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公历2014年，农历又逢甲午年。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又要回顾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甲午年，回顾那场中日之战。10年前，我以嘉宾身份参与陕西卫视的“开坛”栏目，在北海舰队的甲板上，做了一期纪念甲午110周年的节目，叫做“跨越百年的伤痕”。10年后的今天，整理当日的发言，原来的感慨仍在，也萌生了一些新的思索。
甲午之战的准备。新中国的两代人，都熟悉毛泽东的这句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本来努尔哈赤也是懂得这句话的，他的子孙玄烨和弘历也懂，但十代以后的子孙，似乎就不懂了。甲午这一仗，从大清海军来说，可谓是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而日本的海军，早就下决心要和北洋水师决一死战，他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据我所看到的材料，日本海军在训练的时候，重点目标就是要打沉“定远”舰，他们把“定远”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日本陆军在练习拼刺刀的时候，靶子上面画的是李鸿章的头像。全国上下以打败北洋水师作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而相反，大清一方，根本就没有主动求战的理念，没有敢于亮剑的战斗意志，当然，更没有决战必胜的信念。
战术素养与训练。说到准备和把握，这就涉及到平时训练的潜在问题。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材料，说当年日本军方拜访北洋水师的时候，发现北洋水师官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炮筒里面灰尘很多等等。近年有一些专家反驳这些传闻，说这些都是缺乏依据的“段子”。这些“段子”的真实性也许有问题，但从本质上批评了大清军队的训练水平，见微知著，从非常小的细节上，反映出大清军队整体的战术素养比较差。细节上的反驳，无力改变整体评价上的尴尬。
中日战争意识。今天颇有些人，跟着西方和日本的舆论，说中国的军费过高了，威胁到世界和平了。这些人似乎不懂得，战争的准备，是在和平时期就必须“天天讲月月讲”的。回到当年，说到整体的战争准备，添船换炮这样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理念，在日本能够从上到下贯彻下来，而大清这一边，就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日本从天皇到很多富豪之家，都踊跃捐款，为海军添置装备。而大清这边干什么呢，反而要挪用海军经费，慈禧太后要修“三海”，后来又修颐和园。有学者指出，这个钱后来还了。但是起码寅吃卯粮，把应该更新装备的大好时间给耽误了。
其实日本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或者说综合的经济能力并不比清朝强。它是把中国打败了之后，用战争的赔款，一步步完成其现代化的。日本那个时候，国家财政也比较困难，它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万众一心把国家的硬件先搞好。而这个时候，慈禧太后还是躺在权力的安乐椅上，做着万寿无疆的大梦。
毁誉李鸿章。谈晚清，谈甲午，都绕不过李鸿章。国人认李鸿章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代表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马关条约》。这个历史责任，李鸿章是逃脱不了的，他应该有责任。但是除了有责任之外，李鸿章也有苦衷，因为他毕竟处在那个位置，形势给他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并不大。李鸿章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是得到当时的世界列强公认的。他是行伍出身，淮军的首领，而且从治军思想上看，应该说比曾国藩更与时俱进一点。列强对他评价比较高，日本对他也是敬畏三分。后来他去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日本人还打了他一枪，说明日本确实对李鸿章有过非常大的敬畏。但是这些，都在甲午之战失败以后，变得烟消云散了，日本人从此不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也不把李鸿章放在眼里。
评点丁汝昌。说到当年北洋水师的丁汝昌丁军门，应该如何概括呢?第一，他大节无亏，就是说在民族气节上是没有问题的。勇于开战，决不投降。第二，应该说是人才难得，他久经战火的考验，而且努力进取，有谋略有心胸。第三，很可惜的是，丁汝昌专业不对口，他不是海军出身，造成指挥上有些外行，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不能说他有勇无谋，他是想谋，但谋不到点子上。所以说丁汝昌这个人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死，是带有悲剧性的。对丁汝昌那个悲剧性的服毒自杀，一方面应该有历史的同情，另一方面，要从中吸取教训：我们现在一定要培养专业的、合格的领导型人才，像丁汝昌那样爱国的、敬业的、勇敢的，同时又是熟稔专业技能的现代化军官。
方伯谦与民族大节。讲到丁汝昌等甲午历史人物时，应该注意，不要简单化地评价，不要简单地把一个人概括成英雄或者是狗熊。不因为某个细节否定他的功劳，也不因为他的功劳，就忽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比如这个有争议的人物方伯谦，他肯定在北洋海军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他应有的贡献，在战争中，他也不可能说没有一点儿好的表现。但是他毕竟大节有亏。我们说丁汝昌是大节无亏，而方伯谦呢，我们能说他是民族英雄吗?方伯谦家族的后代纪念他，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学界政界评价太高就过分了，这种人要是成了民族英雄，那岂不是谁都能成为民族英雄?尽管我们可以为他辩解，有些做法可以谅解，但是如果今天把方伯谦这样的人都讲成民族英雄，那普通老百姓都成什么了呢，就都是圣人了。战争中可以示软、可以示弱、可以挂白旗，但是要讨论，在什么情况下挂白旗。在自己没有丧失攻击和防卫能力的情况下，只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如敌人了，就挂白旗，那还打什么仗?那只要算一下双方的实力，实力弱的一方就举白旗投降算了。
建军思想与海洋意识。今人批评李鸿章的海军思想，是以消极防卫为主。当然这也不好过分责备李鸿章，因为当时举国上下，也没有明显的比李鸿章更高明的意见，背后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海洋观的问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战争观的问题。清朝后期，四面都是危机，但是朝廷在解决陆地防务问题上，就非常积极踊跃。左宗棠去办西北事务的时候，朝廷当时是重西北、轻东南，可以说当年西北搞得相对成功，西北是北京的、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大后院，一个无限纵深的后院。但是当时没有认识到海洋这个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甚至比内陆更重要，当时整个民族的认识没有跟上去。中国古代的时候，海战方面还是蛮先进的，无论船的吨位也好，船的机动性能也好，我专门去过相关的博物馆看那些材料，中国人并非自古不重视海战。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海内无事、海外没有威胁，所以使中国人觉得，海洋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海外被看成是化外，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海外还有其他的生命，如果有，也只是相当于高级禽兽的未开化蛮夷。后来才发现海外来的一些人，人家水平很高。但是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整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不认为这些洋鬼子真比我们有更高明的生活技能，甚至很多老百姓认为鬼子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当中国被打败了之后，欧洲很多国家来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吉利来了、法兰西来了、德意志来了，还有荷兰、比利时也来了。于是有的大臣跟皇帝说：像比利时、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都是英国自己胡编出来的，他们想多要钱，又不好意思，所以又虚构出两个国家来，就是想多要两份钱。足见大清朝的地理观念已经非常落后，不知晓世界的基本格局了。
中西航海目的不同。近代崛起的海洋国家，它们的海洋观是和它的生存紧密相连的。而中国航海的代表举措——郑和下西洋，那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这个国家觉得自己过得太好了，要出去炫耀天朝的威风。郑和庞大的舰队，一直航行到红海，见到一个国家一个部落，上岸就送给人家东西，说你看我们家很富有，我们家有这个、有那个，有老子、有孔子，有绫罗、有绸缎，有红瓦、有青花。送完之后，说没事到我们家喝酒去吧，然后就回来了。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文化宣传队。而很多海洋国家的崛起，是伴随着海军的崛起或者海盗的崛起，经常是它的生存到了一个转折点，不崛起不行了。我们的国歌里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方国家在近代，经常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比如说鸦片战争，背景是英国在欧洲贸易体系内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欧洲快把它排斥出去了，它必须要在东印度公司，打出一个天下来。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于英国，是一个围棋上的“生死劫”，它必须打赢。而清朝对于这个情况，根本就不知道，清朝的心态是打“无忧劫”。日本也是这样的，甲午海战的输赢对日本关系是非常大的。它不打赢，今后就没有强国的地位。它打赢了以后，就可以利用掘到的这一大桶金，彻底完成它的现代化。
美国文化与居安思危。回顾甲午，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待中外文化的异同。比如今天很多人都把美国当做全部“世界”和全部“国际”，看待美国，也只看到其浮表的层面。我们在阅读外国文化的时候，经常是有误读的。很多人想象中的美国，就是好莱坞大片加麦当劳。这些到底是真正的美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的某个侧面?美国人是不是都吃着麦当劳?美国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吃麦当劳?其实美国多数吃麦当劳的是下层人，是那些工作非常累、工作到一点多还没有结束的人，匆匆忙忙地买一份垃圾食品吃。有闲暇的人、收入高的人、有文化的人，是不怎么吃麦当劳的。而麦当劳到了中国，却变成什么情况呢?很多人在麦当劳里面给孩子过生日——在我看来很痛心，这等于是在垃圾堆里给孩子过生日，还觉得这是孩子的荣耀。
美国文明有我们不认同的地方，但它很强大却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强大?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始终在居安思危。美国已经是世界老大，经济强大、军事强大、科技强大，人莫予毒，但它老说自己不安全，并且老给自己“制造不安全”。它老在提醒它的国民：我们要有凝聚力，我们如果不居安思危，那恐怖主义什么的就来了。没有恐怖主义，它也要制造一个恐怖主义。美国的军队，有事没事要出去打仗。单看打仗不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客观上确实有很多积极作用。居安思危这一点，是我们古人常提的，而现在很多人却忘了，自己吃上麦当劳，就觉得天下无贼，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现在幻觉中到处都是朋友，全是“战略伙伴”关系，什么叫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哪有“同志加兄弟”好啊?而同志加兄弟，也都打起来了，何况是战略伙伴关系呢?
所以，还是要回到古人那里，去吸取经验教训。汉朝、唐朝为什么达到了盛世?为什么是超级大国?就得益于居安思危的思想。汉朝面对着匈奴的不断挑衅，逐渐凝聚了力量，追杀单于贵族于千里万里之外。唐朝也是文武并用，平定了突厥吐蕃等外患。追求安定，是人类共同的、正常的精神需要，但是中国，必须有内仁外侠的民族精神，有居安思危的自我意识，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决断，有果敢的民魂、军魂，这个民族才能真正的“安”。如果只是看到目前尚无战事，把“和平发展”的外交辞令当成自欺欺人的口号，而不去思虑可能发生的危机，那就是一种苟安，是虚假的“安”，是梦幻的“安”，顶多不过是南宋的首都——临“安”。
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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