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到现在，日本历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以及历史教育中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叙述，往往突出强调事件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不是从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政策出发，对事变本身进行深入思考。一些日本政客挑战人类良知，否认日本当年的侵略罪行，对战犯亡灵顶礼膜拜，就是利用了这一错误的历史认知。
制定“大陆政策”，将中国东北划为日本“利益线”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已令日本垂涎欲滴。1890年，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影响了日本此后数十年的发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主权线即国界，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日本把其利益线划至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即当时所说的“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保护利益线的根本方法就是强化武装，扩军备战。从此，日本就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大陆政策”的向中国扩张的国家政策。
1894年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日本将“大陆政策”从计划向现实转化的首次重要尝试。通过这次战争，日本成功地挑战了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首先控制住朝鲜，向利益线迈进了一大步。但日本的崛起也冲击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特别是同俄国早已确定的远东扩张战略发生冲突。20世纪初，日本虽然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也不得不正视俄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存在，在与俄国就分割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先后签订4次密约后，日本也只能获取在中国东北南部等地的侵略权益。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帝国主义的干涉削弱了俄对中国东北北部的控制，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剧变。日本发现了侵吞整个中国东北以实现其利益线的重要机会，于是主动照会协约国，表示愿意出兵西伯利亚，但待美、英、法等国军队撤出西伯利亚时，日军却迟迟不撤兵，还在东北北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一度开进满洲里、海拉尔、哈尔滨和博克图等城市，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从西伯利亚撤兵后，日本在中苏边境线上设置了多处特务机关，一方面窥测苏联的情报，同时为其军事势力向东北北部地区渗透作准备。
面临内外危机，“东方会议”确定赤裸裸侵华方针
如果说山县有朋提出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概念尚属原则，那么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部及各政党内阁就越来越把维护“满蒙权益”视为压倒一切的战略抉择和不可动摇的国策。20世纪20年代，日本面临严重内外危机，1927年还爆发金融危机。为摆脱危机，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主张以强硬手段对华“积极干涉”，扩展日本权益。1927年6月，田中义一召集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军政官员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赤裸裸的侵华方针—《对支(华)政策纲领》。纲领强调，中国东北对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考虑”，包括在东北培植亲日势力;应用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的利益。满蒙特殊论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驻守在中国东北旅顺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集中了一批有极大野心的军人，如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石原莞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下一场决胜战争将以日美为中心，而日本取胜的关键正在于控制“满蒙”这一最重要的基地。板垣征四郎则组织关东军参谋对东北进行“考察”。在考察后，关东军参谋们提出了一系列占领东北以及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预案”。关东军司令部则提出了作为纲领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
军人集团崛起，秘密地、精心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明治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军部成为与内阁平行的“辅佐”天皇的独立体系，拥有凌驾于政权之上的特权。军人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将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实行举国一致体制作为目标。20年代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冈村宁次3人组成的所谓“巴登巴登集团”具有代表性。对中国东北抱有野心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加入这一集团，后来加入者还有侵华战争中的骨干东条英机、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
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还是关东军，都确立了军事占领中国东北的基本方针，甚至对占领东北后的统治方式与原则都进行了充分考虑。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地理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先后于1929年7月、11月和1931年7月，组织所谓“参谋北满、南满旅行”，实为到东北各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为获取沈阳北大营的准确情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亲自造访驻守那里的王以哲旅长。但就是在他与王以哲谈话时，其手下的参谋人员则分头进行侦察，用相机对各处进行拍摄。
1929年9月，关东军作战部门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1年6月，在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明确规定了日军侵略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会议，传达在满洲的作战计划。
九一八事变前，根据《辛丑条约》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万余人，其中司令部及重炮兵大队驻守旅顺，下辖第二师团5000人驻辽阳，其余的独立守备队则分驻南满铁路各车站。相对驻守在这里的中国东北军，日军虽然在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但是秘密地、精心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日本参谋部还特意满足了关东军配备重型武器的要求，从国内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到东北，系当时陆军拥有的最大口径攻城炮。由于目标大，日军将大炮分解装入小箱，将炮筒伪装后放在棺材里，秘密运入沈阳，安装在守备队院子中，目标则确定为中国军队驻扎的北大营以及飞机场、兵工厂。
1931年8月20日，拥有丰富对华交涉经历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本庄繁到任后即视察各地日本驻军，组织各类军事演习，多次向部下表示有“以个人独断承担责任”的思想准备，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件，须主动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必胜之决心与准备”。
8月下旬，关东军还从日本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至苏家屯、浑河车站附近。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频繁举行军事演习，铁路守备队也向沈阳方向集中。驻朝鲜境内的日军第十九、第二十师团也借演习之名抵达图们江沿岸。
经过这些准备，人数占劣势但准备周密的关东军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机会。
蓄意滋事寻衅，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口实
1931年，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成为日本关东军滋事寻衅的口实。
万宝山是距长春30多公里的一座小村镇。当时，得到日本领事馆支持的“长农稻田公司”在契约未经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租到的万宝山三区农户的500公顷土地转租给无籍的朝鲜人李升熏等人。为开渠种稻，李等人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且得到日本领事馆警察的保护。
由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施压，张作相同意先将现场中国警察撤走，以利于事态的圆满解决。但李升熏等在日本警察保护下不但挖渠引水，而且筑坝拦河，激起当地农民愤怒。
在日本领事馆的唆使下，《朝鲜日报》驻长春记者捏造朝鲜农民在万宝山被害的假消息，在朝鲜引起大规模排华风暴，更导致东北社会动荡不安。
此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大尉中村震太郎以“考察农业”的名义潜入内蒙古兴安屯垦区，化装成中国人收集作战资料，因形迹可疑被抓。中村亮出“东京黎明农业学会”名片，自称受该会委派前来调查当地土质、农业等情况，要求放行。但经搜查发现，中村一行携带物品有中、日、俄文军用地图及铁路线路图、桥梁涵洞断面图等及自绘草图等，其笔记中记载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派遣令、在东北的活动报告书、一路见闻;其表册则记载兴安屯垦军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营房及辎重等军事情报，种种迹象表明中村等人目的实为军事侦察而并非农业考察。
中村一行间谍行径暴露后被秘密处决，8月11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要求中方就此事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及做出保证等。关东军司令部随即以该事件“冒渎帝国军队的威信”进行煽动，称“绝不能漠视此次不祥事件”。活跃在东北的日本右翼团体如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组成“母国访问团”，返回日本游说，声称中国东北当局的政策使在那里的日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威胁到了日本的“满蒙生命线”，只能用“武力解决”。于是，一些青年军官涌向靖国神社，割破皮肤用血涂抹太阳旗，为中村举行追悼会;日本陆军出动飞机，在日本列岛上空散发传单，鼓动日本人“保卫权益，保卫国防”。就这样，在日本国内煽起了以武力保卫“满蒙生命线”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
发动九一八事变，实现“大陆政策”第一步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率几名士兵装作巡查铁路，在大连与沈阳之间的柳条湖附近的铁道上制造了爆炸现场，但向本部报告说是中国军队所为。板垣征四郎立即根据原来准备的方案，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进攻中国军队驻守的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沈阳城，令驻铁岭的独立守备第五大队急赴沈阳，并报告本庄繁，要求出动第二师团主力。
这时，预先准备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24厘米大炮开始向北大营射击，每隔三四分钟发射一发炮弹。日本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从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向城内发起进攻。由于地方军警只有轻武器，稍事抵抗后便散去，日军于19日凌晨进据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机关，沈阳全城沦陷。
本庄繁率司令部人员进入沈阳城，并在城里设置师团司令部，对沈阳城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令第二师团主力及驻守各地日军分别进攻当地中国军队，并占领相应城市。从19日开始，驻辽宁各地的日军独立守备队分别向邻近城池发起攻击，当天即占领了营口、安东、凤凰城等重镇。驻长春的日军第三旅团随即开始进犯长春，9月21日晚占领吉林省城。
国民政府及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对关东军的挑衅早有察觉，但开始时并不希望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一直采取退避三舍、息事宁人的态度，所以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攻击、占领沈阳时，没有受到东北军的正式抵抗。中国军民积极反抗，才使得日军占领东北的步伐有所放慢。但是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和1932年初的哈尔滨保卫战后，日军终于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并在这一地区制造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现了“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占领东北全境的过程中，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开始仅有主力第二师团和6支独立守备队，总兵力不到两万人，后来也不过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日军一个师团的支援。当时驻守中国东北的东北军虽然装备不敌日军，但数量远在日军之上。日军占领东北的速度之所以那么快，固然有东北军战略指挥方面的失误，但在事变发生前，关东军和日本军方、日本政府进行的周密的准备，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本版文章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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