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液中的4个红细胞引起医疗组注意，先后请数名专家进行病理会诊，最后确诊为恶性肿瘤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进行每月一次的尿常规化验时，竟然在尿液中发现了4个红细胞。在通常情况下，尿液中出现无痛性红细胞，且数量在5个以下，应该属于正常的范围。不过张佐良对于周恩来尿检中突然发生的细微变化却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旱在几年前，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就不容乐观了。
1967年2月2日，在中南海一次领导人定期体检中，医生意外发现周恩来的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不久，医生们就确诊他由于长期劳累患上了心脏病。1967年秋，医生又在体检时发现周恩来出现了心绞痛和频发性心搏等症状。1967年8月，周恩来在处理外事口批斗陈毅之事的过程中，从27日下午一直到28日凌晨时分，他为解救陈毅与造反派整整对峙了18个小时。事后，他对人说：“我的身体再也不能忍受了!”1970年秋，周恩来的心脏病更加严重了，有时写字时手会不由自主地发抖。面对紧张而日益繁重的工作，周恩来自己也感到年迈的身体很难继续支撑下去了。
张佐良高度重视在周恩来尿液中发现红细胞这一情况，当即把这一情况向中南海门诊室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同时，他与曾经担任过周恩来保健医生的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进行了电话沟通。
1972年5月15日，张佐良将周恩来的尿液送到北京医院检查，隔日即得到该院病理科的尿液检验报告。北京医院的检查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张佐良等马上向有关领导作了口头报告。在汇报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时，他们请求在周恩来膀胱癌尚属初期时尽早进行手术治疗。
为了更加慎重地对待北京医院的病理检查结果，吴阶平提议，由北京医院病理科负责主持，迅速召集一次有在京著名病理学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对周恩来的尿液进行再次检查和会诊。与会的协和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和中国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在认真进行病理检验后，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所患的系恶性肿瘤。
5月18日，京沪津三地泌尿科权威和病理学专家在北京进行了一次会诊。这一次会诊，所有专家再一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诊断形成一致的意见：确诊为膀胱癌。
此时，周恩来对自己已经患膀胱癌一事，尚不完全清楚。他仍然日理万机，根本不可能进行手术治疗。后来，周恩来在保健医生频繁化验他的尿液时，开始对他的病情有所察觉。
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等人，详细汇报了周恩来自5月份以来的病情变化。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玉泉山电灼手术成功后，周恩来仍无法按医嘱治疗，从而造成膀胱癌再次复发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时左右，彻夜工作的周恩来准备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厕时突然发生了大量尿血。几位专家迅速赶到中南海，吴阶平当即向中央相关领导再次口头汇报，请求尽快批准周恩来的手术报告。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同意马上召集各方专家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会诊。几天后，从天津、上海等地邀请的著名专家齐聚中南海，进而组成了后来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专家小组。
由于当时中央尚未批准手术方案，考虑到周恩来的具体情况，医疗小组主张暂且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保守疗法。卞志强和张佐良等医护人员在近半年时间里均采用了保守治疗，以维持周恩来紧张而繁忙的日常工作。3月2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叶剑英、汪东兴等谈完工作后，也谈到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问题。叶剑英对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极为忧虑。此前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吴阶平、卞志强等医生，曾经驱车前往北京西山，把周恩来的血尿试管和化验单等当面交给了叶剑英。
就在叶剑英为周恩来何时做手术焦虑之时，周恩来也在考虑自己何时做手术的问题。而手术前他必须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邓小平早在1973年2月22日已经从江西回到了北京。但在如何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上，周恩来却遭到江青和张春桥极力反对，最后他只好搬出毛泽东来。周恩来称此次让邓复职的主张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江、张二人这才无话可说。3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上批示：“同意。”当周恩来看到这份文件后，马上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向中央政治局请假两周，同时又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所有工作都安排好以后，周恩来这才决定尽快进行手术。
在叶剑英的直接关怀和安排下，医疗小组决定在周恩来休假期间对其进行“第一步检查和治疗”。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3月10日傍晚，吴阶平等医疗小组成员把周恩来悄悄转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处住地。叶剑英经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在周恩来治疗期间决定在玉泉山设立一个小型医疗机构。就这样，在北京玉泉山住地开始了周恩来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小型手术--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张佐良回忆首次为周恩来医治膀胱癌的情景时说：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两周左右，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小组为使周恩来彻底摆脱癌症的困扰，曾经作过一系列的术后理疗方案，比如电灼癌患之后需要定期对患处实施药物灌注治疗。然而由于周恩来国务繁忙，有时就连每周两次的灌药也无法坚持。尽管手术效果初期比较理想，但后来的治疗却时断时续，无法及时用药。6月，周恩来只抽空前去玉泉山治疗三次。到了7月，周恩来会见外宾的日程排得满满的，7月4日和7月8日去玉泉山两次：第一次是当夜去玉泉山，不得休息，翌日上午便因事急返城区;第二次前去进行灌药治疗，好不容易在玉泉山休息了两日。
1973年10月底，周恩来的膀胱癌复发。医疗小组多次提醒周恩来，一定要尽快手术。可是，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安排并非受医疗小组左右，加之昼夜工作，有时因开会或接见外宾，耽搁了正常的排便时间，故而血尿往往在他的膀胱内凝成了血块，经常发生血块阻碍尿道而长时间无法排尿的困难。由于多次失血，周恩来变得气血大亏，最后医疗小组不得不采取频繁输血的办法来解决他血液的消耗。为解决周恩来日益严重的便血症状，1974年春，医疗小组决定对周恩来进行第二次电灼手术。
1974年3月8日，医疗小组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周恩来总理检查治疗的方案》。周恩来对这份方案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批阅和修改，在同意把这份方案上报后，又给负责治疗的四人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剑英、春桥、东兴同志：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
叶剑英在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当即在《方案》上作出批示：“我和卞(志强)、张(佐良)两大夫共同阅看了一遍，我赞成这一方案。于三月十日开始进行
3月11日，周恩来来到解放军305医院。医疗小组按计划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从而确定周恩来的不断便血系膀胱癌电灼手术后的再次复发，因此决定3月12日对他再次进行电灼治疗。
这次电灼手术后不久，周恩来又开始了繁忙的工作，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接受治疗。正因为周恩来不能按治疗方案进行医治，不久即再次便血。当年5月初，就在医疗小组向北京医院送检的周恩来尿液中，竟然检查出脱落的膀胱肿瘤乳头状癌组织。吴阶平、张佐良等医生面对周恩来进一步恶化的病情忧心如焚。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部分同志。吴阶平汇报了周恩来近期的病情发展，同时代表医疗小组请求中央尽快解决周恩来的入院治疗问题。但是张春桥当场竟以周恩来急需会见外宾等借口表示反对，并要求医疗小组人员对外封锁周恩来血尿的化验结果。他甚至无理提出必要时可更改化验报告结论的说法。张春桥的做法当即遭到张佐良的强烈反对。但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形势，医疗小组所提周恩来尽快入院治疗的要求并没有得以实现。最后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周恩来才于初夏时节来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
周恩来在解放军305医院频繁接受手术，1975年3月20日凌晨，他支撑着病体给毛泽东写一封长信
当时叶剑英等为了彻底医治周恩来的疾病，在医疗设施和医务力量配备等方面都尽其所能。周恩来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其孱弱。从1974年3月起，周恩来就开始大量尿血，每天达100多毫升。其间，虽然不时进行输血，但仍然无法控制病情。就在周恩来住院之前的这5个月中，也是他带病工作的最痛苦时期，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这5个月中他只有13天工作时间较短，但也有12个小时之多。其余126天，周恩来工作时间均超过12小时。其中有9个工作日他的工作时间在12至14小时之间，有74天他每日工作时间在14至18小时之间，有38天工作时间在19个小时以上。更为严重的是，这期间周恩来还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日，医疗小组就为他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手术。在手术开始时，叶剑英等政治局负责人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第一次大手术完成后，周恩来就在305医院继续接受术后治疗。但是，病中的周恩来仍然在医院不断地会见外宾、参加会议和批阅文件，紧张的工作并没有因为他的入院而稍有停止。尤其是周恩来此时担负着筹组1975年将要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因.“四人帮”的暗中掣肘，工作的过度劳累，让他术后保持的短暂病情稳定局面很快被尿中带血的突发情况再次打破了。
1974年7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再度复发。经医疗小组专家数次会诊，一致确认周恩来的癌细胞正在向体内大面积转移。8月9日，周恩来决定就自己病情的最新发展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在谈到他将要面对的第二次手术时，周恩来表示：“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手术。”毛泽东批阅了周恩来的信并同意医疗小组的手术方案。8月10日，医疗小组对周恩来体内扩散的癌肿进行了局部切除。
尽管有邓小平等人在承担周恩来的一些工作，可是有些重要的国事仍然需要他亲自过问。大量文件被送到305医院请他批阅。医疗小组感到，周恩来如不有效地控制繁重的工作量，病情仍然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10月，医疗小组就此向政治局四人小组提交了一份旨在减少周恩来工作量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起到真正减轻周恩来工作压力的效果。“四人帮”当时正蓄谋在1975年春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上夺取最高领导权，因此王洪文、张春桥等勾结江青，不断给病中的周恩来增加麻烦。
11月6日，周恩来在医院就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问题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主要谈到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等准备情况，并写道： “主席：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信中还说：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引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12月23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医生护士们的陪同下乘机飞往长沙。就在周恩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的时候，医疗小组又意外发现他的病情正悄悄发生着新的变化。1975年1月下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2月1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考虑到自己的病情，决定对12位副总理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周恩来确定邓小平在他治病期间，主管外交并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签批主要文件，同时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位副总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事务。他随即将上述安排呈送毛泽东阅示，很快获得批准。
2月2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和医疗小组的检查报告以后，当即批示同意。毛泽东批示后，根据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医疗小组报经政治局四人小组批准，于2月4日在305医院再一次对他进行了膀胱镜检查，同时对膀胱内的癌变再次实施了电灼手术。2月下旬，医疗小组经过检查，再次确诊周恩来的癌细胞仍在转移，并确诊他已经患上了结肠癌。
鉴于周恩来病情的发展，会诊结束后，医疗小组分别于3月6日和3月18日，两次对他进行了肠胃检查。检查中发现周恩来的大肠与肝部之间出现了占位性病变。吴阶平等就周恩来患结肠癌一事，专门向政治局四人小组进行了汇报，请求尽快对周恩来的转移病灶进行一次切除手术。政治局四人小组把吴阶平等人的报告和手术方案一并呈送给毛泽东。
在这次大手术之前，周恩来于3月20日凌晨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了病情近况等。
周恩来为了慎重起见，又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封便信。他叮嘱张玉凤说：“我现在又以突然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但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必将医疗组报告送请主席批准。在主席正在有病待治的时候，我又以开刀治病干扰，你可以想到我这时的心情。我只能补写一封关于病情病因的报告，请你看后斟酌，在主席已批准洪文等同志报告后，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毛泽东很快就批阅并同意了政治局四人小组关于周恩来进行第三次手术的报告。手术遂确定在3月26日实施。
在叶剑英指示下，解放军301医院在周恩来病重期间曾秘密研制以中草药根治膀胱癌的新药
就在周恩来在305医院准备做第三次大手术的时候，解放军301医院也加快了研制中草药医治膀胱癌的步伐。就在周恩来刚确诊患上膀胱癌不久，在接受医疗小组关于中西药结合医治周恩来疾病的建议后，叶剑英就给301医院下达了一项特殊指示，要求该院泌尿科尽快研制一种治疗膀胱癌的有效药物。根据叶剑英的指示，301医院泌尿科很快就组成一个以泌尿专家许殿乙和李炎唐为正副主任的新药研究小组，开始了特效药的秘密研制工作。
1975年春，根据301医院泌尿科新药研究小组的意见，医疗小组主要成员吴阶平、熊汝诚、虞颂庭等到301医院听取新药研究小组的汇报。吴阶平等迫切希望小组尽快把研制的新药搞出来。会上，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共同分析和筛选了已经选定的几种中药，并且很快把新药研究小组的方案汇报给中央军委主要领导。
叶剑英一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周恩来就医的305医院，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西医手术的不足，又着手狠抓301医院泌尿科的新药研究小组。2月的一天，叶剑英决定在北京西山住地召开一次旨在讨论中草药医治膀胱癌的专题会议。参加者是301医院新药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专家。
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解放军301医院泌尿科主任李炎唐回忆说：“叶剑英元帅满面红光，穿着军便服，斑白的头发使他充满风度。他让我们坐下，然后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和情况，问完了微笑着说：‘你们都是专家，主要听你们说。’我记得先是院领导介绍了研究组的情况，接着，许主任介绍采用中西医研究治疗膀胱癌的近况和我们筛选的药物。许主任讲中医治疗时，叶帅非常感兴趣。他还同许主任谈起许多中药，包括一些药的名称，他都很熟悉。……虽然在中医方面我不是专长，但我讲了几种药物对癌症的有效作用。”301医院的新药尚未研制出来，可是周恩来的手术已经迫在眉睫。
3月26日，周恩来在手术前会见了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把他此前尚未处理的文件交给了邓。傍晚时分，305医院特护病室内外笼罩着紧张而肃穆的气氛。这次周恩来的医疗小组又增加了一批力量，除原来的吴阶平等著名专家外，还有刚从上海调来的董方中教授、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以及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专家曾宪九、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陆维善、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等。这是周恩来患病以来最大的一次手术，所有专家都紧张坚守在手术室内，时间持续了8个小时。周恩来在术后恢复中自知生命时间有限，对参与手术的医生们真诚地表示：“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在这次大手术后的恢复阶段，尽管所有专家和医护人员均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周恩来的床前，随时监控病情变化，但因为他只要病情有所好转就要工作，因此手术医治的成果总是难以得到巩固。在维持一段相对稳定的病情以后，进入4月初，医生们发现周恩来的病情仍在悄悄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考虑对他再次实施电灼手术，以缓解膀胱内血尿不断给他带来的痛苦。
这次手术尽管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但总算让周恩来暂时渡过了难关。他本该利用这次手术的间歇，尽快恢复消耗的体力，然而，由于公务缠身，病情稍有好转，就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尤其是5月3日毛泽东就“反对经验主义”作出指示后，周恩来不顾医生们的劝阻，仍然支撑着病弱之躯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后，周恩来要求王洪文继续主持会议，然而王洪文虽然口头应允，在行动上却百般掣肘。5月14日，周恩来亲自给王洪文打电话，才知道他一直拖到13日才执行。周恩来不得不在5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把对毛指示贯彻不力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在信中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吴阶平在检查中发现周恩来下腹部出现肿物，表明癌细胞已进入盆腔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随时都在观察着周恩来前次手术后的病情发展。就在这时，周恩来不顾自身病痛，又为即将在八宝山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操心了。在1975年6月6日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已对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模、参加人员等事宜作出了布置。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一安放仪式对外保密，要求贺龙的家属在参加此次活动后，严格执行中央“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的“五不”原则。就在王洪文派人向贺龙家属宣布这些原则的次日，住在医院里的周恩来竟收到贺龙女儿贺捷生写给他的信。
贺捷生在这封信中对王洪文派人传达的“五不”原则表示不能理解。周恩来当即不顾自身病情，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今年六月九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三月开刀，未再过问。……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毛泽东在接到信后，当即给王洪文等人作出指示：“照总理意见办理!”6月9日，周恩来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抱病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参加追悼会以后，他的病情再度转重了。这时候，医疗小组已就对周恩来再一次实施电灼手术一事向中央作了报告。6月16日，就在实施电灼手术之前，周恩来忍痛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近段病情发展以及将要进行的电灼手术等。
周恩来还给张玉凤写了一封短函：“玉凤同志：您好!现送16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写完不久，等候在病房外的医生护士走了进来，此时手术室已做好了准备工作。当天深夜，周恩来再一次做了膀胱镜电灼手术，直至次日凌晨才结束。
周恩来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后仍呈转危的态势，吴阶平几乎每天都在观察他的病情变化。一个雨后的下午，吴阶平在例行的检查中忽然发现周恩来下腹部出现了硬块，状如鸡卵大小的肿物让他感到吃惊。接着，他让几位专家进来，分别对周恩来进行触诊。专家们连夜进行会诊，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膀胱内很可能已经长满了癌瘤，并由此推断癌细胞不仅进入了盆腔，而且很可能向体内远处进行蔓延和转移。周恩来也意识到这次病情似乎来得更加险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工作。9月初，他仍然抱病在医院里会见了罗马尼亚客人。
当确知所患疾病已被定性为最为严重的一种后，周恩来清醒意识到必须对后事有所交代了
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传进了305医院。北京医院病理科对周恩来腹部肿块检查后，得出的病理报告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吴阶平等被这一严峻的现实惊呆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鳞状细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这也意味着周恩来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自1975年春叶剑英在西山主持新药的讨论以后，301医院的新药研究小组加紧了研究步伐。医生们通过膀胱镜和针头注射等方法进行治疗，很快就取得了新的试验成果。这让主持此项工作的叶剑英非常振奋。1975年8月13日，叶剑英因事要到外地，出发之前，他特意给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捎去了一份301医院新药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药方笺)。
9月17日，周恩来在医院找邓小平做了一次长谈，谈到了他对疾病的态度，也谈到了此病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9月19日上午，邓颖超来到邓小平的住地，两人进一步就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情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吴阶平等医疗小组专家和主治医生齐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领导认真听取了医疗小组关于周恩来病情近期变化的汇报。邓小平对医疗小组的要求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5年9月20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批准对周恩来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来到305医院看望周恩来。这时的周恩来已经预见到此次手术非同小可。就在手术之前，他来到了病室的卫生间，掏出笔在一份文件上写东西。这时，手术室内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做好了准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静静守候在走廊内。在这期间，医生和中央领导都很焦急。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这是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时他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时又用颤抖的手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与此事相关的信。因此，在手术前他因为这封信耽搁了近一小时时间。一直到14时后，周恩来才把这封信郑重地封好，交给了等候在门外的邓颖超，要她适时交给中共中央。就在周恩来将要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他忽然在手术车上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喊了一句积郁心中多时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这句呼喊，让所有守候在走廊里的中央领导猛然一惊。周恩来深知这次手术不同于以往的手术，这种癌症的恶性程度和较高的死亡率，已经让他清醒意识到必须对自己的后事有所交代了。
当吴阶平等专家打开周恩来的腹腔时发现，恶性膀胱癌此时已在皮下扩散，但是医生们仍在为延长他的生命做最大的努力。这次手术完成后，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进食甚少，不时忍受着剧烈的疼痛。9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周恩来手术情况的报告以后，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总理身体不好，一年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指着陪同在场的邓小平)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医疗小组鉴于周恩来肠道发生了麻痹性肠梗阻，决定再为他做最后一次造瘘手术
1975年9月28日，周恩来坚持在病榻上接见了即将前往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事隔一日，周恩来又在病榻上接见了准备前往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医疗小组决定把周恩来的近况报告政治局四人小组，建议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活动。
周恩来在这次手术后仍然可以在护士搀扶下在床前有限地活动。只要有可能，周恩来仍希望与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会面和交谈。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也不时前往医院探视。叶剑英和邓小平是这一时期来医院较多的人。特别是叶剑英，几乎每天都要前往305医院，而且每次陪伴周恩来的时间都有两三个小时。邓小平此时虽因“风庆轮”等事件面临“再次批邓”的压力，但他最为关心的就是周恩来疾病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他在利用一切时间设法安排周恩来的治疗和手术。10月16日下午，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再一次听取医疗小组专家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最新进展汇报。这一时期，邓颖超每天都要来到周的病榻前。周恩来对邓颖超谈到了他死后的遗体和骨灰处理的问题，主张不保留骨灰，并要求邓颖超在他死后监督把骨灰撒进大海。
10月24日，医疗小组得到政治局四人小组的批准，对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以后，周恩来的时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过了。11月初，北京进入了初冬季节，这一年的冬天极为寒冷。医疗小组不断设计新的医疗方案，设法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叶剑英曾嘱咐说：“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能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就延长一小时一分钟。”邓小平那一时期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有时周恩来已经睡熟了，他就守候在床前。11月11日晚9时许，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人一起会见医疗小组成员，详细听取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11月16日晚10时半，邓小平又一次和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医疗小组关于周恩来病情有关问题的汇报。11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再次来到305医院，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共同听取医疗小组的汇报。
1975年12月下旬到1976年1月，病榻上的周恩来进食困难，只能喝一点汤汁和茶水，食物入口也无法下咽。即便采取输液和流食来补充他的营养，排便和排尿仍然成为他最大的困难。张佐良追忆当时情况说：“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看到周恩来有时剧痛难忍，医护人员就不得不以止痛药来控制。但这种通过药物控制剧痛的做法效果有限。周恩来有时痛得前额沁汗。最痛苦时他很想哼一声，但他以极强的克制力控制住了。据当时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护士许奉生回忆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12月8日，邓小平来到医院，探视已经很少进食的周恩来。在这次会面时，周恩来和邓小平谈到了当时正酝酿掀起的“批邓”高潮。据邓榕回忆说：“他(周)担心邓小平是否能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里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忘。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接着，李先念、王洪文、陈永贵、王海容和唐闻生也来到了周恩来的床榻前。久病而不能进食的周恩来，在清醒时仍然坚持和探访的中央领导同志交谈。12月20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得知他想见罗青长。由于此前已经决定周恩来不再会客，因此工作人员打电话向邓小平请示，邓当即表示：“总理病成了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罗青长就这样走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1975年12月下旬，是周恩来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光。此时的周恩来虽然近两个月不能进食，可他的肠道却发生了麻痹性肠梗阻。12月21日下午1时3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亲临医院，听取了医疗小组的汇报。当天夜里，周恩来昏厥，医疗小组向中央政治局报了病危。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及邓颖超在午夜时分闻讯赶到305医院，陪同医疗小组成员参加了紧张的抢救。直到次日凌晨2时，周恩来才被抢救过来。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的麻痹性肠梗阻似有加重的趋向。医疗小组经会诊并报请中央政治局同意，于1月5日决定为周恩来再一次施行小型手术。在这次手术中，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三名政治局成员始终守候在手术室外。当日下午，叶剑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也闻讯先后赶到医院。手术后，周恩来的神智开始清醒起来，但不久即陷入了昏迷。延至1月7日深夜，周恩来开始进入弥留状态。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自1972年5月第一次从周恩来尿液中发现4个红细胞开始，继而确诊为膀胱癌，至1974年6月1日在病情加重后住进305医院，其间，周恩来虽在西山进行过电灼和灌药等小型手术，但整整一年之久未能进行系统的治疗。而住进305医院以后的周恩来，则一边接受手术治疗，一边仍在病房内外担负着紧张而繁重的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先后接见外宾63批，与外国首脑政要谈话17次，在医院召集和主持会议20次，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委级领导干部谈话55次，出医院参加重要会议20次，外出看望或找相关同志谈话7次。在住院期间，医疗小组专家对周恩来实施大小手术达13次之多。从1974年4月至1976年1月病逝，先后为周恩来输血89次。
周恩来在平均每一个多月就要进行一次手术的病痛状态中，仍然坚持如此紧张频繁地工作，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当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外以后，各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拍发电报，要求亲自前来中国与周恩来作最后的告别。邓小平鉴于国际上的呼吁，即于1月9日向毛泽东就周恩来的丧事提出请示报告，报告称：“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毛泽东批示：“照办。”1月9日，新华社发表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央组成了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的治丧委员会。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沿途十里长街百姓自发地围街哭泣，为周恩来送行。1月12日，邓小平将经过他亲笔修改的周恩来悼词呈送毛泽东批阅。在悼词前页，邓小平写道：“主席：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在1月15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代表中央致悼词。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2期，摘自2013年第1期《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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