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革”产生了“文化奇观”，很是让那些“一听到‘样板戏’就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文化”人做“金刚怒目”、竭嘶底里：“文革”不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吗?不是要破除“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吗?不是打了许多的菩萨、毁了许多的文物吗?不是“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吗?这还不是“文化浩劫”?这不是在闭眼说瞎话、睁眼说鬼话?
不错，这些是事实，但远远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文革”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看起来很是恶狠狠、血淋淋。但这“恶狠狠、血淋淋”并不比“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面目“狰狞”。“文革”只是“横扫牛鬼蛇神”，倘若不是“牛鬼蛇神”，不但“不扫”，还要继承和发扬的，比如什么屈原、韩非、荀子、李斯、“三曹”、建安七子、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贺、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文化就没有被“横扫”过;有的不但没被“横扫”，而且被尊崇得无以复加——像我家乡那位外来的“柳子菩萨”柳宗元就在“文革”中被尊为“亘古第一的‘法家思想家’”。即使对被置于批判、“破除”地位的“孔学”也不是全盘否定的。“文革”的“批孔”批的是他的“愚民”、他的“复古”、他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总之是失去了“人民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总之是失去了“民主性”的资产阶级文化，总之是失去了“无产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文化。这似乎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要客观、“理性”，比“现代圣人”胡适、文化名人陈序经主张的“全盘西化”要客观、“理性”，比“国学大师”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废汉字、用西文”客观、“理性”，比文化大家傅斯年认为的“汉字是世界上最难认、难看、难写的”观点客观、“理性”，更比鲁迅先生晚年断言的“不废汉字，中国必亡”的观点客观、“理性”!“文革”的“横扫”是有他的基本内容的，这基本内容就是“破除旧思想，提倡新思想;破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破除旧风俗，提倡新风俗;破除旧习惯，提倡新习惯”;这似乎又与“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的主张、与陈独秀的“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同工同曲”、何其相似乃尔!“文革”在“革文化的命”的过程中，是“革”了一些不该“革”的“文化的命”包括建国前十七年红色文化的命，但“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使“文化”泥沙俱下、玉石俱焚么?鲁迅先生不就认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就是“吃人”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文化奇观”而比“新文化”运动客观、“理性”的“文革”却成了“文化浩劫”呢?
不错，“文革”在“横扫”“牛鬼蛇神”过程中是冤死了文人的，著名的如老舍、赵树理之死;是批判过“反动权威”，有的还坐过什么“喷气式”、受过皮肉之苦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永远的伤痛，它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背负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因为冤死一个人都固然不该，何况还死了“一些”文化人;因为“士可杀不可辱”，怎能让文化人斯文倒地?但凡冤死人，也得具体分析。“文革”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即使是对“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造成一些文化人冤死，恰恰是毛泽东的指示不灵、“一句顶不了一句”。“文革”是死了“一些”文人的，但这“一些”文人的总量并不多——据孔庆东先生援引有关权威数字，“文革”总共冤死四万多人，其中的文化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革文化的命”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冤死。“红卫兵”、“造反派”的冤死固然有秋瑾、夏瑜式的“死”，但绝大部分则是阿Q式的：胡乱的革命也胡乱的死。即便是这“一些”文人，死的结果虽是相同的，但死的具体原因却是“各有各的不幸”的。“文革”中对文化人的批斗，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革”武斗一抬头，毛泽东就严正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有些人就是要武斗，可见“一句顶一万句”原是地地道道的的撒谎。“不要文斗”，可不可以“文斗”呢?我以为是可以的。文斗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连“摆事实，讲道理”都不行，那就没有“文学批评”了。“文斗”就是“文革”的主张：破“四旧”——难道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们不该“文斗”一下么?难道能让周作人、张资平、胡兰成们大行其道么?难道还能让祥林嫂、闰土、水生们在老爷面前瑟瑟发抖么?难道不需要清除我们的至亲——阿Q式的文化精神么?如果没有破“四旧”就没有普罗大众的“冲决网罗”——如果说“文革”是失败的“文革”，但至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文革”的冤死“一些”文化人、“武斗”文化人，固然是错误乃至“严重错误”，但决没有让所有文化人劫后余生、九死一生——“文革”也是让文化人活的，而且是让文化人活得更好的，何况“文革”的“文化批斗”基本还是“文化人的内斗”——正像著名作家丁玲所指出的“打我右派的人正是后来打我‘左’派的人”——因而“文革”是有严重错误的，但无论怎样却谈不上“文化浩劫”。
不错，“文革”时期的“文坛”是有过沉寂的局面，但绝对不是“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不是么?柳青、贺敬之、林默涵、姚雪垠、曲波、杨沫等不是还在写作么?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不是产生了灿若河汉的“文化人”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莫言不是崭然已露头角么?刘心武、叶蔚林等人不是已稍露“大家风范”么?“八个样板戏”、电影《深深地红星》、《难忘的战斗》等不还是文人们的集体创作么?1980年代崛起的“伤痕文学”作家群不是基本在“文革”期间打下的文化根底么?至于说到“文革”的文化，那确是别样的“文化奇观”：一方面旧的文化遭到了较为严厉的禁锢，甚至建国前十七年文化都遭到了一定的否定，另一方面却又让“普及”和“提高”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那就是遍布全国城乡各地每个角落的“农民文艺”、“工人文艺”、“解放军文艺”，各级文化刊物体现的文化，尤其是至今让人感怀却让那些遗老遗少心惊肉跳的“红色经典”文化!
“文革”是二十一世纪的“哈姆雷特”、“巴黎公社”，至今讨论“文革”仍是“雾里看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文革”
既不是“文化浩劫”也不全是“文化奇观”，“文革”在有严重错误的前提下产生了相当的“文化奇观”和“文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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