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些年份无论在法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不那么容易被遗忘。1789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为随后两百多年中关于人类历史的争论提供了几乎所有养料;1968也是：这一年，社会运动遍布全球，而法国再次成为反抗运动的核心。
这一年，美国黑人的非暴力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黑人群体出离愤怒进而暴乱;这一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推翻了为向人民呼声做出让步的政权;这一年，德国学运领袖遭到枪击，三十多个城市数百万学生上街与警方激烈对峙;这一年，墨西哥当局为了奥运会顺利开幕，在特拉特洛尔科残酷杀害了数百名示威者;这一年，爱尔兰的民权运动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遭到镇压，为运动走向武装化埋下火种;这一年，意大利的学运和工运在这一年紧密融合，大罢工的成功让工人与当局的对抗中赢得了权益……
而这一年全球社会“地震”的震中，在法国，在巴黎。
从繁荣到异化——资本主义阵营里的星星之火
从二战结束到五月风暴之前的二十多年不仅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家电、汽车渐渐全面深入家庭的时期。(按照时下流行的托马斯·匹克迪的观点：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例外。)而法国在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在西方各国中也算得上突出。即使在68年之前的几年失业现象刚刚开始出现，但如果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危机导致民众抗议的分析套路看，大规模社会运动在68年的法国爆发仍然是一场绝对的意外。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关注法国自身从50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便可以发现些许早已埋下的反抗的种子。
对六十年代末的法国年轻人来说，他们第一次在政治反抗上的启蒙，毫无疑问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相关。
隐退政坛数年的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出山掌握政权，正是利用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批将军在阿尔及尔的政变引发的危局。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激烈的几年中，一边是阿尔及利亚土地上恐怖事件频发，另一边，巴黎的空气里也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1961年10月17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NL)挑战政府的宵禁令，在巴黎发动大规模游行，遭到了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掌管的巴黎警方的残酷镇压。那一夜死于镇压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有目击者称看见塞纳河上漂浮着大量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1962年2月8日发生了“沙隆惨案”：抗议极右翼“秘密军队组织”(OAS -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遭到巴黎警方镇压，在警察异常凶悍的追打下，九名示威者死于沙隆地铁站口(Station Charonne)……对警察挥舞着大棒(法语中的“警棍”一词matraque就来自于阿拉伯语)对所有路人无差别追打的场景的记忆，是许多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年代的巴黎人在68年投入街垒对战的直接动力。沙隆惨案成为了警察暴力的代名词，在五月风暴期间被各种标语、涂鸦或张贴画反复提及。作风凶残的莫里斯·帕蓬在1967年离开了巴黎警察厅厅长的岗位，被任命为南方飞机公司(Sud-Aviation)总裁。而五月风暴中的全国大规模罢工，正是从南方飞机公司的工厂里开始的……
图 1 为纪念沙隆惨案，该地铁站前的广场如今被命名为“1962年2月8日广场 ”
戴高乐政府的威权倾向不仅体现在警察的暴力上，也体现在对媒体的控制上：法国广播电视总局(ORTF)垄断着全国的广播电视领域，一直是政府的传声筒。生活在这种不自由的空气下的知识界和年轻人对戴高乐的反感，被《世界报》(Le Monde)1968年3月15日一篇社论标题很好地概括为：“法国感到厌烦。”(« La France s’ennuie. »)
虽然总体经济状况上，法国其实略优于其他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及北欧国家，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却在这些国家的兄弟之下。1966年，法国是欧洲共同市场里工人收入倒数第二低、工作时间却最长的国家。而对法国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去。60年代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20万发展到1968年的55万，但相应的校舍及师资配置却没有跟上这一发展速度。许多院校人满为患，五分之三的大学生无法毕业。而在一个威权倾向的政府下，介于政治权力和无权者之间的中间机构十分缺乏。无论工人还是学生的境遇，都难以得到直接的反应。工资和劳工政策由当局直接制定，而很少经过对主要工会的咨询;大学校长几乎没有权限，大学直接由政府部门行政管理;议员在立法方面的权限被政府依靠政令实施统治的方法架空;广播电视需要接受公开的政治审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人们的不满难免日积月累，寻求爆发。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便是警察镇压了——在60年代的其他欧洲国家里，警察的角色远没有在法国这样突出。
在这样一种工业逐渐发达、但自由和创造力不断被抑制的环境里，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作品在法国知识界的流行就不难理解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德波的《景观社会》等都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许多参与学运的学生对这些理论耳熟能详。
在68年5月之前的几年，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已经在法国零星地展开。但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无法与美国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SM - Free Speech Movement)或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的种种抗议相提。然而历史的节奏永远那么捉摸不定，多少年的积累或许会在一个瞬间爆发出来，而这，要等到68年的“五月风暴”。
(系新生代特约通讯员，长期旅法)
二、从学运到工运——空前绝后的自发社会运动
真正意义上的五月风暴，是从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 de Nanterre)开始的。5月2日，楠泰尔大学的学生在“3月22日运动”(LeMouvement du 22-Mars)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反对越战的抗议，一些课程被迫停止，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同一天，学运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被司法审查。这些事件促成了学运的蔓延。从3日起，抗议活动便一浪高过一浪。
5月3日，索邦大学(La Sorbonne)的前庭被400名抗议者占领，校长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直接要求警察介入，后者与学生发生了对抗，500多名学生被讯问，27人被捕。当天晚上，拉丁区开始出现街垒。4日和5日，陆续有学生被判刑，5日，警察开始在拉丁区巡逻。6日，学生团体组织的游行被禁止，但仍有两万名示威者进行了游行，下午至晚间，学生与警方激烈对抗，警察挥舞警棍，使用催泪瓦斯弹，四百余人被逮捕，六百余人受伤。7日，学生在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高唱《国际歌》，再次与警方对抗。8日，法共、劳工总联盟(CGT)、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表示支持学生，拉丁区示威继续。9日，学生在索邦大学静坐，面对教育部长宣布关闭校园的决定，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高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学生和教师上街游行抗议…
5月10日夜至11日晨是事情发生转折的时刻。10日白天，五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其中有五千中学生加入，国营电视台报道示威的节目被禁播。晚上，警方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尔广场封路，试图包围学生以便进攻。学生于是开始建造街垒，围起“自由区”——指示牌、栅栏、汽车、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等，都被学生用来筑街垒。11日凌晨2点，共和国保安队接到命令开始进攻，一场巷战开始。警察向一个个街垒投掷催泪弹，用警棍袭击视野中所有出现的人——学生、工人乃至纯粹的过客。学生则拾起手边所有的所有东西——石块、未爆炸的催泪弹等等——掷向警方。对峙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凌晨6点，警方拿下全部街垒，驱散了全部学生。数百人受伤，五百多人被逮捕，近两百辆汽车被烧毁。
图 2 拉丁区的街垒
11日，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从阿富汗访问归来，决定作出让步，答应学生的要求，重新开放索邦。但这似乎为时已晚。面对警方的暴力镇压，几大工会的领导决定为了支持学生，在13日发起罢工。而舆论也在10日夜晚的街垒战之后倒向学生一边。现实中，解决这些草草筑起的障碍物对警方来说并非难事，但从象征层面上说，街垒成了“五月风暴”的符号：它把戴高乐主义者变成了凡尔赛分子，而学生们则成了公社社员!
5月13日的游行是二战结束后巴黎最大规模的游行，工会方面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了当天的参与，警方则只承认有20万。工会代表和学运领袖并肩出现在游行中，游行队伍的标语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十年，够了!”“永别，戴高乐!”等等。
当街垒巷战转为和平示威时，当局认为这场运动已近尾声，没有安排警力阻止游行，当晚学生占领索邦、升起红旗也没有收到阻拦。而法共和工会方面也是如此认为。他们从头开始就不支持学生的骚乱，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曾指责由“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科恩-本迪”领导的“极左小团体”促成的骚乱，认为这些“伪革命者”实际上有利于维护戴高乐政权。最初，法共这样的态度并没有太大问题——起初并未有太多人同情学生，了解他们的诉求和遭遇。但在目睹了几次学生与共和国保安队(CRS，警察中专门对付示威的力量)之间的对垒之后，工人们开始同情学生。后来，法共的态度有所转变，谴责针对学生的暴力，但仍然将他们的反抗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区分开来。而工会方面，无论是劳工总联盟还是法国工人民主联盟，他们的想法都是要组织罢工以证明自身对运动的领导权。
图 3 5月13日游行
5月13日游行平静地结束了。然而政府、法共和工会们所预期的整个运动的退潮却并未到来。相反，一场学生运动将迅速扩展为一场遍布全国的政治社会运动。
5月14日，南方飞机公司(Sud-Aviation，也就是前巴黎警察厅厅长做总裁的公司)在布格奈(Bouguenais)的工厂里的工人发动罢工。这一事件并未引起法共和工会们特别的重视，2000名工人占领工厂的事件在《人道报》(L’Humanité，法共的党报)上只得到了内版里七行字的报道。但随后几天中，雷诺-克里昂(Renault-Cléon)、洛克希德-波维(Lockheed-Beauvais)、雷诺-弗兰(Renault-Flins)等工厂先后罢工。很快，全国的雷诺工厂、全国的航天企业等几乎全部瘫痪。罢工运动继续延伸到了巴黎和诺曼底地区的冶金行业、西部的造船厂。随后，铁路工人开始加入，银行、保险、印刷等行业也开始罢工。到5月22日，停工的人数达到了千万!
这场史无前例的罢工令政府措手不及，也让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劳方代表的工会无所适从。法国瘫痪了。铁路、公车停运，银行关门，邮递员罢工，汽油开始紧缺。就连文化行业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博物馆、电影院纷纷关门……到5月25日时，电视台也不再正常运转——记者和编辑们为了抗议当局对罢工消息的封锁而拒绝播报新闻。随着这场总罢工的深入，中产阶级各行业的人们也开始站出来，揭露、反抗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力压迫与陈规陋习。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技术人员、统计人员公布了一份宣言，抗议资本主义制度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达到牟利目的;往常被视为保守派阵地的医学院学生们加入抗议学生，向医院中老旧的等级制度宣战;而艺术学院的学生和一些画家则占领了巴黎美院，在那里制作了几千幅后来遍布巴黎大街小巷的张贴画;戛纳电影节在学生的抗议和戈达尔、波兰斯基等一批导演的抵制下中断，导演们讨论着如何将电影从对牟利和垄断地位的追求中解救出来……
如此空前规模的抗议意味着当局的支持者几乎已经所剩无几。只有经历过40、50年代对左翼人员的清洗的共和国保安队和宪兵队仍坚定地效忠于政权。警察工会也开始对当局表示不满：他们先是被用来镇压学生骚乱，然后又得知当局要与学生对话，“为什么不早说(要对话)?”他们问道。
三、从谈判到镇压——戴高乐威权的爪牙
19日，戴高乐对几名政府成员说：“改革可以，捣乱不行。”(« La réforme, oui; la chienlit, non. »戴高乐用的“捣乱”一词chienlit的字面意思是“在床上大便”。)等到24日他明白情况的严重程度时，决定发表讲话，试图扭转局面。他宣布要进行关于公民参与的公投，如果公投失败，他本人就下台。然而这次讲话不仅没能打击让抗议方的士气，反倒让戴高乐本人进一步成为各种讽刺作品的主角。5月24日夜晚，巴黎再一次陷入学生、市民与共和国保安队之间的巷战。仅剩的还忠于当局的共和国保安队对付抗议学生还算足够，可面对数量庞大的罢工群体，当局则绝不敢冒险强力镇压。在13日到24日的近两周里，戴高乐政府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图 4 一幅宣传画：“捣乱者，是他!”——背景中带着军帽的正是戴高乐
政府形同虚设，只有工会力量对局面还有一定控制力。而工会本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无组织的罢工也措手不及，正想方设法将运动的领导权重新夺回。蓬皮杜政府于是在25日召集主要工会领导和资方代表，在劳动部进行协商，并于26日达成了“格勒奈尔协议”(Accords de Grenelle，得名于劳动部所在街道的名称)。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最低工资上涨35%、平均工资提高10%、加强工会权力等等。(日后成为总理、总统的雅克•希拉克当时是负责社会事务的国务秘书，主导了这次会谈)
格勒奈尔协议承诺的劳方待遇提高的确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与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时期的马提尼翁协议(Accords de Matignon)相提。工会希望能通过这一协议动员工人复工，这样就可以宣布这场运动的胜利结束，工会的地位得以证明。然而工人们得知协议达成后并无欣喜。他们从学生的抗争中获得了勇气：警察没能把学生怎么样，更不敢对工人动武，学生能勇敢地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也需要自行组织抗争，而不再一直被工会代表。格勒奈尔协议之后，罢工仍在继续，工会的宣传一时完全失去了着力点。局面十分胶着。
政治层面，戴高乐的统治似乎岌岌可危，各方开始考虑取而代之，法共之外的左翼的代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后来成为法国总统)提出组建临时政府，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第四共和期间威望最高的总理)任总理，而法共也在29日在巴黎空荡的街头组织了一场游行，要求组建新的“人民政府”。似乎没有人还相信戴高乐可以继续维持权力。
在危机发展到最高潮的5月29日，戴高乐突然失踪，整个巴黎流言四起，有人传言他要辞职甚至流亡。有权力欲却没有掌控局面的控制力的总理蓬皮杜有些惊慌失措。后来人们才得知，戴高乐乘机来到了巴登巴登，秘密会见了法军驻西德部队司令雅克•马叙将军(Jacques Massu)。这位马叙将军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直接纵容酷刑的马叙，也是那个58年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推动第四共和终结、促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那个马叙。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戴高乐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于是自然地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军队中来寻找维持统治的力量。他成功了：本应独立于政治的国防军队的将领马叙表示效忠于戴高乐，必要时可以像警察一样介入时局。
得到了军队的效忠，戴高乐回到巴黎，在30日下午四点半发表了广播演说——因为电视台已经罢工。他拒绝反对党派的所有要求，他将不辞职、不换总理，而是要解散议会。他声称这场运动的幕后黑手是一个“极权组织的政党”——即法共，称“法国面临着专政的威胁”，表示“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我将不得不[…]采取其他做法。”他没有说“其他做法”究竟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军队的介入。
此时的戴高乐已经无法再扮演“民族团结”的化身了，面对上千万工人的罢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只对戴高乐而是对法共及工会组织丧失了信心——他能依靠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团结了。在他讲话之后，这些来自资产阶级不同分支的几十万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表示支持他们的将军。
31日，戴高乐任命雷蒙•马赛兰(RaymondMarcellin)为内政部长。这位社运的“清洁专家”在47年到48年间就凭借镇压罢工而为人所知。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了两千多份示威者的宣传告示，亲自阅读，6月6日，他建立了一份按照所属组织分类的活跃分子名单，12日，内政部宣布解散12个极左翼组织，随后，一批极右翼“秘密军团组织”的犯罪分子被赦免释放……(马赛兰后来在1973年还卷入了“水管工人事件”——他手下的国内情报部门派人以水管工的名义在时政讽刺报纸《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的报社安装窃听装置时被报社记者发现……马赛兰受此影响而被调任农业部长，接任内政部长的是——雅克•希拉克……当然这是后话)
镇压学生的同时，戴高乐明白必须继续利用法共和工会来对付工人。虽然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在当时政治光谱中分处左右两端，但他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对方的存在，自己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消失。法共和工会明白，如果不大力宣传格勒奈尔协议给工人带来的好处，工人如果继续罢工，他们以后便失去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因而，他们开动宣传机器，鼓动工人复工。而戴高乐当局也清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直接管理工人了，于是，要把工人交给工会来管理!
5月31日，加油站重新开业，媒体报道称军队的坦克正在巴黎附近集结，警察和军队控制了广播电视大楼。6月初，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在工会的要求和警力的迫胁下，各行业的工厂逐渐开始复工。工会为了促进复工，在企业中组织各种参与人数少甚至作弊的投票，而基层工人中有许多并不愿接受格勒奈尔协议。在反抗最积极的地方，工会便让位于共和国保安队。雷诺-弗兰工厂(Renault-Flins)和标致-索肖工厂(Peugeot-Sochaux)成为了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在弗兰，法共的代表为了号召工人复工，谴责“外来的挑唆者”而不是警方的镇压，而工人则以嘘声回应他，要求让前来支援工人的学生发言，6月10日，在共和国保安队的穷追猛打下，一名17岁的抗议者溺水身亡。在索肖，工人拒绝工会的复工呼吁，继续占领工厂，在6月11日与共和国保安队的激烈冲突中，有两名工人死亡，一人中弹身亡，另一人在催泪弹的作用下从栏杆上坠落身亡。
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别从学生手中夺回奥德翁剧院(Théâtrede l'Odéon，之前是学生运动的精神中心，各种组织在这里商讨辩论)和索邦大学。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主义者获得绝对多数。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告一段落。
四、从扭曲到审判——官方史学对六八记忆的操控
这场波及上千万法国人的政治社会运动留下的遗产，似乎本应比今天我们所熟知的 “性解放” “禁止禁止”(« 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 »)这些空洞的词语要多一些。然而记忆从来就是被意识形态塑造的，对这样一场重大事件的记忆更是绝不会被放过。
大众传媒从七八十年代开始便展开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将六八描述为一个“代际问题”。在这样一种描述中，战后的年轻人在这一时期突然开始对长头发、毒品、格瓦拉的头像、性解放着迷，不再愿意服从长辈、老师、政府。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说：“我们面对一个既是社会的也是生物学的现象。”学生的反抗被渐渐描述为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个人主义反抗，直接指向的是“个体自由”乃至享乐的生活。而六八学运的参与者乃至领袖们在幻灭之后也开始了他们的转向：他们开始放弃年轻时改造体制的梦想，选择了进入体制获得地位;他们开始反思六八的“盲目”，六八的“过激”。这场学生工人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运动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渐渐被抽空，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蜕化为一场“文化事件”：它成了社会风俗走向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可能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了。在阿隆那里，六八根本就是一个“非事件”(« Non-événement »)。
五月风暴不是在思想界被那些抱着告别革命的宏大理想的“新哲学家”们清算——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的《68思想》一书的副标题是：“论当代反人道主义”(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便是在大众传媒中被那些反思学运的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如今是欧洲议会的绿党主席)或是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萨科齐“开放”政府的外交部长)们代表。这种论调在1988年达到了极致——库什内在五月风暴的二十年后主持了一次名为“审判五月”(Le procès de mai)的电视节目：学者终究无法对一个事件做出判决，于是就只有交给“法官”了——五月风暴这时终于正式被认定为一次“犯罪”，接受了“审判”。这名“罪犯”的“罪行”包括：无序、极端女权、暴力……在节目中，“美丽的五月”需要为后来70年代的左翼恐怖负责，仿佛任何革命性的事件都无可避免地导向恐怖。(这正是傅勒在1978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中的论调，而当时离大革命两百周年也只有一年了)
一代人对更公正与更无束缚的秩序的渴望，工人对传统工会组织失望转而投入自发运动的动力，便被年轻人的激进、“性自由”这样不知所云的词语概括。一场学生与工人团结一心，具有鲜明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抗争，被这些“领袖”和“新哲学家”们阐释为对“个体自由”与“人权”的诉求，而往往乐意隐藏在这些光鲜词语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恰恰是当年的学生工人所担忧与反抗的对象。
图 5 科恩-本迪在1968年和2009年
《68思想》一书的封底有这样一句话：“这本书曾是一场大论战的核心，它见证了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其实这句话倒点是出了真实情况：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旧的在被批判一番以后，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而被新一批知识分子清算的福柯德里达们的思想，又正是在68年的失败之后才兴起的。(这几位被视为代表了“68思想”的人本身在五月风暴时几乎都置身事外，福柯当时甚至根本不在法国)
这的确是一个“代际问题”——倒不是运动本身属于特定的某一代人，而是对它的阐释权被一代代的官方史学家思想家们翻来覆去，无所不用其极。警察大棒下的暴力、街垒的血雨腥风、一千万工人的罢工，成为了阿隆眼中的一出巨型“心理剧”，演的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与复活。五月风暴中的知识分子试图回到现实，而它失败后，人们不再怀疑：知识分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冷静地坐着思考，“结构不上街”(« 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 »)。
结语
68年5月发生的在全法国的街头运动是一场法国历史上空前的群众运动，68年5月发生在全法国的罢工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这场“全体起义”背后，是贯穿法国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久远的世纪里那种对平等的深切渴望和对宣称代表人民的种种机构的根本怀疑。
当各种官方史学不是在淡化乃至抹去六八，就是在动用各种资源将它的创造性在人们记忆里扭曲为必然性，将它的革命性在人们的记忆里扭曲为延续性，甚至对它进行选择性的污蔑时，我们有必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灭的创造力，为新秩序到来的奋斗不会终结。正如那句六八的标语所说：“行动不应是一种反应，而是一种创造。”(« L’action ne doit pas être une réaction, mais une création. »)
六八不死。
图 6 “68年5月——一场长期斗争的开端”
(本文系新生代特约，长期旅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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