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龚忠武先生2014年9月17日在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经龚忠武先生本人审改后发表。
摘要 ：现在分三个部分来谈范社长今天即兴提出的主题，「历史的毛泽东、现实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一是毛泽东的猜想，二是话语权的争夺，三是未来的毛泽东主义者怎么办。 第一部分是论述毛主席对他晚年也就是文革期间所碰到的六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本文谓之猜想。在探索解答猜想的过程中自然难以避免判断失误，必须强调，这是失误不是错误，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毛意识到并警觉到中国历史上大朝代递嬗更替的规律，本文称之为历史的波动论，又在他的晚年发生作用了。文革期间距离1949 年17 年，按照历史波动论，相当于秦朝跟隋朝的年代。秦隋两朝的速亡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残存旧势力的回潮反动，毛主席觉察到这种规律又在作用，于是发动文革，推动历史前进，阻止历史回潮，以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改变。
第二个是，鉴于中国历史上早期农民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本身内部腐化造成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李自成和洪秀全，太平军更是彻底腐化掉了。60 年代时毛主席警觉到早期打天下的同志，党政军都有，还有高干子弟，丧失革命精神，开始腐化享乐 ，为了避免步中国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覆辙，于是采取文革大手术整治贪腐。
第三个是，中国共产党革了几十年的命，党政军内和社会上积累不少个人的恩怨情仇。鉴于明朝亡于宦党和东林党的恶斗，给了满人分化离间的可乘之机，毛主席担心这些个人的恩怨情仇，可能对他去世后的中国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四大五大（华北）解放军之间的矛盾，如果他不来化解，无人能够化解，所以要用文革这种非常手段将之消除。
第四个是，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转移古往今来一直是个大问题，不论君主多么英明，都无法和平解决；而最高的权力必须靠枪杆子支撑，否则难以持久，这是中国的特殊政治国情。1972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是要向西方开放，将党国的工作中心从政治建设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鉴于国情和对西方开放的新局面，毛主席认为有二野、三野支撑的邓小平，加上邓广泛的人脉、留学背景和儒将的政治头脑，是个比较适当的接班人，能够完成经济建设这个宏伟艰巨的历史任务，所以在文革期间就为他创造了有利的接班条件。
第五个是，毛晚年打了抗美援越的隐蔽战争，维护了中国南大门的安全，更打破了美苏二元的旧国际秩序，建立中美苏三元的国际新秩序。1972年的中美大和解表示美国默许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为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社会开路让道。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世功业。当然，同超强美国耗了十年之久，对国民经济受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事实，但不能因此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最后一个是，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根据他个人数十年来在斗争的烈火中从事革命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不能在教室里、实验室里培养出一批书呆子，要在革命烈火中锻炼，在社会实践中成长，才能知道社会底层的民生疾苦，才能成为人民的贴心人，为他们谋福利。
毛主席晚年解决上述六个重大问题的猜想，是根据中国历史波动论和动态历史学作出的客观推断，不是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测。
第二部分是话语权的争夺。兵不厌诈是个大谋略，邓小平是个政治将军、儒将，善于此道。 为了完成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的战略任务，利用西方的资金、市场、人才、经验，不得不在话语权和道德高地上对投西方所好，于是西方的思想、主义潮水般涌入，甚至超过五四时期，但这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让步，是胸有成竹的让步。现在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也付出了很高的学费，不少的知识分子被西方洗脑了。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如何利用媒体、控制媒体，有所失，更有所得。
习近平接班以来，不仅让韬光养晦停止了，而且大刀阔斧整治党政军内的贪腐之风，就规模和层级而言，不妨称之为「没有文革的文革」，因为没有上纲上线，搞政治运动，而是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下一步要转向文化学术界、媒体文艺界，要重新夺回放掉的话语权、道德高地。
第三个部分是未来的毛泽东主义，主要面临两个层次的挑战，一个是文明层次的挑战，必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明，引进西方文明的长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文明，才能应对这种挑战。日本在东亚只是个次文明，没有资格争文明的领导权。中国文明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仁」字，就是仁学，文革期间的主旋律，「六亿神州尽舜尧」，「公」字当头，都是中国文明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毛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所作的现代的诠释。
第二个层次是未来中国的主导思想，是毛主席思想，毛泽东主义。主要由于毛主义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上对外来的思想都是消化掉之后用中国名字命名，佛教中国化后了，创出中国自己的唯识宗、天台、华严、禅宗等。其次是毛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毛主席拯救国家、振兴民族、再造文明的不世贡献，千古一人，后无来者，无人能比。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流派，都经过后代根据当时的条件重新加工包装。汉有汉儒董仲舒，唐有唐儒，宋明理学有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的理学、心学，都是对孔学的重新包装。未来中国思想界将有无限广阔的空间，足以让毛泽东主义的追随者，理论家和学者，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重新加工包装、充实发展毛泽东主义。从广义而言，中共第二代以来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科学观，习近平的法治论，也可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对毛泽东主义的包装发展。详细以后各代也都会有相应的理论思想，作为毛主义的包装补充。
但毛主席的追随者、好学生，必须又红又专，不但要站稳立场，而且更要思想理论过硬。果如此，则未来的毛泽东主义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也将成为主流思想，成为引领人类的先进文明，从而对人类文明，对世界人民的福祉，作出份内的贡献。
目录：
上篇
一、开场白
1、范景刚介绍
2、治学背景
3、破题：一个小故事
中国历史波动轮
二、历史的毛泽东
1、历史波动论与文革
2、汲取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
3、化解党政军内多年积累的恩怨情仇
4、敲定最高权力的转移接班
5、创造周边和平安宁的国际大环境--打了越战
6、在烈火的实践中培养下一代接班人
上篇
一、开场白
1、范景刚介绍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龚忠武先生到来做客。我们同龚先生是老朋友了。他的身世背景非常有意思，可以看成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缩影吧。
他生在大陆安徽省滁县的一个农村，在哪里度过了童年。49年他一家随国民党搬迁到台湾，他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层的文职军官，是军公教人员。他在台湾受了完整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后来到美国留学，七十年代初，他积极参加了海外的保钓运动，思想受到冲击，开始在思想认识上，认同了祖国的社会主义理念。这之后，就同祖国大陆这方面来往多了一些，密切一些。后来1975年，响应周总理对当时的老保钓发出的「就地报国」的号召，就离开学术界，同一大批老保钓到联合国工作，一直到1997年退休为止。
在美国留学期间，是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师从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后来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没有回到学术界，而是作为体制外的历史学者，继续研究中国近现代史。1990年，同纽约侨社的一些爱国华侨，作为创始股东创办了《侨报周刊》、《侨报》，当过业余兼职的主编、主笔、特约撰述等。
以他这种身世和学术经历，使他能够从大历史的角度客观地研究毛泽东，这同国内的学者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西化思潮之下，国内的知识界普遍经历一个拥抱西方，贬抑毛泽东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明显的影响。
龚先生自2006年同我们认识以来，先后到我们这里做过两次演讲，一次是讲「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与中国的崛起」，一次是讲「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后来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文章，特别是在去年120周年之际，在发表了长篇大论，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迫切需要构建毛泽东主义」；并且特别强调，在构建毛泽东主义的过程中，固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来源，更要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思想文化中，向下扎根汲取营养，寻求源头活水作为支撑。这不但对中国的崛起，应该也会对世界的未来，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今天的讨论，也会探讨这个大问题。讲题是我针对当前国内的形势即兴向龚先生建议的，很高兴龚先生也乐意配合。虽然毛主席离开我们了，自然生命终结了，但他的思想对现实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甚至对全世界，都还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还需要我们对他的思想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从这样的角度和考虑，我们乘龚先生来大陆访问的机会，再次请龚先生来谈谈毛泽东这个话题，并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就这个话题做一次小范围的、深入的座谈交流。
介绍如有不到位的地方，请龚先生补充。下面请龚先生做主题发言，然后请各位学者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
2、治学背景
谢谢范社长的介绍，大体上就是这样了。我已经三四年没有回来了，这次是应清华大学的邀请参加一个研讨会，顺便来到看望老朋友。也谢谢范社长特意安排这次小型的座谈会，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再谈谈毛泽东这个话题，向各位请教。
记得2006年第一次来到贵社做客时，当时只准备讲长征这个题目，来纪念长征的70周年。小范嫌题目太小，建议我把题目扩大，于是就讲了「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和中国的崛起」，把毛的一生革命事业都讲进去了，但再大也就五六十年。讲完后小范的感觉是，我提出了一个同国内学者完全不同的视野或视角，对你们很有帮助，或是补充。
今天也一样，本来打算只讲一下「毛泽东猜想」的。但小范一两天前却在电邮上即兴地建议扩大范围来讲，谈一下「历史的毛泽东，现实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可这次扩大的范围，却将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包括进去了，不是五六十年了，而是数千年了。这么长的跨度，只能天马行空式地漫谈了，这就难免挂一漏万，疏而不详了。
题目出得好，神来之笔，切合现实，但却是个挑战，要讲好这个题目，难度很大，内容丰富，有很敏感。只好客随主便，硬着头皮作答。下面我就在小范划定的大范围内也即兴式地随意发挥，讲讲我粗浅的看法。时间匆匆，来不及准备，如果有讲得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有踩到甚至踩过红线的地方，离谱的地方，请包涵谅解。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要声明，我是在台湾成长的，受的是蒋介石的传统史学教育，然后在美国进修，接受费正清社会科学治史的训练。存在决定意识，我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马列毛的教育，我是通过我的学术背景来理解毛泽东的。所以同在座各位的教育背景、思考方式可能很不一样，但我深信我们殊途同归，大目标一样，只是走的路不同。希望也能像前次一样，能够对你们深入的了解毛泽东、毛泽东主义有所帮助，有所补充。
3、破题：一个小故事
现在就让我进入正题。今天要围绕主题讲三个大的方面，就是一、毛泽东猜想；二、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争夺；三、未来的毛泽东主义者怎么办。
在展开报告之前，我要讲个人年轻时代的一个小故事作为引言。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二三年级时，大约是1964、65年，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这个年纪的人，大家都是过来人，富于想象力，没有历史的包袱，白纸一张，所以敢想，敢闯，敢挑战权威，特别是搞自然科学的。例如牛顿、爱因斯坦，都是在这个年纪写出了物理学划时代的大文章。牛顿大学时代就写好了重力场的文章，爱因斯坦也在26岁的时候写了狭义相对论，掀起了物理学界的革命。可见二十几岁的人，具有多么丰富思想的爆发力，突破力。
我也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历史波动论》，（1）一篇是《中美苏三强鼎力的世界秩序》。（2）这两篇文章都同我今天的讲题有关，特别是第一篇密切相关。当时我看到中国的历史，有一种波动的现象，几十个朝代的兴衰起伏，像波浪一样，有波峰、波谷，画成曲线有高有低，所以就写了《中国历史的波动论》。这跟马列根本扯不上关系，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参考系或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
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思维，这种理解，是因为我同一个完全接受传统史学训练的学者不完全一样，我走的是另一种不同训练的道路，就是科学理性的思维训练。我进历史系之前，同何老何炳棣的有点相似，他是先学化学，然后是加强英语，然后再进清华历史系，我最初也是学的化学，然后念了两年的哲学，两年的历史，再就是四年的台大历史研究所。所以我的思维逻辑相当理性化，同传统的考据训练的历史学者很不一样。由于这样的背景，我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波动现象，就像数学上、微积分上的波动曲线。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波动现象，同我今天要讲的毛泽东的晚年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波动的曲线上，秦朝是一个高峰，很强大但时间很短。然后是汉，一个很强大很长的朝代；中间分成两半，前汉、后汉，加起来420多年。特征是，秦很强大，但很快就亡掉了，就15年（公元前221-206）吧，汉也很强大，也很长（公元前206-公元后220）。我们通常秦汉并提，这是一个模式范式paradigm，如果只是出现一次，孤立的现象，那就算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后来又重复了一次，就是隋唐，同秦汉一样, 隋朝也不长, 就32年(581-618)吧，虽然比秦长了一倍多，但也算是个短命王朝。唐很长，321年吧（581-907），隋唐都很强大，唐也分成前唐后唐，到了中期开始衰败了，朝代循环律开始作用了，以安禄山之乱（755年）为分界。我当时对这个现象很是好奇，就想为什么会这样？绝不是像传统道德史观的史家所说的那样，暴政必亡那样简单，必然有更深刻的原因。所以就写了《中国历史的波动论》，这是一篇青年时代的戏作习作，不想在半个世纪之后竟然能够用来论证毛晚年的文革。
二、历史的毛泽东
1、历史波动轮与文革
这里无法展开详细介绍历史波动论，只是要进一步讲一下如何将这个理论联系到毛主席晚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文革。
我们都这么说，毛主席深通中国历史，据说二十四史读了四遍，但所谓深通，难道就是熟记中国历史上的事件、人物、掌故而已，难道就没有想过司马光所谓的兴衰隆替的原因，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的历史规律？尤其是后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之后，懂得运用阶级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来审视历史的变动，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之后，更是要探索掌握中国历史的规律了。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我很不同意官方对文革的看法，为文革所定的性定的调。四天前就是13号我有幸同时见到国内史哲的两位掌门人，一位是哲学会会长方克立，一位是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我也不掩饰我的这个观点。官方说毛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我不是这样看，我反而认为毛的晚年，不是犯下严重的错误，而是失误，是在探索解决下面将提到的六个重大问题时不可避免的失误；错误和失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所以，根据我对文革的解读，我认为文革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巅峰，是他毕生政治和军事智慧、经验的最高发挥，是登峰造极的成就。当然，我必须声明，这样说的时候，当然知道文革期间不幸发生的打砸抢斗事件，让不少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但这些比起他所要解决的六个重大问题而言，就微不足道了。还有，我这样说，是根据提出充分的论据，科学的论据的，完全不是出于对毛盲目崇拜的信念，那是站不住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今天就是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我的论据，不是从意识形态的政治史学立论的。我所根据的是我的一家之言，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历史的波动论」，这是非常科学的，没有掺杂任何主观因素，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如何应用到毛晚年的文革？
上面提到的秦汉隋唐的波动范式，到了宋元、明清，由于幽燕文明取代了河洛文明，胡人入主中国把中国的传统历史轨迹扭曲了，改变了，唐之后的宋元、明清，虽然也并提，但却不同于秦汉、隋唐，波动模式有所改变。但基本型态还是一样。（3）清朝是个大朝代，融合了胡汉两大文明，但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律又起作用了，乾嘉以后请王朝开始衰微，此后内忧外患不断。可以分为前清后清，以1850的太平天国之乱为界线，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线。当然，另一种分期的方法是将近代史从鸦片战争爆发这年算起。1850年同1840年只差10年，可以略而不计，大体上都可以看作是清代开始衰微的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毛主席从中国历史的规律认识到，一个大朝代灭亡之后，残余的旧势力并没有随着朝代的灭亡而消失，而是继续顽强地存在，并发生作用。例如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六国的遗臣遗民，韩信、张良等还要推翻秦朝。
清朝灭亡后，接着是所谓的民国，但实际上是军阀割据，战争连年，加上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这种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正在建立的历史模式同历代基本上是一样的。毛主席深通中国历史绝不只是一句口头话，说说而已，而是掌握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特别是大朝代更替的规律，而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妨将之比喻为看不见的历史老人的手invisible hands，它们是要发生作用的。
掌握历史规律之后，就要主动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被动地被历史规律牵着鼻子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我的理解是，要主动地改变世界，不是被动地随着世界改变。所以毛主席晚年，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碰到的问题基本上一样。所以他觉得在他离开人世之前，能够就自己的能力所及，把这些大问题基本上解决。
我要讲的毛主席晚年碰到的几个大问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是我编造出来的。第一个就是防止新中国面临在大时代之后建立的秦隋两朝的命运而崩溃。文革距离1949年是17年，正好是或接近秦隋覆灭的时间。这里要特别指出，历史分期是人为的，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得到不同的历史分期。现在的分期，同过去的改朝换代时的历史分期完全不一样了，但我认为文革前的新中国，从历史波动论的角度，应当看成是一个新的朝代，相当于秦隋两朝。秦汉是大时代，隋唐是大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是个大时代，一个更大的时代。分裂之后，国家大一统了。1976年毛逝世后，另一个时代起来了，就是邓小平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另一个朝代。所以根深蒂固的中国历史的波动规律、朝代循环规律仍然在起作用，只是变了形式。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转型期间，中国历史上的规律运动，历史老人看不见的魔手，又在起作用了，又在挥动了。所以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现象，必须主动推动历史前进，改变历史。这里顺便强调，其实大家也都清楚，马克思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从欧洲历史来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完全不能同毛主席比。二十四史，毛主席读了四遍，所以说他深通中国历史，掌握中国历史的规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他在晚年感觉到残余的旧势力在翻动涌动，文革期间不是有批四旧立四新的问题吗，就是这个意思。文化革命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针对旧的势力的一种反击，一种清理清除。跟大朝代的嬗变规律相当近似契合。毛主席认为必须主动发动文革，要阻止残余的旧势力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
这是从历史波动论说的。
2、汲取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
第二个力量，毛主席汲取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早期的农民革命失败了，远的不说，近的就是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革命都失败了。根本原因是内部都腐化掉了，李自成不爱江山爱美人，爱上了什么陈圆圆，洪秀全更是如此，太平军打到南京后，就腐化了，彻底腐化了，当然也逃不了失败的命运。如果李自成、洪秀全都能够像毛主席一样，也发动文革--当然这只是假设不可能发生的假设，因为他们自己也腐化了--能够清除腐化势力，他们就不会失败。毛主席晚年就是五六十年代，看到开国的党政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还有高干子女，作风开始腐化了，开始贪图享乐了。
鉴于这些贪腐现象，他认为这样下去可不得了，要亡党亡国，要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覆辙。所以决心要动大手术，就发动了文革。
同这点有关的是，中国还有个特殊国情，就是治吏管好官吏，因为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官吏大权独揽，御史台都察院也起不了监督的作用，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吏。文革就是要整顿党政军的官吏，没有触动社会基层广大的工农兵。这也是文革天下大乱却没有动摇国家的根基。
3、化解党政军内多年积累的恩怨情仇
第三个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经过几十年的革命，风风雨雨的血的斗争，权力的争夺等问题，积累了不少个人的恩怨情仇。明朝之亡当然原因不止一个，其中的一个就是内部相互倾轧，东林党的顾宪成的士党同宦官魏忠贤的阉党的缠斗恶斗，给了他们的外敌满洲人利用矛盾、分化离间的机会，把明朝搞垮了。历史上好多的朝代就是因为内部的矛盾没有解决好，给敌对的势力利用了，灭亡了，垮掉了。毛主席认为，如果他不解决党政军内积累纠结的私人的恩怨情仇，可能在他离开后，他们这老一辈人毛周朱离开后，可能对新中国的命运造成严重的影响。这笔账，例如江青和赵丹在上海的纠葛，四大五大解放军之间的恩怨情仇，例如贺龙看不起林彪，林彪看不起刘伯承等，这一大堆的成年老账，如果他不利用无上的威望民望来解决化解，没有人能够解决，能够化解。也就是说，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残余势力，历史垃圾，必须在他离开人世之前清除掉，免留后患。于是就发动了文革。
4、敲定最高权力的转移接班
第四个因素，就是最高权力的接班人问题。中国最高权力的转移，从古到今，一直是个大问题，十分棘手的老大难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好，才有胡亥、赵高的专权。后来的帝王，不论多么英明，汉武帝、唐太宗、赵匡胤、朱元璋，特别是清初的康熙，都没有解决好。毛的晚年也不例外，当然也碰到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必须指出，中国最高权力的转移，有个特点，这是国情，当然也是我的一家之言的谬论，各位可以不同意，当然也应该有不同声音嚒，就是离不开枪杆子；如果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这个最高的权力是不稳固的。所以毛主席要选接班人，要把大位交给他的接班人，必须在五大解放军--包括聂总的华北野战军—的领导人里面选。而这个人的历史任务，不再是打天下了，而是治天下了，因为天下已经打下来了。那这个治天下的人，在五大野战军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人，谁最有资格接这个班，谁最适合接班治天下？
这时到了越战的尾声，美国失败的形势日益明显，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1972年让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潜台词就是：中国要向西方开放，要同西方和解，越战后要把党和国家的建设重点，大政方针，从政治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从此不再是大天下，而是专心搞好治天下的历史任务了。那么在四大五大解放军的首长里头，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国内外的这个新的局面？当时的华国锋只不过是个公安部部长，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个过渡性的人物，解放军的枪杆子要他下他就不得不下，王洪文的民兵更是乌合之众，怎么能同跟解放军碰？
此外，还要有开国功勋，我们国家不是实行选举制度，是靠枪杆子，靠功勋。所以在四大五大解放军里头，我们不妨想想，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五野就是聂总的华北野战军的首长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四野的林彪，战将如云，战功赫赫；一野也是战将如云，也是战功赫赫，都是人才济济，都是毛主席打天下时的左膀右臂，聂总的实力功勋都根本无法同一野的彭总、四野的林总相提并论，何况聂总根本就没有政治野心。剩下的二野三野，实际上是一家人，淮海会战时的前敌指挥部，邓是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二野三野实际上是一家人了。而且邓陈都是四川人，都是留法的，有这样难得的共同乡亲背景。毛主席认为，当然要声明，这只是个人的想象，历史学家有很多时候是靠想象的，没有第一手的资料的时候，就得靠想象，靠历史的内在逻辑来推论，是事后的诸葛亮，不是有什么先见之名先知，现在既然要全力发展经济，那谁有资格，最适合接这个班？就是要找一个能够同一大批国家的教育界、金融财经界、学术界、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合作，能够具有掌控这个大范围人力资源的能力的野战军首长来接这个班，只有而且只有具备这样资望能力的一位解放军首长才能接这个班，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而且这个人还得有政治头脑，完全不能靠枪杆子了，还得有开国功勋，所以我的推论是，你们可能不会接受，这是历史学的推断，就是所谓的猜想吧，毛泽东猜想吧，毛主席考虑到以上各种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之后，认为在四大五大野战军的首长里头，唯一适合的人选就是邓小平了。邓虽然从来没有当过司令员带过兵，打过硬战，那都是刘帅打的，后来淮海会战是粟裕打的，但他是个儒将，政治将军，很有政治头脑。而且邓这个人直来直往，有话就说，不搞阴谋，心怀坦荡，不搞小圈圈派系。这样宽厚性格的人适合接班接大位。大家都知道，二野三野的活动范围是江浙山东一带，而这一带素来是中国的人文之乡，所以二野三野具有广泛的人脉，是搞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所以让一个同这一地带具有广泛人脉的解放军首长来接班，来承担党国下一个历史任务，搞经济建设，邓是最适合不二人选。
这是我讲的毛泽东猜想，毛在离开人世前，在碰到历史转折的关头，这些重大的问题他怎么解决，这是个猜想，接班问题也是一个猜想。
5、创造周边和平安宁的国际大环境--打了越战
毛主席晚年碰到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在他离开之前，能够在中国周边留给后人一个比较安宁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就打了越战，就是抗美援越战争。越战正式爆发是1966年，这一年文革也开始了。1975年越战接受，美国被迫撤出越南，这时文革也基本上结束，文革在1976年随毛主席逝世正式结束。这场有关党国命运的大战争在1981年的决议里只字未提，越南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可这是毛主席晚年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之一，就是打破美苏二元国际秩序，开创中美苏三元鼎立的新国际秩序。1972年尼克松访华就表明要让中国体面地恢复联合国席位，体面地进入国际社会，交换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不要说别的，毛主席晚年就抗美援越这一项成就，这一项丰功伟绩，就可以使他不朽了，因为这对一百多年来来不断挨打的中国人来说，从此不再挨打，永远告别挨打，还有比这个成就更了不起的吗？
现在有人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完全是胡扯。如果是真的，哪还有钱去援助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哪还能向渴望中国援助的胡志明保证，只要我们有的一定满足越南的要求。如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怎么敢说这样的大话。
现在我是提出历史学的观点，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为某一个政权说话。越战已经过了快四十年了，也该讲出历史真相了。个人认为，毛主席这一生固然有很多丰功伟绩，像两万五千里长征、统一中国、打抗美援朝战争、抗法援越战争等等，但个人认为他晚年打越战，是他一生的政治、军事智慧和经验的最高发挥。打越战真是漂亮极了，是打的世界规模的人民战争。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损失很大，但打越战我们的损失小多了，只派了高炮部队，守护河内，派工兵帮助修胡志明小道，还提供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的经验，如此而已，但所取得的利益却比朝鲜战争大的多。
这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战争，这是超越韩信、甚至孙子的一场战争，美国西点军校当作经典战例来研究，即使反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但可我们却不断丑化我们的民族英雄，贬低我们的民族英雄，解放军战史不提十年的抗美援越战争，却大力宣扬1979年邓小平领导的为期三个月的自卫惩越战争。然而美国由于在越南遭遇惨重的失败，所以为了记取教训，反思这场战争的电影、小说、书刊，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呢？只是偶尔有一些零星的回忆文章，讲讲越战。好像越战只是越南人打的，是越南的武元甲打的，同我们无关。
毛主席如何打越战也是他晚年的猜想之一。所谓猜想，就是当他碰到重大的疑难问题时，就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对东亚历史的了解，搞出一套理论思想，制定一套战略策略，来加以解决。越战如此，其他的重大难题，也是如此。
6、在烈火的实践中培养下一代接班人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年轻一代的接班人，保证他们老一辈的走后，红色的江山不变色。刚才讲了毛主席如何为邓小平接班清除了道路，当然这是我的推测，毛主席的猜想，但是如何培养下一代年轻的接班人？我们一般认为，这还不简单，到大专院校，北大、清华，各级党校去选就是了。但毛主席这革命的一代，不是这样想的。文革时把学校都停掉了，让中上学校的清少年上山下乡，到社会基层，到边疆，到老少边穷的地区锻炼，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锻炼，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磨练。在毛看来，知识这个东西，以后可以补学的，停了四年八年，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是要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可是攸关党国命运、社会主义江山的大事，马虎不得。绝不是在教室里、实验室里去培养一批书呆子，共产党员将来都是方面大员，都将是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是培养领导人，统治者，不是培养文人学士，科学家，
所以必须在实践中去培养，斗争中去培养锻炼。具有这样经验的人才能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你们看，第四代吧，毛邓江分别是第一、二、三代，第四代的胡锦涛、温家宝等，第五代的习近平、李克强等，都经历过这样的锻炼过程，胡锦涛、温家宝都下到甘肃了吧，后来胡又在青海、西藏磨练锻炼过，都深受文革的革命洗礼。文革期间培养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年轻接班人，后来和现在都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了。所以毛在文革时下了这一步大棋远棋，这才叫伟大的政治家，才堪称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海外的华人，台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文革太严酷了，那让我们回忆一下，毛主席想到两万五千里长征严酷不严酷，蒋介石1927年的4·12政变、国民党称之为清党，大杀共产党人，血流成河，那残酷不残酷。历史上，中外古今的历史上，大凡大政治家、军事家，要改变历史时，考虑的不是人的生命重要不重要，而是要考虑历史的任务能不能够完成，国家的命运更重要，这些才是长远的考虑。例如我们在辽沈会战、淮海会战的电视剧上看到这样的画面，毛主席大手一挥，命令解放军要彻底地、干净地消灭敌人。有多少人会死掉，50万人、100人可能会死掉。要是怜惜这么多的人的生命，那毛主席一个命令一下不了。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不是不重视人的生命，绝不是这个意思。可能牺牲了这几十万人的生命，以这些人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了更多的人的生命。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然刚才所讲的情况是在狂风暴雨的动荡革命时代，不是在和风细雨的承平时代。搞经济建设的时代，同搞政治斗争的时代，时代不同了，标准不同了，当然也要求不同了。毛的时代是大动荡的时代，历史转折的时代，不能用邓小平时代的标准来衡量毛的所作所为。这就犯了时代的措置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毛病，没有把毛放在他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论他。
以上所讲的毛的猜想，对毛晚年碰到的六个大问题—历史波动论的朝代更替规律、农民革命的失败教训、化解党政军内历史的矛盾积怨、开创安宁的周边国际环境、解决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和培养年轻的接班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猜想，想出了文革这样一揽子的解决办法，不是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一揽子总解决。于是就发动了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文革。
这是毛的猜想，也是我对毛的猜想的猜想，是基于历史学的猜想，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猜想。
注释
1、当时1964年只是写了初稿，直到1969年通过哈佛博士生资格考试后才利用时间写成定稿。见美国台湾留学生刊物《大风》杂志，季刊，第2期，1970年12月26日。
2、原题为《中美苏三强鼎立的国际秩序》，属于一个年轻人对世局大胆思考的戏作习作，未发表。原稿遗失。
3、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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