇包围分割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和人民革命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关键取决于党的正确领导。而党的正确领导，又来自于党的团结和统一。而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主要又取决于党中央的权威。党中央的权威，最初是来自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来自于苏联人的授权。而当只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只要模仿苏联的模式，只要靠着苏联人的指导帮助，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照猫画虎一般的实用主义逻辑链条被蒋介石的穷追猛打砸碎了之后，党中央的权威，那就只能是来自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了。而党中央的领导正确与否，又主要取决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能力。
当年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那种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形势，尤其是苏联人的严重干预，不仅给博古和张闻天、甚至是给周恩来与朱德等人，都创造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机遇，但是正如周恩来在与博古交谈时所说的“你我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你我不具备领袖的素质，你我不具备当主帅的素质”那样，由于他们都不具备领袖的素质，所以历史才选择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当年的中国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就连邓小平都曾经这样讲到：“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然而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一个极其荒谬的说法便出笼了。这个极其荒谬的说法，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至今仍然还在遭到彻底的否定，所以目前主流所承认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然而不用说毛泽东创立的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全部理论，仅是目前主流还认可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活的灵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党的高级领导人中，也没有人能够领会到。因此直到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了红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从而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抗战的主张时，才只得到了与会二十二人中关向应与贺龙二人的坚决支持和聂荣臻的勉强支持。对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周恩来不仅反对得最为坚决，而且还更是和朱德等人提出了一个以运动游击战为主，在战术、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张。周恩来和朱德所提出的这个主张，得到了大部分与会者的认同。所以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一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主张的时候，马上就得到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响应。而正是由于王明的这个主张，所以才不仅导致了高敬亭的被冤杀，而且还更是酿成了皖南事变的惨剧。
四万多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就是四万多颗中国革命的种子。如果这些革命的种子在运动游击战中拼光了，那么中国革命也就彻底失败了。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既能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我党我军的力量。同时又能很好地在战略上拖住日寇的侵略脚步，从而积极地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抗战。然而毛泽东的这个正确主张，不仅象林彪、博古这样的年轻人理解不了。而且即使象周恩来和朱德等这样的老革命，同样也不能理解。因此还得毛泽东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虽然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仅仅才到一九二四年底党的“四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还只有不到一千名党员的时候，毛泽东就为党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了秋收起义起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毛泽东就又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创下了拥有七万多兵力的中央红军和拥有五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再加上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中央苏区这样一份偌大的“家业”;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几乎把毛泽东所创下的这份家业糟蹋光了的时候，毛泽东又凭借超凡的个人智慧和弥天大勇，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使革命转危为安。因此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这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吗。
当年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过程，早已给张闻天写下了清晰的历史定论。因此象何方与程中原、张培森等这样的几个跳梁小丑不管怎样的信口雌黄，也撼动不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而吹捧象张闻天这样一个都无耻到了这种程度的人，只能表明他们这些人比张闻天还更无耻。
从张闻天一生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张闻天的最大“悲剧”，就是在逝世之后，又被人拿来当做是否定、贬低、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以及妄图彻底颠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块分量极重而又沾满了粪便的石头。而张闻天的“悲剧”，又完全是由于他的自不量力，特别是由于他隐瞒了当初王明和周恩来在指定他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不仅明确地告诉了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只是临时的。而且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还更要马上就把权力交出来的这一情况而长时期欺骗了全党同志才造成的。而因为象张闻天这样一个靠欺骗手段而当上了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悲剧”，又酿成了几十万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的悲壮命运。
由于曾经被何畏等人骂作是“汉献帝”以及被王稼祥讽刺挖苦为是“泥菩萨”，所以张闻天给人留下的，好像就是一副忠厚而柔弱的文人形象。然而真实的张闻天，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派性斗争高手。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张闻天就和沈泽民、王稼祥、杨尚昆以及王明等人一道，积极地参与了和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派性斗争，从而不仅成为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骨干成员之一，而且还更是因此而得到了苏联人的赏识。所以这才从苏联回国刚一参加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便能够一蹴而就地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长。
从苏联回国之后，尽管还未曾与毛泽东谋面，虽然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还并不了解，但是张闻天就已经奉苏联人的旨意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批判毛泽东的数万字长文。而后来在惨烈的失败面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尽管张闻天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由于他的个人能力不够，所以只能听命于毛泽东，因此这才被毛泽东称为了是“明君”。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而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之后，张闻天又忘乎所以了，因此这才不懂装懂地在庐山会议上又与彭德怀等人相互配合，就事论事地攻击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大跃进运动。所以这才不仅受到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严厉批判。而且还更是给象何方先生这样的无耻小人，留下了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这样落井下石的机会。
“明君”一词中的“君”，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的最高领导者;而“明”的最高境界，那就应该当属是有自知之明了。正是因为张闻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还能够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和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责任心，所以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这才没有像博古那样不懂装懂地进行瞎指挥并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外国人。因此这才尽管被别有用心的何畏等人骂作是“汉献帝’并被王稼祥讥讽为是”泥菩萨”，但却还是尽心尽力地听从毛泽东的领导并因此而得到了毛泽东对他的“明君”这样的首肯。所以正是由于张闻天的这“汉献帝”和“泥菩萨”与“明君”的并称，才真实地反映出了遵义会议的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而张闻天的这个党的总书记，也确实不过就是个过度或是临时性质的这一历史事实。
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见证了毛泽东革命人生的艰难。而毛泽东革命人生的艰难，就在于一方面要领导全党、全军、全民族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残酷杀戮，特别是更要领导全党、全军、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而另一方面，又要创立毛泽东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并教育全党、全军、全民族，从而提高全党和全军同志以及整个民族的认识问题的能力。而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如此地艰难，就是由于党的领导集体中象张闻天这样的白痴与厚脸皮太多，所以这才酿成了当年中国革命过程中那么多的艰难曲折和惨痛。而这些艰难曲折和惨痛，却是由毛泽东和广大的革命者，尤其是那些革命先烈来承受的。特别是毛泽东，在当年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屡屡遭受来自党内的打击和战友们的误解，而且还更是承受了妻子、弟弟、妹妹、儿子、侄子等六位亲人为中国革命而奉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之痛。
今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人民日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所写的一篇题为《读一位政治家，也读一位父亲》------重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笔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对邓小平及其家人极尽溜须之能事。而且还更是想通过邓小平晚年的儿孙满堂和锦衣玉食与毛泽东的晚年家庭孤独的对比，来拔高邓小平和贬损毛泽东并宣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歪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毛泽东晚年的家庭孤独，是因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了六位亲人、尤其是贡献出了长子毛岸英的生命。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与伟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九国殇日”即将到来之日，为了通过贬损毛泽东而表现出对邓小平及其家人溜须的情真意切，这样的人，已经不能成其为人了。
从早年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和解民倒悬而开展了武装革命，到晚年为了保住人民的社会主义江山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劳动人民，付出了太多、太多。至今想起，都会令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泣泪交加。特别是在“九•九国殇日”即将到来之日，想起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承受的那种痛苦和艰难，更加令人痛彻心扉。
秋收霹雳卷巨澜，
誓挽神州负自肩。
心系中华除魍魉，
神通马列解民悬。
井岗创军名工农，
黄浦建党号共产。
失子丧妻不言悔，
国殇更忆国父难。
写在二○一四年“九•九国殇日”到来之际的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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