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向《开国第一战》的双石老师请教9.18当天晚上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给张学良发过“不准抵抗”的电报。双石老师说:“这个史学届有争议。不抵抗是政策!”何为政策?我的理解就是面对诸如此类事件,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重大事件发生之前都会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9.18事件也不例外。
济南惨案
1928年3月蒋介石任北伐总司令统率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日本帝国主义见威胁到胶济线,用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的话说:“山东乃第二个满洲”出兵济南,阻挠北伐,造成“五三惨案”又成“济南惨案”。事后,据世界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的的调查:“济南惨案”共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2967万元。且将负责交涉的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耳、挖眼后枪杀,蔡公时的一同十七人一并被枪杀。
蒋介石绕道北伐并告诫全军将士说:“图报国耻,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目的,今天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效法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图耻必可洗雪(蒋纬国《抗日御侮》台湾黎明出版社出版)。惨案发生后,中日两国派代表进行协商,于1929年3月28日签订“济案”协定:1,中日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2,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3,中国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日军从山东撤军(实际上日军并未从山东撤军)。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济南惨案”最后不了了之。
万宝山事件
1931年4月,“长春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长春县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人土地400余垧,租期10年.之后未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将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中国的朝鲜人李升熏等耕种。5月上旬,居住在长春的40户朝鲜人也迁至该处从事农垦。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他们在当地农民的稻田里挖了一条宽3丈、长20余里的水渠,致使100余垧良田遭到破坏,引起当地农民严重不满。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警察出面干涉劝说,朝鲜人不听,反而招揽大批朝鲜籍人员开挖。同时日本驻长春领事50名警察威胁当地农民,支持朝鲜人继续挖渠。中国当地政府与长春驻日领事多次交涉未果。7月1日当地中国农民看到水渠即将挖成,自家良田将被淹,自发集合300余人前往填沟,与朝鲜人发生冲突,日本警察竟向中国农民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在日籍警察的庇护下,水渠7月11日通水。日本利用万宝山事件在重新掀起仇华、排华浪潮。自7月3日-10日,一周之内在朝鲜的华侨就有100余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余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4500多名同胞回国。
对于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其《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中说:“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由京入赣以來,即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並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乃于四日克复黎川,十三日克复广昌与石城;战斗情形,已祥別报。……忽于军中接读朝鲜华侨惨案与石友三叛变,即粵桂诸逆进犯湘贛之報……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台湾 秦孝逸《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处理方法不外乎还是外交部抗议。
中村大尉事件
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6月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挑甫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3团 (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 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关玉衡回忆:““中村态度极为猖狂,殴打看守其的中国士兵。气极之下,我要砍了中村脑袋,其才老实。”当年的当事人-亲手抓住中村大尉的董昆吾对关团长(关当时正出门巡查)建议:“当今中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若将其放走日寇必将其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们赔礼道歉,其结果只能是增加麻烦,毫无用处。中日两国是世仇,况且按照国际法,外国间谍可以判处死刑,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能将他们送回沈阳, 必须在这里他们全部处死!”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用煤油点着了,挫骨扬灰)。
为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本无可非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考虑得更具体,他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朝日新闻社)据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的记载,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都感到“事变”即将爆发。
中村事件发生后东北军的荣臻为了应付日本的严苛要求,将关团长关了起来并派人看守。9.18当天晚上关团长把钱分给看守其的士兵趁乱逃到北京。屯垦军的3团1营营长陆洪勋9.18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 春日寇伪称调其去新京(长春)受训将其抓捕,陆供出“中村事件”详细经过,曾在当时的伪满洲国报纸大幅刊登。日寇再次对关玉衡和董昆吾悬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剐刑,为中村祭奠。同年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寻访关、董二人踪迹。董昆吾就是那时将原名“平舆”改为“昆吾”。最为可笑的是抗战胜利后,关团长在南京看日寇投降(关团长9.18事变后逃回北京参加过热河抗战、积极给辽西义勇军提供军火,全面抗战后还给吕正操部队秘密提供过武器弹药),当时友人看到他大惊说:“你在这里干嘛?军统满世界找你呢!”关团长连夜跑回东北老家。
1931年8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秘密向苏家屯、沈阳集结,同时驻朝鲜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进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图们江及龙多岛。9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巡视并检阅部队。9月8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不断进行夜战、城市边缘战、拂晓战演习。沈阳日领事馆召集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煽动日侨仇华情绪,给日侨发枪。综上所述9.18事件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日寇要吞并东三省,但是在不抵抗政策的误导下-希望大事化小,不给日寇以借口。1931年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这份电报被日本间谍偷走,战后公布。见日本外务省档案)
经过屡次试探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31年9.18晚上发动占领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事变时赵镇藩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9月10日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长村田要回国,赵旅长照例为村田饯行,村田说;“中国好,不愿意回国;回国后不能升官,又不能进入陆军大学,只有退伍。”令他非常奇怪的是,“ 他的联队接到命令必须等到新兵到齐后方可回国。”东北军老人回忆说:“9.18那天晚上东北军的脸都丢到裤裆里去了!”丢人的是东北军高级将领而不是普通士兵和一部分中级军人。很可笑的是当时的一部分东北军团长遵守荣臻的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是被士兵架着走的。9.18当 晚赵旅长带领部下从北大营突围时,没有遵守不准带武器的命令,东北军的普通士兵一边和日寇打着一边问:“我们的援军呢?我们的飞机呢?”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东北军的上层不抵抗,但不代表广大中下层士兵顽强的和日寇死磕!撤出北大营后还问:“我们什么时候打回来呢?”这一走就得等到十四年之后。
“见一叶落而知天将至秋,见一碗水为冰而知天将至寒也!”这么多迹象都已经表明日寇要全面占领东三省了,唉张少帅、蒋委员长……现在还有学者以9.18当天晚上没有蒋介石发给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试图减轻蒋介石在9.18事变中的责任,从上述文章中可以证明“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退让是蒋介石乃至国民党政府的一贯行为-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的不侵华。9.18事变证明了毛泽东的:“我们爱好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不可否认的是九一八事变哪天晚上张学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果东北军哪天晚上和小鬼子死磕,“以一隅敌一国”其命运与坚持 12.8淞沪抗战的蔡廷锴、蒋光鼐将军一样,但12.8淞沪会战后蔡廷锴将军被迫去美国,轮船到港后,美国华侨抬轿子送蔡将军到美国唐人街。蔡将军在美国各地给华人演讲,为了保护其安全司徒美堂先生亲自给他当保镖,要知道司徒美堂先生在美国华侨当中是何等的威望!
蒋介石也难辞其咎,看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反应。1931年9月19日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一由外交部向日本提出抗议;并向国联提出申诉,一面通知美国,请予我国道义上的支持。二、请蒋主席返京主持工作。三电劝广州非常会议,撤销独立政府组织,共赴国难。”蒋介石返回南京向日本抗议。1931年10月12日在纪念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我们要以和平奋斗,以捍卫此次的国难,以维护国际的公法。”“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不外乎还是希望国联调停。强者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蒋介石明显不是。以夷治夷的思想一直贯穿于蒋介石的思想当中,包括全面抗战初请求苏联出兵打击日 本(见苏联档案)。抗战期间消极抗战也是看到了美国出兵的希望,希望日后摘桃子。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请求苏联解放东北……
1931年9月毕竟当时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已经宣布“易帜”,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员也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你蒋介石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元首,张毕竟还是你的部下吧!1933年《剿匪的理论与实际》蒋介石在1933年4月7日对 剿共军高级将领讲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共匪,东三省失掉了,自然是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们自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 却没有多大的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再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东三省 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所以我们要一心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蒋介石这段话的意思是到底应不应该负责呢?我没读懂, 不过“攘外必先安内”我是读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将领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如当年文汇报所示这其中包括张学良、张自忠、张发奎、宋哲元、商镇等等。而蒋介石是什么样的态度呢?1933年4月10日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与各级将领的训话:“中正来赣剿匪,实本有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凡我剿匪之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 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从这点来说蒋介石还真不如张学良,至少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给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军火、捐款。蒋介石你能在南昌剿匪就不能再北京率部与小鬼子死磕?不仅不率部与小鬼子死磕,还抽梯子、下绊子!
日寇为了保护其东三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做了什么呢?张学良如何给东北抗日义勇军提供军火的呢?蒋介石如何抽梯子、下绊子呢?请看下篇《重温9.18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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