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苏联共产党，人们总是会想到这样一个颇为吊诡的过程：当拥有20万党员时，苏共取得了十月革命成功;当拥有200万党员时，苏共战胜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当拥有2000万党员时，苏共却轰然倒台，苏联也不复存在。撇开其他原因不谈，苏共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变化一定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某种主张、学说或宗教的认同与信靠，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社会实践，对于未来某种状态的坚信与追求。作为精神层面的存在，一旦内化于心，信仰可以深刻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与价值选择，并最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行动。许多以工具理性无法解释的行为方式，往往都可以透过该个体或群体的信仰，即价值理性来成功诠释。因此，“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的主观唯心主义。
常常听人说，苏共党员和民众之所以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笔下的理想世界与苏联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沮丧的鸿沟。但我们不得不想到，当布尔什维克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面临十四国武装干涉而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当苏联刚刚开始第一次五年计划而需要全体国民忘我工作时，当战争初期形势不利德国法西斯几乎开到莫斯科郊外时，当战争过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而咬牙展开第四个五年计划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差距远比1980年代要大得多，但苏联的体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张力，党员和民众对于未来的信仰也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这些信仰与奋斗所创造的奇迹使苏联人自豪万分，更成为接下来四十多年支撑老一辈共产主义精英的骄傲。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列宁曾教导过我们，只有当旧的统治阶级变得士气低落，感到再也无法在旧有的道路上继续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胜利。统治阶级士气低落的原因往往在于道德和文化方面，旧的精英感到再也无法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并进而不再相信他们本身的合法性。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如果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一次使普通党员和民众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怀疑，那么于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党政高层所出现的种种信仰塌方现象，则迅速加剧了人民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不信任，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总书记带头，干部阶层已经逐渐脱离普通党员和群众，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特权。据说，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勃列日涅夫收藏的高级轿车达上百辆之多，并经常到全国各地著名的猎场打猎，他收藏了许多高级猎枪，打死的猎物不计其数。叶利钦曾经在其自传中披露：“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而与这种虚假的“共产主义”相并存的是，共产党高层已经普遍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在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的回忆录中曾披露，这位苏共总书记在位时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书记、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也曾将马克思主义斥为“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
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蜕变成了“官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党员干部为讨好上级、树立自身政绩的官僚主义经济。社会优质资源逐渐为党内的特权阶层所垄断，原本良性的社会流动也逐渐阻塞——除非在军工、高精尖科技领域有特殊贡献，普通党员和群众只能靠着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这就是苏联官方宣称已经进入“发达共产主义”时的情形，共产主义的信仰的上层建筑已经彻底被这种人为拉扯的“经济鸿沟”撕裂。
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逾8600万，而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干部迷信却几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不少后来落网的贪官污吏，都曾经热捧过这种文化：他们或频繁约请风水大师，或频繁出入道观佛院，更有甚者会因为所谓吉利不吉利的说法而大肆修建形象工程，导致劳民伤财。而这部分人究竟在多少程度上真正地信仰神明了呢?恐怕仅仅是为了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信仰罢了。虽然仅仅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任其发展，难免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苏联铁的事实已经向我们昭示，信仰关乎人心向背，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党员干部的带头践行与真心信仰，不能改善普通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无法解决官员腐败的严峻问题，即使用再华丽的辞藻包装，这种信仰也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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