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英国哲学家怀特黑Whitehead所说的，后世的中西两方的哲人、思想家，都是像孙悟空一样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只能对他们二人的思想理念做些修修补补的事，再无重大的突破。
所以，如果要研究了解中西文明及其异同，不妨从研究孔、苏二人的思想理念入手，不啻是一条捷径。
要研究了解二人，不能不知道他们的出身家世。孔子的远祖是宋国没落的贵族，殷王室的后裔，所以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但由于衰败，而落入社会底层，不得不自食其力。孔子说，自己少能鄙事，就是青少年时期干些粗活糊口。而苏子本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个接生婆，一个道道地地的老百姓。所以，二人都深知民间疾苦，很接地气，不是高悬在社会上层、脱离现实的既得利益者。
再从个人外表相貌来看，我们的夫子则是山东人的伟岸身材，身高八尺，肩宽腰圆，国字脸，仪表堂堂。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孔子事事依礼而行，衣冠整齐，举止端庄，于人一种道貌岸然的君子形象。
而苏子正好相反，长相极丑，脸型扁阔，眼睛突出，鼻子朝天，嘴巴奇大无比，嘴唇特厚，肚皮大的出奇，上轻下重，个头矮小，是个五短的怪人。苏子与学生谈论美学观时，学生不禁问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尊容，他坦然不无自嘲地回答说，实用的才是美的。
这是外表仪容，在行事作风方面，苏子超凡脱俗，倜傥洒脱，无拘无束；仪容不整，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甚至老是光着脚在街上行走，与人辩论，而且几乎不洗澡，活像一个流浪汉、乞丐，予人一种安贫乐道、无拘无束的哲人形象。
虽然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都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虚怀若谷，恭俭谦让，一派宗师风范。 苏子幽默风趣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妻子灿蒂柏（Xanthippe），脾气火爆，每当灿蒂柏大发雷霆的时候，这位大哲学家总是默默的抗议，使泼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据说有一次，在苏氏仍作无言的抗议时，他的妻子气闷不过，在盛怒之下，将一桶水泼浇在丈夫的头上，而苏子只是微笑著说：“我知道在阵雷之后，一定会有疾雨的”，自我解嘲一番。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听到丈夫要处死刑，前去探监诀别时，在监狱里嚎啕痛哭，泪流满面。然而，这位哲人仍然很轻鬆的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劝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见女人流眼泪了。” 灿蒂柏一直哭著说：“苏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无罪而死啊！”却想不到他回答说：“我无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难道要我有罪而死吗？”
当他面临死亡的一剎那，他的弟子们都痛哭失声，他却仍然是妙语如珠，视死如归，看破生死。有一位弟子劝他在临死前换下那件破旧的长袍，他坚持不肯，同时说：“我生前即穿著这件破旧的衣服，难道穿著它，死后不能见上帝吗？”
他临死前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是对克雷多（Crito）说的：“克雷多，我还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只雄鸡，请别忘记还给他。”因为他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尘世，没有一丝遗憾。
苏子不仅殉道而死，还是殉法而死。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机会逃出国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钱赎罪。有的弟子劝他藉机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愿意代他赎罪，都被他拒绝了。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他表示不能这样做，潜逃和赎罪等於向邪恶屈服。临刑前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于是这位七十高龄的大哲学家，为殉道殉法而死，从而在弟子们的一片呜咽声中与世长辞了，为后世树立了高大的殉道殉法的典范。孔子虽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奉行中庸之道的夫子，可能也不赞成这样的死法。
再就传道授业解惑而言，两人的方式完全不同。苏子不收弟子，
不收学费，不论身份贵贱，年龄，开门授学，来者不拒。而且没有固定授业时代地方，街道、商场、市集，随处皆可开讲，是个名副其实的人民老师。大弟子柏拉图，出身贵族，自愿要做苏子的学生，两人并无正式的师生名分。孔子则不然，孔子收学费，有正式的师徒名分，正式的学堂，学生多达3000人，成才的72人。
就孔苏二人的思想而言，思路和出发点完全不同。盖人有两面性，即个人和众人；西方侧重于个人，苏子从人的“自我意识”，唤醒人的“反思”出发，孔子则从众人的“群体意识”，呼唤人际之间的“仁爱”之心出发；质言之，一个是从人的内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维，去求得对普遍概念的认识，一个从人的外在的行为方式，躬行“仁”与“礼”；一个追求心灵的真善美，一个实行“仁”与“礼”的完美结合。
两人最大、最根本的不同点还是在对宗教、鬼神的看法，孔子基本上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神，不知生焉知死，不相信有死后的世界，孔子主张祖宗崇拜，但祖宗是人，死了的人，但不是神。这种无神论的人生观，在孔子之后的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习而不察、视为当然的人生观，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
而苏子却是个有神论者，深信死后的世界，甚至相信有前生。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两人个人的信仰问题，而是中西、中希两个文明的投射。盖中国自周初以后，就否定了商朝人残酷人祭的神道文明，进入了周公孔子倡导的人道主义文明，人文主义文明。孔子提出仁的核心思想，就是最好的佐证。
而苏子却反映了希腊和西方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神道思辨思想。希腊的神话多姿多彩，荷马史诗就是一部希腊的神话史，印证希腊人对神信仰的专诚。
受到这种神话氛围的熏陶，苏子自然是个有神论者，不但没有背叛雅典人信神的传统，而且把神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他活着是为执行神的使命，神谕，并且相信死后将赴神的世界。但他信仰的神，是理性的神，不是雅典传统的神话的国神。因此，他被诬告为不信雅典的国神而被处以死刑。此后，苏子的神道宗教观，成为西方人的宗教观，而与中国的人教观，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结而言，苏子是西方智慧的代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哲学，目光聚焦于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苏子说，这种研究固然有其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些什麼问题？是心灵问题，是人生人事的问题，是道德问题，是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片刻也不能分离的。
苏子就这样开创了人生哲学的新领域。他常引用德尔斐庙（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己（Know thyself）」来告诫世人。 苏子说，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以理性的智慧（Wisdom）统摄诸德，以“知即德说”（Knowledge is virtue）为伦理理论的主旨。他认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别善恶，在平时的行为实践中，就知道为善去恶。因为故意作恶，可使他本身感觉不快。凡人的作恶，皆由於愚昧无知，所以智慧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恶。这就是苏格拉底著名的“知德合一”说，他把知识和道德二者，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特别值得一提是，苏子独特的教学法，诘问法，又称苏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苏子认为，知识原存於人的心灵内，不过人因受欲念或其他错误的观念所蔽，而没有发现罢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像“助产士”一样，以谦和的态度提问，诘难对话，诱导别人思索、回答，然后从对方的回答中导引出其他相关的问题，逐层深入，剥茧抽丝，帮助对话者清除这些障碍。由于不断的诘询，使对话者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发现自己的错误，直至最后使对话者承认他的无知和矛盾，直到认清问题的本质，从而使对话者大彻大悟，得到知识，揭示真理。
孔子是一个博学的行为艺术的回答者和教诲者。苏子在个体的意识中对普遍概念的确证中，从“思”、从“大”开始陶铸自我；孔子则在强调群体意识中，在“齐之以礼”的躬行中，从“始于足下”做起来，表现出自我。
简言之，苏子侧重于启示人的理性，教人如何思考，孔子侧重于揭示人的仁性，告戒人如何践行，因此《论语》中与弟子的对话，都是子曰如何如何，变成上下尊卑之间的训话。
遗憾的是，这竟然成了中国教育的一种习惯方式。虽然到了近代，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下，有所匡正纠偏，但难以根除。这与苏子站在平等的地位，亦师亦友地平等对谈，实成鲜明的对比。
孔苏二子都热衷于政治，他们的一生都在谈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度过。孔子是一个伦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来感化人民，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前来归附，好象满天星斗都环绕北斗运行一样。同时治理国家的人本身也必须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论语•子路》中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当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礼节行事。在家里作儿子的应当为父亲尽孝，在社稷作臣子的应当为国君尽忠。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凡事不逾规矩，那么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百姓们就可以安居乐业。
在个人生活方面，苏、孔二子，都主张清心寡欲，安贫乐道。苏子说“能够一无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会愈接近神仙”。孔子也曾对他的学生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所以盛赞他的大弟子颜回的俭朴，而苏子犹有过之，不但俭朴，而且简直是到了苦行的地步。君不见他在参加波提戴亚战役时，甚至在寒冷的冬天，赤着脚在冰上行走，令他的战友刮目相看。这一经验是倡导和平主义者的孔子，未曾经历过的，孔子从未当过兵，打过仗，孔子承认，自己不知农事、兵事。
综上所论，有关这两位中西文明鼻祖的思想言行举止，不禁令千百年来中西文明的后人，兴起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遐思！诚如朱熹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苏子，“天不生苏子，万古如黑夜！”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