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海外小住，闻大陆学者高文谦先生在美国出版一部史籍：《晚年周恩来》。出书后高先生频繁赴美各地演讲，签名留影，宣讲答问，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高先生还因此被海外一些媒体称作“忠孝两全”的史学专家。今年春节回大陆途经香港，方购得高先生中文版大作，该书已多次再版，可知读者关注程度。细细读过《晚年》，参照此前下载有关资料，心存疑窦若干，稍加梳理，归成“十问”，敢就教于高文谦先生及各位读者。
2004年4月5日于南京玄武湖畔
一、不负母命? 网上得知高先生的一些身世，特别是高母系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裔，不由得肃然起敬。不久前去北京，车过天安门时瞥见广场中央的纪念碑，猛想起碑上林则徐“虎门硝烟”的浮雕――那还是我从小学课本里知道的。在碑身两侧，至今刻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题词――须知林公是中共一直尊崇的英雄啊!高先生在《晚年》书末所附“哭母”祭文中提到：母亲“对文谦从事历史研究”“感到很欣慰，认为后继有人”。想来高母在世时见到先生“于夹缝中”作的那些“文章”，定会痛感失望而有严厉评判――毕竟这是有辱林室家风的大事呀!祭文还称：“文谦的写作，离开你(高母)的支持和鼓励是无法完成的”。这里“文谦的写作”，当指先生出版的《晚年》一书。请问高先生：何不将当初尊母评点你的那些“奉命文章”，宣示与毛、周等代表的中共决裂，“支持和鼓励”先生著书等精辟言论披露世人一、二，也好正先生“不负母命，以孝为先”之名?
二、稀世人才? 在中共的神秘部门――中央文献研究室，高先生曾荣封“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组长”之职，并获调阅中共高层核心档案特权。按大陆官方说法，高先生如不是“德才兼备”，断不可能踏入此门并升官至此。据我看来，中共组织部门更注重“以德为先”。换言之，高先生仅才华横溢，但“德性”不足，也不会青云直上的。在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不畏权势的史吏不乏其人。而像高先生这样先委曲迎逢、后反戈一击者却实属罕见，真是人才难得呀!尽管高先生过去屡为所见核心档案而“震撼”、“早就为不能畅言所苦”，毕竟未能舍弃“奉命文章”所换俸禄。最终还是“命运的安排”(指大陆“六·四”事件)，才使先生下决心不再充当“御用学者”，而选择作海外寓公，著书立说。请问高先生：你当初是以何等出众的表现获取原单位这般信任的?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致使功名无望，先生是否还会“表现”得更好，以便继续升迁、功成名就?
三、缘份已尽? 高先生在《晚年》一书的后记和答记者问中说：大陆“六·四”后，我成了清查中的重点人物。而原单位(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是尽可能地保我，希望保我过关，还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但“哀莫大于心死”，“ 我和共产党的缘分已尽”。看到这里，我觉得高先生一定奉行曹阿瞒“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先生原单位待先生可谓不薄，堪称仁至义尽矣!尽管如此，高先生还是决意撒手而去，并发誓同中共斩尽“缘份”。然而，事实恐未必如此。君不见，先生大作《晚年》封面上豁然标注：“高文谦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員、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可知先生仍念念不忘所任中共旧职。此外，作为中共高干的先生父母(按：都已过世)均系资深中共党员，不知宣布“和共产党缘份已尽”的高先生又将如何面对黄泉下的二老?
四、舍毛其谁? 高先生在海外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宣称：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时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还说，中国从百年屈辱走向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始于中华民国，得力于抗日战争，并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毛在中共立国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毛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据美国之音：高文谦与程君复激辩毛氏功过)好了，高先生就不必兜圈子了。先生实际上是想说：毛泽东远不如当年美国人扶植下的蒋介石好，抗战胜利后国共再战，蒋败而毛胜，实乃几亿“中国人的悲哀”。请问高先生：你说的“中国人的悲哀”是否也包括你的父母?先生父母当年追随中共而反蒋氏，今天看来也是大错特错了!另外，高先生对毛氏画像和遗体仍摆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切齿不已，意欲清除而后快。但先生或许忘了：这里还有毛亲手奠基和题写碑文的肯定先公林则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呢!它是否也应在清除之列?
五、何乐不为? 在《晚年》书中，高先生披露了不少有关周恩来“负面形象”的材料。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不能言的秘密。先生全书以“保持晚节”、“顺守之道”等说法诠释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意思是周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一己私利。对此看法，本人实不敢苟同。依鄙人愚见，面对“文革”，周恩来至少还有一种选择：“称病不出”。周在“文革”前已查出有心脏病(据周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回忆)，“文革”中又患上癌症，告假养病随时可行，且全于情理之中――何乐而不为呢?
六、如此减法? 高先生以“知情人”的身份，介绍中共官方在处理历史文献档案时通常的做法，主要不是采用“加法”(公开伪造)，而更多是使用“减法”，即采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办法，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决定取舍。不幸的是，高先生揭露的这种“减法”在《晚年》书中也得到验证。该书最骇人之处，莫过于毛泽东有意阻挠周恩来癌病治疗的“四条指示”了。但据今仍健在的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讲：当年医疗组把总理病情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亲笔批示(用铅笔写的)，大意是：肿瘤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解决，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喜欢开刀，开一个就死一个，死了一个陈毅，死了一个谢富治，难道你们也要把总理开死吗?毛接下来又说：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开刀，不手术。(按：《晚年》书中只引了毛后面的“四条指示”)张大夫认为：这并非毛有意刁难总理治疗，而是他的一种思维方法。毛几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相信开刀。(引自凤凰中文台“鲁豫有约：采访张佐良”)另据我在大学任教的一位朋友说，大陆官方最近出版的建国后《毛泽东传》里，也有和张大夫相同的说法。他还分析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正要依靠周而绝无可能“害死”周，并且此种招术也不符毛的风格。请问高先生：关于毛对周治病的“指示”，你为何用了“减法”?是否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七、为谁遮掩? 去年6月，高先生在美国新泽西作“去伪存真，讲出真话，还原历史”的演讲，听众高振国(中国旅美探亲者)针对你表白过去在大陆只能“根据政治上的需要，总是想方设法试图替周遮掩，找解释”等说辞，当场提出书面质疑，他说：听此言，使我明白了文谦先生的升迁方式。周恩来需要“遮掩”吗?他一天到晚责备自己，还需要史家“遮掩”?我看是你自己需要遮掩。周恩来的档案固然重要，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中国人民。文谦先生不是立志“还国人知情权”吗，那就请回国面对人民。(按：本人至今未见高文谦先生对高振国先生质疑的正式答复。)这次演讲中你还说：我在1986年《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周说了不少好话”，针对一些人的异议(按：有人嫌周的形象仍不够完美)，你坚持“应该根据历史事实说话”。请问高先生：你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替周遮掩，找解释”呢，还是“根据历史事实说话”呢?
八、空头支票? 高先生曾表示，将用《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收入投入“再生产”，潜心写作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又称，如果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开禁，将把全部收入用来建立一个“还民众知情权”基金会。此话“博得满场热烈掌声”。高先生的表态，乍听起来言之凿凿，豪爽大度，但细想来却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先生明知自己所著不管是《晚年》还是《文革史》，都绝无可能在中国大陆开禁(先生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坦言，国内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书”)，却有意开此“空头支票”，岂不虚伪做作?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三国里的一段故事：东吴派鲁肃向刘备索还荆州，孔明许诺说：待我主图得西川后，那时便还。鲁肃信以为真，当场与刘备、孔明写下文书并作押。鲁肃持文书回复周瑜，周瑜顿足道：子敬中计矣!谁知他几时取西川?若刘备十年不取西川，则荆州十年不还矣!不是同样道理吗：若大陆十年不开禁高先生著作，先生所捐“基金会”则十年无望矣!应该说，高先生当众开这种“空头支票”毫无实际意义，如今“作秀”之风盛行，用此雕虫小技倒也不足为怪，只奇怪听众诸君中仍不乏憨厚鲁子敬者，实属可悲可叹!请问高先生：开“空头支票”，为收买人心――这样的评价大概不算过分吧?
九、不见出处? 通览高先生《晚年》一书，几乎逢页必见引文出处，真是学术味道很浓的呀，“权威性”不言自明。只可惜，书中最让读者(至少有鄙人)关注的几则史料，却怎样也找不到它们的出处了! 如：1976年除夕夜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的“鞭炮事件”(毛命人燃放鞭炮以庆贺周恩来之死)，毛在周病逝后对周的一番评说(毛称周是反对他搞“文革”的，两人的斗争“不少于十次”，历史鸿沟“没法弥补”)，毛对群众悼念周的指摘(毛批“悼念虚，复辟实”)，毛对总理继承人的精心安排(毛确定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曾派人告张春桥“让一下”，并告华：“如有事，找江青”)等。这些事情，都是大陆四五十岁以上的过来人至今搞不懂的“谜”，也是评价毛周关系的最紧要处。对此，海内外学者已多有质疑。请问高先生：自诩“去伪存真，讲出真话，还原历史”的严肃学者，你为何要在这样重要的关节点“略去”引文出处，而不能还国人以“知情权”?
十、准备官司? 高先生裹挟中共核心档案境外著书，显然于大陆国家法律所不容。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大陆官方对此有何说法。而本人却听到传闻：周恩来的亲属已打算根据有关法律，起诉高先生和香港明镜出版社，理由是《晚年》一书损害了周的“名誉权”、侵犯了周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等。上诉法庭在大陆还是香港、美国，暂不得而知。我曾询问过当律师的朋友，他表示：高先生书中公布的周恩来的信件、笔记等，既是官方档案，有的也属个人隐私，作为亲属据此状告侵权者，法律上可以认定受理。听罢此言，我不禁为高先生捏把汗。但愿这真是“传闻”罢了，先生最多有惊无险。为防万一，奉劝先生暂且搁置“再生产”和“基金会”等想法，务必存下《晚年》一书所得收入以准备应付这场官司――须知来者不善呀!请问高先生：对此说法你有何评论?是否已作好打官司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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